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近代鋼鐵工業創始人

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強調：「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湖北的工業基礎，如漢陽鐵廠、紡織廠、兵工廠、京漢鐵路，都是張之洞帶頭辦的。」毛澤東在不同場合的這些講話，肯定了在中國近代重工業的創始方面，張之洞功不可沒。張之洞創建漢陽鐵廠等一系列重型工業企業，被譽為「鋼鐵之父」；他是中國近代鐵路的開拓者之一；他是中國率先引進外國機器鑄造銀元的人，並且是中國幣制近代化改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是中國近代新式軍隊的開創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學堂章程開創了中國近代學校教育制度；他是留學日本的倡導者，並且是派出留學生最多的人……

張之洞對近代企業的貢獻一、張之洞不愧為「舊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張之洞（1837—1909），原籍河北南皮，出生於士宦家庭，13歲考中秀才，15歲又考中第一名舉人，成為「解元」；1863他進京會試，考中了「探花」，授職翰林院編修；後來一度成為名噪一時的「清流派」健將之一，開始在晚清政壇嶄露頭角，深得主政的慈禧太后的賞識；1882年升任山西巡撫，躋入了地方督撫實力派的行列；1884年又署理兩廣總督，直接參於中法戰爭；後來歷任湖廣總督、兩江總督等要職，直到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位極人臣。漢陽鐵廠：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大企業張之洞大辦近代工業，是發軔於廣州而展開於武漢。1889年，正當他認真總結中法戰爭的教訓，積極在廣州籌建槍炮、煉鐵、紡織諸廠時，清廷調他擔任湖廣總督。由於接任的兩廣總督對辦廠根本不感興趣，於是，上述諸廠，經過清廷的批准，便隨著張之洞遷建到武漢，在國外訂購的機器設備，也陸續向武漢起運，近代工業一直冷落的武漢三鎮，從19世紀90年代起便開始出現大辦近代工業的繁榮景象。張之洞在武漢期間，主要興辦了湖北槍炮廠、漢陽鐵廠和布、紗、絲、麻四紡織官局等三大近代工業。湖北槍炮廠：聞名全國的「漢陽造」步槍產地首先是湖北槍炮廠的建立。1890年他選定漢陽龜山北麓為廠址，派專人督工監造，除在廣東訂購的機器設備外，又製造添購了不少新機器，開辦經費70餘萬兩平銀，常年經費50萬兩平銀左右，1890—1897年間，共實用庫平銀2100943兩。廠內分廠林立，先後設有槍廠、炮廠、罐子鋼廠、無煙火藥廠、炮彈廠、槍彈廠等等，規模宏大，全部員工估計在3000人以上。機器設備先進，聘有德國技師擔任新技術指導，能製造最新式的快槍和快炮，所造的口徑7.9厘米步槍，成為當時聞名全國的「漢陽造」步槍。該廠年生產能力可造槍5000餘支，槍彈380餘萬顆，各種炮150尊，各種炮彈45萬餘顆；從1894年開始投產至1907年的10餘年間，共造步馬槍11萬餘支，槍彈4000餘萬顆，各種快炮740餘尊，前鏜鋼炮120餘尊，各種開花炮彈63萬餘顆，各種槍炮器具鋼胚44.6萬餘磅，無煙火藥27萬餘磅，硝鏹水200餘萬磅。這個廠生產的軍火，無論數量和質量，都大大超過當時李鴻章創辦和控制的清政府最大的軍用工業——江南製造總局。後者在1867—1894年的28年間，總共只造成各種槍51285支，各種炮583尊，而且式樣都很陳舊。難怪張之洞1903年在兩江總督任內，狠狠批評江南製造總局:「費工多而出槍少，近來陸續添機，漸次整頓，每日仍只能出槍7枝，一年只能出槍2000餘枝，既不合算，且於武備大局無裨。火炮廠所造車炮，亦不盡適用。」〔1〕其次是漢陽鐵廠。這是張之洞在武漢興辦的第二個近代大工業，1891年1月動工建造，廠址也設在漢陽龜山腳下。至1893年冬，各分廠陸續建成，包括生鐵廠、熟鐵廠、貝色麻鋼廠、西門子鋼廠、軋鋼廠、鐵貨廠等6個大廠，以及機器、鑄鐵、打鐵、魚片、鉤針、打銅、翻砂、木模、鍋爐等8個小廠，擁有化鐵爐2座，鍊鋼爐4座，並另設洗煤機、煉焦炭爐，共用去經費計庫平銀5829629兩。大冶鐵礦工程也同時興建，運礦鐵路、鐵橋、開礦機器、軋鐵礦軋灰石的機器、起礦機器房及沿江碼頭等，都已修建安裝完畢。江夏馬鞍山煤礦亦已開通出煤，張之洞打算先購買湘煤、外國焦炭與馬鞍山煤滲用，以應急需。全廠機器設備和主要原材料，全部購自英、德等國，並聘用30—40名外國技師，主管技術指導。1894年6月，化鐵爐正式出鐵，日產50餘噸，多時可達60—70噸；鍊鋼爐也開始出鋼，各廠機器均開始運轉生產。至1895年10月中旬止，全廠共生產鐵5660餘噸，鋼1390餘噸。由於經費困難，焦炭成本太高和鋼含磷率高不宜軋鋼軌等原因，鐵廠生產不得不宣告停頓。張之洞被迫於1896年5月14日，札委盛宣懷對鐵廠實行官督商辦。1908年3月，盛宣懷在對鐵廠進行整頓擴建的基礎上，又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聯合起來，組成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改官督商辦為商辦，進入漢陽鐵廠的發展高峰。在辛亥革命前夕，漢陽鐵廠年產鋼7萬噸，擁有工人約3000餘人；大冶鐵礦年產鐵礦石50萬噸，擁有工人1000餘人；萍鄉煤礦年產煤60萬噸，擁有工人3000餘人。這個企業在當時，不僅是武漢地區和全中國規模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而且在遠東和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的大企業，比日本1941年興辦的八幡制鐵所規模要大得多。張之洞興辦的漢陽鐵廠，儘管在他手裡的實績不大，後來的發展也不夠理想，但客觀上對武漢地區乃至全國近代化的影響，是功不可沒的，因而張之洞後被毛澤東同志譽為舊中國四大實業家之首。〔2〕布、紗、絲、麻紡織四官局，是張之洞在武漢興辦的第三個大近代工業。布紗絲麻紡織四官局：張之洞的第三個大近代工業

