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美國城市黑人問題

作者：胡錦山摘　要　美國黑人是美國各種族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在其城市化過程中所引發的一些城市問題也最棘手。從城市中居住區分離的角度看，居住區隔離造成一系列連鎖性影響，隨之產生了北部城市中事實上的學校種族隔離體制，黑人不得不接受較差的教育，進而又加劇了黑人的就業問題。反過來，學校隔離和就業困難又使居住區隔離現象更加嚴重，更難以解決。對於這些不平等現象，美國黑人曾進行過多次鬥爭，聯邦政府也曾試圖加以解決，但在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的情況下難以奏效。50年代末60年代初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之後，黑人居住區隔離和經濟貧困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進一步惡化，給高度城市化的美國罩上一層陰影。關鍵詞　黑人　聚居區　種族隔離　城市化美國通常自詡為世界上最平等、最民主的國度，但現實的美國卻是一個非常不平等的國家。它按照社會階級劃分社會等級，人們由於在社會等級制度中的地位不同而有著不同的獲得社會報酬的機會。在美國社會中，絕大多數黑人因其群體特徵，即膚色——種族特徵而被劃入社會底層，他們被剝奪了享有與白人同等待遇的權利。儘管本世紀持續不斷的黑人由南部農村遷往城市的大遷徙運動，絕大部分原因出自逃避南部的種族主義，但由於北部和西部黑人人口逐漸增多，造成城市中就業競爭加劇和其他社會問題的出現與惡化，白人敵意加強，結果是使種族歧視與隔離由基本限於南部的地區性問題蔓延為全國性的問題。本世紀以來的兩次黑人大遷徙，使南部的農業人口迅速向城市人口轉變，美國各大城市中黑人人口一直呈上升趨勢，所佔城市人口的比例更是越來越大。到1970年，美國黑人人口中81.3 ％為城市居民〔1〕。黑人已成為當今美國最為城市化的一個民族。而且，不少城市中黑人人口已超過全市人口的一半以上，這使得城市特別是北部城市中的黑人問題愈演愈烈，城市中種族歧視與隔離有增無減。黑人的居住、就業與教育這三個主要社會問題，相互交織，惡性循環，構成20世紀美國城市種族聚居區的核心問題，並成為美國政府和黑人運動都無法解決的問題。一、聚居區——黑人居住隔離今日美國北部城市中種族隔離居住模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本世紀初的黑人第一次大遷徙。聚居區史學派的著名學者阿倫·斯皮爾在其對芝加哥黑人聚居區的調查中得出這樣的結論：1914年大遷徙前，芝加哥並不存在真正意義的種族聚居區，市內不多的黑人基本上散居於各個社區鄰里中〔2〕。 社會學家奧利弗·祖茲對底特律市的黑人增長情況做了系統考察，發現在1908年時，底特律尚無黑人聚居區，甚至到1915年時，黑人的居住仍散布全市〔3〕。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開始了第一次黑人大遷徙，隨著黑人人口的激增，當黑人再度試圖去白人居住地段找房子時，他們遇到了白人居民和房地產經紀人的強烈抵制，於是北部城市出現了第一批種族聚居區。二戰開始後的第二次大遷徙使越來越多的黑人湧入城市，第一次大遷徙產生的種族聚居區不斷發展擴大，在美國北部各城市又出現了第二批種族聚居區，而且是隨著黑人的不斷到來而惡性發展。北部城市中的種族隔離居住模式已成為極普遍的現象。當代黑人作家克蒙德·布朗真實地記載了南部最貧窮的人——黑人分成制佃農在來到被描繪為充滿無限經濟機遇，並且沒有「膚色問題」的紐約後，卻發現這塊「希望之鄉」是「一個貧民窟聚居區，滿腔仇恨和憤懣的人擁擠在這個大城市骯髒腐臭，遍是被白人拋棄的破舊房子地帶。」〔4〕由於白人的種族歧視和抵制阻撓， 黑人根本無法住進白人社區，所以當城市黑人人口在成倍增長時，大批新來黑人仍被迫擠進早已擁擠不堪的黑人聚居區。例如在底特律市，1940年時該市約有15萬名黑人居民，到1941年夏就已激增至近19萬名黑人。這導致該市住房問題緊張，由於該市的「習慣與法律慣例」，黑人只得住在原已擁擠不堪破敗骯髒的種族聚居區中。