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寶月大師的交往

古代士大夫之學佛習禪，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研讀佛經，學習佛教思想文化；一是結交僧禪朋友，切磋學佛的體會感悟。蘇軾一生與宰相無緣，卻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其佛教因緣是多方面的，交往僧禪朋友即是一大因緣。　　蘇軾最早結識的佛僧，是成都大慈寺的惟慶(文雅)、惟簡(寶月)兩位大師。據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蘇軾20歲「游成都，謁張安道」；又與弟蘇轍同游大慈寺，見惟慶、惟簡。兩位僧人的超凡氣度、博學多聞和虔誠事佛給蘇軾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後他回憶此事說：　　吾昔者始游成都，見文雅大師惟慶，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栽者，因是與之游，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齋眾，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中和勝相院記))蘇軾與文雅大師惟慶的交往，除此之外尚未見更多記載，譯隋不得而知。與寶月大師惟簡的往來，則多見載於蘇軾的信簡及文章中。　　惟簡，字宗古，曾任成都大慈寺中和勝相院住持；姓蘇氏，也是眉山人，年長於蘇軾，因認作宗門兄長。嘉祜四年，蘇軾在川服程氏母喪期滿，到成都，與惟簡過往較多，關涉佛事者如「要綉觀音」、「借浮漚畫」等；離開成都時，惟簡還遠出相送，「至刻厚意。」(蘇軾《與寶月大師三首》其一)後蘇軾與蘇轍隨父舉家離蜀，北行赴京，約惟簡於嘉州(樂山)相會，「及至嘉州亦五六日間，延望不至，不知何故爽前約也」。(同前其二)對這次未能與惟簡見面，蘇軾感到非常遺憾，悵惘之情溢於言表。　　治平四年(1067年)，蘇軾在川居父喪。惟簡前往造訪，適遇蘇轍拿來《蘭亭摹本》，於是，「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於石。」(蘇軾《書摹本蘭亭後》)同日，惟簡還「以其所居院之本末」，請蘇軾為之作記，於是寫成著名的《中和勝相院記》。在這篇院記中，蘇軾對當時佛禪界魚龍混雜的現狀作了嚴厲的批評。文章先寫「佛之道難成」，出家人所受的「勞苦卑辰，則過於農工遠矣」。他關心的問題是，佛道如此難成，為什麼出家為僧者還這樣多?他說：　　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為。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別推墮洗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為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　　此文—向被認為是「蘇軾前期一篇重要的闢佛名作」，「是蘇軾闢佛文章中最尖銳的一篇」。其實，蘇軾在這裡主要是辟偽劣之僧，而非一般的「闢佛」。在蘇軾看來，這些偽劣僧人的齷齪行徑及所佔便宜主要有三：一日投機取巧，逃避勞作與官役之苦；二日弄虛作假，不守戒律，浪得虛名；三日故弄玄虛，以荒唐之說欺騙公眾，使己立於不敗。顯然，蘇軾「反覆折困」、「慢侮不信」的，只是這些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偽劣僧人，面對中和勝相院的惟度、惟簡兩位佛僧，蘇軾卻是稱讚削口，非常尊崇的。同樣面對僧人，一憎—愛，涇渭分明，從中可以看出蘇軾對佛僧的真正態度。黃震明確指出：「作院記如此，斯忠於佛者矣。」(《黃氏日鈔》卷六十二)楊慎《東坡詆佛》認為蘇軾的批評，「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北宋社會，僧冗而濫，「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蘇軾《海月辯公真贊引》)蘇軾正是通過對偽劣之僧的聲討、諷刺與批評，以廓清佛門之「濫竽」，維護佛教的純正。其目的是護佛，而不是闢佛。因此，《中和勝相院記》並不是所謂「闢佛名作」，而是一篇針砭佛教界時弊的護佛檄文。這是蘇軾與惟簡交往過程中取得的一項重要成果。　　居父喪期間，蘇軾聽從惟簡「為先君舍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舍者」之說，將得之於鳳翔的四板菩薩畫施捨出來。惟簡表示要以自己的生命來守護這些珍貴的畫作。他說：「吾眼可霍，吾足惟簡可斫，吾畫不可奪。」後經蘇軾建議，惟簡乃「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並畫蘇洵像於閣中。