漢陽鋼鐵廠湖北兵工廠近景漢陽兵工廠1890年，湖北織布官局正式成立，廠址選定在武昌文昌門外，1891年1月1日開工建廠，5月至10月，英國機器設備陸續運到，1893年1月，正式投產。全局擁有布機1000台，紗錠30000枚，工人2500名，並聘用外國技師數名作技術指導，全部費用共計銀1279375.11兩。1893—1901年間，官布局共生產原色布330916匹，斜紋布11785匹，棉紗135702擔。官布局投產後，所出紗布，產銷兩旺，供不應求，每年都有盈餘，促使張之洞決心增辦南北兩紗局。他於1894年，向英國訂購紗錠9.7萬餘枚，以及各項機器全套。次年4、5月間，所訂機器陸續運到，北局先行建成，於1897年正式投產，擁有紗錠60656枚，工人1600名。開始是官商合辦，後商股要求退出，成為官辦。南局因經費難籌，始終未建成，所余紗錠40800枚，一直堆擱在上海，後廉價讓給張謇、盛宣懷各半數了事。紗局費用共計銀1087422.54兩。湖北繅絲官局，籌建於1894年，局址設在武昌望山門外，屬官督商辦性質，開辦費6—8萬兩，擁有繅絲車308台，工人300名，每日能製成上等品30斤，普通品近20斤，用湖北當地原料，製成品全部運銷上海。湖北制麻官局，1898年設立，局址在武昌平湖門外，擁有制麻機40台，均購自德國，開辦費用共花銀70餘萬兩。建廠安機費時5～6年始建成，擁有工人463名。原料用湖北生產的zhù＠①麻，產出的各色麻布麻紗等，銷於漢口市場。布紗兩局，開始幾年雖有盈餘，紗局1899年也曾獲利5萬兩。以後由於外資紗廠的競爭，加上管理不善，紗布滯銷，兩局出現虧損，產品積壓，資金運轉不靈，被迫先後停產，絲、麻兩局也被波及，同時停工。於是，紡織四官局，不得不於1902年由粵商韋柴封、鄧紀常組織的應昌公司承租接辦，租20年。辛亥革命後的1913年，又聘租給徐廷榮等人組織的楚興公司，後來發展成為華中最大的裕大華民族資本集團。張之洞花去近400萬兩白銀，歷時5、6年，艱苦創建的這一龐大近代紡織工業，雖然成效不大，但在武漢地區四局均屬首創，織麻局更屬全國首創，這對武漢地區近代化，乃至全中國的近代化，其影響無疑是不小的。張之洞讓武漢地區的近代化出現一派生氣蓬勃的局面除以上三大近代工業外，張之洞還在武漢地區先後興辦了近10個中小型近代工業，作為三大工業的衛星群。與此同時，他還全面推行城市建設、交通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等一系列「湖北新政」，促使武漢地區的近代化出現一派生氣蓬勃的局面；特別是由張之洞主持的1897年4月動工修築、1906年全線通車的蘆漢鐵路，更起著全國近代化大動脈的重大作用。張之洞：舊中國近代工業的第一代企業家在短短的10餘年間，張之洞在武漢地區興辦的大小近代工業，共投入資金達白銀1700餘萬兩，職工總數最多時達16000餘人。這一興辦近代工業的龐大規模，在晚清整個洋務運動過程中，顯然呈現著後來居上之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張之洞為舊中國近代工業的第一代企業家。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國家日益積弱積貧。鴉片戰爭後，不少有識之士開始探尋「自強」、「求富」的道路，張之洞是其中著名的倡導者之一。毛澤東說：「湖北的工業基礎，如漢陽鐵廠、紡織廠、兵工廠、京漢鐵路，都是張之洞帶頭辦的。」漢陽鐵廠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官辦鋼鐵企業。1890年誕生的漢陽鐵廠，是當時中國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從此，中國鋼鐵工業蹣跚起步，被西方視為中國覺醒的標誌。漢陽鐵廠從創辦到衰落，走過48年的風雨雨，被譽為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