1943年該市住房委員會制定了一個有關黑人居住隔離的政策，並聲稱：底特律市住房委員會「尊重底特律社區中的種族特徵」，「決不對此做出改變」〔5〕。二戰結束後，黑人湧入城市的速度並未減弱。1950年時，黑人占巴爾的摩市總人口的20％，但僅佔用該市2％的房屋。 洛杉磯一塊以前住過7000日本人的地方卻擁擠著3萬多黑人居民。在芝加哥， 每一平方英里住9萬黑人，但僅住2萬名白人。而且城市黑人的住房質量遠不能與白人住房質量相提並論，黑人城市住宅有24％沒有自來水、私人廁所或浴室設備。而美國城市全部住宅中只有10％沒有這些設備。1952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對此這樣評論道：「今天黑人公民在全美國的劣等居住情況下束手無策。」〔6〕50年代美國黑人的遷徙人數與速度都在增多加快，在這十年中，僅紐約市的黑人人口就增加了46％，底特律黑人增加了60％，洛杉磯黑人增加了96％，密爾沃基的黑人人口增加了187％〔7〕。城市黑人聚居區問題越發嚴重。同一時期，又有大批軍人複員重新安置，戰後生育高峰，50年代美國增加了28％的人口，而且這些人口絕大多數集中在城市中。這諸多因素造成的城市人口激增，使戰後初期和50年代美國城市普遍出現房荒現象。1949年初，紐約萊維特父子公司在紐約長島的納索縣買下一塊1500英畝的馬鈴薯地，並開始在此建造一批共有17500 戶單元住宅。正苦於住房緊張的紐約市白人中產階級紛紛前來購買，爭先遷往市郊，其它各大城市也競相效仿，白人郊區化趨勢加強。戰後美國經濟的騰飛，市郊高速公路的大批修建，以及交通工具的日益普及、便利，更促使大批白人中產階級放棄城市中心地帶，搬遷到郊區居住。由於戰後在郊區新建的住房都是由私人修建的，幾乎僅限於出售租借給白人，所以城市中不斷增多的黑人只好住進白人騰出的久已失修破舊的住房裡。白人向郊外徙的人流為不斷湧入城市的黑人遷徙人流所平衡。 1950 ～1960年間，據統計美國12個大城市有200多萬白人遷往郊區〔8〕，這樣， 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成員在城市中所佔人口的比重越來越大， 這12個城市中的某些城市的黑人人口已超過城市居民的一半，或接近於一半。然而，黑人並未走出種族聚居區，而是被進一步與白人隔離開來。對黑人的住房歧視不僅僅是私人的行為，而且是美國聯邦政府的政策。戰後聯邦住房政策進一步促成了黑人聚居區的發展。在聯邦住房管理局對聯邦資助的住宅制定的條例中就有種族隔離的規定，即「鄰裡間如欲保持穩定的關係，就有必要使房產繼續為相同的社會和種族等級所佔有。」這無疑是加深美國鄰裡間的種族偏見與歧視。聯邦住房政策中對黑人居住隔離帶來最大惡果的是1949 年開始的「城市更新城市」（Urban Renewal Program）。這一計劃的主旨是解決城市內混合居住區的破敗蕭條狀況，美化城市，它主要是在白人居住區內或附近清除貧民窟——黑人住房。用美國社會學家沃爾夫·馮埃卡特的話，這一計劃是將「消滅貧民窟這一高尚目的與阻止黑人進入白人社區的自私動機混在一起。」〔9〕在這一計劃的實施過程中， 聯邦政府是先將城市內的破敗混合居住區或黑人聚居區的一片土地購買來，然後通常是再將該地塊承包給私人建築公司用於非居住建築或建造豪華住宅，以此獲利。在50年代，舊金山的黑人聚居區菲爾莫爾在拆遷前，黑人住在一些破舊的公寓大樓里，每套單元住房每月房租為39美元；然而拆遷後，在這地塊上新建的是每套共有三個卧室的豪華型公寓大樓， 每套住房租金為每月595美元。這種住宅絕非低收入家庭所能承擔，於是拆遷時搬進其他低房租黑人聚居區的黑人家庭無法再重新搬回原住址，這無疑使舊金山的黑人聚居區狀況進一步惡化〔10〕。據美國民權委員會1965 年6月對美國77個城市的調查，在這77個城市中共進行了115項復興計劃工程，有4.3萬戶家庭被重新安置，其中3萬戶為非白人家庭。 這些非白人家庭只有一小部分在政府公共住房中重新定居，大部分遷入了早已擁擠不堪的其他黑人聚居區內〔11〕。對這些城市更新土地使用情況調查顯示：用於公共事業如公園、停車場、娛樂設施等的土地面積佔37％，作為商業和工業之用的土地佔27％，只有36％用於住房建設〔12〕。而這些住房又基本是為上層階級設計的。所以，據統計，1950～1960年間，芝加哥新建造的28萬套住房，黑人所得不足0.5％〔13〕。黑人因種族原因被排除在一般住房市場之外，破敗蕭條的城市聚居區成為極大多數城市黑人能找到住房的唯一地方。