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今天該如何看待宋朝？

《超越利益集團》前言衣帶漸寬終不悔 為伊消得人憔悴一年多的時間，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寫這本書。當我開始著手這個題目，我發現這是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北宋和南宋加起來超過300年，是秦始皇之後中國歷史上時間最久的朝代。有人統計，保留下來的關於宋朝的文字記載，大約有四億文字。再加上幾百年間中外人士撰寫的關於宋朝的評論、專著，數量更是驚。一個人窮其一生也很難通讀一遍，而我卻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要寫一本關於宋朝的書。這本書既不能給人生財、守財的指點，也不能給人明哲保身的護佑，更不能教人長命百歲、永葆青春之類的秘訣，也沒有從神秘跡象開示命運的神奇。這本書只是一些普通的大道理，雖然我想把大道理講得通俗，雖然我想糾正某些被誤解的大道理，但是，只靠這些，沒有桃色歷史，沒有情色歷史，沒有探秘歷史，能否讓人們願意花時間來讀？我不得不戰戰兢兢。之所以要寫宋朝，實際上是為了說現在。關於宋朝的現代解讀，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有一個傾向認為宋朝沒什麼值得誇耀，除了文化上的繁榮，軍事上的慘痛失敗，似乎暗示了文化昌盛必然導致的虛弱。「積貧積弱」是描述宋朝時最常見的一個辭彙。另一個傾向是，一些中外學者把宋朝當成中國文化的高峰。陳寅恪先生的話經常被引用：「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但是，人們的引用常常只到此為止，而不繼續引用陳寅恪先生緊接在後面的論斷：「後漸衰微，終必復振。」宋朝真的能如陳寅恪先生所言「終必復振」嗎？像李約瑟這樣的西方學者，在承認了宋朝的先進後，也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宋朝的先進是如何產生的？宋朝之後，明朝以後，中國為何沒能保持先進，反而讓歐洲超越了？於是，很多人把焦點集中在王安石身上，以至於有人斷言，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繼續下去，沒有被夭折，那麼，中國早在11世紀就可以進入資本主義。由此，在王安石去世很久以後，凡是批評否定王安石的中國歷史人物，往往都被今人冠以「空談誤國」的名號。有很多人將今天中國的處境，追根溯源到宋朝那裡。例如，靖康之恥依然具有現代指向性，與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相比較，都是中國被打敗；岳飛和秦檜的評價，直到今天，還被不同的現實需求肯定或翻案；文天祥的浩然正氣與他的命運放在一起，依然讓今天的人們長吁短嘆，他是英雄嗎？這樣的英雄意義何在？我們究竟應該「不以成敗論英雄」，還是只看結果？不管人們是否願意，歷史依然在影響今天。差別在於，在有些人看來，我們自己的歷史留給我們的，只有一些負面的因素；在另一些人看來，中國歷史有益的價值，還沒被我們自己真正認識。這兩種觀點有一個共同之處——歷史雖然是歷史，但同時也是現實。反過來，現實問題也都有歷史的淵源。因此，歷史的解決方案就算不能完全適用於今天，至少也是一個借鑒。我們今天讀歷史，除了看那些出現問題的原因、解決問題的手段外，關鍵還有解決問題的理念。古今中外，現象各異，理念差別並不大。從時間軸上連接宋朝和今天，是我在這本書里想做的一件事情。這本書還有一個同樣艱巨的任務：在宋朝的時間段上，跨越空間，比較宋朝的文化制度與歐洲文化制度的差異。北宋建立於960年，南宋滅亡於1279年。按照西方紀元，宋朝正處於上一個千年的結束和下一個千年開始的地方。在這個時間段上，歐洲被後人稱為中世紀。歐洲中世紀曆時約一千年，大致來說，500年至1000年，稱為中世紀早期；1000年到1300年，稱為中世紀中期；1300年至1500年，稱為中世紀後期。宋朝基本上處在歐洲中世紀的中期。在這個時期，歐洲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長達200年的十字軍戰爭。按照西方歷史分段法，1500年後，文藝復興伴隨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告別了中世紀，走入近代社會。然而，很早以前便有人提出，早在宋朝，中國就已經進入了近代社會。或者說，歐洲近代社會的主要特徵，在宋朝大都已經具備了。例如，君主集權替代貴族政治，政府官僚替代封建領主，百姓因私有財產的保障而獲得人身自由，貨幣經濟取代實物經濟，平民文化逐步替代貴族文化等。歐洲近代社會的這些特徵，在宋朝不僅已經出現，而且還很成熟。此外，歐洲文藝復興以後，宗教的權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政權地位的上升，導致國家主權意識的日益強烈，民族主義在歐洲成為強大的趨勢並造成巨大災難。當人們說中國歷史只有「天下觀」，缺乏「主權觀」的時候，我們看到，宋朝是春秋戰國以後，中國歷史上國家主權意識、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最強烈的朝代。但是，宋朝的主權意識和民族主義並沒有像後來的歐洲那樣，給世界或地區帶來巨大的災難，反而在軍事失敗後，以文化的力量同化了其他的民族主義。對於今天來說，宋朝既是一個教訓，也是一個經驗。歐洲構建的世界歷史發展理論，建立在歐洲中心論的基礎上。歐洲中心論認為，現代西方文化的所有優異特徵，都源於歐洲文化本身，都是歐洲自身發展的結果。歐洲以外的歷史，由於不具備歐洲的土壤，大都不值一提，或者處在現代化之外。要進入現代化，只有歐洲文化這一條路。這樣的觀點非常強大，以至於我們在解讀中國歷史的時候，也被它套上了思想枷鎖。因此，用宋朝的文化制度與當時的歐洲文化制度作比較，如何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影響，是我隨時需要警惕的。不管歐洲中心論如何自圓其說，不可否認，在宋朝的時代，整個歐亞大陸，宋朝的制度文明和物質文明程度最高，伊斯蘭文明其次，歐洲文明最低。歐洲文化的發展並不完全都是外來的影響，它的確也有自己生長的內涵，這使得歐洲在遭遇伊斯蘭文化的擴張後，形成了抵抗。這一抵抗、對抗、反擊的標誌，就是長達200年的十字軍戰爭。十字軍戰爭既是抵抗，也是侵略。這一在歐洲發生的文明相互擴散影響的過程，又包含了從中國傳到伊斯蘭的中國文化因素，也包括歐洲人後來提到的四大發明，當然，它的時間跨度超出了宋朝。因此，在伊斯蘭文化擴張和蒙古人掃平大部分歐亞大陸後，原先離先進文化最遠的歐洲，終於重複了在中國多次發生的規律：較晚接受先進文化的落後民族，迅速崛起，甚至後來居上，對文化母體形成挑戰，而且，常常挑戰成功，這就是歐洲文藝復興到今天的簡單歷史。