世間「風箏」多是相似的命運

本文所記的郭有守，歷任國民政府教育廳長、外交官，又曾兼管電影教育，期間大膽建樹也官運亨通。一九六六年因暴露了「間諜」身份而黯然歸國，其間，國民黨指郭為大陸所「挾持」，而中共方面則指郭是「起義」。兩軍罵陣，大抵都不須依據事實。揆之當時的大陸方面，也只有「起義」一詞才最可能免去尷尬。但明明是地下工作人員，卻又由「卧底」變成「起義」，那數十年的「卧底」功勞，都給掩蓋了。此後郭氏十二年的餘生憔悴京華，過的是「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的日子，由此沉寂，直至去世，而死後又過了三十多年，沒誰提起，知者漸少。

諜戰片《風箏》海報

記奇人郭有守

文 | 許禮平

人說近代四川的奇人怪士多，我想郭有守該是當中一位。奇人總是有難能之處，我欣賞郭某數十年的官運亨通，卻能把「社會事功」和「個人志趣」截然分途。他當官的建樹是凌厲無前的，而志趣方面則數十年來都韜晦自好。他的人生，讓人看到「凌厲」與「韜晦」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在他身上得到統一。

「君行令、臣行意」（《史記》）

「君行令、臣行意」語出《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意思是說，君主是發施命令，但臣子卻是能參以己意去執行命令。這話就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相似。所以民初，朱執信給陳炯明詩「五湖去日臣行意」就是以這典故微諷孫（中山）陳間的態度。

而本文所記的郭有守，他曾當教育廳長、外交官，又曾兼管電影教育，而期間大膽建樹，有令人側目咋舌的。他沒有像其他當官者那樣一味因循，而是按政府條文意思，大膽參以己意，所以他的管區就和其他的有所不同。可以說是「君行令、臣行意」的結果。

郭有守

郭有守北大法科出身，留學巴黎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在抗戰期間，郭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曾規定四川省內所有能考上大學的學生，其學費和生活費由銀行貸款支付（見孫健三編著《中國早期電影高等教育史料文獻拾穗》）。

一九三二年曾籌創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而且是首屆執委，長期主持協會工作。另外又是電影檢查法起草人及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唯一駐會常務執委。他大膽將田漢、陳翰笙等拉入協會，令中國初生的電影業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

郭氏那大膽進取的「臣行意」做法，使得他能完成凌厲的「社會事功」。但反觀他的「個人志趣」，卻是反向的、低調而行的。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出自《論語》，但用來形容郭某對於文學和鑒賞的態度，那是恰當的。

當官的郭有守和文化人一直是密而不分的。遠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郭已在巴黎和徐悲鴻、蔣碧薇、張道藩、邵洵美、劉紀文、謝壽康、陳登恪、孫佩蒼、江小鶼、常玉等成立「天狗會」，郭更被會眾謔封為「行走」。這「行走」不知是取義於「南書房行走」「軍機處行走」之類，抑或是取義《水滸》的「神行太保」或黑社會「草鞋」之奔走傳令的含義，反正是團體中謔而昵的表現就是了。這「天狗會」的成員後來都聲名顯赫，試縷數一下。徐悲鴻、蔣碧薇是無人不知，不贅說了。張道藩是國民黨中宣部長。邵洵美是大詩人兼出版家。劉紀文是南京市市長（傳為宋美齡前度男友）。謝壽康是駐梵蒂岡大使。陳登恪是陳寅恪五弟、五四運動中堅，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孫佩蒼是國民參政會第一、二屆參政員，以收藏西洋名畫著稱於時。江小鶼是江建霞子，雕塑家，陳英士、陳三立的銅像即出其手。常玉，當年弔兒郎當的油畫家，這些年可紅得不得了，其遺作是拍賣場的寵兒……