據統計，1950年在紐約市68.2％的黑人住在完全隔離黑人區，僅29.9％住在混合區；而在白人中，65.9％住在完全白人區，32.8％住在混合區，芝加哥黑人中81％住在完全隔離區，底特律和聖路易斯都有74.1％的黑人生活在完全隔離區〔14〕。大多數黑人又因經濟原因被迫住進人口高度密集地區的非標準的破舊住房。據1960年的一份有關調查，大約70％白人的住房為標準住房，而70％的黑人是居住在非標準住房〔15〕。較之50年代，黑人住宅狀況進一步惡化。對這些非標準住房，白人房主從不加以維修，致使許多黑人住房搖搖欲墜。但房主卻對這類住房徵收超標準房租。1968年，國內動亂總統諮詢委員會基於對新澤西紐瓦克市的調查，指出，「非白人一直在為住房付出比正常價格高出10％的『膚色稅』。這種情況在國內大多數聚居區中都存在。」〔16〕70年代這一狀況也未能改善，據1975年的一份調查，紐約市的黑人所交房租要高於正常價格的3～6％〔17〕。黑人不只要為其住房付出更高的費用，而且還不得不為食品和一切生活必需品花費比白人更多的金錢。據1966年《紐約郵報》調查，「哈萊姆的食品價格比全市平均價高20美分。同樣的肉，在哈萊姆每磅售價1.69美元，市內平均價為1.15美元。」〔18〕由於居住上受到嚴格限制，黑人被迫與白人相隔離，隨之產生了北部城市中事實上的學校種族隔離體制。黑人不得不接受相對差的教育，進而又加劇了黑人的就業問題。二、教育——事實上的種族隔離學校體制在北部城市，黑人兒童所碰到的教育問題與南部不同。在1954年之前，南部各州的法律明文規定黑人兒童不得進入白人學校，只能在黑人學校就讀。為此南部黑人進行了長時期的鬥爭，最終於1954年贏得了取消公共學校種族隔離的法院裁決。但最高法院這一裁決卻只適用於南部，因為北部並沒有一州在法律上規定黑人兒童不得與白人兒童同學校學習。但北部許多城市的教育法中卻規定：兒童應就近在他們所居住地區的學校上學。由於北部嚴重的種族隔離居住模式，這一規定實際上就造成了事實上的種族隔離學校體制。這一隔離體制由於不受法律制裁故更難以消除。1960年時，在紐約市的589所小學中，有95所學校的學生95 ％為黑人兒童，全市125所中學中22所中的黑人學生佔全校學生的85 ％以上〔19〕。隔離的學校是不會存在平等的教育的。這種隔離學校體製造成的後果是黑人學生的文化水平要比白人學生低得多；60年代黑、白中學畢業生的「成績水平」有著三年的差距。如60年代初對哈萊姆聚居區20所小學和4所初級中學的調查，1960年時在校學生為31469人，基本上都是黑人學生。這些學校教師中僅有50.3％持有市教育委員會頒發的許可證書（紐約市全部學校平均為78.2％的教師得到許可證書）。在對三年級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調查中發現，高於標準程度的學生佔21.5％，低於標準程度的佔30％，與紐約市和全國三年級學生閱讀能力相比，哈萊姆三年級黑人學生閱讀能力要遠低於紐約和全國同級學生的中等水平，六年級學生的差距就更大了，只有11.7％的學生高於標準水平，低於標準水平的高達80％，僅相當於紐約市四年級學生的平均水平。進入高中以後，來自哈萊姆聚居區的黑人學生已比紐約市同一年級的學生差有三年程度〔20〕。哈萊姆聚居區中的教育差距說明了黑人學校教育質量低劣，造成了學生群體程度不斷下降。當然，這並不是哈萊姆特有的現象，而是美國黑人學校普遍存在的問題。費城教育委員會副主席亨利·尼科爾斯1967年在電視中指出，75％的黑人學生到畢業時將是「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s），其原因在於學校官員對黑人的態度〔21〕。還有一個造成黑人學校教育質量低劣的因素是教育經費不足。美國各級公共教育經費均由稅收支付，這樣，大部分負擔落在州和地方社區身上。其中州政府提供了全部公共教育基金的40％，10％來自聯邦政府，而餘下的50％則來自地方學區，並且幾乎完全來自財產稅。由於各社區之間財力差距甚大，學校的設備、質量和教育計劃有著明顯的不平等，也造成了一種極不公平的現象：「貧窮地區的貧窮公民常常要為孩子的劣等教育繳付比率很高的地方稅；而富裕地區的有錢人的孩子享受優等教育，所付的地方稅卻較低。」〔22〕在美國，傳統上將教育視為提高個人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階梯，教育也經常被稱為「偉大的平衡器」。