所謂文藝復興，也是歐洲中心論的描述，以顯示其發展的動力來自本身而不是他人。就好比成吉思汗不會承認他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影響，而只承認是自己的偉大神力。事實上，歐洲文藝復興既有歐洲自身已經失落的內容，也包含了大量來自東方的因素，包括對東方的借鑒和模仿。基於上述思路，我不想把重寫歷史變成把古代文言文翻譯成現代白話文，再加一點俏皮話。我試圖對歷史做本質性的解讀，而不只是流水賬。對於宋朝歷史中經常被人提到的某些歷史真相，例如趙光義是否真的害死了他的哥哥趙匡胤，所謂「燭影斧聲」、「金匱預盟」，或者秦檜究竟是否真的是金朝的姦細之類的歷史之謎，我並不試圖花費氣力去探尋謎底。我把宋朝的歷史按照專題分別描述，例如政治、經濟、官員、教育、軍事、宗教等。對於每一個專題，我都試圖用比較通俗的方式，說清它的來龍去脈。對於宋朝來說，它當時的制度、取捨是在怎樣的背景和理念下產生的，然後又如何影響了後世。這是歷史縱的方向。在橫向上，對於每一個專題，我會把宋朝的制度與當時的歐洲做一些比較，同時試圖找出兩者異同的原因，並在這一相似與差異中，尋找東西方日後發展的線索。中國模式是最近比較熱門的話題。真的有獨特的中國模式嗎？如果有，中國模式的本質是什麼？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真正深入的並不多，或者只是找准了一個重點，而沒有完整的分析。因此，對於中國模式的存在以及未來的前途，人們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有人把它當成是階段性的必須，同時認為，中國模式階段性的成功，並不能永久。有些認為中國模式能夠長久的觀點，因為沒有釐清中國模式的核心，難以理直氣壯，甚至難以展開有價值的討論。在宋朝的歷史階段，世界上大致有三個不同的文明系統：宋朝的漢文明，中亞的伊斯蘭文明，歐洲的基督教文明。宋朝的文明程度最高。但是，幾百年後，歐洲的發展最快。我試圖在宋朝的歷史橫斷面上，將東西方文化做一個比較，其實也是1000年前的宋朝模式與歐洲模式的比較，從而為歐洲後來的發展和當今的中國模式尋找根源和線索。本書力圖從宋朝的政治理念出發，明確中國模式的本質。每一個社會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存在，宋朝的政治理念是：政府自身成為超利益集團的存在，而非藉助某些利益集團來實現統治。中央集權的政府對自身的超利益要求，使得政府比較容易做到公平公正，而不會在利益集團之間，或者因為自身的利益集團化而發生政策傾斜。一個社會的和諧公正，關鍵在於政權的超利益化。古代社會利益集團的形態各種各樣，等級制度最明顯的利益集團統治，其他，例如教會、軍人、商人等，在越來越細的社會分工下，利益集團也呈現多樣性。在中國古代政治中，除了上述社會分工概念下的利益集團外，皇族、外戚、宦官等，都是頗具特色的利益集團。宋朝政治實現超利益化，靠的是知識分子。然而，知識具有兩面性，它既能因知識的普遍性而實現公正，也能因追求絕對真理而趨向壟斷。宋朝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是，普遍教育，使得知識具有極大的開放性，知識分子也因此開放性而成為社會廣泛利益的代表。與之相應的是，在同時期的歐洲，知識是被利益集團壟斷的，這種影響延續至今天。本書的全部內容，就是針對上述各個領域展開討論，觀察宋朝政治是如何避免各種利益集團膨脹的。其中，有得有失。對於當今世界來說，利益集團的形態與宋朝已有很大差別，然而，我認為，宋朝政治要求政府具有超利益性，對於各個利益集團並不是偏重或鎮壓，而是協調不同利益集團的共存共生，對於今天的世界，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宋朝為了防止利益集團的傾斜，採取了極為嚴格的法制。宋朝法制社會的得失，也是本書的觀察重點之一。300多年的宋朝歷史並不是靜止的，而是經常發生變化，這些變化體現在政策和法律上，常常是多次地反覆。王安石變法是宋朝一個重要內容，他的「新政」在宋朝反反覆復過多次。對於王安石變法的解讀，也是現代人眾說紛紜的焦點。通過解讀歷史，我認為，沒有一個制度可以一勞永逸。任何一個制度都有生命，制度像人一樣，會變老。曾經朝氣蓬勃的制度，總有一天會變得老態龍鍾，但理念不會。制度的老化實際上是因為社會現實發生變化，制度漸漸不能完成理念要求的社會功能。宋朝有明確的政治理念，但是，宋朝飛快發展的社會經濟，是此前中國社會未曾遇到的。對於宋朝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所面臨的現實是空前的，沒有多少歷史經驗可以借鑒。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以及南宋賈似道等都提出要變革，並且都不同程度地實施了改革。需要改革不容置疑，如何改革才是關鍵。王安石身後幾百年的褒貶不一，並不是對於改與不改的爭論，而是對於如何改革的不同認識。因此，在王安石改革的話題中，很多現代人用改革派和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來劃分，無助於我們了解王安石改革成功和失敗的真相。我希望拋開固定的理論模式，梳理一下王安石改革的利弊，以期對於今天的中國能夠有所啟發和借鑒。從宋朝的一系列制度變化，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人不僅善於模仿，也同樣善於創造，中國人並不是保守僵化的。包括南宋後期形成的理學，也有它出現的必然與意義，只不過這種歷史的必然性，離我們今天已經遠了，以至於我們未必能詳盡其實質。宋朝有著精緻的文化，有很多至今令我們敬仰和喜愛的人物，但也有永遠被人唾棄的敗類。宋朝雖然沒有恢復到漢唐的版圖，但它的經濟依然超過前代，甚至超過它的繼承者。宋朝的制度也是精緻而複雜的，從宋朝的制度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絕不是不講究法治、只講究人治的。用錢穆的話說，中國人恰恰是最講究制度，而西方人反而是注重人事的。西方現在講究制度，原因在於他們曾經忽視制度。而宋朝的制度或者說法治，發展到最後，已經嚴密到能給我們今天提供一個反例的程度：過於制度化，反而壓抑了人的創造性，失去了必要的靈活性。這對於今天，同樣是一個問題。宋朝的確是優秀的，但也的確是有缺陷的。它的優秀與缺陷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和忽視它的原因。然而，正是由於宋朝的缺陷，後人對於宋朝的評價，也常常只強調它的不足。尤其是當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全盤否定時，宋朝似乎只剩下了缺陷。