高大的門樓和鋼模，無聲地述說著漢陽鋼鐵發展的悠久歷史。

時光穿過塵封的廠房，鏈接百年鋼鐵企業的興衰。

漢陽鐵廠的輝煌，如今只能在博物館的牆上找尋。漢陽鋼廠就要整體搬遷到江夏，這本是件單純的事。然而，因其前身為漢陽鐵廠，這事兒就顯出不一般了。日前，記者來到漢陽月湖畔龍燈堤，試圖穿越時空，探訪漢陽鐵廠的輝煌與滄桑。華夏鋼源凝結中華民族百年自強夢在漢陽鋼廠門前，豎立著一個門樓，上書「漢陽鐵廠」四個繁體字。門樓左邊有一個巨大的鋼模，數噸重的鋼模被安放在一塊基石上，上面鐫刻著「華夏鋼源」。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館長顧必階告訴記者，這裡就是原漢陽鐵廠的廠址。走進門樓，搶入眼帘的是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半身塑像，佇立在右邊一片花叢中，兩眼深邃地注視著前方。左邊有一個巨型鋼模。道路兩邊是一些鋼雕，都是各種各樣的生產設備，被塗上了五顏六色的油漆。進入廠區內，許多貨車正等著運送鋼材，穿制服的工人在盛鋼桶前忙碌。現在的漢陽鋼廠已讓人看不到任何當年漢陽鐵廠的模樣。顧必階解釋：1938年，日軍大規模入侵武漢，當時的國民政府決定將漢陽鐵廠整體搬遷至重慶渡口，不能搬走的廠房全都炸掉了。新中國成立後，武漢市政府在原漢陽火藥廠遺址上重建漢陽鋼廠。現在，最老的廠房、機器，也只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1890年誕生的漢陽鐵廠，是當時中國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從此，中國鋼鐵工業蹣跚起步，被西方視為中國覺醒的標誌。百餘年後，中國鋼產量已居全世界第一，漢陽鋼廠在全國鋼鐵企業中只能算是小兄弟。歷史遺夢十里長廊奠基現代製造業漢陽鐵廠的雄姿已無處找尋，在晴川閣下游留存著一座百年老碼頭，曾是專供漢陽鐵廠運輸礦石和鋼鐵的。百餘年潮漲潮落，碼頭上歷歷在目的鉚固件依舊散發著黝黑的光芒，無言地訴說著往昔的輝煌與滄桑。清朝末年，湖廣總督張之洞為「自強、求富」，在武漢大力推行興實業、辦教育等新政，創辦了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漢陽火藥廠、漢陽針釘廠、漢陽官磚廠等，在漢陽龜山至赫山臨江一帶，形成蔚為壯觀的十里「製造工業長廊」。現代製造業的興起，直接成就了張之洞的「湖北新政」。顧必階介紹，1894年漢陽鐵廠建成投產，當時有很多外國專家在這裡工作，其中僅盧森堡就有14人。1994年，武漢紀念漢陽鐵廠投產一百周年，歐洲盧森堡大公國在武漢展覽館舉辦「武漢—盧森堡卓有成效之百年合作紀念展」，有關人員贈送了該國專家當年拍攝的珍貴歷史照片和資料。1994年，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成立，裡面保存著研究張之洞最全面的史料。保護遺產讓博物館述說滄桑鋼鐵史多年前，漢陽鋼廠就被規劃為居民區，北區地段已被開發商購買。「不能讓漢陽鐵廠就這樣被拆掉！」近年來，顧必階與他的同事們四處奔走，目的是在原廠址上建立工業博物館。「漢陽鐵廠記錄著輝煌的近代中國鋼鐵工業的歷史，我們不可以這樣短淺地看待工業遺產。」博物館的老職工晏端林說。2005年8月，國家兩院多名院士建議，利用廢舊廠房建工業博物館，是一件有利子孫後代的大事。今年5月30日，武漢市就工業遺址的保護開展調研，馮天瑜、皮明庥等知名專家建言，城市發展的文脈應該留下來，應當建立一個工業博物館。但工業博物館建在哪兒？一種意見是將遺址遷移到龜北路段，另一種是在漢陽鐵廠原址上進行開發和利用。顧必階他們到處遊說：「沿龜山西至赫山路段是曾經的十里工業長廊，保留著眾多遺址，如果利用原址開發利用張之洞工業遺產，無疑是代價最小的。」漢陽鐵廠鋼鐵出口總量長期以來等同中國鋼鐵出口總量

