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 | 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上）

錢理群教授近影

編者按

錢理群教授是魯迅研究的大家，今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魯迅研究新著《魯迅與當代中國》，收入他近年來在魯迅研究領域所做的全新思考與論述。本文是2017年5月29日錢理群教授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為該書舉辦的研討會上所做的主旨發言，錢理群教授在文中對自己的魯迅研究做了全面的回顧和系統的總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諸多極具概括力和啟發性的新命題。本文原刊《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上的「《魯迅與當代中國》評論專輯」，感謝錢理群教授授權發表。

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

——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魯迅與當代中國」學術論壇上的講話

錢理群

今天是我2015年進養老院以後第一次公開演講。我現在已經不再作魯迅研究，但還是要以《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為題來作演講，是因為魯迅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無論我面對什麼問題，或者要研究什麼問題時，都要想起魯迅，而且總能從魯迅那裡得到思想的啟迪，精神的支援，朋友們讀我的任何著作，包括這兩年所寫的書都可以在字裡行間看到魯迅的身影。而且我只要面對青年朋友，就要情不自禁地講魯迅。我在八十年代進入學術界時，就已經賦予自己一個「做溝通魯迅與當代青年的橋樑」的歷史定位，一直堅守到現在，而且恐怕要堅守到生命的結束。這已經成了我的歷史使命與宿命。而且我要說，這樣的將魯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堅守者，不只我一人，剛剛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就是一位傑出代表，我在悼念他的文章里說到，這在魯迅研究界、現代文學研究界是形成了一個學派的，我把它叫做「生命學派」。這本身就是現當代學術史、知識分子精神史中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一位現代作家、思想家對其研究者的生命的影響，會達到這樣的深度，除魯迅之外，幾乎沒有第二人。當然，對我們的選擇，學術界是一直有不同意見的，這本屬於正常：一切學派都是在質疑中發展的。因此，今天來講我的魯迅研究，絕沒有將自己的選擇絕對化，推銷給諸位的意思。大家完全可以對我的魯迅觀，我對魯迅的態度，提出質疑或反對意見；但或許能從我的關於「為何與如何研究」的介紹里，對「學術研究的意義與方法」得到某種啟示，那就達到了我今天演講的目的。還是我經常說的，我姑妄講之，大家就姑妄聽之吧。

下面我的演講也主要是敘述式的：對自己研究魯迅的歷程，作一個具體的回顧。

（一）我對魯迅的

「第一印象」

先談談我對魯迅的最初接觸，也可以說是「前研究」吧。

我在《與魯迅相遇》里，曾經談到，我讀到的魯迅第一篇作品，是《野草》里的《臘葉》，那時我還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我是從已經是大學生的哥哥的一本《文選》里翻到的。裡面一段文字立刻吸引了我：「一片（臘葉）獨有一點蛀孔，鑲著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我當然讀不懂它的意思，在我的感覺里只是一團顏色：紅的，黃的，綠的色彩中突然跳出一雙烏黑的眼睛，在看著我。當時本能的感覺這非常美，又非常奇，更非常怪，那紅、黃、綠色中的黑的眼睛一下子盯著你，你被看得很難受，甚至覺得很恐怖，就這樣一種難以言說的莫名的感覺。但就是這個感覺，在一瞬間留在自己的心上了。以後長大了，從中學到大學到研究生，最後成了魯迅專業研究者，不知讀了多少遍魯迅著作，對魯迅的理解也有很多變化，但總能從魯迅作品的背後看見這雙藏在斑斕色彩中的黑眼睛，直逼你的心坎，讓你迷戀，神往，同時讓你悚然而思：這就是魯迅著作給我的第一印象。