近百年來，關於宋朝已經形成了一系列定論，其中不少與真實相差較遠。現代人對於宋朝很多結論性的定見，在我看來，主要是因為受某些西方理論的影響，用理論強行框定現實的結果。這些關於宋朝結論性的意見，影響了我們了解真正的宋朝，也影響了我們認識它真正的價值。本書在適當的地方，對於當今某些關於宋朝的定論，也做了一些辨析。宋朝的一幅畫《清明上河圖》舉世聞名，看著這幅畫，我有時會想：與畫中的那些人生活在一起，會不會更幸福？但是，《清明上河圖》完成後不久，北宋便遭遇了靖康之變，汴京的繁華慘遭破壞，只留下《清明上河圖》的畫面供後人憑弔。這幅畫的創作者張擇端在南宋建立18年後去世。面對昔日的繁華毀於一旦，真如一場雲煙般消失，我們能體會這位畫家的心情嗎？21世紀重讀宋朝，我們已經換了一種眼光，換了一個空間，換了一種心態，因為，宋朝離我們已經很遠。但是，即便在21世紀，依然有一種神奇，讓我們不斷地發現今天與宋朝的藕斷絲連，迫使我們多花點時間，重讀宋朝。宋朝是中國歷史中最特殊的一個朝代，北宋和南宋加起來，是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社會後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朝代。它是最開明、最自由的朝代；它是當時全世界最富裕的朝代；它是宦官、外戚危害最小的朝代；它不是被內部農民起義推翻的朝代；它還是詩詞文章最精彩的朝代；還是包拯、晏殊、范仲淹、歐陽修、蘇東坡、陸遊、辛棄疾、楊萬里等無數優秀知識分子生活的朝代；還是中國最優秀的女詩人李清照藝冠群雄的朝代；……，它也是「國破山河在」的朝代；它還是令「盡忠報國」的岳飛、「留取丹心」的文天祥壯志難酬的朝代；……宋朝，最為後世榮，最為後人痛。註：這篇前言5500多字，出版時刪去了一大半，只留下2000字左右。在這裡完整貼出。題目是新加的。

唐宋在日本，大明在韓國！滿清在中國，民國在台灣！

作者：海因里希宋朝的滅亡，絕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中國第一次亡國！「崖山之後無中國」這句話，真是血淚斑斑的警句。宋朝覆亡，崖山海戰中國整個精英階層全部殉國，一脈相承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由此產生斷層，其影響深遠延續至今。崖山之後，再無中國，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命題。兩宋300餘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軍事上屢受外敵之辱，常被稱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經濟、文化、科技、農業、工商業、手工業等諸多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其成就超過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後的明清，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抑制工商業的朝代，並且極力發展對外貿易。雖然不斷的納貢稱臣，但國庫歲收依然充裕，終宋一世，只爆發過幾次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應該是有其原因的。漢文明在宋朝時候，領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發達，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橫掃歐亞大陸後，獨立支撐數十年。蒙古軍隊佔領中國北方時，其種族滅絕手段極為惡劣。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屠城記錄。蒙古屠殺造成了中國北方人口大量減少，其程度令人觸目驚心。在北方有4500萬以上登記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後，還不到700萬，而且這個數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幾百萬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於瘟疫，飢餓的人口，那麼也至少屠殺了80%以上，據記載，宋人到中原後發現，中原地區千里無人煙，白骨遍地，井裡塞滿了死屍而水不可飲。蒙古軍隊攻佔長沙時嶽麓書院的數百名書生全部壯烈戰死，但3百多年後，崇禎皇帝弔死煤山時身邊只有一個太監，更別提什麼陸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說中國的精英盡喪蒙元之手。此後漢文明再也沒有振作起來，市民社會的發育，新型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創新都無從談起，中國喪失了最好的發展機會。雖然百年後漢人復國成功，但繼起的明王朝還是受到蠻族很大影響，大開歷史倒車，無視生命價值，抑制商業貿易。漢人在遭遇北方騎馬民族的重創後，開始變得保守，其統治階級相比較宋朝統治者而言也更殘暴，此後的數百年，面對外侮，大多數的漢人精神麻木苟且。中國文明垂世而獨立，可以說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創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擊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戰後，整體性亡於蒙元，我們文明的發展的積累被破壞，可以說，崖山之後，已無中國。時常想，古中華遺風，究竟會有何等的團結與彪悍，連相對柔弱的南宋，都有十萬軍民自發跳海殉國，這樣的氣節，何時能再次擁有？南宋滅亡的時候，日本「舉國茹素」來哀悼大宋的滅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舉，且倭主不來朝貢，造大船7000艘往攻，結果船隊被暴風雨所摧毀，日本人從此將此風稱為「神風」。二戰中「神風敢死隊」 即出自這個典故。明亡後，朝鮮和日本認為中國已亡，日本從此蔑稱中國為「支那」。明治維新後，自認為華夏正統的日本曾打著「攘夷主義」的旗號發動甲午戰爭等對清戰爭。唐、宋、明時作為對中國文明衷心傾倒的兩個附屬夷國，日本和朝鮮至今因還因宗主國文化淪喪而對中國存有偏見。崖山之後，再無中國——崖山海戰紀念日：夏曆二月初六宋祥興二年（1279）（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張弘范兵至崖山。