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鐵仙：瞿秋白是知識分子嗎？

　　近年來，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頗為熱烈。最近重讀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的自剖和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評論，覺得他那些評論，今天很有思考的價值，值得一議。這有助於我們比較具體、深入地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不過他的評論，與他過分的否定性的自我批判緊緊纏繞在一起，不夠冷靜，不夠理性，需要認真考量，正確取捨。

　　瞿秋白說，他不過是一個中國傳統的沒有真實知識的「文人」，不是「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夠不上知識分子的資格。他所說的「文人」，主要指源於古代貴族社會中的「士」，他說那是其中最低的一層，屬於「半治者階級」。他自己就出生在這樣的家族。不過當時「士的階級」已經「破產」，墜入「類似遊民」的社會地位，「已成社會中歷史的遺物」，多成了「無用的人物」，「吟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遊民」。瞿秋白談「文人」過程中,有時也包括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因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從中國傳統的「文人」蛻變而來，因而也有一些相近的特徵。其特徵，概括起來，是知識結構的片面性，文化性格上缺乏堅持真理的鬥志，和處世態度上的軟弱。瞿秋白所說的這些特徵都是否定性的，而他認為這些問題在自己身上都存在著，因此在評述中常把自己作為標本來剖析。

　　瞿秋白的父親能詩善畫，瞿秋白本人受到熏陶，也自幼喜愛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在中學時代，就與揚州幾位同學「不期然而然同時『名士化』」。不過，他對父親一生不做正式工作，只以書畫為事，心裡也是不滿的，父親的行狀對他刺激很深，認為父親的「一生無益於社會，太沒價值」。「太沒價值」，就是瞿秋白對很多中國傳統文人的評價。瞿秋白似乎沒有注意傳統文人中許多人具有剛正不阿的如孟子所要求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品格，即使如他父親，雖無能但正直，雖不進取但不同流合污。瞿本人更始終堅守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立場，表現出中國許多傳統文人的某種性格。中共不少知識分子出身的領袖人物在對敵鬥爭中堅強不屈，也與他們自幼接受過「士可殺不可辱」、養吾「浩然正氣」等品格教育有明顯的關係。而一些沒有受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幹部，如工人出身的向忠發、顧順章等，卻一被捕就立刻叛變。但瞿秋白好像沒有在這種對比中憬悟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具有的價值。這大概是因為他痛切於親身經歷的自己舊家族的腐朽而被遮蔽了，更與他成為中共和共產國際領導人之一後長期受到俄共一味推重工農幹部的影響有關，這兩者都使他在中國傳統文化評價上產生片面性。

　　對於五四以後在前所未有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相比於傳統文人，瞿秋白在總體上是肯定的。他以歐洲現代知識分子的表現和後來蘇俄的無產階級理論上的要求為參照，來衡量他們。他認為五四以後生成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是以青年學生為主的，他們對封建殘餘的批判和對帝國主義者的反抗值得讚賞，瞿秋白本人也在五四高潮這段不長的時間裡，實現了從傳統文人到現代知識分子的轉變，而且十分激進，思想上迅速地從民主主義進到社會主義;文學上自覺強調「突出個性」，並在自己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等白話散文中鮮明地表現出來，顯示出新文學的現代性。除了與大多五四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具有社會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之外，瞿秋白還表現出要引導社會向前發展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自覺的領導意識。他在1920年赴俄前一再說，「我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要「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具有引導社會向前發展的社會責任感和領導意識，是現代知識分子與中國傳統文人最大的區別，也是中外一切現代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點。瞿秋白當年比很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年輕，並不是當時最著名的人物，但就具有這個特點來說，他堪稱五四中產生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典範。

　　說瞿秋白有「領導意識」，並不是說他有傳統文人那種要躋身廟堂來「齊國平天下」的觀念。瞿秋白自視為隊伍中普通一員，也希望成為實際上的普通一員，而絕無高人一等的意識和權位慾望。他認為，以普通一員的身份，用自己的所長，為進步的、革命的事業作出貢獻，這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崗位所在，價值所在。這是瞿秋白的主張，並且他身體力行。這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又一個特點。

　　另一方面，瞿秋白認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有中國傳統「文人」遺傳下來弊病和弱點。他說，中國「文人」「什麼都懂得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知識」，「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系統的研究」;又說，「他們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對於實際生活，總像霧裡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沒有實感」。這觸及到不少中國傳統「文人」的一個弱點，雖然說得有點過頭。