錢理群《與魯迅相遇》，三聯書店2003年版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和魯迅的這第一次相遇：我是通過魯迅的文字、語言認識魯迅，而且是用直觀的感覺、朦朧的感悟，進入魯迅世界的。這非常重要與關鍵：這意味著，首先把魯迅看作是一個文學家，一個語言藝術家；因此，要用文學的方式去把握魯迅，先要有感覺、感悟，這是基礎，然後才有理性的分析。我由此想起了我在大陸與台灣講魯迅的一個觀察與感受。我發現大陸的青年，恐怕也包括在座的諸位，在閱讀之前，就有了一個抽象的、先驗的概念，即領袖所說的、也是老師灌輸給自己的所謂「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的「三家論」，然後又用「兩大分析（思想分析、寫作技巧分析）」的模式去讀作品。其實，這一論一分析，就已經遠離魯迅了。台灣學生則不同，他們沒有這些先入主見，而是直接讀作品，感覺魯迅文字之美，之特別，進入魯迅的世界，逐漸發現與體味其思想之美，之特別，其人格、生命之美，之特別，最後不同程度地與魯迅產生共鳴。我以為，這才是閱讀魯迅、研究魯迅，以致研究文學之正道。萬幸的是，我一開始就無意識地走上了這條正道，它是影響了我一生對魯迅的認識與把握的。

正式讀魯迅是在中學，吸引我的是小說家魯迅，他和詩人艾青，劇作家曹禺一起構成了我青少年時期三大文學偶像。我對他們的把握方式是把閱讀與寫作聯在一起：讀魯迅的《葯》，就自己寫篇小說《夏瑜之死》；讀艾青就嘗試著寫艾青體的詩；讀曹禺戲劇就上台演戲，還自己寫劇本。現在看來，這樣的文學訓練，既讀又寫，是為以後的研究打基礎的。

（二）讀魯迅不能走捷徑：

第一個教訓

1956年上大學時，正趕上《魯迅全集》出版。儘管當時是個窮大學生，還是從有限的生活費中擠出錢來，買了一套全集，並且通讀了一遍。但很快就發現魯迅的書很難讀，至少不像讀其他人作品那樣容易與輕鬆。年輕人的浮躁心使我不耐煩像魯迅自己教我們的那樣，一個字、一個字地「硬讀」下去，我想走捷徑。於是先找老師請教，後來就去讀各種各樣的講解魯迅作品與思想的小冊子。這些講解比魯迅的原著好讀多了。裡面轉引的魯迅語錄也變得好懂，可以隨口搬弄，顯得真讀了許多魯迅作品的樣子。我開始滿足於讀大量的小冊子，而不知不覺地把魯迅的原著丟在一邊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讀到了姚文元的《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讀得很暢快，甚至很舒服。這本書能夠把魯迅許多非常複雜的思想說得極其簡潔、明確，而且處處與最流行的思想相一致，再經過姚文元的發揮，就可以隨時引用來作大會、小會上的發言，特別好使管用。我萬萬沒有想到，正是在這樣舒舒服服的閱讀中，魯迅已經被簡單化和實用化了。等到多年後我自己下功夫讀魯迅原著時，才發現姚文元小冊子里描述並向我灌輸的魯迅和真實的魯迅相差很大，於是有了上當的感覺，並且開始自我反省：難道不正是我的虛榮、浮躁，好走捷徑，而終於不辨真假？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談到，正是這上當受騙的屈辱感，驅使我走上了獨立研究魯迅的道路。我的辦法是：什麼參考書也不看，只讀魯迅原著，反覆閱讀，不斷琢磨，讀熟了，想透了，有了自己的感受、見解，這時候或許可以看看別人的研究成果，以啟發思路，但也要有自己的判斷。這辦法其實是魯迅早就教給我們的：有人問他：「該讀什麼書？」他的回答是：「要看一看真經，免得受硫化銅的欺騙」。他還告誡年輕人：看了批評文章以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不要讓自己的腦子「給別人跑馬」。——這應該是我讀魯迅第一個經驗教訓，20年前（1996年）我就給年輕人講過，今天再講一遍，希望大家一定要走獨立閱讀、研究之路，不要走捷徑，以防上當受騙。