張之洞視察漢陽鐵廠

鐵廠界碑

鎮館之寶——歐仁·呂貝爾資料集

劉謙定向記者講述「定漢神鐵」的往事

盧森堡14名專家在漢陽鐵廠留影

▲國際友人贈送的比利時列日大學紀念章1890年籌建、1894年投產的漢陽鐵廠，橫亘清末民初，其亞洲第一的規模與雄強的工業精神曾被西方視為中國覺醒的標誌。也曾有人形象地形容漢陽鐵廠及「漢陽造」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從辛亥革命第一槍到北伐戰爭、八一南昌起義，以至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都少不了「漢陽造」的身影，而漢陽鐵廠的鋼鐵出口總量長期以來等同於中國鋼鐵出口總量。漢陽鐵廠及漢陽兵工廠等曾經匯聚了英國、比利時、盧森堡、德國等各國工程技術專家達50餘人，是亞洲首屈一指的鋼鐵巨擘，也是中國鋼鐵工業的濫觴。漢陽鐵廠與「漢陽造」也為幾千年來晴川歷歷、芳草萋萋，充滿詩情畫意的漢陽注入了剛勁的現代工業氣質，並成為漢陽乃至武漢不可磨滅的城市烙印。近日，隨著P(2007)008號地塊，原漢陽鋼廠地塊以13.53億元拍出，3887元/平方米的樓面地價再創漢陽新高，激起了社會對漢陽鋼廠乃至整個漢陽房地產區域的關注。五一前後，本報特走訪了漢陽鐵廠故地及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並訪問了有關專家學者，為讀者解讀一座廠與一個城背後的故事。「定漢神鐵」與廠址探源在綠蔭華蓋的龜北路，一尊被稱為「定漢神鐵」的巨大的圓柱形鐵砣靜靜地卧在路邊的蔓草間。引領記者前往現場察看的武漢民俗學家劉謙定介紹，這是當年漢陽鐵廠廠址的唯一現存物證。關於這尊「神鐵」的來歷，曾有幾個不同的版本，一說為投產後的第一爐鐵，由於鐵質不純，廢棄不用，凝成現在的樣子；另一說為辛亥革命爆發時，工廠工人為避戰火離崗，最後的一爐鐵水凝結而成。比較得到專家認可的是後一種說法。他進而介紹，當年漢陽鐵廠在選址時，由於武昌城繁華，且有長江阻隔，交通不便，漢口的地基太軟，因此最終選址在龜山北側，並陸續沿漢江向上游建設了漢陽兵工廠、漢陽火藥廠、漢陽針釘廠、漢陽官磚廠等一系列近代製造工業，蜿蜒十里，蔚為壯觀，後人形象地稱之為「漢陽製造工業長廊」。漢陽鐵廠是張之洞創辦的，1890年籌建，1894年煉出第一爐鐵，到1924年陷於停產，民國以來，一直戰亂，未能達成恢復生產的願望，到抗戰西遷入四川，漢陽鐵廠設備遷至重慶大渡口重建，即後來的重慶鋼鐵廠。未能遷走的廠房煙囪等為避免落入日軍之手，予以炸毀——一代雄廠在時代的變遷中終成廢墟。到建國後，漢陽鐵廠原址上建立了國棉一廠，原來的漢陽火藥廠舊址之上陸續建成了漢陽軋鋼廠（1952年），漢陽鋼廠（1958年），後來兩家合併為漢陽鋼廠。由於與漢陽鐵廠具有地緣及一定的歷史傳承關係，漢陽鋼廠後來被視為漢陽鐵廠某種意義上的延伸，當然，這更多是在精神意義上的。而漢陽鐵廠更多成為國人一種留在記憶中漸漸模糊的時代印記。夢回一代雄廠建國後，因為種種歷史原因，漢陽鐵廠與「漢陽造」漸漸成為歷史名詞，並沒有人去關注其背後的意蘊。直到半個多世紀過去，漢陽鐵廠與「漢陽造」在因緣際會的時代背景下，再度成為武漢人、國人乃至國際友人關注的焦點。而國人再度回望這段歷史，某種程度上說，是與國際友人的促成離不開的。比較早的時候，是在1988年，一位曾在漢冶萍公司任職的比利時礦師的後裔來漢陽鋼廠尋訪其祖輩的足跡，並留下一塊紀念章給當時的廠長做紀念，上面銘文為列日大學（Université de Liège），據相關人士回憶，這位後裔是在位於比利時的該校任教。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一事例並未引起更多的重視。真正促成「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的落成，是1994年，漢陽鐵廠開爐100周年之際，中盧展覽的開幕。1994年，在紀念漢陽鐵廠投產一百周年之際，歐洲盧森堡大公國在武漢展覽館舉辦「武漢——盧森堡卓有成效之百年合作紀念展」，引起極大反響，漢陽鐵廠再度進入國人視野。同時，盧森堡有關人員到漢陽鋼廠尋蹤訪問，並贈送該國專家當年拍攝的漢陽鐵廠歷史照片與資料。當年的盧森堡專家歐仁·呂貝爾先生曾先後擔任漢陽鐵廠高爐爐長、總工程師、駐歐洲全權代表。在漢陽鐵廠工作的盧森堡專家達14人之多。在隨後漢陽鋼廠領導回訪盧森堡的過程中，盧森堡歐洲國家博物館珍藏的有關漢陽鐵廠的百年珍貴史料，令人大開眼界。曾與漢陽鐵廠頗有淵源的盧森堡一家大型公司總裁親自接見了到訪的中國客人，併當即表示把歐仁·呂貝爾根據在華期間經歷所寫《游華日記草》及相關文獻資料、相片彙集成冊，全部複印裝幀贈送給中國客人。這套珍貴的資料如今保存在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內，成為海內孤本和鎮館之寶，其文物價值與學術價值巨大。記者在博物館看到，這套資料為紅色封面裝幀，雖為複印件，但裝禎仍然十分精良，圖片尚稱清晰，16開本，厚逾寸，內文德、法雙語（盧森堡官方語言為德語、法語），內有大量圖片、當時報章、合同、草圖等資料。隨後，有關部門召開了專家論證會，與會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均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主題博物館，來見證這段寶貴的歷史，並填補城市乃至國家在這方面的空白。於是，漢陽鋼廠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籌建了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通過各種途徑收集了大量珍貴的實物及照片，其中三件為鎮館之寶：歐仁·呂貝爾資料集、鐵廠界碑與張之洞手書牌匾。人文價值與城市底蘊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落成後，著名歷史學家馮天瑜教授為博物館作序，著名城市史專家皮明庥為「漢陽鐵廠」門樓題寫紀念碑文，市政協主席劉善璧為「漢陽兵工廠」門樓題名。初具規模的「漢陽製造工業長廊」已經成為人們熟悉的地名標誌。來自國內民間組織、企業、媒體以及國際友人、企業乃至外交部門的相關人士在此領略漢陽鐵廠當年的風采。去年4月3日，中國古迹遺址保護協會副秘書長朱曉東博士專程赴博物館考察，並指出：漢陽鐵廠作為中國鋼鐵工業的發源地，是一個巨大的無形資產，應當加大宣傳力度，他還建議在適合的條件下，將國際「4·18古迹遺址保護年會」定在武漢召開。而近年來，對工業遺產的保護問題日漸提上日程。2006年7月12日，《人民日報》載文：留住工業遺產的足跡。該文呼籲全社會提高對工業遺產價值的認識，儘快開展工業遺產的普查和認定評估工作，編製工業遺產保護專項規劃，並納入城市總體規劃。博物館得到了包括中央電視台在內的國內、省市各大媒體的眾多報道，博物館的有關資料圖片也多次被國家發改委和市區有關部門作為「武漢新區」和地區特色文化在境內外宣傳及招商中使用。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館長顧必階向記者表示，珍視漢陽鐵廠的這段歷史，對提高城市知名度、發展經濟，促進國際友好關係，以及研究近代史、鋼鐵史、城市發展史、辛亥革命史等都很有意義。他指出，國外對這些方面都很重視。如歷史上曾與漢陽鐵廠有合作的德國錫根公司就曾與重慶鋼鐵廠接觸，想買回當年的漢陽鐵廠內遷至於該廠的軋鋼設備，留作歷史見證，當時由於這些設備仍在投入生產，廠方婉拒了這一提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廠區有各自的發展方向，館方也考察過北京的798等國內在保護運用舊有工業遺存方面比較成功的案例，也非常希望在陸續搬遷的漢陽鋼廠廠區能夠留下舊有的時代印記，保留城市記憶。著名武漢城市史專家皮明庥也認為，如果將工業文明元素融入漢陽風景區，將是很好的題材。為此，顧館長也提出一些設想，如能否保留、改造部分舊有廠區，建立工業博物館，包括工業機械、軍工、紡織、建材、造紙、玻璃等工業博物館區。並依據鐵廠界碑、神鐵、碼頭、火藥廠碾盤、牌樓、石料碼頭等實物，形成一條工業走廊觀光帶。這些想法也通過漢陽區政協向市政府進行了反映。據悉，市有關領導近日將赴漢鋼進行調研，就該區域工業遺址的保護與利用等方面問題進行探討。漢陽鐵廠成為國人記憶中漸漸模糊的時代印記漢陽鐵廠是張之洞創辦的，1890年籌建，1894年煉出第一爐鐵，到1924年陷於停產，民國以來，一直戰亂，未能達成恢復生產的願望，到抗戰西遷入四川，漢陽鐵廠設備遷至重慶大渡口重建，即後來的重慶鋼鐵廠。未能遷走的廠房煙囪等為避免落入日軍之手，予以炸毀——一代雄廠在時代的變遷中終成廢墟。建國後，漢陽鐵廠原址上建立了國棉一廠，原來的漢陽火藥廠舊址之上陸續建成了漢陽軋鋼廠（1952年），漢陽鋼廠（1958年），後來兩家合併為漢陽鋼廠。由於與漢陽鐵廠具有地緣及一定的歷史傳承關係，漢陽鋼廠後來被視為漢陽鐵廠某種意義上的延伸，當然，這更多是在精神意義上的。而漢陽鐵廠更多成為國人一種留在記憶中漸漸模糊的時代印記。

