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吾師劉錫慶先生

家裡有一隻帶把手的玻璃水罐，一半透明，一半毛玻璃，外壁印著一束紅白相間的百合花，法國貨，美而厚朴。二十多年了，搬了四次家，打碎了無數杯盤，惟有這隻罐還好好的，一直默默盛著水，使我心裡安穩。

那個送這禮物給我的人，仍在眼前笑眯眯的——他打開簡凈的紙盒，裡頭躺著六隻嬌憨的小杯子和這隻憨厚的大罐子：「送給你和小費的，祝你們白頭偕老啊。」

那時我二十齣頭，研究生二年級，與寰的戀愛談得漫長，仍願彼此相守，於是登記結婚了。於是他送了這精緻實用的結婚賀禮。這美而厚朴的水罐，自此便沉默結實地陪伴著我們的生活。我認為它會一直陪伴下去，即使不常看著它，它也不會破碎和消失，就像送這禮物的人一樣。反正我是一直這麼想的。直到2017年1月15日下午，我被告知：這個想法是不對的。那個人，那個笑眯眯祝福我們的人，我的導師劉錫慶先生，不打招呼、毫無預兆地離開了，破碎了，消失了，永不回來。　　

跟師母通完電話，視線模糊，茫然大慟，執拗地尋索導師的痕迹。嗯，水罐還在。他的書還在。2011年7月26日與寰一起，和導師師母、宗芳斌師兄一家以及葛海亭師弟的餐後合影還在：每個人都笑呵呵的，似乎未來還有無數這樣的日子，想聚多久就聚多久。　　我不敢確定自己有多了解錫慶師。我生命中的困惑和痛苦不曾都與他談起，他與我也未曾。我不知他人生的危機時刻為何，他於我亦不知。我甚至都未對他表達過此種好奇，他於我亦沒有。更甚至，身為他的學生，我都未曾深究過他投身多年的寫作學和散文學，他於我亦不曾表示過此種期許。

二十四年的師生關係，在毫無壓力的和風暖陽中度過，連陰天毛毛雨都稀少。一切似乎是過於必然了，就像一部手法老派的文學作品，缺少陌生化，令人熟悉安適而又昏昏欲睡。

我對人談起錫慶師時，會說：他是個德行高潔溫厚寬容的好人，我愛他像愛父親一樣。這話里有親情，也有遷就——他像父親一樣於我親，於我有恩，他已盡己所能地對學生好，因此我不能要求更多了。「不能要求更多」這句話里，已隱含了對這種過於「必然」的關係的些許疲憊罷。　　

直到有一天，死亡裂開無法跨越的深淵，陌生化視角突然出現，我才看見，這過於「必然」的師生關係里，那永存於心的部分。　　我沒看過心理醫生，但以我暗無天日的心理體驗和粗淺的心理學知識，可以斷定：從初三到大學，我一直患有不輕的青春期抑鬱症——絕望，沮喪，自我厭惡，自我責備，無法與人交往，無法集中注意力，拿著書看不進，看電影看不懂，感到被全人類拋棄，不配做任何事……

但可怕的是：我必須考研。因為我的男友寰已畢業留京。他是我與世界之間唯一的通道。只有他能容忍我的醜陋絕望。只有在他的目光中，我才敢活下去。因此我必須考研，留在北京。不能本科畢業去工作嗎？不能，我害怕工作。我也不可能找到留在北京的工作。這個抑鬱笨拙的大三女生沒有任何選擇，只有——「必須考研」。　　

考誰的研呢？茫然中，想起不久前見到的場景：一位高大魁梧的教授和三位英氣勃勃的研究生師兄走在黃葉鋪地的銀杏路上，討論著什麼。我聽不見他們說話，但喜歡他們言之有物的神情，以及這種神情透露出來的無拘無束的精神關係。雅典學園的林蔭道上，柏拉圖和他的學生們也是這樣邊走邊談的吧……嗯，雅典學園，我喜歡。　　

那位教授就是劉錫慶先生，那三位幸運的男生是他的研究生。劉先生沒給我這屆上過課，但北師大中文系學生沒有不知道他的。系裡的名教授分兩種：一種是名師高足，比如陸宗達先生的弟子王寧教授，李何林先生的弟子王富仁教授，黃葯眠先生的弟子王一川教授，啟功先生的弟子趙仁珪教授和郭英德教授，等等。