（三）「硬骨頭精神與韌性精神的

結合」：我的第一個魯迅觀

我真正走上獨立閱讀與研究之路，是在1960年大學畢業，來到邊遠的貴州山區以後。那正是三年困難時期，物質匱乏、飢餓難忍之外，更感到精神的苦悶與饑渴。為了尋求人生的真理，除了讀毛主席著作之外，我還向魯迅問道，讀魯迅原著。或許是因為有了人生的閱歷，生命的體驗，並且懷著探索的欲求，「帶著問題」去讀，一接觸魯迅著作，就產生了親切感，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開始仍有些難懂，堅持讀下去，讀到後面，先前不懂的地方，也會略有所知了。這樣，日積月累，讀多了，讀久了，就有所悟了，也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今天，回過頭來看，這裡或許有一個重要的經驗：要成為一個獨立的魯迅研究者，除了要有一定的藝術感悟力和修養外，還需要有相當的人生閱歷和生活經驗，最重要的是要有豐厚的生命體驗，要有對社會、現實，人生和人性的大關懷。

我在對魯迅有了自己的看法以後，就從1962年1月1 日開始，寫《魯迅研究札記》，嘗試著進入魯迅研究領域。第一個研究題目就是《魯迅與毛澤東》，而且這樣表述了我對「魯迅精神與性格」的理解：它包括兩個側面，一方面是「毛主席稱讚魯迅先生的那種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的『硬骨頭』性格，那種對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都決不屈服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嫉惡如仇的反抗性格」；另一面是「魯迅自己概括的『韌性精神』」，「鍥而不捨地與敵人作堅毅、刻苦、執著的持久戰鬥；冷靜地對待敵人，注意保存實力，講究鬥爭藝術」。這樣一個「硬骨頭精神與韌性戰鬥精神相結合」的魯迅，可以說是「我的第一個魯迅觀」。它打著明顯的時代烙印：其表現出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又稱魯迅精神為「東方風格」，這都是對六十年代衝破所謂「帝、修、反的封鎖」，強調「發憤圖強，自力更生」的時代精神的響應；更表現出毛澤東的魯迅觀的影響：當時毛澤東與魯迅正是我的兩個精神導師。但它確實又是屬於我自己的魯迅觀，而且是我堅持一生的魯迅觀：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魯迅的「沒有絲毫奴顏媚骨」的硬骨頭精神和「鍥而不捨、長期戰鬥」的韌性精神，都是當下中國和中國知識界所缺失和急需；更重要的是，堅守這兩大精神已經成為自我生命的絕對命令。這也是我對青年的期待：我曾以「智慧與韌性」二語贈與志願者；我在和學生的談話里提出「不能作奴才」的告誡，也都是這個意思。

（四）研究魯迅而背離魯迅精神：

最慘重的教訓

再回到上一世紀的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隔離起來，我在被強迫無休止地寫檢查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讀毛澤東和魯迅著作。我在我的第一本魯迅著作《心靈的探索》的《後記》里，對這段歷史有過一個反思。我說自己是以「一個混亂、迷惑的，曲扭的心靈」和兩個精神導師進行「對話」，「這自然已不再是學術研究，而是要求靈魂的『超度』：要給突然強加於我的屈辱地位找到一個『合理』的、自己能夠接受的解釋」。於是，「魯迅對知識分子的弱點的批判」就被「任意強化和誇大」，成為自己在文革中「必須接受批判和改造」的「理由」；「魯迅的鬥爭精神」也被「絕對化」，成為自己後來參加非理性的「造反」的重要動力。直到文革結束後，我重讀《魯迅全集》，看到他早在1925年就已經發出警告：「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當鼓舞他們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否則「是非常危險的」，我如同受到雷擊一般突然被震醒了：在文革中，自己的具有局部合理性的不滿現實的「怨憤」情緒，不就是被利用，而陷入非理性的狂熱，從而走到自己主觀意願的反面嗎？覺悟到這一點，我感到特別的悲哀與沮喪。尤其是想到自己也因此完全肢解與扭曲了魯迅，更是羞愧難言！這應該是我這一生閱讀、研究魯迅最慘痛的教訓：利用魯迅為政治服務，以實用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態度與方法研究魯迅，必然曲解魯迅，遠離魯迅。研究魯迅而背離魯迅精神，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五）「回到魯迅」：