尋找張之洞：晚清名臣墓穴被挖 屍骨命運多舛

張之洞（1837～1909），清朝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

2007年，張之洞的遺骨被找到。左二即為當年的埋骨人張執信。李丙傑攝1909年10月4日，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張之洞溘然辭世，身後留下一個風雨飄搖的晚清王朝。99年後，2008年10月4日，河北省南皮縣，一片被冬小麥和棉花包圍的農田裡，舉行了一個特別的葬禮。在「文革」中被掘出並一度失蹤的張之洞遺骨被重新安葬在他最初下葬的地方。這是張之洞的第四次葬禮。常言道，蓋棺定論。儘管張之洞生前便是毀譽參半，人們還是不會想到，在他身後的百年間，不但對他的評價大起大落，就連他的屍骨也難以逃脫歷史風潮的侵擾。是誰在1966年掘了張之洞墓?在消失了41年後，他的屍骨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在張之洞的故鄉，有一群人一直在尋找張之洞。國運盡，老臣逝說起張之洞，許多人記憶中與之對應的地理位置是武漢。然而，歷史上那個身材矮小、胸前飄灑著雪白長髯的湖廣總督(《清史稿·張之洞傳》上形容張「短身巨髯，風儀整峻」)，其實是地道的北方人。他的家在河北南皮。有人甚至直呼他為「張南皮」。南皮縣在今天的滄州。明永樂年間，朝廷遷移山西人口充實畿輔及川、陝、湖廣等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大移民。直到今天，民間仍流傳著「要問祖先來何處，洪洞城北大槐樹」的尋根謠。在這茫茫人流之中便有張之洞的先祖。張氏家庭遷移至直隸漷縣，後又移居南皮安家，於東門印子頭置產立業。此後的600年里，「東門張氏」在這裡繁衍生息。直到今天，張姓在南皮仍然是大姓，族人眾多。1909年10月4日，位於北京什剎海畔白米斜街的張府，垂垂老矣的張之洞，在「國步維艱，外患日棘，民窮財盡」的悲涼感嘆中，永遠地閉上了眼睛，結束了勞累的人生，也揮別了那個他為之殫精竭慮卻始終難以擺脫危局的風雨王朝。 僅僅兩年前，這位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剛以七十歲高齡進京邁入朝廷中樞，試圖力挽危局。張之洞去世兩天後，清廷即頒布上諭，稱讚他「公忠體國，廉政無私」、「提倡新政，利國便民」……賜謚號「文襄」。張之洞是個清官，且又「愛才好客」，做了數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畝」(《清史稿·張之洞傳》)。清廷賞銀三千兩治喪，張的親朋和門生也熱心籌措。當月，長子張權等即奉靈柩回家鄉南皮，準備墓碑、墓志銘、石相生等下葬所用事物。張之洞70多年的人生，可以說是跟中國近代史共始終的。鴉片戰爭爆發時，他只有三歲，這場戰爭所引發的歷史震動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一生。早慧的他，15歲鄉試第一，26歲殿試時得到慈禧的賞識，從三甲末名被提為「探花」。張之洞真正名聲大振是從中法戰爭中的鎮南關大捷開始的，時任兩廣總督的他啟用老將馮子材擊敗法國軍隊，那是清朝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取得的惟一一次對外戰爭的勝利。此後，這位曾經的「清流」健將修鐵路、興實業、辦文教、練新軍，日漸成為直追李鴻章的後期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的主要代表。在他去世僅僅兩年後，他極力維持的晚清帝國在武昌城頭的槍聲中轟然崩坍。