南宋殘軍與元軍在崖門海域展開歷時20多天的大海戰，雙方投入兵力50餘萬，動用戰船2千餘艘，最終宋軍全軍覆沒，南宋滅亡。 "二月初六日晨，崖門海域風雨交加，元軍發動總攻，宋軍血戰至黃昏，最終戰敗。太傅張世傑護楊太后突出重圍，左丞相陸秀夫攜少帝突圍無望，遂杖劍驅妻子入海，並背負年僅九歲的少帝趙昺蹈海殉國。大宋後宮及群臣也紛紛投海殉國，七日，「浮屍出於海十餘萬人」。楊太后聞趙昺死，赴海死，張世傑葬之于海濱，亦投海殉國。宋遂亡。 : 易衣冠、亡天下——「剃髮易服」紀念日：夏曆六月十五日明弘光元年（1645），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軍佔領南明弘光政權金陵。六月初五日，多爾袞諭江南前線總指揮，豫親王多鐸，下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六月十五日，多爾袞諭禮部，通令全國剃髮，「向來剃髮之制，不即令畫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七月，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辛卯年二月初六（2011.03.10），崖山海戰732周年；六月十五（2011.07.15），剃髮易服366周年。《春秋》之義，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為夷狄，則夷狄之。「中國」始終都是華夏，華夏始終都是進步文明的代表，而華夏也根本不曾以種族、民族劃分。「崖山之役以下，中國已經沒有一個統治集團有能力又有意願全盤接手華夏文明，並加以發揚光大，因此中國正朔已斷。 「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大約此意吧。也許日本人說的是對的：宋之前是中國,宋之後是支那。蒙古軍的屠城，殺掉北方百分之80的漢人，精英殆盡。明朝只算詐了下屍,可惜當年漢人的精氣神全沒了，我們沒什麼值得自豪的了，只願有生之年可以憑弔崖山以慰不孝之罪!崖山是中國一個值得回憶的地方，中國人應該認識它。南宋的大臣陸秀夫在國家將要被蒙元滅亡的時候，背著年僅9歲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詩歌可以表達我們對凄然收場的宋王朝的懷念。為了復興宋室，一直不停奮戰，但事到如今，已無力挽回了。"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統後裔，應該斷然作出不辱沒您血統的決定。" "我明白了,你沒有背棄我，並且自始至終侍奉我，太感謝了！" 陸秀夫面對少帝這種勇敢地態度，不得不強忍住眼淚。"陛下..."陸秀夫背起少帝，用帶子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蒙古軍啊，將來有一天，繼承我們遺志的同胞，一定會征討你們的！" (譯)就這樣，陸秀夫背著少帝，投海自盡，許多忠臣追隨其後，據說達十萬人之多。這就是南宋最後一戰的崖山之戰。南宋的陸秀夫死了......趙宋終結，古典意義上的中國也隨之滅亡，中國第一次整體亡於游牧民族之手。這場戰爭的兩個對手的來歷都不平凡，趙宋的滅亡也不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的改朝換代。內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學"創始人之一)：宋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日本學"唐和宋在文化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 謝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天水一朝"(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想必大家耳目能詳，這是陳寅恪的話。李約瑟：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又是陳寅恪："宋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後文化發展的指南，我國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將走上"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的道路。" 既然這是文藝復興，那麼這樣的復興為什麼在後來終止了呢？為什麼沒有如歐洲發生的那樣走上持續復興道路並進而走向新興資本主義道路？這個近世的開始是怎樣被打斷的？那個繼承她的弓馬嫻熟的所謂元朝為什麼沒有繼起這樣的文藝復興？我一直思量，如果不是那個只知殘酷虐殺漢人，欲變青天下所有的農田為牧場的元朝來統治中國，我們會面對怎樣的中國呢？歷史在我眼前漸漸模糊，彷彿永遠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聲嘆息。宋朝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經濟、科技最發達的朝代，也是中國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時代。那個時代，中國佔世界GDP總量要超過一多半。宋朝的經濟實力、科學技術和文明程度在當時都是世界第一。對於中國而言，宋朝就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中國的文化這個時候是一種積極的、開放的文化。漢朝國強，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國文化到宋達到了巔峰。宋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現代管理的朝代，中國文化巔峰的時代，隨著宋的滅亡而凋殘。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其後蒙元和滿清交替的異族入侵，帶給華夏人民極大災難和深重殺戮，這是二個野蠻對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中間一個明朝，又是以保守自大、喪心病狂且腐朽墮落聞名的（如海禁、如明太祖誅盡開國功臣、明成祖夷方孝孺十族、明思宗碎磔剛剛血戰解了京師圍的袁崇煥）。因此在日本人的眼裡，中國自宋以後就不再是他們崇尚的正源華夏文明了。不少國外的史學家也將宋朝覆亡視為古典意義中國的結束，即所謂「崖山之後，已無中國。」