我的魯迅研究的起端

應該說，在文革期間我就做起了「回到北大講魯迅」的夢來。在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村落」里，我更開始了「跟青年朋友講魯迅」的嘗試。當時的講稿後來整理成《讀<野草>、<朝花夕拾>隨筆》，收入了我的《走進當代的魯迅》一書。還有一篇《讀<故事新編>》則一直沒有發表。因此，當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我考上了魯迅研究的前輩王瑤先生、嚴家炎先生的研究生，正式開始研究魯迅時，比起其他同學，我可能是更有準備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的歷史包袱也特別重，在擺脫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魯迅研究模式的束縛方面，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五六十年代的魯迅研究，當然自有其意義和價值；但是，卻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弱點，即是把魯迅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既定軌道，用魯迅的思想與作品來證明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性。這可能是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積弊：總是想把自己的研究對象（魯迅和其他現代作家）的思想和文學納入某個既定理論框架：五六十年代是毛澤東思想，以後就是某個西方的時髦理論，現在似乎又是某種國家意識形態。這樣的研究獨立性的缺失，自然也就談不上任何研究的創造性。

在八十年代，我們這些文革後第一代研究生，面臨的就是這個如何獲得研究的獨立性與創造性的歷史任務。我們提出的口號是「回到魯迅那裡去」：這是王富仁在他的博士論文《<吶喊>、<彷徨>綜論》里首先提出的，我在《心靈的探尋》的「引言」里作了回應，並有這樣的闡釋——

「這就必須承認，『魯迅』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他有著自己的獨特的思想和思維方式，獨特的心理素質及內在矛盾，獨特的情感和情感表達方式，獨特的藝術追求、藝術思維及藝術表現方式。研究的任務是從魯迅自我『這一個』獨特個體出發，既挖掘個體中所蘊含、積澱的普遍的社會、歷史、民族-----的內容，又充分注意個體特殊的，為普遍、一般、共性所不能包容的豐富性。」

任務、目標確定以後，我又作了一系列的理論設計，研究重點、突破口和研究方法的設計。也就是說，不僅要找到在現代思想、文學界里的魯迅「這一個」；還要找到當代魯迅研究中的我自己「這一個」：屬於我的理論、領域與方法。在我看來，這是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的、成熟的研究者的關鍵。我曾經說過，如果說碩士研究生的任務是「入門」，那麼，博士研究生的任務就是要「找到自己」。應該說，我在這一點上是高度自覺的。我在自己第一部魯迅研究專著《心靈的探尋》里，就作了兩個方面的設計——

1，理論設計。我在「引言」一開始，就這樣寫道——

「『魯迅』（魯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個充滿著深刻矛盾的、多層次、多側面的有機體。不同時代、不同層次的讀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處的時代的與個人的歷史哲學、思想情感、人生體驗、心理氣質、審美要求，從不同的角度、側面去接近『魯迅』本體，有著自己的發現、闡釋、發揮、再創造，由此而構成了一個不斷接近『魯迅』本體，又不斷豐富『魯迅』本體的，永遠也沒有終結的運動過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廣泛參與的過程中，『魯迅』逐漸成為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

這裡包含了幾層意思。

首先是承認「魯迅本體」的存在，即歷史客觀本體的存在，堅信歷史的可知性，堅守歷史的研究的客觀性。評價研究得失、價值的客觀標準，就看多大程度上接近研究對象的本體。如研究者所說，「對本真的歷史以及人性存在的虔信，構成了錢理群這一代人難能可貴也是無法替代的財富」（吳曉東：《探索文學史的敘述學》），這確實是我們這一代的不可退讓的底線，我們因此也就和主觀主義，不可知論的歷史虛無主義，以及實用主義、犬儒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劃清了界限。