而在二戰以後年代裡，黑人聚居區的學校所起到的作用是壓制黑人，而非解放黑人。學校隔離也進一步嚴重影響了美國城市的居住模式。隨著黑人增多，城市公共學校黑人學生人數不斷上升，城市裡白人紛紛舉家遷往以白人學生為主、教育質量較好的學區。於是，內城居住隔離加劇，學校的質量與經費也由於白人的遷往郊區而加速惡化。當富有的郊區能夠以最新的設備資助規模宏大的教育設施時，內城學校卻處於衰敗之中。自從50和60年代白人向郊區遷移以來，城市中許多公司也跟著移向郊區，因而美國大多數城市中心的稅收一落千丈。這樣，郊區學校再一次獲利，內城學校亟需資金，卻又一次失利了。這種情況，使城市黑人極為不滿。60年代初，在紐約哈萊姆區、波士頓、芝加哥等城市，黑人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學校事實上的隔離體制，要求組建黑、白人混合的學校管理委員會，共同管理學校，黑、白學生同校，取消種族隔離。消除黑白人間的教育差距，建立種族合一學校體制，和黑人也要參加學校管理是60年代民權運動、城市暴力鬥爭所要爭取的目標之一。但五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卻未能解決這一種族教育不平等問題，直到現在，北部公共學校事實上的隔離制仍普遍存在。迫於壓力，1969和1970年北部各地法院先後命令所有學區對整個城市所有地區的學生入學要一視同仁，建議城市和郊區都考慮用校車接送兒童的方式以達到預期的效果。然而實施情況難以令人滿意，有些地區甚至發生白人家長砸毀校車事件。而且，當聯邦各級政府敦促公共學校更好地實行種族混合時，許多白人家長加速逃往郊區，或將子女送進私立小學。這就使許多公共學校中的黑人學生佔了多數，為數不多的白人不足以形成種族人數平衡的局面。1978年最高法院在一項裁決中表明，不能單純利用種族因素來保證一定數目的黑人進入學校或其他部門，這使在學校里取消種族隔離的努力遭到了進一步的挫折。事實上種族隔離學校體制和不良的教學質量使黑人青年難以在社會上與白人競爭。因此，造成年輕黑人的失業比率長期居高不下。十二年之久的隔離教育，也使許多黑人青年和白人青年認為種族隔離是天經地義之事，白人青年自然而然產生「白人至上」意識，黑人青年則萌生了卑微低下感。三、就業——機會不均等與失業現象1964年一份對哈萊姆黑人聚居區青年就業情況調查報告指出：「在哈萊姆黑人區黑人青年中的失業狀況是極其令人震驚的：1960年黑人男性青年失業人數是白人男性青年失業人數的兩倍。女性青年的差異更大，黑人女性青年的失業人數是白人女性青年失業人數的兩倍半。而且自1960年以後，黑人失業狀況是越來越糟……。」〔23〕然而，紐約市的黑人失業狀況並不是美國國內最糟的。實際上，還要略好於美國其他地區。據全國城市聯盟的統計，1961年紐約市區的黑人工人失業率為10％， 同年美國的黑人工人平均失業率要比紐約市高出四個百分點， 達到14％，其中芝加哥的黑人失業率為17％，克利夫蘭高達20％，底特律的黑人失業率更是高達39％〔24〕。黑人的高失業狀況是自二戰結束後就開始的。戰後，隨著軍火工業的部分停產，海外士兵歸國複員，就業日趨困難，對黑人的就業歧視也隨之加劇。1946年6月公平就業管理委員會宣布結束工作， 各工廠紛紛大量裁減黑人。一位黑人婦女目睹歸國黑人士兵流浪於聚居區街頭，無所事事，就曾發出這樣的疑問：「大戰的考驗我們都能承受，可現在能否在聚居區過安寧日子卻成了問題」。〔25〕在此後的日子裡，這一問題非但未能得到解決，相反，由於白人中產階級相繼逃離城市中心，遷往郊區，城市中工業和商業也隨之移到郊區，造成城市中心財政困難，就業率下降，聚居區黑人的經濟和教育等狀況加速惡化，這一問題也愈加嚴重。二戰以來，黑人在美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相對地大大下降了。1948年，黑人的失業率為白人的一倍半（白人為3.2％，黑人為5.2％）。朝鮮戰爭之後，黑人被解僱的現象進一步加劇。1952年黑人的失業率為5.4％，到1954年上升為9.9％，以後持續上升，到1961年經濟蕭條時期，黑人失業率高達12.4％。從1952～1964年，黑人失業率平均為10.2％，為白人平均失業率的兩倍〔26〕。