一種靠自我修為，比如中國當代文學教研室的劉錫慶教授和任洪淵教授。任教授是詩人，思維奇崛，才氣磅礴，教我們這屆，直接勾起我的創作欲和對當代文學的興趣，但我考研這年他不招生。

劉教授是學者，他的名望由傳說構成：1980年代，他在電視上給全國數百萬電大學員授課，他寫的教材動輒發行幾百萬冊；他在上海的萬人體育場講授寫作課，全場鴉雀無聲座無虛席，他則氣定神閑舉重若輕……我準備考研的1992年，劉錫慶教授已轉向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但他八十年代的光環依然耀眼，令我感到，要想被他從無數考生中注意到，真是需要投胎轉世……學兄學姐出主意：近水樓台先得月，你先去認識一下劉先生，讓他對你有個印象嘛。如果是壞印象可怎麼辦……別想它，閉上眼睛去試試，見人總比死容易些……　　

大三下學期末，1992年的一個夏日，我強忍恐懼，站在劉先生的家門前。這是我上大學以來第一次去老師家，還是這樣一位素不相識卻命運攸關的老師。那位高大魁梧的教授來應門了，方臉，笑眯眯，眼鏡片後的目光是藹然的審視。落座，聊了幾句閑話，劉先生便問我：本科畢業論文打算寫什麼題目？　　

我：關於新寫實小說的。（也許稍需解釋一下「新寫實小說」：它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大眾讀者被先鋒小說「看不懂」的形式實驗嚇跑之後，由劉恆、池莉、方方、劉震雲諸作家開啟的小說潮流。他們回到「看得懂」的寫實傳統，但也並非經典崇高的現實主義，而是普通人視角，零度情感，寫生活的柴米油鹽灰暗瑣碎，由此，偽理想主義的道德幻象被打碎，人生被描述為一場場卑微虛無的苟活。）　　

劉先生：你怎麼看這種小說？　　

我：我覺得新寫實小說的人生態度，和中國的道家傳統一脈相承……　　

劉先生：哦？為什麼？　　

我：嗯，我這麼想是因為……《道德經》、《莊子》和新寫實小說讓我感到了一種共通的東西……一種否定和取消生命意志的東西，讓我感到憋悶……　　

劉先生：誒，這觀點蠻新穎，還沒有批評家談過，你可以寫進論文里。　　

劉先生接著提起蘇童、葉兆言等作家的新歷史小說，談到他們的創作觀念：作家不必依賴外部的生活閱歷，也不必深究歷史的細節，只要他有獨特內在的生命體驗，把敘事空間「做舊」，外化出這些體驗來，就是新歷史小說了。　　

他：你覺得這種寫法怎麼樣？　　

我：這個……這個寫法，好像比較適合我這樣的人……　　

他：為什麼？　　

我：因為，因為我也沒什麼閱歷，也沒有歷史的學問，可我好像蠻有內在體驗的……　　

他被意外地逗樂了。我感到不再緊張，稍稍舒展了打結的神經，繼續跟他談下去：——老師，為什麼我有內在的體驗呢，因為我從十四歲開始就每天想到死，之所以強忍著活下來，是因為我還不知生命的甜味，還不甘心死而已，其實我已歷盡磨難……　　

——哦？什麼磨難呢？　

——不敢動彈，不敢自由，不敢生活的磨難。不知所措自我厭惡一成不變貧乏空洞的磨難。老師，我就像被下了緊箍咒，被一種與生俱來的恐懼攫住，凝固。我多希望有個具體的磨難，能震碎我充滿恐懼的生活！因為我是這樣地不敢生活……假如我寫小說，我就寫一個不敢自由的人獲得自由的故事。但怎樣獲得自由呢，老師，您知道么……　　