其二，它又強調，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客體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的有機體」，研究者對其認識是一個歷史過程，一個「不斷接近，而永遠不可能窮盡，不可能完全把握與復原的，永遠沒有終結的運動過程」。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把握，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和價值，但其中又確實包含了若干歷史的絕對內容（因子）：這就是「相對中的絕對」。

其三，研究者的每一次研究，或某一階段的研究，都是從一個特定側面去接近魯迅，通過觀察角度、方法、視野範圍的不同選擇，將客體的某一側面、層次突出於『前景』，或推移於『後景』。而決定這樣的不同選擇的，首先是研究者所處的「時代精神」。成熟的研究者總能敏銳地把握自己時代提出的問題，以此「照亮」研究對象，即發現歷史研究對象與當下時代之間的內在契合點，而加以突顯和發揮，從而創造出具有時代（不僅是魯迅的時代，也包括研究者、讀者的時代）特色的「魯迅」來。

其四，促成不同時期對研究對象不同側面的發現和照亮的，不僅有時代的問題與影響，更有研究者的主體因素：研究者是帶著自身的生命發展中的問題，去感應研究對象，尋求生命的共振、共鳴，從而對研究客體的某些方面作出富有創造性的開掘和闡釋。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學術研究的主體性，任何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必定是研究主體與客體的一種融合。從另一面說，研究過程必定是研究者自我生命不斷提升、豐富的過程。我的最大體會，就是魯迅能夠把你的內心最美好、最富創造性的素質與能力，全部激發出來。這也是魯迅研究的特殊魅力所在。

其五，強調主體參與，同時也就是承認，研究者對於魯迅的認識不僅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而且受到研究者主體自身發展的限制，任何研究只能部分地接近，而不可能全面把握和窮盡魯迅本體。甚至可以說，每一次研究，在發現、強化了研究對象的某些側面的同時，也會有所遮蔽，因此需要不斷有新的研究來揭示被遮蔽的方面。它們相互補充，映照，在張力中顯現對象的多個側面，以形成相對完整的整體形象。

我之所以在這裡比較詳細的介紹我在八十年代最初的理論設計，就是因為我此後的幾十年的研究，基本上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隨著時代的變化，以及自我生命的成長發展，不斷發現和揭示魯迅本體的不同側面，總結起來，大概有八個側面，將其綜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魯迅面面觀」。

2，研究方法的設計：

問題是，通過什麼途徑，才能真正「回到魯迅」，即抓住魯迅之為魯迅的特殊性，最大限度地接近魯迅本體？這樣的方法論的尋找，也是八十年代探尋「我的研究之路」時，最傷腦筋，最為費力之處。

我最後找到的，是所謂「典型現象（單位觀念，單位意象）」研究。這也是受魯迅的啟發：他就是用「酒、葯、女、佛」來概括、描述六朝文學的。於是，就有了這樣的設計：「每一個獨創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總是有自己慣用的，幾乎已經成為不自覺的心理習慣的，反覆出現的觀念（包括範疇）、意象；正是在這些觀念、意象里凝聚著作家對於生活獨特的觀察、感受與認識，表現著作家獨特的精神世界與藝術世界，它們打上了如此鮮明的作家個性的印記，以至於可以在其上直接冠以作家的名字，稱之為『XXX的意象』，『XXX的觀念』，從而構成了我們要緊緊抓住的最能體現作家藝術個性本質的『典型現象』。而作家（以及思想家）作為語言藝術家，他的獨特觀念、意象都是通過獨特的語言（詞語）表現出來的。由此為產生如下研究路線：從作家在作品中慣用的、反覆出現或有獨特意味的詞語入手，找出作家獨特的單位意象、單位觀念，進行深入的、多層次的開掘，揭示其內在的哲學、心理學、政治學、歷史學、美學等的豐富內涵，並挖掘出其中說積澱的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的多種因子，以達到對作家與古今中外廣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獨特精神世界與藝術世界的具體把握」。

我的第一本魯迅研究專著《心靈的探尋》就是這一研究方法的自覺嘗試，我也多次談過，這裡就不再重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