郭有守三十年代在上海更與葉恭綽、蔡元培、胡適、楊杏佛、林語堂、邵洵美、鄭振鐸、戈公振、徐志摩等十二人創「中國筆會」，他被選為理事。抗戰期間，郭在四川又結識了很多文藝界人士，如雕塑家劉開渠，舞蹈家戴愛蓮，畫家吳作人、張大千、傅抱石、黃苗子、郁風等。可見他一直是熱心地和文化圈中人相處，但卻低調。

為什麼說是「低調」，因為讓人奇怪的是，郭有守終其一生，都不以文學著述面世。至於一九四一年郭氏與劉百川合著《國民教育》，及四川省教育廳出版的《國民教育論集》，則皆教育專業著作，與文學藝術無涉。

另外與此情況相似的是，郭氏精鑒賞，嗜收藏，但也是低調的。

由於他沒有《藏品目錄》及《讀畫說》之類的著作，那我們只能以他的書畫損失和捐贈來窺測了。

就目前所知他曾兩次遭遇大損失。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國內土改波及他的藏品，他寄存於兄嫂處的四大皮箱書畫在資中土改時悉數被焚毀。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因暴露了「間諜」身份而黯然歸國，未及撤離的藏品悉遭台灣當局沒收。但兩次的「劫餘」之物還是可觀的。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郭仍能先後向北京故宮博物院捐出文物及圖書共計二百七十五件，其中有傅抱石畫作八件，由此可見「劫餘」之物仍非少數。而據張大千的年表，一九五三年條中也有郭氏捐贈藏品的記載：「張大千好友郭有守贈大批藏畫給巴黎賽努奇博物館，包括張大千畫作精品。」可以說，對於文藝和鑒賞，郭有守意趣的態度就是「信而好古」，同時也是低調地「述而不作」，聚散也無所縈懷。

「瓦裂人間事，雲浮身後名」（陸遊）

郭有守在事業鼎盛時，遇上挫折事，黯然歸國，從此十二年的餘生憔悴京華，過的是「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的日子，由此沉寂，直至去世，而死後又過了三十多年，沒誰提起，知者漸少。

可是近幾年，就國內而言，郭有守這名字忽又「人氣」旺起來，許多回憶紀念的文章在書刊、網上都可以讀到。文章作者有親屬，有文史愛好者……更有列明由統戰部組稿的，可謂漪歟盛哉！

這些回憶文章都無一例外地會提到他一九六六年在法國機場的事。這是郭生平中最濃重的一筆，但可惜的是大都含糊其詞，甚至在敘述上年份、人物和地點都不那麼準確，而一些應有的關鍵敘述都忽略了。

為此，須重新一說筆者所知的一點始末。郭有守是以台灣當局駐比利時工作人員的身份，跑到中國駐瑞士使館和中共高層見面時，被瑞士當局錄了音，一出使館即被逮捕。以後是瑞士方面從其所願，將之驅逐至法國，再由法國登機經莫斯科返北京。其間，國民黨指郭為大陸所「挾持」，而中共方面則指郭是「起義」。兩軍罵陣，大抵都不須依據事實。揆之當時的大陸方面，也只有「起義」一詞才最可能免去尷尬。

本來，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間諜，而天下也沒常勝這回事。偶然的失利肯定會有。郭既失利，又不能像吳石中將那樣成仁，那隻好算是「起義」回歸了。礙於國際視聽，即使「起義」是「假戲」，但也必須「真做」，於是郭回國後《人民日報》即刊載其「起義聲明」。

但明明是地下工作人員，卻又由「卧底」變成「起義」，那數十年的「卧底」功勞，都給掩蓋了。因為據筆者估計，郭有守在三十年代該已為中共效力。他的岳丈大人楊度是一九二九年入的黨，郭是否受岳丈影響未見記載，但他主持的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當中左翼人士居多，如田漢、共產國際的陳翰笙（佐爾格領導）等，令中國電影業由一開始就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其推薦海內外參加比賽的電影，也是左翼的多，得獎的電影不是田漢的、夏衍的，就是蔡楚生的。反而國民黨中央黨部拍的電影要參加比賽卻被郭有守等人刷了。單單一九三三年，夏衍領導創作生產的二十六部左翼電影，郭有守全部發放「准演執照」，而同時禁演二十一部非左翼的國產電影，讓這二十六部左翼電影有足夠的票房空間。以此觀之，或許三十年代郭已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1934年春，郭有守（右二）在蘇州拙政園教育電影拍攝現場視察