1965年瓦茨暴亂前， 洛杉磯瓦茨區的黑人失業率達到34％，這個數字超過了1930年大蕭條的失業率〔27〕。對於黑人來說，比高失業率更為嚴重的是就業歧視問題。由於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國內勞動力短缺，黑人離開南部農村來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但他們馬上遇到的是十分嚴重的歧視現象。二戰初期，黑人基本上被排斥在國防工業部門之外。例如，1941年在航天工業中就業的人數近9000人，黑人卻只佔17人，鋼鐵工業部門就業人數為3.5 萬人，黑人為245人。造船業中只有1.7％為黑人工人。在康涅狄格、巴爾的摩和洛杉磯等城市，由於勞動力嚴重不足，許多工廠開始從其他地方引進白人非熟練工人，而不僱傭當地黑人。1942年9月， 南卡羅來納查爾斯敦的國防工業合同簽約人計劃從其他地方僱傭9千名白人工人， 而當時該市有4千名黑人失業〔28〕。就業平等與同工同酬是不存在的。1943年政府的一份勞工市場調查報告中指出：「現有的一切事實證明，僱主的歧視是黑人就業率不足的主要原因。」〔29〕當黑人獲得一些報酬較多職位較高的工作後，白人工人在種族主義分子挑動下，經常舉行所謂的「仇恨罷工」，抗議僱傭黑人工人。這類罷工極易發展成為迫害黑人工人的種族暴亂。僅1943年，美國就有47個城市發生了這類種族暴力事件，其中底特律市的騷亂造成了25名黑人的死亡。白人僱主的歧視與白人工人的抵制，使絕大多數黑人工人只能從事非熟練和半熟練工作， 只能得到低於標準的工資。1959年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通過對紐約市製造業的情況進行的一系列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紐約市服裝製造業中，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主要集中在技術要求較低、工資低微的工序和生產低廉大路貨的車間中。在這個工業部門當中，他們提升去搞技術或要求較高的工作的過程是緩慢的。在技術要求較高的生產上衣和套服的部門中，這個少數民族工人階層幾乎很難見到。」〔30〕儘管二戰以來，黑人工人的工資有所增加，但由於遭受歧視，黑人與白人工人間實際收入的差距卻在加大。 1954年， 黑人工人每小時平均收入與白人工人平均收入相差0.90美元， 1959年下降為相差1.45美元〔31〕。從1952年到1958年， 黑人中等家庭的收入為白人中等家庭收入的57％下降為51％〔32〕。直到本世紀60年代初時，在黑人被僱傭的地方，有80％的黑人都在經濟階梯的最底層工作，而在這一層工作的白人只有40％。例如在洛杉磯市，1960年時，城市裡95％的廢品回收工人是黑人，80％的街道清掃工和95％的保管員是由黑人承擔的〔33〕。還有一系列結構性因素不利於處於經濟底層的黑人就業。戰時美國的經濟曾成功地吸收了巨大的非技術勞動力，戰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生產自動化，取代了許多簡單工序，再遷入城市的黑人已難以找到足夠的非熟練工作職位了。自動化的發展對就業勞工提出了更高程度的文化要求。但長期以來黑人所受的隔離且不平等的教育必然使黑人在與白人就業競爭中處於更為不利的地位。而且，「對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來說，最大的威脅是大批少數民族成員上升到社會上層地位。」〔34〕美國的白人社會一直不為黑人提供相關的職業培訓與提高訓練，藉以阻撓黑人獲得較好的職業。一直在城市中發展的工業，五六十年代隨白人遷入郊區。於是聚居區居民被遺棄在就業機會日漸減少的城市中心。而且，從50年代初起，新興的工廠企業、商業公司等約有一半是在城市的郊外興建的，這無疑也減少了城市中心黑人居民的就業機會。被郊外工廠企業等僱傭的黑人則不得不乘坐票價不斷上漲的公共交通工具奔波於聚居區與郊外，增加了他們的經濟壓力。60年代美國城市種族騷亂連綿不斷，對白人商業企業帶來極大損失，這加速了這些企業公司的遷出市區。據統計，1965～1971年間，僅芝加哥就有一千多家公司從市中心地帶搬遷到郊外，其中包括5萬個就業機會〔35〕。聚居區黑人的就業機會不斷減少。