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壇核心見不到政治領袖

政壇核心見不到政治領袖

日本漂流政治與「失去的二十年」

周維宏

日本國內外的輿論都一致認為，日本政治問題的癥結，就在於缺少一批有遠見、能領航的合格的「舵手」，即缺少能夠力挽狂瀾的政治領袖

漂流的日本政治，缺乏有遠見、能領航的合格「舵手」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政治格局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即政治的漂流化。所謂漂流化，指的是這樣一種政治運作狀態：政黨喪失了明確的長期戰略目標，一切跟隨輿論，隨波逐流，而政黨內的政客則為執政而執政，朝三暮四，反覆無常。近年來日本政治的漂流化主要表現在：

第一，內閣更替的短期化。自2006年小泉自民黨長期政權結束後，到2012年，6年內日本政壇像走馬燈似的接連換了6位首相，平均一年一屆，最短的只有8個月。

第二，相互對抗的兩黨制走向了同流合污的一黨制。自1955年形成自民黨和社會黨兩黨左右對立的「55年體制」以來，儘管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單獨執政，但社會黨長期佔有議會三分之一以上議席，很好地發揮了在野黨的抗衡作用，成功地阻止了自民黨修改和平憲法等極端右傾路線。但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自民黨因為腐敗而喪失了單獨執政的局面，社會黨因為蘇東巨變而分崩離析，人們期待自民黨分裂出來的左翼和社會黨分離出來的右翼組成中道偏左的民主黨，和自民党進行新的兩黨對抗。但不料民主黨上台不久便急劇變質，成了比自民黨還「自民黨」的政黨，內部也四分五裂，使得日本社會似乎已經沒有了可供選民挑選的真正意義上的在野黨。

第三，政治家的娛樂明星化。過去，日本的政治家主要來自官僚和職業社會活動家。自從小泉純一郎開闢「劇場政治」時代，大量啟用了具有娛樂效果的明星替代傳統的政治家以來，政治家的娛樂化愈演愈烈。最新的一個典型就是維新會首領橋下徹的出現，十幾年前他還只是一個經常上娛樂電視閑聊的青年律師，如今居然轉眼之間成了執掌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地方政權並聲稱要從地方包圍中央、改造全日本的風雲政治家，並且經常信口開河，震動全國。

通過這種種漂流政治的跡象，日本國內外的輿論都一致認為，日本政治問題的癥結，就在於缺少一批有遠見、能領航的合格的「舵手」，即缺少能夠力挽狂瀾的政治領袖。

日本今天已經不再處於英雄輩出的時代

為何目前的日本政壇沒有合格的政治領袖？首先是「時勢造英雄」。日本今天已經不再處於英雄輩出的時代了。

日本大和時代有過東討西伐的武尊，戰國時代有過一統天下的梟雄，明治時代有過「維新三傑」，戰後復興也出過吉田茂、池田勇人等傑出政治家。但當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後，令人稱道的政治家就不好找了，腐敗的腐敗、庸俗的庸俗。既沒有人能帶領日本躲過泡沫經濟，也沒有人能帶領日本繞過「失落的20年」。我們就拿小泉之後的6年六相來看，前四個是所謂的「官二代」出身，安倍晉三和福田康夫均被人看做是自私自利、大事不好就一走了之的逃兵，麻生太郎被人發現居然不太識字，而鳩山由紀夫也被人稱為「外星人」，一副公子哥兒的行事風格；後兩位，菅直人是政治家秘書出身，被人指責不懂經濟，野田佳彥則是軍人家庭出身，雖上過「幹校」卻被人批為有勇無謀。可見，這六人都離合格的政治領袖很遠，屬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一類。

