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魯迅教育孩子的區別

房向東 文史學者

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應該能折射出為人父母者的價值取向。在這一點上，胡適和魯迅是有著巨大的區別的：胡適希望他的孩子成為社會精英，「做最上等的人」；魯迅則較有平常心，他在文壇行走多年，見多了正人君子們的種種醜陋嘴臉，看夠了上層社會的墮落，不希望孩子成為空頭文學家或空頭美術家，他只希望孩子實實在在做人，「尋點小事情過活」。

胡適一生，做的都是「最上等的人」，是皇上和總統的朋友，因而，他對孩子也有一樣的要求。當年，胡適的兒子胡祖望在蘇州讀書，1928年8月26日，在致胡祖望的信中，胡適寫道：

功課及格，那算什麼？在一個班要趕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趕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課要考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孩子。

大約是胡祖望向父親報告考試及格了，胡適才有了「功課及格，那算什麼」之說。如果功課是優呢？胡適會不會像當今某些家長，又有別的說辭？難說。

魯迅臨去世時，留下了一個著名的遺言，這就是收在《且介亭雜文末篇》中叫《死》的那篇文章。對於孩子的未來，魯迅自然是希望「後來居上」的。他說過希望他兒子做父親做得比他還好。但是，對子嗣未來謀生的手段，魯迅卻寫下了這樣的遺囑：「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魯迅的意思很明白，寧可做一個能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也不要做那種徒有虛名、華而不實之徒。

胡適要求孩子做「最上等的人」，什麼樣的人算是「最上等的人」呢？他沒有展開論述，但像胡適這樣，一生大約應算是「最上等的人」吧？倘若以胡適本人為標杆，似乎不好說他的孩子完成了他下達的指標。胡適的長子是有一點出息的，蔣介石政權搬到台灣前後，胡祖望曾在他岳父駐泰國曼谷的一家公司任工程師。1953年遷居台北以後，往返於台灣、美國間，曾任台駐美經濟機構代表。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在美國讀了兩所大學，都沒有畢業，還幾乎成了「問題青年」，終於當不成「最上等的人」。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現在也是一個名人了，一生在搗鼓他的無線電，似乎不好斷定是否屬「尋點小事情過活」之類。周海嬰寫了一本《魯迅與我七十年》，其中談到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嫡孫周令飛賣爆米花一事，倒是蠻有趣味的。

80年代初，曾經發生一件給國人帶來不小震撼的事：魯迅的孫子周令飛竟然從日本跟一個「身份可疑」的台灣姑娘張純華到台北結婚去了。一時間，境外媒體大肆炒作，港台報刊稱周令飛是「海峽兩岸第一個闖關者」。

周海嬰在書中寫道，周令飛剛到台北那陣，有人企圖利用他。媒體一片喧嘩，有的將他赴台的行動乾脆名之為「投奔自由」。有的媒體企圖邀他去為其工作，他立即警惕地意識到有可能被利用而予婉拒。他一向熱衷於攝影藝術，寧願改行學習經營之道，當起他岳父開辦的百貨公司的協理，也不做「出格」的事。

後來，因為修地鐵，周令飛岳父開的百貨公司門口臨時搭起了圍欄，交通受到妨礙，顧客隨之大減，生意每況愈下，資金滯擱，只好關門了事。周令飛的岳父為了躲債逃去日本，只能靠周令飛這個外來的女婿料理一切後事。

周令飛與張純華夫婦一下子變得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便是在這樣艱難的日子裡，周令飛也沒有做「出格」的事。他們買了一台爆米花機，將爆好的米花批發給攤販，以此度日。

其實，周令飛的賣爆米花，不正是魯迅說的「尋點小事情過活」嗎？僅憑這點，我認為，周令飛是不愧為魯迅的後人的，如果他「出格」，在台灣當個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應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裡，不僅是有無才能的問題，更是有無操守的問題。依靠自己謀生存，求發展，正是魯迅這條遺囑的實質內容。周令飛不僅沒有給魯迅丟臉，實際上正是遵從了魯迅的遺願，是照魯迅的遺囑辦事。

寧可賣爆米花，也不願做「出格」的事，這有魯迅的遺風在，這有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在，有如此風骨，我相信周令飛會有更美好的未來——— 不過，話說回來，哪怕他永遠賣爆米花吧，哪怕他永遠生活在人間的底層吧，他在人格上也比那些空頭文學家和美術家來得更健全，他的生活也比病態者更接近真實和自然。老舍說：「在我看來，(我的)兒子做木匠、瓦匠，或做寫家，是同樣有意義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別。」「我願自己的兒女能以血汗掙飯吃，一個誠實的車夫或工人一定強於一個貪官污吏。」

人人生而平等，這是西方所謂普遍價值之一，胡適在美國折騰了那麼多年，怎麼還會有「做最上等的人」的思想呢？這些文字，是胡適與孩子的通信，我相信他演講做文章時，應該不會這麼說這麼寫的。我們不能苛責胡適，胡適雖然是「最上等的人」，但並沒有以人上人自居，他的朋友中，就有賣芝麻餅的小販袁瓞。儘管如此，通過胡適與魯迅的這一對比，我要說的是，魯迅是有平民情懷的，是有閱盡滄桑後的平常心的；同樣作為「英美派」的胡適，比起徐志摩、梁實秋，要少許多「洋氣」，但比起魯迅，他確實還是高高在上的正人君子。

來源：南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