可以作為佐證的有黃苗子在二〇〇四年底「答李輝問兼憶往事」中謂：「雲慧，即楊雲慧，楊度之女，郭有守之妻。郭是四川教育廳廳長，國民黨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高官。解放後，郭（地下黨員）與雲慧假離婚，但卻釀成悲劇。雲慧那時在科影廠工作。」黃苗子在談話中直指郭是地下黨員。這番話後來發表在李輝的《吳祖光和他的日記》一文中。

其次是郭有守的妻子楊雲慧回憶中透露：新中國成立之初，楊雲慧自倫敦歸國，而郭有守在巴黎來信「表示有意回國內來參加工作」。但「領導上認為，郭有守目前在巴黎的工作條件很好，可以繼續留在那兒為國效力，暫時不必回來」。但這些敏感意見又不便在信中傳達，組織上讓楊借口出去接孩子，再去歐洲，「當面向郭有守說明白」。一九五〇年四月楊到了巴黎，「並安排好郭有守為黨工作的關係」。楊頗自豪地清楚交代，「這一次出國，因為是組織上交下的任務，心裡比較高興」。

也許當時的郭有守「起義」之說是臨時遮掩的做法，但從郭返大陸之後的生活安排而言，似乎又是一出弄假成真的劇了。這是後話。而現在說到的卻是這「起義」之說，可難為了寫回憶文章的親人，因為郭與家人分別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消息隔斷了十多年，情況是互不清楚的，那種糊塗，也是不能過問的。甚至後來郭有守「起義」歸來的消息也是由統戰部門通知才知道的。那麼家屬寫的回憶，自然要按此統一口徑。

因此，那些由統戰部統一命題的回憶錄就有令人越讀越糊塗的地方。真正是「流傳不實，訛為丹青」了。如郭有守的兒子就這樣說：

（郭有守）在瑞士與中國大使館聯繫時，不慎被聯邦特工部門竊聽了電話，所以一出中國使館，就遭到瑞士警方拘捕，後來通過外交斡旋，父親（郭有守）才離開瑞士，到法國的中國使館避難。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中國駐法使館的嚴密布置和法國政府的配合下，父親被護送到巴黎機場，當他正走出候機室，只聽到好像老朋友在喊：「子傑，子傑」，原來是國民黨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席代表陳西瀅。父親恐被劫持，不敢回頭，在兩旁護衛的簇擁下，疾步登上飛機。（見郭安東《我的父親郭有守》）

我們再來聽聽另一方面的說法。據與郭共事又在巴黎機場參與營救行動之陳西瀅，案發後不久有一長函與他的老友兼領導王世傑（時為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詳述當時情狀，其中八處順序述及郭有守的行蹤。今節錄要點，參以「中央社」前社長黃天才當年對筆者解述該案時的說話。

二月十八日郭（有守）經巴黎去日內瓦開會。二月二十四日晚曾在劉藎章（駐瑞士「大使」）公館酒敘。二月二十五日晨李曼平君去送行，郭已離旅館，到車站，車上亦尋不到。但亦不以為意。三月二日比文化參事處助理傅維新君按預定時間去接車未接到，又接李小姐信問何故失約未去Zurich，方開始打聽，知道已失蹤。三月十日得閻部長電，方知子傑被捕。三月二十四日得外部電，說子傑廿一日被釋，他曾請求政治庇護，瑞士拒絕，乃要求來法。外部囑我去見他，詢問經過，及探聽原因及意旨。當即託人往訪其門房，則他未回，打聽他所熟識之法國友人，均未見。三月二十五日晚，得周麟電話，說中共八人，押二卡車到郭寓，將存物全部取去，卡車上有外交表記，為首宋姓留下地址電話，均為中共使館。三月三十日此間得密報，子傑將於二時二十分乘機去莫斯科。弟與周麟夫婦及齊佑趕去機場。到機場時有中共壯年二十人，三三兩兩布列各處。已有三人正在交驗護照，一人在中，穿了極大的外套，頭戴大幾號之帽，眼戴大黑眼鏡，弟走至其近旁，認出是子傑，即拍其肩呼之，四五壯年立即湧上將我們分開，不能得近，左右二人即將中間一人拉到裡面去。

