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潛力與困境 （第2頁）

　　以及生活理想與人生信念的多元化。這是中國現代性發展中三種格外突出和難以逆轉的趨勢，而自由主義的理論能夠同時契合這三種趨勢，形成理念與實踐的有效互動關係，為身處變化中的人們提供認知框架與意義資源。因此，辯證地來理解，自由主義思想既推動了社會想像的現代轉變，又是這種轉變的結果。而新的社會想像又構成中國自由主義的本土根基，也是它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原因。

　　首先，平等主義的理想，貫穿於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所有重大的歷史發展——從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最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積澱在我們的深層文化背景之中，最終成為社會想像中不容置疑、理所當然的核心價值。平等主義是一種價值信念，主張人沒有天生的高低貴賤之分，每個人都具有同等的生命價值和道德地位，都應當被賦予同等的發展機會（包括教育、健康、就業和政治參與的機會），人不應當因為其民族、籍貫、性別和家庭地位的不同而遭受區別對待（歧視）。平等主義與中國儒家傳統既有兼容互通的一面，又有緊張衝突的一面。但無論如何，以現代的普遍主義形式出現的平等主義已經在中國深入人心，成為現代中國人的核心價值。它在政治上表達為拒絕傳統的神權或王權政治，要求以「人民主權」作為政治正當性的基本原則，但對民主政體的形式有多種不同的選項。平等主義並不直接導向自由主義，但與現代政治自由主義具有內在的親緣關係。

　　其次，「自我」的觀念由社群本位逐步轉向個體本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歷經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伴隨著自我理解的現代轉變。傳統社會中的個人「嵌入」（embedding）在有機共同體之中，以社群關係作為自我理解的核心。而世界各地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出現的大規模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商業化，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口從傳統的有機共同體中「脫嵌」（disembedding），重新「再嵌入」（re-embedding）到現代制度化的結構中，這個過程塑造了現代的個體本位的自我理解（individual-basedself-understanding）。⑤與西方相比，中國的這一「脫嵌/再嵌入」的過程具有自身的特點。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國家主導的現代化以工業化為主，瓦解了原有的市民社會形態。城市人口按照單位體制被重新嵌入集體，而廣大的農村人口並無大規模流動，原有的宗族成員在原地被轉入人民公社體制。⑥在這種隱形的「個體化」過程中，新的集體主義認同代替或遮掩了傳統的宗族社群認同，並沒有生成個體本位的自我理解。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發生了大規模的城市化和商業化，造成了大量人口的地理空間流動與社會層級流動。市場經濟模式的擴張同時推動了勞動力的市場化、財產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際關係的契約化，個人成為契約關係中權利與責任承擔者。這些變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群認同與集體認同，形成了個體主義取向的自我理解。⑦個人主義的觀念正在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想像中越來越重要的部分。近三十年出現的新社會語詞：納稅人、公司法人、持股人、業主、車主、隱私權、物權等等，都昭示著個人主義視角正在重新塑造人們的社會認知，改變人們對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事實性與規範性的）理解。個人主義既是一種對社會現實的認知概念，也是人應當如何行動的規範性概念。而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前提之一。