(蘇軾《四菩薩閣記》)從這件事可看出僧俗間兩人情同手足的深厚友誼。　　處理好父親的喪事，蘇武攜家入京，此後再沒有回到四川；但仍以書簡等方式與惟簡保持著密切聯繫。　　元豐三年(1080年)，蘇軾被貶謫到黃州，親友多驚散遠離，而惟簡卻在蘇軾到黃州不久，就派徒孫悟清前來探望，並希望蘇軾為成都大聖慈寺新建成的專供收藏佛經的「大寶藏」作記。蘇軾回書云：「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來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監督，遂與作得寄去。」(蘇軾《與寶月大師五首》其三)這裡所說的《經藏碑》即《勝相院經藏記》。在這篇記中，蘇軾自稱為居土：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眾，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舍者，了無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　　所謂「有一居士」，就是指蘇軾自己。在說明自己與惟簡「有大因緣」、關係密切之後，蘇武用更多筆墨寫自己一貧如洗，沒有些微物事可以施捨，所可做者惟文字語言而已。文章大量使用佛經語彙和義理概念，足見他已是—位具有較高佛學修養的居士。　　自稱居士是蘇軾宣布「歸誠佛僧」的一個實際行動，是他在黃州「讀釋氏書，深悟實相」(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和經常到安國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蘇軾《黃州安國寺記》)獲得的一大果報；同時，與寶月大師惟簡的關心也是分不開的。故悟清返川時，蘇軾修書與惟簡，表示要與惟簡做佛道之伴侶。信中說：「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日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發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蘇軾《與寶月大師五首》其四)蘇軾在黃州，「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打算送給惟簡於勝相院中供養。(蘇軾《與寶月大師五首》其五)蘇軾又得舍利四十八粒，「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蘇軾《趙先生舍利記》)從這些關涉佛事的交往可以看出，蘇軾對成都的寺院、對寶月大師惟簡是常常挂念於心的。後來悟清再受惟簡之託，第二次到黃州看望蘇軾。蘇軾請悟清前往黃梅山常歡喜處取「唐畫十六大羅漢」，悟清不辱使命：「旬有八日，清師復命，且以畫來。」蘇軾常高興，於是「燒香作札」以為供奉，並作贊云：「五更粥熟聞魚鼓，起對孤燈與誰語。溪邊西缽月中歸，還君羅漢君收取。」(蘇軾《唐畫羅漢贊》)　　紹聖二年(1095年)，惟簡在成都患疾亡化。其時蘇軾謫居惠州，惟簡弟子法舟、法榮不遠萬里前來請銘，蘇軾遂作《寶月大師塔銘》以稱頌紀念。文章細述惟簡的僧路歷程，曆數其在成都收徒傳法的多般好處，最後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齋，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摩尼，歸真於上。錦城之東，松柏森森。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文章對寶月大師惟簡領袖四川眾僧、廣泛傳播佛法的佛教業績，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讚揚。出於對惟簡的崇敬，蘇軾寫這篇銘文時，在選用紙、筆、墨方面也很是講究。他說：「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須筆，李庭硅墨，皆一代之選也。」(蘇軾《題所書寶月塔銘》)用當時最好的書寫用具來為惟簡寫作塔銘，表現了蘇軾對惟簡的恭敬和深情厚誼。　　蘇軾青年時代起就結識寶月大師惟簡，到惟簡去世時，蘇軾已年屆六十。在悠悠四十載漫長的歲月中，蘇軾不管是春風得意，還是仕途坎坷，遭遇貶謫，總是以各種方式與惟簡保持密切聯繫。蘇軾一生結交的僧禪朋友很多，惟簡是其中交往時間最長的一個。蘇軾在學佛習禪方面取得比較突出的成績，惟簡的關心、影響無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兩人長時間建立的僧俗交好之情、鄉里之情、宗族親情和忘年之交情，都是值得人們稱道讚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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