據此報告可知台灣官方到三月二日才知道郭有守失蹤。據「中央社」前社長黃天才丈與筆者言，郭有守在瑞士被捕，台灣當局最初完全不知情。當時負責歐洲事務的陳雄飛（駐比京「大使」）不在瑞士（不知去了哪裡）。中共遂把郭弄到法國去。

又據黃天才丈透露，當時台灣當局曾成立專案小組處理此案，要爭取郭有守。此事或是由陳雄飛負責。當時台灣當局各方特工彙集巴黎，伺機而動，而台灣有關方面也得到法國警方幫忙，法警方答應：

一、絕不容許中共秘密運走郭有守（其間中共也作出保證，絕對堂堂正正出境，連哪一班機都可以通知）。

二、離境時若郭有守呼救，表示不願去大陸，法國警方要即時插手阻止，保護郭的個人意願。

另巴西作家許啟泰在《張大千的悲劇表弟郭有守》一文中，也為此事另存一梗概：

……據國府陳雄飛大使稱，郭是在瑞士開會期間，因與中共高幹交換情報，而被瑞士以間諜行動被捕，但郭實際所交之物，是轉給其在大陸妻子所要的香水等化妝品，這自然可能是一種障眼法。郭被保釋後，瑞士當局曾問其意欲何往？郭答法國。不料一入法國就渺無音訊。後來陳大使得到消息，說郭將被押往大陸，立即趕去機場，只見郭正由約廿位彪壯華人青年圍擁上機，郭亦發現陳大使到場，而頻頻回首相視，形容沮喪，不敢言語，國府方面居然無計可施，眼看被挾持而去。

「竟為妻子累，遂作死生分」（張大千）

另外，當郭有守「出事」後，張大千曾寫「罵子傑」詩（郭別字子傑），用以表示撇清關係。但這詩題滑稽，本來稱別字是一種尊重，罵人則該叱名而罵。如罵「一夫紂」，如罵「秦檜」，如罵「嚴嵩」，那都是不客氣叱名。總不會到秦檜墓罵句「秦會之」﹐再說「十奏嚴分宜」吧？張大千這溫情脈脈就和台灣官方當時的「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政治氣氛很不相稱呢！其實，張大千罵在口邊，疼在心裡。

但最近翻查新版的張大千詩文集卻沒「罵子傑」這題目了，只有一首「聞郭有守變節」的詩，到底是另作，抑或是舊作改了題目？那未能推究了。詩云：

落拓杜司勛，長貧鄭廣文。

竟為妻子累，遂作死生分。

人道君從賊，吾道賊陷君。

已枯雙眼淚，音訊不堪聞。

詩寫得好，畫人的詩足令職業詩人慚愧。中間兩聯都是十字一句直落，那「竟為妻子累，遂作死生分」「人道君從賊，吾道賊陷君」是善體人情，能分析入微的。大千是不避嫌地為表弟辯白，也表達心底的懷念。大千晚年在台北嘗向香港弟子李喬峰垂詢有關郭有守消息，但當時李喬峰對郭是一無所知，自然無法復命。到大千歿後，李偶爾跟筆者語及大千曾有此一問，筆者遂告李翁郭氏在京的點滴情況，惜已無法轉知大千了。

郭有守（左）和張大千在八德園張大千自立筆冢前

大千是聰明人，當年對於表弟郭有守曾為中共地下工作者，該有所覺察的，只是沒有捅破而已。在大千歿後六年，其在巴黎時的朋友林藹女士撰有《張大千在巴黎》一文，就透露出郭勸說大千返大陸一事。文說：