　　第三，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傳媒商業化的發展，公共領域呈現出高度的文化多樣化，不僅強化了平等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傾向，而且為個人選擇生活方式及其背後的價值觀念提供了更為多樣的可能與資源。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一個具有基本教育程度的人所面對的資訊環境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球性的。無論好壞，中國人在生活理想、人生信仰與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與分歧越來越顯著，使得多元主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事實，也構成了中國人社會認知中的共享知識。多元主義事實不同於價值多元主義。具有多元主義事實的認知，意味著對多樣性「見怪不怪」，不再將異己的觀念視為不可思議或不可理喻的。但具有這種知識並不等於肯認或贊同價值多元化的傾向。但無論贊同與否，當代中國人的社會想像已經吸納了多元主義事實這一共同的社會知識。這意味著，人們不再會驚奇隨時可能會遇到持有不同生活方式、人生理想和意識形態的「他者」——佛教徒、儒家信徒、基督教徒、毛派分子、共產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愛國主義者、華夏文明優越論者、中國國民劣根性論者、親西方論者、反西方論者、環保主義者、動物保護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同性戀者、獨身主義者、素食主義者等等不一而足。最為重要的是，多元主義的事實意味著改革開放之前那個以「同志」彼此相稱的高度同質化的社會不復存在，正如「同志」這個稱謂幾乎完全消失或喪失了其原本的指稱功能。中國社會逐漸成為一個多元化的異質性共同體。當然，中國人仍然生活在自身文化傳統的影響之中，但塑造我們的傳統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的，至少包括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傳統）、「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實踐。這四種傳統都對人們的價值和信仰發生著塑造作用。但對於特定的群體或個人而言，這些傳統的影響並不是等量齊觀的，而是分殊有別的，於是形成了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出現了差異與分歧。多元化的局面對於道德生活與政治生活構成了嚴峻的挑戰。而應對多元主義社會的問題正是現代自由主義的優勢所在。

　　綜上所述，平等主義、個人主義與多元主義，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能否有效地解釋與應對這三種重要的社會趨勢成為一種評價和檢驗標準，用以判斷各種有關中國現代性規劃的思想論述的相對優勢。在既有的幾種主流現代性論述中，傳統的社會主義規劃在原則上能夠滿足平等主義的訴求，但除非經過自由主義的改造，它無法應對難以逆轉的個人化和多元化的趨勢。當代儒家的復興是一個仍然在展開的過程。幾十年來「心性儒學」發展頗有成就，但長於「內聖」而疏於「外王」，不足以提供現代社會政治的基本原則。而晚近興起的「政治儒學」有幾種不同的取向。復古派取向的政治儒學仍然堅持將現代性特徵視為外在於中國傳統的異己因素，以為是可以被「重新消除」（undo）的，它幾乎無視或忽視中國社會想像的深刻變化及其巨大制約力量。⑧「儒家社會主義」的構想與傳統社會主義一樣難以面對個人化和多元化的挑戰。「儒家自由主義」的方案或許是一個具有潛力的選項，但仍然需要處理儒家與自由主義之間在核心原則方面的緊張。如果儒家對現代性的妥協或「調和」過多，有可能喪失其獨特的倫理精髓。相反地，如果固執於儒家文化的整體性保全，或許就難以抗衡、改造或吸收現代平等主義、個人主義與多元主義的要求。儒家的現代復興面對的根本難題是，中國的現代轉變是一場「跨文明」的變遷，導致了基本「視域框架」（包括宇宙觀、自然觀、時間觀、文明觀與人性觀等）的變化，使得當代中國人已經處在一種混雜的而非單純的視域與標準之中，訴諸原有的視域框架並不具有說服力和吸引力。

　　就社會政治的基本原則而言，自由主義比其他思想更有可能同時滿足平等主義、個人主義與多元主義的要求與限制，因而更有可能提出一種可欲與可行的中國現代性的規範論述。自由主義是一個「家族相似」的思想傳統，有各種不同的版本表述。格雷（JohnGray）曾總結了自由主義傳統共享的四種基本要素：個人主義、平等主義、普遍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meliorism）。⑨而自由主義的決定性優勢在於，能夠在多元分歧的格局中建立公正的道德秩序與政治秩序。面對多元主義現實的挑戰，自由主義不是試圖去消除多樣性，而是與多樣性共存，最大限度地承認人們在生活理想和人生信仰方面的「合理的分歧」，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與維護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基本秩序。德沃金（RonaldDworkin）論證了「平等的關切與尊重」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這與羅爾斯（JohnRawls）主張的「平等的自由」以及拉莫爾（CharlesLarmore）所闡述的「平等的尊重」相當接近，其特殊性不只在於比傳統社會主義更重視個人自由，而比文化保守主義更注重平等，而且在於它能夠最為有效地回應多元性的挑戰，能夠最大限度地平等對待各種人生理想和宗教信仰。這常常被（誤）稱為政治自由主義的「中立性原則」。這個讓人困惑的術語很容易讓人質疑自由主義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宣稱了某種價值（「平等的自由」），一方面卻宣稱價值無涉的中立性。但這種質疑實際上完全誤解了所謂中立性原則的確切涵義。中立性作為一種政治原則絕不是價值無涉的，它本身是一種價值論斷（valueassertion）——肯認了「平等的尊重」的價值，因而是作為明確的規範性觀念與其他政治道德相區別或競爭。所謂「中立性」是指這種政治道德不依賴於特定的善的觀念，對各種生活倫理最大限度地保持平等的關切與尊重。因此，它在普遍正當的意義上是最低（最薄）的原則——面對各種合理爭議的人生理想保持「一視同仁」；但作為強制性的政治原則，它訴諸的道德要求又是最高（最強）的原則——那些與「平等的尊重」相衝突的人生理想或信念都必須在政治領域中服從其道德原則的優先性。⑩

