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宣邦：竹內好問題試論——「文學」之根本的政治性

子安宣邦 竹內好 文學 政治性 「 遊離政治的文學，不是文學。文學在政治中發觀自己的影子，又把這影子破棄在政治里。換句話說，通過自覺到無力，文學才得以成為文學。」 　　真正的文學並不反對政治，但唾棄靠政治來支撐的文學。(竹內好《魯迅》) 　　換言之，所謂近代主義在其思考的理路中沒有包含民族這個問題。(竹內好《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 　　一、並非「竹內好論」 　　本文並非竹內好論。所謂「竹內好問題」並不是以竹內好為主題展開論述。有誰這樣做竹內好論，這本身才是「竹內好問題」。為什麼呢?我想通過竹內好的《魯迅》來試做思考。人們通過竹內好的名著《魯迅》可以了解到魯迅嗎?應該說借《魯迅》理解了由竹內好所解讀的魯迅，但並非理解了魯迅本身。假如說這樣也未嘗不可的話，那是因人們認為只有經由竹內好的解讀，魯迅才具有了意義。 　　竹內要讀魯迅，或者在魯迅那裡要追究的是，在那時的中國即孫文的國民革命發生髮展而挫折、分裂，而陷入混亂的時候，魯迅何以成了文學者。正是中國的那個時刻為什麼會是文學呢?然而，竹內好的這個追問應該是他在1940年前期面臨應徵人伍的命運之時，針對自己所發出的追問。從「魯迅是文學家，首先是一個文學家」這一竹內好的話語中，我們應當像武田泰淳那樣去「理解當時他的苦衷和決意」。 　　以上所言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這樣講並不是要貶低《魯迅》這部著作的價值。相反，是因為我知道由竹內好的解讀所引發的「魯迅問題」之重大。我們在《魯迅》中讀到的既不是魯迅的評傳，也非作品的解釋，而是竹內好讀取的「文學家魯迅」這一問題。我認為，正是這個問題催生了戰後竹內好的言論活動，使其成為真正的竹內好自己的東西，並作為確定其方向的核心而存在著的。在竹內好的話語中它構成了「竹內好問題」。而且在其後來的追隨者的話語中這個問題又被重新構建起來。 　　二、魯迅問題 　　關於魯迅，竹內好說「他要理解其某種根源性的東西」，即「並非思想、作品、行動、日常生活、美學價值等本身，而是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某種本源性的東西」。追問「本源性」乃是竹內好所特有的傾向，他就是這樣一位追究「本源」的話語敘事者。事物的「本源」即存在的「根本」，亦是「原始」。在近代以追究「本源」為志向的，有海德格爾那樣的存在論哲學家，還有文學上的浪漫主義者們。這裡，我有意將竹內好追問「本源」的話語普遍化乃至類型化，是因為當我面對竹內好的文章時感到，它拒絕同樣擁有追究「本源」傾向以外的人的理解。追究「本源」者的話語只容許其共鳴者的再構築。這在《魯迅》中便是這樣一些敘述： 　　如果絕望也是虛妄，那麼人們該做什麼好呢?對絕望感到絕望的人；只能成為文學者。不靠天也不靠地，不以任何東西來支撐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歸於自己一身。 　　魯迅是文學者，首先是一個文學他是啟蒙者，是學者，是政治家，但因為他是文學者，放棄了啟蒙者、學者、政治家等，這些才會作為表象顯現出來。 　　魯迅在孫文身上看到了「永遠的革命者」，而又在「永遠的革命者」那裡看到了自己。……沒有失敗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的成功，不是大叫「革命成功了」，而是堅信永遠革命，以「革命尚未成功」來破棄現在。 　　遊離政治的文學，不是文學。文學在政治中發現自己的影子，又把這影子破棄在政治里。換句話說，通過自覺到無力，文學才得以成為文學。 　　這裡所引用的，都是同義反覆式的解釋性文章，有一種拒絕被簡單闡釋的性格。這些同義反覆式的解釋多種多樣，或者通過「絕望」、「革命」或者「政治」來敘述，但都來自具有同樣性格的文章，即反諷的或否定性的文章，以反諷的語詞進行否定性敘述。那麼，話語敘事者針對什麼而反諷呢?竹內好與魯迅一道，是針對革命在進行中遭到挫折而失敗的世界，人們大喊「成功啦」「失敗啦」那樣的世界，以及依然被這樣的世界所吸引的自我之影子，發出反諷式的話語。以反諷來對待這個世界，是要在把與世界之一切有價值的聯繫都虛化掉的境地中，找到作為「無用者」自己的位置。這是反諷的「文學」或「文學者」的位置。然而，面對現實政治世界而發出反諷的「文學」或「文學者」，卻反轉其身在這個政治世界裡發現了與其徹底而絕對相聯的「文學」。