有一天我（林藹）和另一女學生到郭家去，入得門來，感覺到張先生和郭有守正在爭吵之後，張先生忽然對我說：「林小姐，你也替我想想，共產黨要我回中國去，我欠了十五萬塊美金的債，他們也願替我負責償還，但我這一大家子人，靠我一人賣畫討生活。在那邊又不能賣畫，我又不會勞動，將來的日子怎麼過……」郭有守不等他說完就不耐煩地說：「她們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何必對她們說這些廢話！」我們嚇得惶恐不堪，趕忙敷衍幾句溜去看電影去了。

林藹的描述，讓人看到郭有守和張大千兩人間的不拘形跡。從前大千到歐洲，是離不開郭的。郭本身喜好收藏，常與大千在巴黎逛古董市場。大千不擅英語更不懂法語，郭有守則通曉英法德諸種語言，在法蘭西文化界吃得開，所以大千在歐洲各國舉辦畫展的接洽推動、登廣告搞宣傳、拜會畢加索等，都由郭有守打點安排。在巴黎，大千偶住大使館武官處的大房子，而多住在郭有守的私寓。

自郭有守事發之後，張大千即命葆蘿赴巴黎，向郭的助理傅維新了解情況，並取回留在郭家的書畫物品。而大千畫上帶子傑款的書畫，都作為郭有守個人財產被台灣當局當敵產充公，後來撥歸台北歷史博物館保藏。今天台北歷史博物館所藏張大千作品有不少就是來自郭有守的。郭出事後，大千從此不再到歐洲了。

大千詩說的「竟為妻子累」，這裡得說說郭有守的妻子楊雲慧。楊氏是楊度千金，光華大學學生。楊雲慧喜愛劇藝，而劇藝界大都較左傾。楊雲慧嘗請田漢導演，楊登台演左翼話劇，還上了上海的小報，被乃父楊度狠罵一頓，命令她即時退學回家嚴加管教。舊日一般人把楊度視為帝制餘孽、籌安六君子，而不知他後來做孫中山密使，更不知他與李大釗老友，更在國民黨「四一二」清黨之後投共，系秘密黨員，由周恩來、潘漢年直接領導，夏衍單線聯繫。如此敏感的身份，不容千金胡亂搞混而危及地下工作，或因此讓楊度叫楊雲慧二哥楊公兆介紹對象，趕緊把雲慧嫁掉。楊公兆介紹同在南京的郭有守，雖然郭大雲慧許多，楊度仍同意這門婚事，還請得郭有守恩師蔡元培做證婚人，在上海舉行婚禮。雲慧母親後來向雲慧透露，楊度要雲慧嫁郭有守，還有一層考慮，郭是國民黨的官員，當時色彩偏右，可以沖淡一些人對楊家的看法，有利於楊度的工作。楊雲慧不知是否得了乃父左翼的遺傳基因，抗戰期間在成都與文藝界人士往來密切（她最羨慕郁風）。有一次跟某批左翼人士聯名發表宣言，惹怒時為四川省主席的張群，張把部下郭有守叫去訓斥一頓。

楊度（中坐者）合家照。後排左三楊雲慧，左六郭有守

郭有守派駐法國時，是帶妻兒赴任的。京滬解放前夕，楊雲慧說回上海探親，先到香港，住太子道呂恩和吳祖光寓所。吳帶楊見邵荃麟（新華社香港分社文委、南方局文委書記），邵傳達夏衍邀她上京參加首屆文代會，楊遵命而行，在京見到周恩來。前已道及楊雲慧後來透露出，郭有守此時想回國工作，上頭要郭原地候命。一九五〇年楊再去巴黎，「並安排好郭有守為黨工作的關係」。准此推斷，郭有守最遲在一九五〇年春已成為中共地下工作者了。而楊該是郭的上線人，所以大千詩有「妻子累」之說了。