　　在文化性格上，瞿秋白認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大多沒有獨立的見解並執著地為之奮鬥的精神，如魯迅說，「因為他知識思想都較複雜，而且處於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瞿秋白本人的知識思想比較單純，他「在青年時期走上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也沒有改變。但是他的文化性格是「懦怯」的。他說在討論具體問題時，往往自己的「意見發表之後，看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會懷疑起來」。他說「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你怎麼和三層樓上的小姐一樣，總是那麼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其實，這倒是真心話。」對這種「懦怯」，他還在自己的實際工作和鬥爭中舉出很多例子。瞿秋白真是「懦怯」的嗎?他在中共五大上挺身而出，在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和家長製作風上尖銳批評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在中山大學堅決抵制以共產國際為後盾的米夫、王明宗派以儘力保護含冤受屈的黨團員學生們，直到最後面對國民黨的槍口從容就義，都是堅強和堅定的表現。瞿秋白不是沒有獨立見解的人，問題是他身處聯共式的實行「鐵的紀律」的政治體制內，並非一般學術界、社會上有自由身份的的知識分子，無法長時間堅守他的獨立見解。

　　瞿秋白一再表示自己不適合做政治工作，除了在文化性格上有自知之明之外，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他一直懷有對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敬重、追求知識的熱忱和對高雅文藝的愛好，這種心志好像與生俱來。他直到臨終前在長汀獄中，還連續寫了《浣溪沙·感懷》《卜運算元·詠梅》《夢回》《無題》《集唐人句獄中憶內》《偶成》等，並大多寫成書法作品。此前，瞿秋白在緊張、繁忙的革命工作中長年沒有寫舊體詩詞了，而這時陸續迅捷寫出，且絕不平俗，流露出至情至性，意境深遠，韻味悠長。人們最後還是看到一位中國傳統「文人」的身影，不是一個政治家的形象，甚至也似與現代知識分子有著距離，有一點回到過去的味道。

　　早在五四以前，瞿秋白認定，「根據我的性格」，「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然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後，不期然而然地長期在中共和共產國際中從事政治工作了，雖然常覺得「非常不合適」。然而政治家與知識分子是截然對立的嗎?政治家不能同時也是知識分子嗎?瞿秋白的回答又是否定的。他說「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你可以做錯誤，但是也會糾正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的為著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實行」。這樣的真正的政治家，也是真誠的知識分子。瞿秋白自己就是「認真的為著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實行」的政治家。只是他有「弱者的道德」，使他難以成為「真正的政治家」。瞿秋白曾兩次見過列寧，一次是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在克里姆林宮聽列寧發言，列寧「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於自然之中」。之後還在走廊上與列寧略略交談東方問題。另一次是在一家工廠的工人紀念十月革命的集會上看到列寧，列寧不引人注意地悄然來到，「用極明顯的比喻」講蘇維埃政府是勞動者自己的政府的道理。瞿秋白在這兩處描述中，流露出對列寧多方面的知識才能和平易近人態度的傾慕，對這位偉大政治家的知識分子素養的欽佩。列寧當然絕非「政治動物」，他同時是優秀的知識分子。其中，「誠摯」,一般都認為是知識分子的品性，而政治家常常是缺乏的。

　　究竟什麼是知識分子?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沒有下明確的定義，如果下了，他也可能立刻就會懷疑起來，把它划去。確實很難對「知識分子」下一個嚴格的、完善的定義，中外古今不同歷史時期的知識分子有所不同，中國現代不同階段的知識分子也有不小差異，而且由於知識分子狀態複雜，人們總是見仁見智，殊難統一。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以自己為個案進行的並不僵硬的分析和描述，倒可以啟示讀者作種種思考。瞿秋白本人被公認為富有「才華」，是出色的散文家、翻譯家、文論家、政論家和宣傳家，受到我國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如魯迅、蔡元培、茅盾、馮雪峰、丁玲等人的讚賞;黨內普通知識分子如曾任「文總」秘書的季楚書等人也對他極為欽佩，說他「獨扛一支健筆」，「說理透闢入里」，而又「從容不迫，圓潤流暢」。他們都對他當年的犧牲深感痛惜。瞿秋白在國外也有影響。無論瞿秋白與真正的知識分子還有多少距離，是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憑他的知識的豐富、才華的出眾和品格的誠摯，他的《多餘的話》中關於知識分子的評論、包括真誠自剖中的「話」，總是值得重視的。最後我還想提出一點，瞿秋白在這份絕命書的最後，還在思考：什麼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什麼是人性的真諦?那些思考與他此前所說有些不同了(對此我或可另寫一篇短文來敘述)，說明他至死還在靜心思索，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什麼是知識分子?總是在探尋世間的真理，永遠在路上，也許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靈魂，知識分子根本的精神。而如今在我們這裡，這樣的知識分子，是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