——自由……我們這代人也不得自由，但跟你的相比，是另一個故事。你的故事我沒有體會，但可以試著理解……　　

——假如您理解卡夫卡的大甲蟲格里高利，您就能理解我……我就是那隻後背嵌著蘋果、無處藏身的大甲蟲……它的路，沒有來處，沒有盡頭，真怕我的生命一直這樣下去啊……　　

我獃獃地坐著，在腦子裡，跟眼前這位溫和微笑的長者排演神經兮兮的劇本。啊，我是那麼緊張，內縮，怕人，卻不知為何不太怕他，幾乎可以鎮定地跟他說話，而且想多多說話。但是，但是我不能太占他的時間，不能太討厭，我得走了。於是我突兀地起身告辭。他把我送到門口，笑眯眯地：「好好準備吧，祝你一切順利。」1993年9月，我成為劉錫慶先生的研究生。同入師門的，還有師兄師姐師妹各一枚。平生第一次有了一個小小的精神共同體，我慢慢有點開心起來。我們時常一起到導師家去，開懷大笑，輕鬆暢聊，錫慶師像個寵孩子的好父親，笑眯眯地聽我們說話，不時地評點幾句。我的那個緊繃、自卑而魯莽的自我，在他那變成了「敏感」「銳利」「真」「有才氣」「有個性」——其實，那是我想成為的，但在他的目光里，卻是已經存在的。在他長久創造的毫無苛責、愛意盈滿的氛圍中，那個抑鬱內縮的女生，感到許多溫暖和安全。　　

錫慶師多年被學生環繞，深知這些「長身體」的年輕人有多窮，多饞，於是留我們吃飯。記得第一次開伙，眾師兄姐妹都宣稱會做菜，我認領了西紅柿雞蛋湯。眼見我把切好的蔥花西紅柿直接丟進鍋中冷水，他一聲斷喝，救出西紅柿，一邊把湯做完，一邊對我搖頭嘆息：「你這個書獃子呀，女孩兒家不能啥菜也不會做呀，否則你男朋友多可憐呀。」師兄師姐妹的手藝也好不了多少。那頓飯，幾乎每道菜都以我輩的咋咋呼呼始，以錫慶師的力挽狂瀾終。　　

自此，我們便盼著導師「召見」。其他專業的同窗被導師召見時都會忐忑不安，我們不。如果一個月了導師還不張羅，我們就會嘴裡淡出鳥來。於是師兄語重心長地喊上我們：「走，去導師家請教一下。」於是我們浩浩蕩蕩地去「請教」。於是導師再也不讓我們荼毒食材，都是師母下廚，我們跟他聊天。

於是師母做完滿滿一桌京味菜，喊我們入座：「你們慢慢吃慢慢聊啊，我還有事出去一下。」於是我們心安理得地跟導師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撫今追昔，談天說地，放心地認為師母真的「出去辦事」了。1993年到1996年，我們不知在錫慶師家進行了多少頓問學與解饞相結合的「教學相長」。　　有些聊天給我印象甚深。有一次，錫慶師說某位學生學問很好，只可惜太安於象牙塔中，而真正的文學人，那是要有真切的生命體驗和歷史經驗的，重大的歷史事件是應當在場的，你只有親臨第一現場，才能看到真實的眾生，真實的中國，別人的轉述都是二手的，這樣，你才能歷練出自己獨有的洞察力和歷史意識來。因此，錫慶師勸導那位學長離開書桌，到當時的大事現場去觀察和感受。

「重要的歷史時刻，你要敢於在場，敢於作見證——當然，你要盡量保護好自己，別做無謂的犧牲。」他對TA說。他把這話重複給了我們。這時的錫慶師不再笑眯眯。他在強調精神創造力的原則。創造的基座則是真。真則帶來風險。而他不主張任何迴避風險的平安——雖然他愛我們。　　有時，錫慶師會對我們談及一些老先生。1990年代初的北師大中文系，早已不是老先生們的中文系。鍾敬文、啟功先生還健在，但已不再授課。他們住在師大北邊的小紅樓里，履行著聖誕老人式的職責——我們本科畢業時，被允許穿著學士服，每人單獨和兩位老人家合一張影，算是這所名校名系贈給畢業生的一份臨別土產——兩位老先生的形象，是唯一一點傳統的印記了。

給本科生講課的是中青年教授，從他們那裡，很難聽到黎錦熙、劉盼遂、黃葯眠、譚丕模、穆木天、陸宗達、李長之先生們的舊消息，甚至連名字也不大提起。直到錫慶師教了我們，才稍稍知道一點老先生們的當年事。錫慶師1938年生於河南滑縣，父親是物理學教授；1956年考入北師大中文系，1960年畢業留校，老先生們的課他都上過。

教古典文學的譚丕模先生衣著考究，湖南口音，上課只講他的講義里沒寫的內容，若課已講完，沒到下課時間他也照樣下，絕不走形式；1958年出國訪問，他與鄭振鐸先生一同遭遇空難。這已算是「善終」。