宋以後，特別是宋明相繼覆亡於蒙元和後金滿清手中時，漢人在經歷了多次異族入侵、改朝換代的血腥殺戮後，華夏文明陽剛進取的民族脊樑基本被打斷，勇烈誠信的人群幾被殺絕，民族最優秀成分基本喪失，存活下來的都是「劣幣淘汰良幣」法則衍生出來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後社會總是充滿太多圓滑世故的保命哲學。再經歷宋明理學特別是明代以來的文化自我閹割後，剩下的古老中華文明基本屬於一種散發著腐朽氣息的文明，雖然古老，卻是戧害著最優秀成份的一種老人黃昏式智慧。雖不無可取之處，卻於歷史大格局深有妨礙。宋是這樣一個銘記了漢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時空和今天的中國人有著不解精神文化傳承。南宋之亡，內有賈似道、史彌遠奸臣當道，外有劉整、呂文煥望風而降，否則蒙古人不見得能迅速擺平。須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個多世紀才滅掉的，其他國家，有幾個可以抵抗蒙古人10年的？有明之亡，內有崇禎剛愎自用，外有吳三桂、洪承疇之流，儘管不乏忠義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歷史永遠的遺憾。崖山之後無中國，歷盡磨難的中國人作為整體，究竟在什麼時候變得如魯迅筆下形容得那般卑微、猥瑣、沒有氣節，已經不可考，消失在歷史的濁流中。還是那句話，在罵日本人亂改教科書的時候，我們自己是不是也要捫心自問，遠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們好好反省過。兩百年前，英國駐中國首任特使馬戛爾尼說：「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兩百年後的今天，一位台灣人憤怒的寫道：「（大陸）摒棄傳統的四維八德，培養出了不知廉恥的一代。」這就是「輝煌燦爛的華夏文化」？這就是「堅強挺拔的漢族脊樑」？普及英語，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禮，我們瘋狂地為自己的傳統挖掘墳墓，全然不知歷史的幽暗處，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竊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忘了成祖征大漠橫掃北元的那份榮耀，卻相信「農耕文化的懦弱性。」忘了國產紅夷令倭寇聞風喪膽的那份自豪，卻相信「古中國無科學。」 「為官應直諫，為史應直書」的那份尊嚴，卻相信「漢人奴性乃根深蒂固。」三百年前的滿人用他們骯髒的爪牙姦汙了我們的傳統，現在又在用卑鄙的謊言，把早已消逝的漢文化作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在相信「清朝明君輩出，疆域遼闊，政策開明，國泰民安」時，為什麼不活動一下生滿鐵鏽的大腦，戳穿這面紙糊的窗戶？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卻被明末遺民視作「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的貧困末世。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章太炎《哀焚書》第五十八）。當代學者顧關元先生據海寧陳乃乾的記載，則認為所銷毀的書籍是《四庫全書》總數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吳晗「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的疾呼。所謂「盛世」，實則一個屍橫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嚴全無的時代。此時的西方學者可以慶幸地說：「中國不可能強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此時的倭人可以幸災樂禍地宣稱：「華變於夷之態也」。「支那」一詞應運而生。此時的高麗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面對持續滿清全朝的漢族暴動和起義，面對三百年經久不衰的「反清復明」的口號，面對高麗王國對「大明國崇禎帝」持續百年的秘密祭祀，責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為什麼就沒有人敢於將其撕去？聽說「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專制最落後的朝代」時，為什麼我們不能耐心翻翻歷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四百年前，有幸來訪的西班牙人這樣描述這個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文明：「他們首先是極其清潔，不僅在他們的屋內，也在街上。」「在他們的一切城市中都有醫院……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行乞。我們因此問他們原因何在，回答說，每個城市裡都有一個大地區，其中有很多給窮人、瞎子、瘸子、老人、無力謀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始終有充分的大米供應。」「這個國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體質，勻稱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們對外國人很有禮貌。」在中國的其它省份，還有製作奇特和優良的炮……他們的炮特別好，我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我看過一些架在船上的這種炮，它製造的比我們的好，更加堅實。」「總之他們不留下一尺未種植的土地，你在全國看不到任何荒地或無收穫的地方···」「我們驚奇的看到那些貴人的良好風度，教養和高尚舉止，還有他們在詢問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們答覆我們問題時候的認真。」四百年後的今天，西方學者這樣評價這個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如果按照人們通常採用的標準，中國在17世紀可以說有過它自己的科學革命。」此時的中國有獨特的教育體系。各類圖書十分豐富。中國人富於文明和教養。」「這些（商業活動）都早於歐洲商業擴張時代，而且足以與之媲美。」明代社會有無窮活力，這一點是必須記住的。」 