四、黑人聚居區中的其他社會問題長期以來，城市黑人的就業不足與中高收入階層黑人的人數較少，極大地影響了黑人的經濟狀況。1960 年， 黑人中等收入水平為年收入3085美元，白人為5427美元，美國71％的黑人家庭年收入低於5000美元，白人家庭為39％〔36〕。1966年時，有36％的黑人家庭收入甚至不足3000美元，黑人中等收入水平為年收入3971美元，白人則兩倍於黑人，為7170美元〔37〕，黑人與白人的經濟差距是越來越大，黑人聚居區的經濟狀況不斷惡化。為就業——生存而拚搏對黑人聚居區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它嚴重地破壞了黑人家庭結構，許多無法找到就業機會的男人離家出走，以使他的妻子兒女可符合得到「對無依無靠兒童資助」或具備領取其他救濟的資格。1966年，白人有8.9％的家庭為單親家庭，而黑人則為23.7 ％〔38〕。在這種依靠救濟環境中長大的兒童經常得不到正常的教育，於是使他們比他們的父輩更不易找到工作。還有一些黑人乾脆不找工作，依賴救濟維生，這進一步又造成黑人聚居區內的犯罪率和吸毒率等都要高於其他地區。在黑人聚居區內，黑人的嬰兒死亡率和成年人死亡率都要遠遠高於白人，聚居區也是高發病區，肺結核、梅毒、肺炎等的發病率都五六倍於白人同樣病的發病率。可是，聚居區內的醫療服務業不僅沒有改善，反而自50年代起紛紛遷往郊區。以芝加哥為例，1950～1970年間，城市中心行醫的醫生平均每年損失100人，內城10 個最窮聚居區內醫生從占人口的0.99‰減少0.25‰，而郊區10個最富社區醫生的比率從1.78‰，增加到2.1‰〔39〕。在解放了一個世紀，並經過了半個世紀的城市化之後，美國黑人仍處於年深日久、已經制度化了的種族歧視的奴役之下。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是無法通過國家的幾條法律和黑人的幾次行動得到解決的。在城市，黑人的生活被限制在了聚居區中，即使有適宜的聚居區之外的住房可以得到，黑人也無力取得；他們無法為撫養和教育他們的子女提供有益於身心的環境；也無法更充分地參與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生活。而且，黑人所面臨的問題絕非只此一端。聚居區的居住隔離、學校隔離和就業不平等更破壞性地造成了黑人的失意感和被疏遠、遺棄的感覺。隨著黑人經濟每況愈下，城市黑人對白人的仇恨情緒越來越強烈，而警察對黑人的暴行和騷擾則更進一步激化了種族矛盾。黑人動輒被警察毆打、逮捕、投入監獄。警察根本不是維持聚居區治安秩序的人，而是強化白人種族統治，殘暴壓制黑人的代表。1968年的國內動亂調查報告中記載了黑人對警察的不滿，在丹佛市的一個黑人區，82％的人相信存在警察的殘暴行為；在洛杉磯的瓦茨區，74％的黑人認為警察對他們不夠重視，或者對黑人使用過侮辱性語言〔40〕。實際上，60年代的城市種族騷亂，有許多完全是由於警察的暴行而引發的。無可否認，民權運動對提高南部黑人的社會地位和壯大黑人中產階級的隊伍起了根本性作用，但它卻未能根除美國的種族主義，從而也就不能解決城市黑人的居住隔離、教育隔離和就業不平等等社會問題。民權運動之後，城市黑人的隔離問題和經濟貧困問題進一步惡化。長期以來，生活在聚居區的黑人家庭中一直有1／3處於貧困線之下，這些貧困黑人家庭中70％為單親家庭。失業、貧窮、犯罪仍是內城黑人的普遍問題。內城中，未婚母親、吸毒、自相殘殺、搶劫等的比率不斷上升，社會環境極為惡劣。1991年一篇描述芝加哥內城的文章寫道，「芝加哥南端的電影大廳和律師事務所都已消失了，市內一度繁華的地方已為黑人佔據。年久失修的磚瓦房從一個街區蔓延到另一個街區，間或點綴著一兩個裝有鐵絲網和防彈玻璃的酒店、炸雞棚和小商店。警車是唯一可見的車輛。」〔41〕1992年一位參議員在國會的演講中說：「如果讓你訪問出一項自60年代以來改變了城市的事，那只有恐懼。城市中已沒有讓人感到安全的地方。」〔42〕生活在破房陋巷中的美國黑人，前途渺茫。城市種族騷亂仍間或爆發。聚居區黑人問題如何解決？美國黑人的前途何在？這已成為不僅困擾美國黑人，同時也困擾美國整個社會的問題。注釋：〔1〕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0 Census of Population, Washington, D. C. Table 55.