王國維先生的弟子劉盼遂先生，衣著打扮像個農民，經史子集無所不通，年輕時著述頗豐，1949年後述而不作，講課風趣，與人為善，從未樹敵。因家住校外，被34中的紅衛兵小將抄走所有善本書，並施以打罵凌辱，他的兒女向北師大籌委會求救，領導們置之不理，劉先生遂被頭朝下摁在水缸中溺死。

以評論魯迅著稱的李長之先生，才氣勃發頻出新著，只因一篇溫和的雜文，被打成「右派」，飽受類風濕病折磨的他，被罰常年清掃廁所和樓道，一趟一趟，一瘸一拐，去倒大便紙；捱到新時期，得以平反和落實待遇，先生卻已喪失研究和寫作的智力體力，病逝於北醫三院……　　

錫慶師講這些時，面色平靜，語調和緩，時不時會冒出幾個尖利的詞，那是指向讀本科時的自己——「那時我就是個十足的庸眾，傻瓜，沒頭腦，沒勇氣，冷眼旁觀被批判的老先生們，同情，害怕，又覺得挺新鮮。」　　我們四人的研究方向，都是在餐桌上跟導師確定的。錫慶師的研究領域在當代散文，但他並不要求我們跟著他研究散文——一切只需憑自己的興趣。我和師兄的研究方向是當代小說，師姐研究報告文學，師妹研究當代散文。一次，當我們煞有介事地邊吃喝邊說「研究」這「研究」那時，錫慶師幽幽地來了句：「其實，一流才華搞創作，二流才華才做研究呢。」

此話引來一片靜默。那您算幾流呢……我們又是在做什麼……

「你們啊，不要整天埋在論文里。將來能創作就盡量創作，只有創作里才有真自由，真生命。即便你們真去搞批評做研究了，也得有點創作經驗才能說到點子上。」

可是導師啊，假如我們都去爭當「一流人物」，只創作，不研究，將來誰繼承您的衣缽？誰能在學術界說：我是劉錫慶先生的學生？您將很快銷聲匿跡，就像您從未存在。那時您怎麼辦？老師，您這不是「羅慕路斯大帝自毀羅馬」嘛？ 　　

「無所謂。虛榮浮名都是給人看的，沒有意義。你們只管發揮自己的才能就是。假如你們真喜歡做研究，那也要做有才華有創見的研究。盲從權威、故弄玄虛是不行的，離經叛道、敢做異端才有出息。搞文學就得有點異端精神，平庸是最大的不道德。」說著，錫慶師笑眯眯地夾起一根京醬肉絲，放進嘴裡。

這使從未出過校門的我下意識地以為，「異端精神」是極容易而又受歡迎的，是理應被無條件鼓勵和接納的，平常得跟京醬肉絲相仿。我的寫作本來就有點任性刁鑽，在錫慶師「沒有不允許，沒有不可能」的寬縱下，愈發放肆起來：角度、觀點和行文求尖求險，只要能自圓其說，導師皆會認可；若語言漂亮，文體別緻，他就毫不吝嗇地大讚了。

「在藝術的王國里，是沒有平庸者的戶口的。」這是他的口頭禪。啊，我真喜歡這個這老頭——心腸那麼仁厚，脾氣那麼溫和，卻對一切不拘成法之物敞開心胸，對藝術平庸橫眉立目。我貪婪地將此照單全收，滋養未來的歲月。　　研究生畢業後，我做了十幾年的文學批評。斷斷續續產量很低，但總算不苟且地遵循恩師無言傳遞的道德律令。對「文壇外作家」王小波、木心文學價值的反覆標舉，對莫言、賈平凹、王安憶、林白等作家，林兆華、過士行等戲劇家的解讀和評價，都只聽從內心的直感，不去顧盼權威的顏色，這跟錫慶師誠實篤定的潛移默化大有關係。　　

後來，當我真的在寫作上因為有了點兒「異端」氣息而如遇鬼打牆時，才知道，那種對寬容擁抱的預期，全是上學時錫慶師給「慣」出來的——其實世上並無幾人像他那樣鼓勵冒險，寬縱刁鑽。但這寬縱給我膽氣，終不會因為自己是「少數」，而識相地修改自己的本性。 　　