從而，這個「文學」是「永遠革命」，是真的「政治」，同時也是真的「文學」。竹內好說，於是這個「文學」也就成了絕對的政治性語言。 　　真正的文學並不反對政治，但唾棄靠政治來支撐的文學。它所唾棄的文學，在孫文身上看不到「永遠的革命者」，而只看到了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敗者。為什麼說唾棄呢?因為這種相對的世界，是個「凝固了的世界」，沒有自我生成的運作，因而文學只會死亡。文學誕生的本源之場，總要被政治所包圍。 　　這裡，存在著竹內好所解讀的，或者說由他所構築的「文學者?魯迅問題」。這也正是所謂「竹內好問題」。 　　三、日本浪漫派問題 　　竹內好以寫遺書的心境所作《魯迅》問世於1944年，而聲言「我們民族定能化不可能為可能，把終極之絕望轉化為希望」的保田與重郎，其《近代的終結》出版於日本對英美宣戰的1941年。戰後日本的言論界，對幾乎是日本法西斯文學之同義詞的保田與重郎等日本浪漫派，不用說一直是持否定態度的。而最初對此予以重新估價的是竹內好。他在《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1951)一文中首先提出重估日本浪漫派的問題，稍後則在著名文論《近代的超克》中又於更廣闊的歷史問題闡述中論及此事。我講這一情況，當然目的不在於批判竹內好或列舉他的罪狀。我只想闡明，所謂「竹內好問題」是和「日本浪漫派問題」重疊在一起的。 　　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近代主義者們繞開血淋淋的民族主義者問題。他們把自己規定為被害者，把民族主義的過激化視為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他們認為默殺「日本浪漫派」是正確的。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這些近代主義者，而是外來的力量。(《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 　　竹內好就是以這樣的思考方式把日本浪漫派再評價問題在此問題化的。這裡，我想考察一下使日本浪漫派和竹內好得以重疊在一起的「文學」，以及有關這個「文學」之根本政治性的話語構成。從徹底虛化與現實政治世界之關聯的位置，或者作為封閉的歷史狀態之「時代」的完全否定者的位置反轉其身，變成與此世界的根本變革和再生相關聯的「詩人」，日本浪漫派的人們所尋找到的正是這樣一種「詩人」。下面是保田與重郎對作為「同時確保了破壞與建設自由的日本之反諷」的日本浪漫派，所給出的解釋： 　　日本的浪漫派運動，始於對正在走向崩潰的日本體系之詠嘆。因此，至今站在真正國粹的立場，站在我國文藝真正所處的位置上來思考文藝，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文藝中表現出來的千古悲情的，正是這一派的人們。(《近代的終結》) 　　所謂「正在走向崩潰的日本體系」，也就是「近代主義」即被「文明開化文化」所侵蝕所蹂躪而瀕臨崩潰的「日本之體系」。不久之後，保田與重郎又將這侵犯了日本的文化稱之為「試圖把亞洲整個殖民地化的西洋式文化」。他認為，自然主義文學家曾經將此「日本社會的悲痛」作為「半封建式的生活」來接受並在文學上試圖予以表現。只有日本浪漫派的作家們，直面走向崩潰的日本之體系，背負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試圖在自己的詠嘆中再生其日本的千古悲願。這個正欲再生的日本要求「詩」的出現。 　　人們大聲呼喚：今天需要詩!不用說，這是日本要創造一個新日本國之時代精神的反映。正是這樣一種國家的命運，要求詩的創造。(《時代與詩之精神》) 　　所謂「日本浪漫派問題」其根本正在於：從對日本近代的整體否定出發，作為針對日本的反諷性語言的「詩」，和於傳統中重新呼喚出日本徹底再生的語言，而使其具有國粹化日本的理想這一絕對的政治性。 　　四、作為「反」近代主義的日本浪漫派 　　「日本浪漫派問題」和「竹內好問題」為什麼是重疊在一起的?它們又是如何重疊在一起的呢?我已經指出，構成「竹內好問題」的是存在竹內話語核心的「魯迅問題」。竹內構築的「魯迅問題」是這樣的：在虛化與現實政治世界的所有有效關係之後作為無用者的「文學者」那裡，建立具有絕對政治性的「文學」。那麼，戰爭期間的「日本浪漫派問題」是怎樣變成「竹內好問題」的呢? 　　我想在此考察一下作為「日本之反諷」的保田與重郎和竹內好，他們是怎樣構築起「作為反諷之日本」的。這便是他們共同與之鬥爭並加以否定的「近代主義」問題。