〔2〕Allan H. Spear, Black Chicago: The Making of a　NegroGhetto 1890-192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151.〔3〕Olive Zunz, The Changing Face of Inequa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 374-375.〔4〕Claude Brown, Manchild in the Pomised Land,　New York, 1965, vii.〔5〕Richard W. Thomas, "The　Black　Urban　Experience　inDetroit, 1961-1947" in Black and chicanos in urban　Michigan.ed. by Homer C. Hawkins and Richard W. Thomas. East　Lansing.Mich. 1979. pp. 74-75.〔6〕威廉·福斯特：《美國歷史中的黑人》， 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中譯本，第594頁。〔7〕George W. Grier,　 "The　Negro　Chettos　and　FederalHousing Policy." i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32：3 (1967), p.550.〔8〕Sidney M. Willhelm and Edwin H. Powell.　 "Who　Needsthe Negroes?" in Social Problems in American Society. ed.　 byJames M. Henslin and Larry T. Reynolds, Boston, 1977, p. 75.〔9〕Herbert Hill, "Demographic Change and Racial　Ghettos: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ities", in Journal of Urban Law 44(1966), p. 257.〔10〕New York Post, August 19, 1961, p. 31.〔11〕Hill, "Demographic Change and Racial Ghettos",　 p.258.〔12〕Mora　J.　 Shusham,　 "Housing　in　Perspestive"　in"Public Interest", (Spring 1970), p. 27.〔13〕Willhelm Powell, "Who Needs the Negroes?", p. 77.〔14〕Davis Mcentire, "Residence and Race" (New York, 1960), pp. 35-36.〔15〕Hill, "Demographic change and Racial Ghettos",　 p.245 非標準住房為缺少基本衛生設施的住房，房屋簡陋破舊，房租低於標準價格。〔16〕Report of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Disorders, p. 252.〔17〕John F. Kain J. M. Quingley,　"Housing　Markets　andRacial Discrimination: A Micro - Economic Analysis" ( New York, 1975), Table 7-1.〔18〕"New York Post", August 29,1966 p. 20.〔19〕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the Melting Pot" (Cambridge, Mass, 1970), p. 48.〔20〕Stokely Carmichael and Charles　V　Hamilton,　"BlackPower: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1965), p. 157.