郭有守身為台灣國民黨外交官，而妻子定居大陸，總有不妥。所以郭在巴黎時，「一天到晚說跟太太已離了婚，因為政見不同云云」（林藹《張大千在巴黎》）。這種表態是顯示與返大陸的老婆劃清界限也。為了地下工作的特殊需要，有關組織部門辦了一紙假離婚證書。這就是本文前面所引的黃苗子說的，日後衍生出不少麻煩來。

「別有尊前揮涕語﹐英雄遲暮感黃金」（龔自珍）

郭有守歸國後，也有些關於書畫的插曲。話說抗戰勝利後，郭有守奉派赴法蘭西。而傅抱石當時已成大名家，但抗戰期間華人普遍窮困，只求溫飽，哪有能力去購買書畫。不知是傅抱石委託還是郭有守提出，傅抱石將畫作六十幅交郭有守帶去法國，在巴黎東方藝術博物館舉辦展覽，也順便銷售出二十七幅。唯當時國共內戰，兵荒馬亂，鼎革之際，郭、傅斷了聯繫。新中國成立後，郭是國民黨官員且人在巴黎，傅在南京，不可能聯繫，當時傅也顧不了這些畫作，反正傅畫那時沒這麼值錢。

「文革」前夕郭有守由巴黎飛返北京，住建國門外大街靈通觀國務院的房子。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傅抱石的朋友，科學院考古所外號「假洋鬼子」的王俊銘，也住建國門外大街寓所，有一天在陽台朝下看，發現頭亮亮的郭有守走在大街上，始知道郭在北京，立即寫信告訴傅抱石太太羅時慧（王俊銘八十年代見告，二〇一三年再重述），其時傅抱石早已過世。筆者曾打電話向傅二石兄了解此事。二石說，一九六六年他們看《人民日報》，有報道郭有守回來，連某某去迎接也寫出來。其時傅抱石過世不久，羅時慧遂托郭老（沫若）了解郭有守在什麼地方。郭派秘書王廷芳處理。王廷芳本來系公安系統的人，容易找到郭有守，回報羅時慧。但所回的話顯示郭有守向王廷芳撒謊，郭有守說的是傅抱石托他賣的畫已賣了，錢也匯與傅家了。羅時慧與王廷芳說，新中國成立後匯錢必須經中國銀行，一查即知；也真去查了，明確沒有郭匯款記錄。新中國成立以來，傅家一毛錢也沒收過。至此郭有守只好坦言錢已花光，沒有辦法。但透露尚有一半三十多件未賣出的畫存放在巴黎東方藝術博物館。羅時慧遂通過郭老，再由外交部出面協助，派員持郭有守親筆信函，向法國東方藝術博物館索回，法方同意，但要求先辦個展覽，結束後再歸還。歸還就歸到故宮博物院去了，這是當年羅時慧答應捐獻的，大概也是郭沫若出的主意吧。而故宮博物院當日發獎金三千三百元與羅時慧，作為答謝。三千三這個數目在七十年代初的中國是筆巨款。

其實委託郭有守售畫的不止傅抱石、羅時慧夫婦，徐悲鴻前妻蔣碧薇也同樣托郭有守賣畫，也同樣沒收到錢。九十年代初，「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陳康順曾私下語筆者，他也聽到蔣碧薇托郭有守賣畫沒收到錢的傳聞，而郭已投大陸，又怎麼可以付款與身在台北的蔣碧薇呢。郭有守與徐悲鴻、蔣碧薇多年老友，在南京時同在傅厚岡比鄰而居，郭每天早晚都到徐家去一趟。抗戰在四川重慶，郭又騰出兩間廂房招呼較遲入川的徐悲鴻、蔣碧薇伉儷一家幾口，後來徐蔣雖然離異，郭與蔣仍保持友誼，而且大家都是「天狗會」多年老友，賣畫又沒幾個錢，也就算了。此事的準確性如何？現已無法找人核實，蔣碧薇的回憶錄也沒提到。這就是命里無時莫強求的道理。