白米斜街11號，張之洞故居院內。趙 婷攝張之洞一生中有許多大手筆:他創建了漢陽鐵廠，那是當時亞洲第一家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連毛澤東都曾經說:「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他開辦的漢陽槍炮廠，一直到民國時期都是中國最大規模的陸軍兵器製造中心。他主持制定的學堂章程結束了幾千年的科舉制度，他還是晚清留學生運動最重要的提倡者。他創建的湖北新軍，成為辛亥武昌首義的發起者。他不僅是一個洋務的實踐家，還是洋務運動最大的思想家，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核心觀點的《勸學篇》是對洋務運動理論層面的高度概括。他「開新」不忘「衛道」。有人說，曾是一介書生的張之洞就像一個老中醫，用中體西用的方子，醫治著已經病入膏肓的晚清。然而，無論從歷史條件或是個人作為來看，張之洞都是典型的過渡型人物。他新舊紛呈、中西並列的所作所為，從建鐵廠到《勸學篇》都備受爭議。他在世時，便是如此。當時的《大公報》有報道稱:「當張相國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好大喜功、糜費揮霍、崇洋媚外、為人圓滑的指責聲一直不絕於耳。張之洞去世之際，中國媒體已相當發達。於此山雨欲來、危機四伏之際，這位晚清的重要疆吏權臣及至士林領袖的離去自然引起國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對其一生的得失功過，有讚歎，也不乏唾罵。這種分歧，明晰地反映在當時的報紙上。像《申報》稱張之洞「固卓乎近數十年漢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緒朝三十四年有數之人物也。」《新聞報》認為「若與歷代賢臣相比，張之洞不愧為諍臣、能臣、良臣。」甚至連《泰晤士報》對張之洞之死都有報道，肯定了張之洞的舍舊謀新，還著重讚譽了他的鐵路政策。反對方的言辭更為銳利。比如與上海的《申報》地位相當的天津《大公報》批評他:「張相國一毫無宗旨， 毫無政見，隨波逐流，媚主以求榮之人也……相國之生平，恃以訓勉全國者，惟在"忠君』二字。」《民報》精衛的文章更稱:「張之洞死，於清廷失一無足重輕之家奴，於漢族失一冥頑不靈之朽物，至不足齒數。」張之洞留給後世的這份豐富而駁雜的遺產，註定了對他的爭論不會很快消散。而生前身後的各種非議，也似乎預示了張之洞屍骨的命運多舛。第一次入葬南皮宣統二年(1910年)十二月十五日，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張之洞被安葬在河北南皮縣雙廟村的張氏祖塋。與他一起合葬入土的還有早他多年去世的三位夫人。鬱郁蒼蒼的園林中，「白花如雪，輓聯似林」。諸多親朋門生、王公大臣從京城趕來送葬。當地的老人說，在明清科考中，張氏族人先後考中進士以上的21人，舉人50多名，秀才200多名，從七品知縣到一品大員幾十名，到張之萬(張之洞的堂兄、早於張之洞入閣成為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張之洞，張家的聲威達到鼎盛。如此門庭顯赫之家，祖塋自然十分氣派。張氏祖塋有上千畝，南皮東門張氏四門十八支的墳塋多在此處。張之洞的墓在這一大片墓園的東北角，佔地近百畝。墳墓封土約3米高，底部直徑近7米。高大的墳丘像座土山。四通大碑立在墓前。其中兩通是神道碑，一為紀念碑，另一塊是門生故吏們捐資所建的遺愛碑。遺愛碑的碑陰刻有張之洞興學育才的事迹及捐資者的名字，在這堆名字里，包括了後來的「反清先鋒」黃興和革命元老之一董必武。神道兩旁布立著青石雕刻的石相生，有石馬、石羊、石猴等。松柏、楊柳、馬尾松、白楊縱橫交錯，構成各種圖案。四周松牆，內為柳城。張之洞的墓與父親張鍈墓、四世祖御史張淮墓、堂兄張之萬的墓以及其他張氏支派的墳場連成一片，從南皮縣城南崔秤砣村到雙廟村，一片樹海，鬱郁蒼蒼，遮天蔽日。林間鳥兒無數，老鴰喜鵲成千上萬，趕都趕不走。一到黑天，年輕人偷偷進去，上樹用棍子打鳥，一晚上能打一口袋。由於有四五家佃戶看護墳場，經常打掃，碑刻、石相生、樹木都保護得很好，許多樹木兩人都抱不過來。墳場里刻石林立，來此憑弔的各界名流絡繹不絕。張之洞入土後不到兩年，清帝退位，清朝徹底土崩瓦解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洋務派人物，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孫中山在視察武漢時稱，「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認為張之洞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質、人才和思想等基礎。而史學家們也對洋務派的實幹給予了充分肯定，「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做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1937年6月，史學家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惋惜洋務運動晚了20年。也許是在民間有著極高的認可度，也許是張之洞是有名的清官，在清末民初的亂世之中，張之洞的墓始終無恙。當地研究資料稱，兵匪強盜曾多次光臨張氏墓地，將守墓的高玉堂一家綁在樹上，逼他交出財寶，張家墳場的一些墳墓多次被盜，但一直無人驚擾張之洞安葬之處。北伐戰爭期間，國民軍一支部隊經過雙廟村，一個湖北籍的連長，帶著全連士兵到張之洞墳前鞠躬致祭。「造反派」挖開張之洞墓轉折來自於1950年代。重新被定性的洋務運動，成了「清朝統治者在漢族地主官僚和外國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賣中國人民利益的辦法，換取洋槍洋炮船隻來武裝自己，血腥地鎮壓中國人民起義，藉以保存封建政權的殘骸為目的的運動」，「是一個反動的、賣國的、並以軍事為中心的運動。」一個「洋奴」、「賣國賊」的墓自然是得不到保護的。來到張之洞墓地的不再是憑弔者，而是伐木者。「大躍進」時期，南皮縣搞大鍊鋼鐵，砍光了墓地周邊的樹木，偌大的墓園中，只剩下墳冢巍然，墓碑高矗，東倒西歪的石相生散落相間。然而，噩夢還在後邊。