漢人主導下的明代學術氛圍，繼承了以前所有由漢人主導時一樣的嚴謹和開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黃宗羲等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載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數」的科學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啟等人「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上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開放言論。也許再給這個文明一百年的時間，它將再次令世界為之驕傲。然而，迎接它的卻是一場百年的文化閹割。三百年前，貪婪的蠻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顫慄著看到了這一切。此時的這個文明正擁有著佔全球七成的貿易額，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積、軍工產值和船隻總噸位。科學的種子正在種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漸覺醒。文明的光輝刺得他們眼花繚亂。) 野蠻人驚恐地發現，他們的鎧甲在橫飛的子彈面前不堪一擊，連努爾哈赤本人也喪身於炮火。但最令他們驚恐的是那由兩千年的儒、道、釋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樑。試問，有哪裡個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國時羞愧自縊，寫下「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的沉重語句？ "試問，有哪裡個民族的軍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後，留下「城亡與亡，我意已絕，即碎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百萬生靈，既屬於爾，當示寬大，萬不可殺」的感人迴音？沒有。當然，也沒有哪裡個民族皇帝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還說著「量中華之力，結與國歡心」的無恥字句。也沒有哪裡個民族的軍人可以懦弱腐敗到使名詞「八旗」成為一個徹底的形容詞。漢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習竟然從此被「兼收並蓄」，難道不值得懷疑？看罷歷史，只能感嘆，是來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賓奪主，用醜陋的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貴典雅的漢服，用奴性的冷漠和無恥替代了中華傳統美德的一切。而這種遺毒仍在繼續流淌。可以試想，百年後的中國人，為了紀念日軍侵華歡的「豐功偉績」，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國》。不可能？我不敢說。辮子戲」的迷你翻版而已。侵華日軍的罪行不過是小巫見大巫。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蘇州之屠、南昌之屠、贛州之屠、江陰之屠、崑山之屠、嘉興之屠、海寧之屠、濟南之屠、金華之屠、廈門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涇縣之屠、大同之屠……場場慘絕人寰，死者無不以數十百萬記。明成祖時期全國人口為6659萬人，到清世祖時期，全國人口只剩下1448萬人。人口從明末的7000萬銳減了近80%，約有5500萬漢人慘遭屠殺。馮玉祥說：「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滿清長期統治之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然而，我們愉快地將其忘記，舉行「清軍入關360周年紀念活動」，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次次剃髮易服、圈地運動，份份「禁書令」、「禁海令」，場場動輒萬人「誅九族」的文字獄，殺盡了最後一位有智能有骨氣的漢人，抄盡了最後一本閃著星點思想火花的書籍。海瑞大膽直言的陣陣清風，顧憲成東林講學的縷縷迴音，徐光啟渾天儀前躑躅的片片背影，都已從歷史的長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禍患百年的愚昧與奴性。大清律例》也說：「造賣印刷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買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想來，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興嘆，始皇的「焚書坑儒」也要自慚形穢。然而，我們乖巧地穿上了所謂的「唐裝」和旗袍，萬馬齊喑著「文化輸血」。應該澄清的是，魯迅批判「吃人的歷史」實乃批判滿清遺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辮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漢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只有別有用心者正在篡改著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們的傳統。我們乖巧地繼承著只有兩百年歷史的流氓文化，卻以「龍的傳人」自詡，不覺得羞恥？當然，既然繼承著無賴氣質，又怎麼會覺得羞恥。本可以成為讓漢服重新綻放異彩的第一步，卻成了滿族的民族服裝秀，把只有兩百年歷史的粗俗「唐裝」詮釋為「漢族傳統服飾」。中韓禮儀風采大賽本可以成為「青」之與「藍」的偉大角逐，最後卻成了滿洲旗裝和現代透明裝在漢服的子女面前的一次集體獻醜。中國人不弄清文化閹割與文化融合的區別，硬是要說那是「學習」、「借鑒」、「融合」過來的，正如不知道熱情握手與互扇耳光的區別，不明了見義勇為與流竄XX的區別，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一旦有人覺醒，想穿上仍然飄逸華美的漢服，想重現真實的歷史，重新找回那份久違的尊嚴與自豪時，一些人便小丑似地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漢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國家安定團結局面的破壞者」，口誅筆伐。