日本社會掀起的反官僚運動，讓由官僚出身轉而成為強勢政治家的途徑沒落

歷史學告訴了我們關於英雄不再的一些簡單道理，但日本政治領袖不再的詳細原因還得從社會學和政治學本身來分析。

現代化理論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640年英國革命開始至1960年代結束，1970年以後至今是現代化的第二階段。在長達300多年的第一階段，人類社會面臨著從封建主義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艱難轉變，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非常需要英雄的時代。率先掌握了近代科學、確立了近代民主觀念、家庭觀念的人，將作為政治領袖帶領人民完成現代化的任務。尤其在亞洲，現代化第一階段的發動往往是輸入和後發的，現代化的阻力極為頑固，政治領袖的作用也因而尤為重要，在中國出現了孫中山、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在日本也出現了福澤諭吉、中江兆民這樣的偉大思想家。

但是，當現代化發展到第二階段，即1970年代以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現代化第二階段，人類社會在文化上科學基本戰勝了迷信，高等教育得到了普及，經濟上從工業化走入了信息化，社會上從家庭主義走向了個人主義，政治上也從基本民主化走向了高度民主化。根據現代政治學的分析，如果第一階段的政治是一種精英政治的話，那麼第二階段的政治可以說是一種大眾政治或市民政治。所謂大眾政治或市民政治具有以下幾個特徵：普遍的小政府和大社會；居民高度的自治和高度的參與。在這種社會，也可以說過去第一階段的那種強有力的政治領袖走到了窮途末路，開始走向了他的反面。

日本在亞洲是追趕西方現代化最早和最快的國家。第一階段雖然落後不少，但1970年以後的第二階段，它幾乎和歐美國家齊頭並進。在文化上，戰後日本的高等教育發展幾乎和歐美並駕齊驅，2005年日本和英國同時實現了大學入學率的50%以上。在經濟上，1968年日本就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和英國一樣實現了第三產業比例的60%以上。在政治上，1970年以後的日本社會也開始走向了歐美的第二階段現代化社會的政治道路，呈現出了顯著的大眾政治或市民政治的特徵：

首先，小政府而大社會運動。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社會掀起了一場反官僚運動。一度曾經被公認是組織和實施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功臣的強大官僚機構，陷入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境地，腐敗被揭露，專制受批判，特權被取消。於是圍繞官僚的政治改革不斷推出：先是政務信息透明制度，接著是審計說明責任制，最後是設置凌駕於官僚之上的政務官制度，雖然總數只有200個，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但官僚的形象早已是一落千丈，由官僚出身轉而成為強勢政治家的途徑也就跟著沒落了。

其次，居民高度自治。日本社會的居民自治制度雖然在戰後初期就已成型，但和中央政權相比，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可以說始終處於弱勢的地位。但上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進入了地方分權的時代。在兩黨對立的年代，東京等大城市就曾經選出和執政黨相反的在野黨市長，如今如大阪市長橋下徹那樣，甚至敢於喊出地方包圍首都的口號。橋下徹最新的一項政治改革建議就是要廢除47縣的舊地方體制，建立新的州府制，除了國防和外交，新的州府完全可以替代中央政府的其他所有職能。

再次，市民高度參與的政治。隨著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居民自治的發展，日本的市民政治特點日益鮮明。目前日本政治改革中最敏感的一個詞就是「一票的份量」（議會每一議席所代表的選民數量大小），不斷有人為了「一票的份量」打官司。為了實現每一票的代表性均等，經過不斷的選舉改革，日本議會實現了小選區制和政黨比例代表制的並列，保證了每張選票作用大小的均等，這就極大地保證了居民參政的積極性。隨著市民政治的發展，日本政界還提出了政治的「協動主義」理念，即每一公共事務的決策，都必須由政府、利益相關雙方和專業學界人士這四方代表一起協商後共同作出。目前「協動主義」思想已成為日本地方政治的基本原理。

從上述的日本社會第二階段現代化政治特徵不難看出，日本社會已經很難像過去那樣產生強勢的政治領袖了，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日本政壇核心中見不到政治領袖的現象。而如何在大眾政治格局下既保證政治的公平運作又不影響社會的高效前行，是日本社會未來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