「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紅衛兵」們搗毀佛像、焚燒藏書、掘開古墓……在這場席捲全國的瘋狂大潮中，張之洞的墳墓難以倖免。據南皮縣誌記載:張之洞墓，位於雙廟村北約500米處。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中，南皮中學「造反派總部」組織重新挖掘……張之洞遺體完好，合葬者三女棺，「造反派」開館傾屍、暴於野外數十日。一代有影響的歷史人物，葬於地下50餘年，亦未幸免於難。這段短短的文字，記載的卻是一場令人驚心的破壞。1966年秋，南皮縣幾所學校的「紅衛兵」和一家工廠的「造反派」頭頭決定「破四舊，立四新」。他們先用繩索捆綁住張之洞墓碑，拉倒後一通亂砸，並向全縣發出通告，宣稱要在農曆九月廿六日挖掘張之洞墓。縣誌中所記載的南皮中學「造反派總部」是不是這場鬧劇中的組織者，記者沒能在尋訪中證實，但有一點是清晰而格外令人心酸的:南皮中學的前身正是張之洞捐資興辦的慈恩學堂。這天上午8點，「紅衛兵」和「造反派」帶著鐵鎬、鐵杴等工具，扛旗打鑼到達現場。當天正好南皮大集，墓周圍站滿了懷著複雜情緒的圍觀者。鑒於圍觀的人太多，「造反派」頭頭選了20來個大個子男生手拉手圍成圈，維持秩序。在尋訪中，記者找到了當年這20來個男生之一的葉祖玉。當年他只有24歲，是南皮農校的學生，就站在圈子的西北角上，離張之洞的棺木只有兩三米遠。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那天所見到的情景——「學生們力氣小，真正動手挖的是工廠的工人。在"造反派』動手挖掘張之洞墓時，來了四個男的試圖阻攔，他們說是縣委的，省里指示張之洞為清代重臣，墓地為歷史古墓，不在破四舊之列，不準動，要注意國際影響，同時正在向中央請示，答覆後再做決定。但沒有人聽他們的。一個"造反派』頭頭高喊，張之洞就是牛鬼蛇神，就是封資修，挖他的墳就是破四舊，誰阻攔就是封資修、保皇派、牛鬼蛇神的小爬蟲，再阻攔，連你們一塊打倒！另一人說，別說省和中央，就是請示到聯合國我們也不怕！幾位同志的勸阻迅速被"造反派』高喊的口號淹沒……」兩個小時後，墳土被挖光，用粘土、白灰、雞蛋清和成的封土被鑿平，青磚砌成、開有小窗的磚套被拆除，大紅漆的棺材套被砸開，裡面四口頭西北腳東南的荷葉棺失去了最後的保護，無助地出現在人們面前。最先被打開的棺內是一位身材高大，麵皮乾枯的婦女，穿著清代貴婦人服裝，棺內無隨葬品。「造反派」拽著褥子把屍體架出，扔在墳坑北邊。第二口棺材裡就是張之洞。「棺材油漆得很厚，一鐵鎬下去，鎬彈得老高，可棺材只錛出一道白印。」據說，那口棺材是張之洞去世時由曾擔任張之洞護衛、時任湖北新軍第八鎮(師)統制(師長)兼任湖北提督的張彪，花1.2萬兩銀子從江南購置沉香木製成，由陸軍特別小學堂監督劉邦驥押送，快車連夜送到京城的。最終，在鐵鎚和鋼釺夾擊下，棺材被打開了。棺分兩層，空隙間填滿松香(防腐、防潮)，棺板上書鎦金大字，寫著生卒年月和壽終七十三歲的字樣。據葉祖玉回憶，他看到的是一個身材瘦小、身穿朝服、頭戴官帽的干老頭，神態如睡，面容安詳，長長的白鬍子已經有些發灰了。「那樣子就跟電視劇里的清朝官員一個樣。他右手下方有毛筆、硯台、鼻煙壺，枕頭附近有副眼鏡。當時圍觀的人都想往前涌，我一邊往外推擋人群，一邊回頭看，看的不是很全，但沒看見什麼寶物。」隨後，另外兩口棺材也相繼被打開。三位夫人的屍骨中，只有最後去世的王夫人尚保存較好，另兩具屍體已經骨化了。棺木中都標有身份和壽終的歲數。圍觀的群眾議論紛紛，有人說，張之洞的屍骨保存得這麼好，是不是棺材裡有什麼寶物？也有人說，有三個女的埋在一起，還都挺年輕，是不是殉葬的？殊不知，這三位夫人都早於張之洞幾十年就相繼離世了，也許正因為如此，有兩具屍骨已經骨化了。出土的文物被當時的縣財政局收去了。張之洞和三位夫人則被暴屍在南皮縣郊荒蕪的墳場。此後很多日子裡，有些小孩子在附近玩耍，湊過去撥弄撥弄，一會兒踢兩腳，一會兒又把屍體扶起來靠在牆上。也有村民「看四爺(張之洞行四)屍骨很可憐」，悄悄拾起地上的破布蓋上。南皮張之洞研究會副會長王玉良回憶說，扒墳時，自己並沒有在現場，當時還是農民的他是得到消息後跑去看的，「只見張之洞的屍骨半躺半立在墓穴北邊的壁上，墳坑四周尚有一片片黃色破布。」葉祖玉說，他的大爺爺是個秀才，小時常給他講張之洞的故事，雖然身為「紅衛兵」，他心裡其實是很敬重張之洞的，還臨過張之洞的字。後來，他幾次經過墓前，看到張之洞的屍體有時躺著，有時趴著。身上的衣服已經不見了，不知是被人扒了，還是風化了。一次，他見四下沒人，就把張的屍體拖進了路邊一個水衝出的溝子里。可當他再次經過時，發現張之洞的屍體不見了。在王玉良的記憶中，張之洞墓是在高粱有花時扒的，遺骨則是刨棉花柴時沒的，這中間大約兩三個月。幾具代表著封資修的屍骨不見了，很難引起正忙於「農業建設」和「階級鬥爭」的人們去關注。這位晚清重臣就以這種莫名的方式完成了第二次「歸葬」，自此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40多年。一座空墳隨著時代的變化，洋務運動的歷史形象再次發生轉換。這一次，洋務運動被認為是「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開端，也是中國從閉關自守走向改革開放的開端，應給予一定的歷史地位，不宜一筆抹殺。」對被扣上了「漢奸、劊子手、賣國賊、買辦」等大帽子的洋務派代表人物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專家們說「現在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其功過是非了」。與此同時，經濟大潮也席捲而來。上個世紀90年代初，南皮和其他地區一樣，開始「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即利用名人效應，吸引外來資金，大搞經濟建設。赫赫有名的張之洞成為了南皮這個欠發達縣「文化名片」的首選，他的照片及其墓志銘開始出現在南皮縣印刷的精美畫冊上的顯要位置。1992年冬，南皮縣委、縣政府提出籌建張之洞公園，簡稱張公園。縣委書記、縣長親自挂帥，還聘請中央、省、地各級有關領導為顧問、名譽主任。張公園計劃佔地500餘畝，投資3000萬元。而當時南皮縣全年經濟收入不過2000萬元。為了集資，南皮向南皮籍在外工作的知名人士、張之洞後裔，以及上級有關領導發出了集資專函。一時間，捐款不斷，建設張公園成為南皮的頭號新聞。1993年10月4日，是張之洞逝世84周年紀念日。南皮計劃在當年清明節舉行大型公祭活動。他們在原來的墓園裡修起了一座新墳，在墓前樹起了包括遺愛碑在內的四通石碑，當然這些石碑都是根據史料記載重刻的，當年曾經林立的刻石經過那場浩劫一塊都沒有留下。