可以說，這個應當否定的鬥爭對象之「近代主義」構成了從50年代到今天的「竹內好問題」。上面已經提到，保田是把這個應該否定的日本稱之為「文明開化文化」之日本的。戰後日本最優秀的日本浪漫派或保田與重郎的批判性理解者橋川文三，把日本浪漫派與農本主義放在一起討論，認為兩者共通的反近代主義「是對明治以後新國家建設原理予以一貫批判的」(《日本浪漫派緒論(增補)》，未來社，1965)。例如，保田的反近代反文明開化文化的立場是以下面這樣的話語來表述的： 　　這些文化主義乃至思想性的東西，如今只不過變成了滿洲首都女子們單純的裝飾品之文物。這些女孩子作為知識的裝飾品帶著岩波書店版的思想介紹書籍來到滿洲，這本身證明文明開化之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與其到農村或工場去向人們灌輸來自奇異的都市藝術感覺的用於農村的文藝或娛樂作品等的模仿，不如給他們提供創造的源泉。這創造的源泉便是民族生活的源泉。(《文化的創建與學生》) 　　由於在保田與重郎那裡把文明開化文化視為「服務於西洋殖民地政策的東西」，日本浪漫派的反近代主義也就成了構成「竹內好問題」的東西。他們主張徹底超克「近代」的理由也正在於這個反近代主義。 　　(所謂文明開化的文化)便是要將整個亞洲殖民地化的西洋文化。他們西洋人認為，應當把日本看作歐美的一個經濟地域單位，文化上也是一樣。而接受這種文化並服務於西洋殖民地政策的，正是現在這個文明開化派的黨徒們。 　　五、50年代的「反」近代主義 　　竹內好於1951年公開發表了戰後日本最初的重估日本浪漫派的文章，其題目為《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在他那裡，近代主義批判是與民族問題關聯在一起的。寫作此文的1951年乃是標誌著戰後日本最初的轉折點的年份。一年前朝鮮戰爭爆發，同年9月召開舊金山媾和會議。針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是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配套簽署的。而在這前一年，日後成為自衛隊的警察預備隊已經成立。日本回歸冷戰下之國際關係中來是以承擔起美國對亞洲軍事戰略之一翼的形式而實現的。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上大學的(1951年4月)。記得要參加反戰反美運動，這在我入學前就決定了。不光是我，當時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是這樣的。那時，「民族的獨立」是反戰、反美軍基地鬥爭的口號。而作為世界第三種勢力的亞洲民族運動的結果有了1955年的萬隆會議。的確，在那個時代里曾有過民族問題。然而，竹內好的特別處在於，民族問題當成了對近代主義的批判而作為「反近代」被構築起來。在他那裡，民族問題是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時提出來的，可是，他的反近代卻否認了作為政治口號的「民族」。 　　世間有「民族的獨立」這樣一種口號，但這個口號是先驗的，屬於近代主義的一個範疇，而不是從自然的生活感情產生出來的。那是一種以亞洲特別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為模式來適應日本的一個嘗試。因此，缺乏與現實的有效結合。 　　竹內好把1950年代的政治口號「民族的獨立」視為並非來自日本人的「自然生活感情」的「一種近代主義」予以排斥，這種話語使我們再次對他的「反」近代主義引起了注意。在他那裡，反／近代主義乃是自生的民族主義之否定項。 　　雖然我們承認戰後近代主義的復活乃是「日本浪漫派」的反題，但不能忘記「日本浪漫派」本身最初是作為近代主義的反題被提出來的。這是怎樣一個反題呢?就是要把民族當作一個要素予以承認。 　　我的判斷是，近代主義在日本文學中是一種傳統性的傾向。換句話說，近代主義即在其思考理路中沒有民族的問題，或者將其排除在思考之外的。 　　為了進一步理解「反近代主義者」竹內好，其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時所提出的民族主義話語，我們有必要再一次完整引用上面所引的那段話：「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這些(包活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近代主義者，而是外來的力量。