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模式的合理性辯護

中國模式是中國崛起之後的世界發現，但是，中國模式不能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也不能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加以教條式的理解。中國模式是劍走偏鋒的結果，它跳出「發展悖論」的陷阱，避免了種種預言中的風險，創造了快速發展的中國奇蹟。持續的改革和社會轉型給中國崛起奠定了基礎。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將中國模式歸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中國模式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發展經驗問題，但是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來說，則是一個戰略問題、價值問題，而對於中國的未來而言，這些發展經驗意味著如何走向更大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國模式的意義在於開拓了一條不同於西方價值觀的現代化道路。隨著中國國家競爭力的增強，世界的走向不再單純由美國和歐洲所決定。中國模式是一個在自身經驗教訓的累積中不斷反思和超越的發展模式，它既追求速度，又保持平穩；既保護暴富，又注重均衡。這種自我調整、不走極端、善於化危為機的智慧是對傳統儒家思想的創造性轉化。雖然中國拒絕照搬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但是，黨內越來越民主、政府越來越透明、社會越來越寬容卻是不爭的事實。官員面對記者「發飈」、政府網站回帖口氣強硬等都會引起網民的憤怒。在網路里，誰也別想以教訓人的口吻說話。鄭永年認為不能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中國用自己的方式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政治秩序，從而避免了發展中國家民主化改革中出現的反反覆復問題。中國拒絕激進改革，選擇了漸進改革。

鄭永年認為，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秩序和基本的社會正義。在開放條件下建構秩序，必然面臨著諸多困局。「中國模式」是建構在複雜的國情和國家治理難度較大的現實之上的，法治經驗嚴重不足，發展與穩定、繁榮與公平、民主與和諧的矛盾十分突出。民主化作為國家建設的過程，必須進行精細的考量和細緻的安排。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建立合法的、主權的、對人民負責的國家機器遠比精英之間進行你死我活的政治遊戲重要。鄭永年認為中國面對的問題是如何確立一個強大的能夠滿足各方面發展要求、容納民主政治因素的國家。民主不可能解決國家的所有問題。在保持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秩序和基本的社會正義前提下，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因為沒有現成的治理模式可以仿效。誠如鄭永年所言：「其他發展中國家所經歷過的不可能在中國重複。」任何國家的治理模式都不能偏離本國的歷史和現實。

作為國家締造者，中國共產黨雖然完成了從革命到執政、從激進到理性、從動員到協商的轉變，但始終對人民需求保持敏感。從為人民服務到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中國共產黨抓住了和人民建立有機的聯繫這一最重要的執政能力，從而避免了將民主化等同於「西化」的誤區。民主政治的本質是競爭、透明、參與和政治責任，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只是這一本質的表現形式。將民主政治落實到具體的國家和文化背景中，是一種積極的民主實踐。民主是一種價值觀，實現這一價值的途徑是多元的，關鍵在於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法。隨著憲政理念不斷深入人心，民主會更加制度化、生活化。中央不斷放權，政府逐漸變小，基層社會的民主治理問題日益迫切。民間組織迅速成長，形成了「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中共致力於黨政主導，而「創新」則是指吸收社會力量參與，運用多種方式治理。社會問題的解決不能靠政府單打一，特別是隨著國家與社會的分權，更多的社會問題需要社會自身來解決。這樣一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依賴政府、抱怨政府。

中國民主的重點在基層。基層民主決定著民眾切身的利益，消除基層權力空間中的「土皇帝」現象，並不是一個過時的問題。實行直接選舉的鄉村民主，在消除家族、金錢等因素之後，其實更接近公民社會、公共生活。鄭永年稱之為「合法性下垂」現象。他發現，毛澤東時代結束後，原有的公共服務不復存在，中國農民成為真正的獨立人，「因為農民沒有在任何方面依附於國家，或是依賴於國家提供的福利和服務而生存」。因此，鄉村自治必須建立在保護農民權利的基礎上。征地等讓失地農民變得一無所有，從表面上看是對農民利益的侵奪，而實質上則是對政權基礎的破壞。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發展理念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再沿用「趕超」模式，向提高經濟質量轉變。但是，中國企業的創新力還遠遠不夠，目前中國研發佔GDP比例不到1.6%，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經濟正面臨著高通脹、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風險。弱勢群體所享受的福利和救濟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因大規模投入基礎設施建設而債台高築。經濟先發地區環境質量下降、生態惡化，環境資源承載力脆弱。社會誠信狀況不佳，食品安全事件、建築業欠薪現象、法院執行難問題不乏其例。隨著國力的上升，中國對世界經濟和國際社會力量對比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周邊環境上，中國還面臨著不少棘手問題，如南海爭端、中日關係等。中國在外交上既要保持一貫的剋制，又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捍衛自己的利益，以對抗西方的傲慢與偏見，這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

中國既要加入世界市場體系，又要進入世界話語體系，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文化認同。經濟增長本身並不能夠成為一種國際力量，國家的影響力離不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代表著中國軟實力的，不僅僅是李娜、姚明、孔子學院，而是公民的文明素質、政府的法治形象、知識分子的人文追求。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訪華之後撰寫文章《新鮮空氣和蒼蠅》，其中寫道：「我在同中國的知識分子、學者、作家對話時都很謹慎，不用一些不慎重的問題去刺激他們，但我還是聽到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抱怨年輕人，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對公民生活和文化，以及哲學、藝術和宗教等問題很少或者根本沒有興趣。所有人似乎都熱衷於獲得很好的技術和專業培訓，為他們進入跨國企業、獲得高薪或管理職位打開大門。大部分人只關心賺錢，賺很多的錢，生活得更好。」（西班牙《國家報》2011年7月7日）中國模式不應只是經濟發展的模式，也應當是精神價值模式，使富裕起來的中國人精神充實、崇尚道德、遵守法律，有民族自豪感。中華民族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能夠將各種思潮、主義和制度中國化。但是，也面臨精神信仰缺乏、實用主義泛濫、功利主義嚴重的問題。中國對各種不同思想、意見的承受力越來越大，但是，凝聚共識、說服公眾的力量卻亟待增強。

困境是一種動態的情境。中國政府的強大動員力量在應急救災、舉辦大型活動方面顯示出了巨大優勢，在解決分散於社會各方面的矛盾衝突上，卻因為政府的全能和包攬而難免顧此失彼，也因為強烈的市場導向而忽視與人民幸福相關的慢性指標。各方面的利益群體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教育、環保等問題上的爭執如果不能折中或兼顧，就會為群體性事件埋下隱患。讓弱勢群體看到生活希望、獲得更多機會、感受更多公平不僅是經濟發展問題，也是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