這種「慣著」，有時會有點「婆婆媽媽」。剛工作的那幾年，我有過一段「恣意妄為」、壓力巨大的編輯生涯（原因你懂的），錫慶師雖道義上贊成，卻也擔心會給我帶來厄運。他曾悄悄囑託我的一位領導：「這孩子性子直，認死理兒，容易出事，你要保護她。」多年以後，領導已不是我的領導，才告訴我這件事。　　

李靜在話劇《大先生》見面會上談創作心得

評論寫久了，總覺得有種能量如不釋放便會成毒——也不知是不是錫慶師當年那句「一流才華搞創作，二流才華做研究」在潛意識裡作祟。從2009年開始，我停止了批評寫作，受一位導演之邀，著手以魯迅為主人公的話劇創作。

整整三年的時間，煎熬於題材的浩瀚、寫法的茫然和性質完全不同的寫作轉換帶來的不適。每年錫慶師從珠海回來（2000年後，錫慶師去珠海創辦北師大珠海分校文學院，並在那邊授課，每到春末冬初回京），都會小心翼翼地問我：寫得怎樣啦？　　

我（欲哭無淚）：不會寫，寫不出，我要丟死人啦劉老師！　　

他（笑眯眯地）：魯迅是個坑，明白人都不會往裡跳，只有你不知天高地厚傻大膽兒，才敢接這活兒。可也說不準呢，你的思維一向挺怪，不走正路，也許能寫出來……嗯，你肯定能寫出來，千萬別灰心！　　

我：因為我「不走正路」，所以能寫出魯迅……老師，您這是怎麼評價……魯迅呢？ 　　

他：反正就是這麼個意思，別怕，你能行。　　

2012年，話劇劇本《魯迅》完成，通篇瀰漫著《野草》氣。錫慶師是《野草》專家，我把劇本給他看，心裡惴惴，不敢問他看法，一直以為總有機會詳談。此後他從珠海回，便是小心翼翼地問我：話劇什麼時候演哪？我一直支支吾吾。約稿的導演已放棄執導此劇，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把它搬上舞台，那是完全無能為力遙遙無期的事了。　　

歷經難與外人道的波折，終得到慷慨無私的助力，《魯迅》改名為《大先生》，定於2016年3月31日至4月3日在北京國話大劇場首輪演出。那些天我焦慮地發朋友圈。錫慶師不用微信，我不敢告訴他這個消息。演砸怎麼辦？觀眾嘩嘩退場怎麼辦？何況還可能有其他的風險……七上八下，坐立不安，電話響了，是錫慶師從珠海打來。他從師母那兒知道了此劇的演出消息。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想要哭訴一番：「老師，我要丟人啦！我想躲起來！」　　

話劇《大先生》劇照

他：折騰了六年，你夠有韌勁的，能演出來就是成功啊！　　

我：演出只剩四天了，可我還不知舞台呈現最後是什麼樣子。這戲的每一步，都太擰巴太未知太折磨人了……　　

他：把心放在肚子里。你已盡了最大努力，可以坦然了，其餘的交給天意吧！　　

電話打完，我看見寰在擦眼睛。這個十三歲就失去了父親的人，對父愛般的溫暖，比我更敏感。　　每年春末冬初，錫慶師和師母都從北師大珠海校區回到北京住。我們這些蹭了他無數頓美餐的學生們，開啟了每年輪流坐莊請恩師師母吃飯閑聊的模式。最後一次是去年8月，我和師兄師姐發現，導師整餐飯幾乎不發一言，問他問題，他只以最少的字回答。

往年見面他也話少，但是笑眯眯而滿足地看著我們，慈父的溫暖眼神我們知曉。這次變了。和沉默同時的，是些微陌生的淡漠。他的心裡在想些什麼？我們沒有來得及追究他想些什麼，我們只是歡樂地說：明年10月21日，就是導師八十大壽啦，一定要大操大辦好好慶賀一下！這時，終於見到錫慶師露出慈父般滿足的笑顏，嘴上卻說：「別麻煩啦。」那是我們看見的，他最後的微笑。　　

又是一個春天了。又是導師和師母從珠海返京的日子。但是我們再也見不到他了。像是強迫症似的，在家裡，我總是忍不住去看他送我的那隻水罐，生怕它也有什麼不測。還好。它依舊美而厚朴，清水滿盈。一如他的靈魂，清澈堅實，穿越黑暗。　　　　附錄：　　錫慶師離開後，像是要重新抓住他似的，我讀他2007年出版的《劉錫慶自選集》。裡面收錄的絕大部分是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章，有些篇目，上學時讀過，然皆如春風過驢耳。只有經歷了二十幾年社會生活的歷練，體驗到歷史重演的隱憂，才知先師散文研究的出發點和用意所在——那是他自我人格的投射，也是他的歷史關懷在文學批評中的倒影。比如，他在梳理新中國雜文史時談到：