〔21〕"New York Times", May 4, 1967, p. 23.〔22〕弗·斯卡皮蒂：《美國社會問題》（劉泰新、張世灝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中譯本，第176頁。〔23〕Willhelm Powell, "Who Needs Negroes?" p. 76.〔24〕Carmichael Hamilton, "Black Power", p. 159.〔25〕Jacqueline Jones, "Labor of Love,　Labor　of　Sorrow: Black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New York, 1985), p. 234.〔26〕Lerone Bennett, Jr.,　"The Shaping of Black America"(New York, 1975) p. 275.〔27〕Herbert Hill, "Racial Inequality in Employment:　ThePatterns of Discrimmination" j,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Acaden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0 (1965), p. 357.〔28〕Mary Frances Berry and Jone W　Blassingaine,　 "LongMemory: The Black Experience in America"　(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82), p. 199.〔29〕Labor Market Problems of Selected Firms Manufacturi-ng Radio and Radar Equipment, January 11, 1943, Industry Labor Market Report", Box 650, R, G. 211, National Archives.〔30〕喬安妮·格蘭特：《美國黑人鬥爭史》（郭瀛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中譯本，第549頁。〔31〕Raphael J. Soneshein, "Politics in Black and White:Race and Power in Los Angles"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3) p.532.〔32〕Bennett, "The Shaping of Black America" p. 275.〔33〕Raphael J. Soneshein, "Politics in Black and　White", p. 23.〔34〕 William J. Wilson, "Power, Racism and　privilege"(New York, 1973) p. 59.〔35〕willhelm powell, "Who Needs the Negroes?" p. 77.〔36〕"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1966, p. 20.〔37〕斯卡皮蒂：《美國社會問題》前引書，第33頁。〔38〕斯卡皮蒂，前引書，第33頁。〔39〕戴維·理，前引書，第259～260頁。〔40〕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p. 302.〔41〕The Economics, March 30April 5, 1991, p. 18.〔42〕New York Times, March 29, 1992, sec關鍵字：美國黑人聚居區種族隔離城市化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