　　在平等主義、個人主義與多元主義構成的現代社會想像中，雖然每個特定的群體或個人未必會將「平等的尊重」奉為自身最高的道德原則，但在社會政治領域中，卻只有將「平等的尊重」作為最基本的普遍道德原則，並以此為基礎確立政治共同體的根本規範。除此之外的其他社會政治構想，都將會與社會想像中的核心價值發生衝突，缺乏可欲性或可行性。這就是為什麼左翼自由主義或「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egalitarianliberalism）作為一種社會政治規划具有其難以匹敵的優越性。這一判斷不是依據脫離中國語境的或外在於中國的所謂「普世標準」，而是出自對當代「中國特色」的基本認識以及中國人自主的價值訴求。

　　三、傳統的精神殘餘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困境

　　在當代中國的歷史轉變中，自由主義能夠有效地回應社會實踐重要條件的變化。作為一種現代性規劃，它能夠為社會政治的基本結構提供可欲與可行的規範性原則，相比其他與之競爭的思想論述具有明顯的優勢或潛在優勢。因此，自由主義的理念與原則正在實現其本土化進程，從中國文化的外部走向內部，邊緣走向核心，成為中國人社會想像的重要構成性部分。從某種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來看，這幾乎是一種「文化殖民」的過程。但在批判語境主義的視野中，人類文化的變遷從來就包含著內外邊界的重構。與此同時，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仍然是未完成的和有缺陷的，也有可能出現某種變形或逆轉。因為它在當代中國語境中也面臨著許多嚴峻的挑戰。

　　首先是在社會政治層面上的挑戰。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帶來了迅速而巨大的經濟發展，但同時也造成了貧富分化、腐敗和環境污染等嚴重的社會問題。而自由主義據說是中國經濟改革所依據的理論指南，因此改革的負面效應也造成了某種對自由主義的抵觸與反彈。但這種困境並不是自由主義理論本身造成的，而是它在中國特定政治狀況中的扭曲形態所致。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改革，在缺乏健全的法治與民主監督機制的條件下，必將導致「權貴資本主義」的惡果。雖然權貴資本主義也會訴諸自由主義理論來為自己辯護，但這是一種選擇性的利用策略——將所謂「經濟自由主義」的某些論述從自由主義整體思想中割裂出來為我所用。11

　　德沃金曾經有力地論證指出，「自由的平等原則」是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方案的「構成性原則」——因其本身而具有價值（valuedfortheirownsake）。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只是其「派生性原則」——作為實現其構成性原則的手段——只具有策略性的價值（valuedasstrategies）。自由主義在某些情況下會支持市場經濟的方案，但這不是出於「效益原則」（由於市場能創造高效益），而是出於「平等原則」，因為市場經濟在許多情況下比計劃經濟能更為平等地對待各種不同的生活選擇。而當「市場」威脅到平等的時候，自由主義主張對市場做出規約和限制，甚至可以支持「市場與社會主義」結合的某種混合經濟。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原則反對簡單的發展主義心態，反對無限制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反對不顧社會公平正義的放任資本主義。12因此，目前中國的改革並不是自由主義現代性規劃的完整體現，它在政治民主、憲政法治、言論自由、公權力的監督、社會福利與再分配等重要的原則問題上都違背了現代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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