《劉錫慶自選集》

作者：劉錫慶

山東文藝出版社

「反右」之後,「雜文」卻幾成「反黨」同義語,人們對它諱莫如深,多數作者也噤若寒蟬。其間,張春橋陰險地鼓吹「歌頌性雜文」,妄圖從根本上消解這種「諷刺」文體；少數「金棍子」也劍拔弩張、磨刀霍霍搞「五子登科」,使得「左」愈演愈烈。這些都是「偽雜文」,其價值完全是負面的!「文革」前「三家村札記」、「長短錄」及《燕山夜話》等的出現,反映了在嚴峻情勢下有良知作家的掙扎苦鬥,精神雖可嘉,但畢竟「魯迅風」已逝,「雜文」已軟化為說古諭今、吞吐躲閃的小品、札記、寓言或說理文了。　　 我考慮，在「文學史」內如能把一些危害嚴重、名噪一時的「左」的代表性作品(這是文學史重要現象)加以剖析、評論，引為戒鑒，於雜文的發展一定會有無量功德。　　對歷史經驗的痛楚記憶，使他重估那些教科書級別的當代散文家的藝術價值，進而反思這種散文整體上的精神缺陷： 　　楊朔散文是詩化、小說化、通訊化的一種諸體複合……它的最大的問題是主體的置換——用普通勞動者置換了真實的楊朔自我……這種模式的負面影響相當嚴重……由詩帶來的雕琢氣，由小說帶來的虛假氣，由通訊帶來的報道氣等，給散文真實、自然、樸素的品格都造成了一些嚴重的傷害。

吳伯簫的「以賦為文」、曹靖華的「音樂化」嘗試等,也都有所貢獻,但他們創作的一個共同弱點卻都是「自我」（個性）的淡化或消解。群體化、客觀化的時代風尚扭曲、扼制了藝術散文的自性和生機。

當代散文曾在長時間裡棄「小」（自我、個性）逐「大」（階級、人民性、時代精神），違反規律，造成了「假大空」的惡劣後果，值得人們深長思之。　　正是出於對「假大空」侵襲文學的警惕，錫慶師提出頗受爭議的「藝術散文」概念，力主把這一張揚個體自我的詩性文體，從雜文、隨筆、傳記文學中分離出去，自立門戶： 　　 散文姓「散」，名「文」，字「自我」。自我性（所謂「篇篇有我」，「自我」成為藝術觀照的「對象」）、向內性（「內」即內宇宙，人的感情、心靈世界，外部世界可以並應當反映，但它必須要經過感情的發酵、心靈的過濾這個「內化」過程）、表現性（情感的流淌、心靈的傾吐都是由內而外的「表現」，虛實結合、內外相映，重「寫意」、求「神韻」是對「表現」的要求），是這種「藝術散文」的審美特徵。　　

散文是「文學的測謊器」。作假、編造、矯情、虛飾等是它的大敵！一個民族懼怕真實，不敢說真話，這個民族是虛弱、無希望的；一個散文作家懼怕真實，不敢說真話，這個作家同樣是怯懦、無出息的！……散文的這種魅力同時正是文體的一種威懾力：虛偽者、膽怯者、自閉者根本無法進入它的大門。　　

倘當代散文能實現文體的自覺，真正走上「以自我為中心」（陳獨秀語，見《一九一六年》），表現「自我之絕叫」（李大釗語，見《〈晨鐘〉之使命》）的「寫心自娛」（魏晉時提出）、「獨抒性靈」（明末時主張）道路，向內宇宙大步挺近，對心靈世界深度開掘的話，那麼一個風格更加多樣、更為燦爛的時代將會降臨，作為個人文學「尖端」（周作人語）的散文的「黃金時代」將會真正到來！　　「文如其人」可以形容錫慶師的文字——熱忱而理性，天真而透徹，溫厚而嚴格。但文字遠不能承載他這個人。　　

這個溫暖的人，將永存在我的記憶中。　　2017年4月22日　　

（作者系劇作家，著有話劇《大先生》、《秦國喜劇》，現居北京）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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