不知是否郭有守因代傅抱石售畫而未能把畫款結清，在回國後更加無力償付，倉皇間還用謊話搪塞，大抵心有歉疚。抑或是日子吃緊，是到了「一分錢逼死英雄漢」的床頭金盡、壯士無顏之時？況且在那年代私人文物都是「四舊」，社會有一種力量要摧之而後快的。倘幸運的，會遇上政府人員日夜輪番動員捐獻歸公，還可以作一種愛國表現。在那年代文物不能私賣，也無私人敢買，獻給國家卻可得美名且有獎金，這該是最佳出路了。郭有守不似是貪財的人，也不是「拆爛污」的人，或者是出於前者的這些考慮，郭將他私人所藏的文物、圖書捐獻給了國家。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二部致函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告知一九六六年起義回國的原國民黨駐比利時使館文化參事郭有守願將一批文物及資料捐獻給國家，經詢問郭沫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辦公室，囑與王冶秋聯繫此事。故宮博物院革命委員會按照圖博口（即圖書博物館系統）領導指示，派工作人員於當月二十五日到郭家取回陶瓷、繪畫、中外文圖書等一百一十九件。一九七二年三月十日，郭有守先生又向故宮博物院捐贈一批文物、圖書，共計一百五十六件，其中便有傅抱石畫作八件。故宮博物院為表彰他的兩次捐獻活動，遂決定頒發捐贈證書與獎金。一九七三年一月，故宮博物院派工作人員將獎金送交郭有守先生。（汪丌《傅抱石畫作入藏故宮博物院的歷史細節》）

郭有守在法國時手面甚闊，「生活頗為豪奢」。林藹的文章透露，郭「每天花在買古董上的錢起碼六七十元美金（那時六七十元美金價值很高）」。人們不得不懷疑，錢從何來？所以當郭身份暴露，其財政來源即被疑為中共所提供。有人懷疑郭為了買書畫古董，需款甚殷而從事「間諜」工作，即是為了金錢而入局的。持此看法者，或將郭的品格低估了，郭可是在三十年代已為共產黨工作，那個時候這是危險的事情。

郭有守返中國大陸之後，掛在什麼單位，未見透露。但從其捐獻文物由總參二部出信，當與此單位有關。總參二部系軍方情報部門，與郭所從事者大有關聯。既是軍方情報系統的事情，牽涉國家機密，不便打聽也無從打聽，我輩平民只好靠猜測了。

郭的「起義」是「假戲」，但卻是「真做」了。這可以從他歸國後的待遇看出來。他妻子楊雲慧的回憶文字說道：「這時已找不到管事的幹部，他的工作也得不到安排，學習和勞保都沒有份兒，只能整天在家看報紙，越看越不懂，這局面怎麼會是這樣的呢？他老是一個人在那裡唉聲嘆氣，愁眉不展。我也很擔心禍及家門。」

從上可以推測，這顯然是不信任而給予投閑置散。郭有守歸國不久碰上「文革」，全國大亂，人人自危，郭有守的確很不解，問楊雲慧：「你們多年來就是過的這種日子嗎？」楊雲慧也很無奈，還「擔心他再問出什麼不妥當的話來，連忙捂住他的嘴，叫他不要問了」（楊雲慧《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郭有守剛「起義」歸來，新鮮熱辣，或受特殊照顧，萬幸沒有受紅衛兵衝擊和批鬥（早一年回歸的李宗仁卻倒霉被批）。但他的親屬則沒有這麼好運，夫人楊雲慧的大哥在北京被批鬥，楊母在上海被作為賣國賊、地主婆批鬥，四弟公敏被關進牛棚，五弟公武被批鬥想入牛棚而不準，弄到自殺，楊雲慧兩地奔走撲救，疲憊不堪。郭有守外母雖有章士釗出面請周恩來保護，也是受不了，憂憤而卒。只因當時楊度的黨員身份未公開，仍是頂著帝制餘孽的黑帽而禍延闔宅。郭有守的歸國迎來的是家破人亡，其本人則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郭有守因腦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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