把這個由外來的力量所打倒的當成自己打倒的，他們難道沒有如此過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嗎?」這段話是對始於1945年的日本之新生乃至革新與解放的根本懷疑，他強調多數日本人並沒有自覺到這是依靠「外來的力量」之解放和革新。因此，他所謂的「近代主義」便成了把本質上自我期滿的「外來的力量」當作自己的東樣一種虛假解放和革新的立場。這就與橋川文三所說的作為「對明治以後新國家建設原理予以一貫批判的」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義」完全重合在一起了。或者不如說，竹內好的反近代主義乃是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義在1950年代的重構。 　　在竹內好那裡，近代主義者已然成了來自外部的壓抑者。而傾聽被他們所壓迫所默殺的內部之痛苦吶喊的，正是竹內好所謂的真正的文學者。是他給被遺忘了的那個暗淡角落投去了光明。竹內好寫道，「民族，就植根於這個暗淡角落裡」。1950年代的浪漫主義者竹內好，其「反」近代主義正是作為要使「民族」再生的政治性語言而展開的。 　　六、戰爭的兩個側面 　　我們讀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知道，竹內好於1950年代的戰後日本其復興「民族」的反近代主義話語是怎樣一種政治性的話語。 　　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權力統治把這個民族意意從沉睡中喚醒，並將其提升到超民族主義的高度而加以利用。對此，我們有必要去指控權力統治機構，但因此而壓抑樸素民族主義的心情則並不正確。後者有其正當的發言權(存在理由)。這是一種從要把近代主義所扭曲了的人間像還其本來面目的持久慾望所發出的呼喊。這樣的民族心情才是與日本以外的亞洲各國之「正當」的民族主義相聯結的東西。就連美國學者歐文?拉迪門(0wen．Lattimore)也承認，太平洋戰爭刺激了亞洲的復興，雖是一種反諷，依然產生了正面影響。 　　竹內好一邊把被近代主義所壓抑的人性之解放的要求，解釋為歐美帝國主義壓抑下的亞洲民眾的解放要求一邊把自己的反近代主義作為重估歷史的話語而展開論述。被近代主義所壓抑的亞洲民眾的解放要求，即大東亞戰爭所曾具有的解放要求。到此，我們終於找到了解讀「近代的超克」論中竹內好下面這段文章的歷史脈絡： 　　龜井排除了一般的戰爭觀念，從戰爭中只抽取出對於中國(以及亞洲)的侵略戰爭這一側面，而試圖單就這一側面或者部分承擔責任。僅就這一點來說，我願意支持龜井的觀點。大東亞戰爭既是對殖民地的侵略戰爭，同時亦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兩個方面事實上是一體化的，但在邏輯上必須加以區分。(《近代的超克》) 　　這是強調太平洋戰爭(大東亞戰爭)具有肯定和否定兩個側面的歷史重估論，也是構成今天日本的歷史重估論之最重要的論點。關於將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和對英美的戰爭分離開來的這種觀點，應該另外加以論述。我只想在這裡指出，對於「事實上是一體化的」戰爭，通過「在邏輯上加以區分」，其歷史重估論在做出此區分的議論者那裡得以確立起來。重估論試圖對無法區分的東西做出區別。進而我想補充說，發動對中國戰爭的日本軍部和日本政府，也都是把這兩個側面區分開來的。他們始終沒有把對中國的戰爭看作戰爭而稱其為「支那事變」。日本的戰爭具有兩個側面，這是日本帝國曾經有的認識，那麼，大東亞戰爭重估論除了是帝國認識的繼承以外，還能是什麼呢? 　　龜井勝一郎強調只對侵略中國的戰爭負有責任，然而，我們觀當下有關「歷史問題」的發展變化就會清楚，正是那些歷史重估論者才是戰爭責任的迴避者。對本國的歷史特別是戰爭的歷史要求重估，只要這種要求以根底上的民族情感為契機，那麼，針對歷史的自我反省就無法超越民族主義。我甚至想指出，竹內好「反」近代主義之「民族」的問題，在戰後60年來的日本所構成的便是「靖國神社問題」。祭祀著民族英靈的靖國神社就是由大東亞戰爭肯定論，進而由竹內好所說的「樸素的民族主義心情」所支撐著的，它在不斷要求日本的首相去正式參拜靖國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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