於是，「中國人在背叛偉大的先輩」便出自一個韓國女大學生之口。 「辮子戲」在上演。屏幕上，珠光寶氣的皇上、貝勒、阿哥、格格們，面對著滿堂太監和奴才的翹臀，得意地接受著觀眾的朝拜。《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風雲》和各種「戲說」乃至「正史」，流水線生產般新鮮出爐，重複著散發著腐臭的謊言。本該澄清這一切的文化精英們，卻又一次選擇了背叛，爭先恐後地湊到鏡頭前，絞盡腦汁令這些遺毒圓滿：「清朝的生產力發展達到了中國封建史的巔峰。」「清朝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清朝為我國遼闊的疆域奠定了基礎。」清朝為我國近代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闖關東」不再是人類飽受摧殘顛沛流離的血淚史，而是「清政府為人口結構調整做出的突出貢獻」。《四庫全書》不再是史實的篡改者、抹殺者，不再是奴才文化用以立足的根基，而成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智能的結晶」。「辮子戲」仍在上演。《狼圖騰》熱銷全國，為游牧民族的掠奪文化歌功頌德。伴隨著陣陣「翻案風」，岳飛乃「不識時務」，袁崇煥更是死有餘辜。高挺的脊樑被斥為「愚忠」。血腥殘忍的破壞與屠殺被從教科書中輕易抹去；「男子上城，女子饋餉」的慘烈抗戰也於「正史」上一筆勾銷。一批批紀念館拔地而起，供奉著洪承疇，尚可喜和吳三桂。一群群意氣風發的專家學者歌舞昇平，為漢奸人格、屠夫氣質、奴才原則樹碑立傳。「辮子戲」的泛濫不再僅僅意味著審美的缺陷，而開始預示著文化的斷層，脊樑的夭折。所以說不準哪裡天，媒體便會爆出「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皇軍入關，日本人移民東北，加強了中日民族大融合。」日語教育乃文化輸血，提高了國人的整體素質，給腐朽沉悶的中國文化注射了一針強心劑。」「細菌部隊的研究成果乃中日兩國勞動人民共同的科學成就。」以及「大屠殺及三光政策為我國人口密度的調整，經濟結構的刷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鮮花與掌聲中，「汪精衛紀念館」、「溥儀神社」正式對外開放。「皇軍入關百年紀念」正式舉行。不可能？我不敢說。我們除了身體里流淌的血液，已經無所繼承了。但這也足以激勵我們。只願有朝一日，能與眾人一道，剪辮束髮，身著漢服，向謊言挑戰，追尋古老的復興。近日，電視里又在放百家講壇---閻崇年的清朝故事，當他講到努爾哈赤是偉大的英雄，多爾袞入中原成功是因為「少殺人」時，台下的觀眾都鼓起掌來，我身邊的幾位老同學情不自禁地說道：「講得真好。康熙爺真是聖主啊。」「明朝太腐敗了，漢人太無能了，沒有滿族，沒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漢人是不行，太落後」「漢人歷史從來就是垃圾」。。。。。。我實在聽不下去了，說：「閻說錯了，大家別信！」我的同學立馬反駁：「閻先生不行，那你行啊？閻先生如果說假話的話，央視會讓人家上百家講壇？」 看著同學們歡快而麻木的笑容，他們不時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後振振有詞的爭辯，我心都彷彿被刀剜了一樣，這，難道就是偉大炎黃大帝孕育出來的子孫嗎？我們的民族自稱「漢」；我們的華人被叫「唐」人；我們的文化被稱作「華夏」文明；我們的國家被稱為「禮儀之邦」「中央之國」！「華夏」，何意也！高貴而典雅，「中國」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輝煌的偉名是誰為我們贏得？是我們的祖先，是他們，一隻手握著寶劍砍下敵人的頭顱，一隻手拿著書籍保持著最高貴的禮儀，以無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慾望，拓展著華夏族的生存空間。1000年的征戰，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國家，不知滅絕了多少民族，直到有一天，當他們將視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當他們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灘時，他們才停下了腳步，他們的武力和高貴讓他的所有鄰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們面前屈膝，而且是自願的稱臣，這些惶恐的鄰居敬畏地送給祖先一個偉大的國號「中國」，意思是「世界之中心」！我們偉大的祖先，他們勇敢而聰慧，他們重榮譽而輕生死，他們講信義而鄙狡詐，他們重文明而藐野蠻，他們愛自由而厭樊籠，「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其志！」他們用他們的智慧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奇蹟，可是你們誰知道？在華夏文明毀滅前的南宋文朝是一個什麼樣子？千年的發展，華夏成為了世界最富有最文明的民族，「世風日靡，黔首猶著絲衣。」---宋代官員如是說。宋代冶鐵，陶瓷，造船和火藥技術都獲得了遠遠領袖世界，西方人總是驚異日本的武士刀最鋒利，可是他們不知道，日本的冶鐵技術是宋人傳過去的，元朝嚴禁漢人煉鐵，因而這些工藝失傳；南宋的造船技術比18世紀前的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發達，根據剛打撈上來的南宋船「南海一號」和相關史料，南宋船長三十米，阿拉伯人驚嘆道「東方的寶船簡直是一個城市」；漢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將火藥應用於戰爭中的，製作了當時最好的火器，可是後來元朝嚴禁漢人製造火藥；南宋時期，皇帝權力極其小，詔書必須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輔臣聯名才會有效，而人民經常集會議論朝政，北宋末年罷蔡京殺六賊，不是太學生陳東和十幾萬百姓聯名上書施壓的結果嗎？丁大全當政時，陳宗則聯合杭州市民集會要求理宗罷免之。而南宋學風自由活潑，技術人員備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國家所遠遠不及的。航運促進了大型貿易，商業文明大發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伴隨的紙幣的流行，資本主義萌芽正在茁壯成長，此時西方依然在神教的麻醉下昏昏入睡。 "然而華夏文明在他最輝煌的時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殘暴最野蠻的侵略，蒙古人用他們幾乎全部力量，打擊華夏文明最軟弱的政權----南宋，蒙古人可以幾個月內，就踏平花臘子摸，剷平俄羅斯，夷滅東歐列國，但是在江南的華夏文明面前，他停頓了幾乎50年。元軍攻打襄陽，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軍攻打四川，川民殺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殺光，才放棄抵抗；揚州李庭之軍隊抗元，直到揚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軍依然抵抗，因為根據宋制，投降詔書必須丞相大臣連署之後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國家沒有投降。而崖山失敗後，30萬宋軍將士只有2萬人被俘虜，其餘全部戰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軍民，都自殺殉國。聽聞宋滅後，浙江十萬士子紛紛跳海自殺，福建有四萬！這是什麼！這就是華夏精神。日本歷史學家田中芳樹在《海嘯》中用史詩般的語句描繪了華夏英雄在災難面前所表現的堅強和決絕：一、「聽到這話，大驚失色的是鄧光遠，年幼的帝僅僅將聰慧之雙眼轉向了陸秀夫。臣力有未這，讓國事淪落軍止。元之賊兵即將迫近皇上寶座，脫逃之事恐怕已經不可能。』周圍的宮女和宦官發出驚叫。帝則無育地凝視著陸秀夫。皇上雖然年幼，但畢竟身為天子。天子須重視名譽更甚性命。臣雖不忍提及！但尚請皇上覺悟。』數名宮女失神倒地。船艙之牆壁發出了奇怪聲響。那是元軍施放之箭矢刺中船壁的聲音。帝景仍然凝視著陸秀夫，但是白嫩嬌小的臉頰上卻出現了微笑。 『就依你所言吧！』」二、「賊兵如蟻，蜂擁而入，李沛望著百姓，『願意求生還是求死『，人們大呼『只願意與將軍共死』！汪立信將兩個孩子喚過來，『今天，我將為你們舉行成人禮，表示你們也要承擔其衛國的責任！』於是，父子三人全部戰死，獲得了死後的光榮。」這就是華夏的精神！為了自由，為了尊嚴，為了子孫，他們英勇奮戰，從未有過動搖！崖山之後，華夏全面淪喪，被嚴重胡化，漢民族地位地下，喪失了做學問的機會，自由的風氣被扼殺，無數優秀豪傑英勇戰死，商業文明嚴重倒退。到了明朝時期，雖然光復，但是漢文化已經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專制，喪失華夏文明中開明和自由的氣息，但是明時期不斷喚醒的華夏意識，使得明末覺醒了華夏意識，學術風範大盛，內閣組黨之風流行。然而此時不幸發生了，在天災與人禍之下，中原爆發了嚴重的內戰，當漢民族傷痕纍纍的時候，滿蒙組成聯軍進入了中華腹地。完成了對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殘酷扼殺了華夏文明復甦的一次大好機會。多爾袞在漢民族最虛弱的時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強大，但是它還表明了其他嗎？如果一個民族只會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麼他充其量只是個蠻族，永遠也創造不出偉大的文明，康熙也許喜歡算術、化學和天文，但他永遠預料不到這些東西能夠給他帶來什麼變化，因為只喜歡支配奴隸的他對文明的創造和發展沒有興趣，這就是他為什麼要查禁《天工開物》，為什麼禁止前明時期大發展的火藥技術；為什麼要限制民間冶鍊鋼鐵，為什麼消滅造船的技術。因為他的支配奴隸性統治慾望是永遠不會關心文明的，他只對如何支配他的奴隸感興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們用他們的政策告訴了我們這一點，那就是他們的所有統治技巧和殘忍暴力只能證明他們對文化的野蠻無知，對殺戮的渴求和與文明世界的隔絕，這就是他們的韃靼文化，一種依託掠奪的寄生文化。他們只對培育奴隸和愚民感興趣，對社會的進步和自由毫無興趣，而華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經世致用的「國士」！孟子說：「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報之!君以草芥待我,我當以仇寇報之!」強調君臣人格之平等的他，被清室憤恨，於是拆其牌位，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清庭要燒毀王陽明，王夫之，李贄等人的書籍。因為此皆華夏文明之象徵，而在明末的時候，我們華夏觀念幾乎覺醒的先人已經向怒吼道：「君權，千年之大惡也！」我們的落後，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自卑，是我們的無能，我們沒有一絲理由更沒有任何資格抱怨祖先留給我們的文化和土地，祖先留給我們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最廣闊的土地，憑藉這些土地，我們孕育了最多的人民。而今天，對著殘酷好殺野蠻人大唱讚歌的我們，毫無禮儀誠信道德淪喪的我們，真的是那個偉大榮耀的禮儀之邦中央帝國的子孫嗎？難道我們真的繼承了祖先的華夏文明了嗎？我們不配享有「華夏」之美譽！就讓華夏的故事永遠成為一個神話吧！記得西南聯合大學歷史教授（記不清名字了）上中國史上到南宋滅亡就停止了，人們問他為何？他說：「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中國」和「華夏」都是最偉大的名字，裡面所承載著的榮耀不是我們可以承載的。特別是播出了《大清王爺尚可喜》《大將軍施琅》，上演了華南虎的我們！一個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一個歌頌自己屠夫，一個缺乏誠信的民族只是韃靼文化繼承者，大陸沒有華夏，華夏不在中國。有人說：唐宋在日本，大明在韓國。滿清在中國。信乎。因為禮曰：「華夏重信義，而胡人無。」今天的我們，絕對是炎黃的恥辱！魯迅曾經這樣評價：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時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州人以異族入侵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回天無力道俱窮，干戈四起疑無路。指點洪濤巨浪中，推背圖關於宋滅。崖山之後無中國，閻吏之後無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