只有墓志銘於1980年被一農民在耕地時發現，作為珍貴文物收藏在縣博物館至今。清明節，舉行了公祭活動。10月3日晚上舉行了義演晚會，馬連良之女馬小曼、裘盛戎之子裘少戎、梅葆玥、梅葆玖、葉少蘭等名家登台獻藝。隨後，還召開了專家學者、張氏後裔參加的座談會。應邀而來的著名心理學家、張之洞的孫女張厚粲看到這個「張公園」的規劃後提出，縣領導的意圖是積極的，不過有些龐大，投資三千萬啊，如果計劃落空如何向世人交代？是否先建一座張公紀念館，十幾萬元足矣，以後慢慢求發展。但她的建議沒有被採納。至此，籌建張公園活動達到了高潮，卻也是尾聲。很快，籌建工作便陷入困境。財政投資、社會捐資三四十萬元，修墓、立碑、紀念等活動花去了一部分，招商引資沒有著落，縣財政又無力繼續投入，不久，籌建辦不聲不響地解散了。多年之後，當地研究者分析此次張公園流產的原因認為:「主要是領導人的意圖是招商引資，認為計劃做得越龐大，引資越多。」最讓人尷尬的是，如此大規模的公祭活動，修建起的卻是一座空墳。張厚粲至今提及此事，語氣中都掩不住憤慨:「當年我特地詢問祖父的屍骨有沒有找到，對方回答找到了，就安葬在裡面。後來才知道，那只是一座空墳。」2002年春，新築的張之洞墓被盜賊掏開一個可容一人進入的大洞，深約兩米左右，掏出來的黃土撒在四周的麥地。可以想見，盜賊是沮喪而返。知情人現身當時光進入新的世紀，傳統文化的回歸再一次成為社會熱潮。社會上，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張之洞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中體西用」的文化價值。而在南皮，越來越多的人自覺自愿地加入到研究張之洞、尋找張之洞的行列中。他們說，正確評價張之洞，南皮責無旁貸。南皮人對張之洞的感情是樸素而真摯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張公園籌建辦公室來了一位衣衫破舊的老人要捐一千元錢。原來，這位南皮賈屯子村的「周鐵嘴」為給張公園建設捐資到處化緣。工作人員們不肯收，老人不幹。大家只好說，錢您先放著，用著時去拿。十年過去了，老人還念念不忘建張公園，說:「我那一千元還存著呢。」雖然張之洞的後人如今已沒有一個在南皮生活，但在南皮東門張氏家族中，仍然普遍使用張之洞題寫的「仁厚遵家法，忠良報國恩，通經為世用，明道守儒珍」這二十個起名專用字。不相識的張氏族人，一聽名字，就知道彼此的輩分。可由此也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麻煩:重名過多。比如大安、前印等等張氏人口多的大村，有四五個人叫一個名字的。開會叫錯了人，來客指錯了門的事，都沒少發生。除了名字沿用傳統，張氏家族重視教育的傳統依然盛行。熱心張之洞研究的張氏族人張家升老先生於2004年冬病逝前寫下的《張之洞和南皮張氏家庭》一文稱:張氏人口佔全村半數的前印村，全村九成的大學生姓張。「頭兩年的一個清明，我到張之洞墓前，只見墓前的碑案仍東倒西歪地散落著，但墳上被挖的窟窿已經被填平，歪倒的石案上還有一束雪白的梨花。」王玉良回憶說。2004年5月，南皮縣張之洞研究會成立，會長是退休了的原縣人大主任邢家訓。他們收集回憶、研究張之洞的文章定期刊載在會刊上。邢家訓和副會長葉書龍等研究會成員還四處出擊，循著張之洞的足跡進行考察與搜集，尋找張之洞的後人。為了省錢，他們只買夜車票。在漢陽鐵廠，工廠博物館把張之洞主持建造鐵廠時用的專用磚瓦贈送給「家鄉人」，20多公斤重的東西，愣是讓邢家訓和葉書龍給背了回來。2005年5月，南皮張之洞書畫院成立。2006年2月，春節過後剛剛上班的南皮縣委宣傳部就召開了張之洞研究工作會，對張之洞研究和深層開發做了詳細的規劃。這是近15年來，張之洞研究第一次被列為縣委、縣政府正式工作議程。這一年，張之洞在台灣的族曾孫張法鳴回南皮祭祖。同年12月，在南皮縣第一中學建成了「張之洞展覽館」。1903年，張之洞自京城返武昌，順道回南皮祭祖。他捐出五千兩賞銀、積累的廉俸一萬二千兩，在家鄉興建新式學校，並命名為慈恩學堂。學校布局新穎，有教室、寢室、餐廳、廚房、議事廳、圖書室、操場，還設置有花園假山，種植了古槐和海棠，整體風格是中西合璧。學校於1907年竣工，先後設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及中學部，定額各為三十人，學制分別為四年和五年。南皮解放後，慈恩學堂更名為南皮中學。1980年又定名為南皮縣第一中學。這所由張之洞創建的學校，不但是南皮歷史最悠久的學校，也是今天南皮的最高學府。今天的南皮一中已經完全沒有了一點歷史的遺迹，校園裡教學樓、學生公寓環立，在校學生三千多人。但未進大門就可以看到校園廣場上高大的張之洞漢白玉雕像；在學校的張之洞紀念館裡，門額上還掛著一幅當年慈恩學堂的全景圖。與它遙相呼應的展室另一端，立著一尊張之洞的半身像。本職為南皮縣廣電局副局長的張之洞研究會副會長葉書龍笑著說:「這可不是銅的，是當地農民用泥塑的。」對於南皮人來說，最讓他們挂念的還是張之洞的遺骨哪兒去了。一定要找到！縣長給邢家訓下了命令。當年的墓地早已變成大片的農田，1958年平整土地，張之洞墓所在的田地劃給了南關村。2003年，邢家訓曾帶著王玉良、肖力興、張寶信等研究會成員騎著自行車到南關村找到原村支書進行調查，又來到與墓地相連的南花園村尋訪知情人……可惜眾說紛紜，莫衷一是。2007年3月，邢家訓找到了當年看墳的老人高玉堂。70多歲的老邢騎上電動自行車，拉著92歲的高玉堂直奔了墓地現場。經過農田建設、平整土地，又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切早已是面目全非。更何況高家搬離這裡已經幾十來年了，現場辨認十分艱難。最後，老人指著一大片當地人叫「老酒窠」的大葉草，說「就是這兒了」。高玉堂的兒子則表示，他把張之洞的屍骨埋在一塊斷碑旁邊了，用鐵釺探一探，找到石碑不就找到屍骨了嗎?一支四五個人的臨時勘探隊成立了，他們拿著臨時製作的1.5米鋼管探錐，在原墓地附近打孔探測。兩個月過去了，地上留下了幾千個孔，卻始終沒有發現石碑和屍骨的蹤跡。邢家訓不死心。他找到副縣長、南皮鎮人民政府，召集有關村黨支部研究，請他們給村裡的老黨員開會，發動群眾，尋找知情人。村支部開會尋找掩埋張之洞知情人的消息引來了一個年輕人，他說，當年掩埋張公屍骨的就是他在南關村的表舅張執信。看著找上門來的邢家訓等人，沉默了41年的張執信終於解開了張之洞屍骨失蹤之謎——當年，正是他親手掩埋了張之洞的遺骨。張執信說，1966年，他只有20歲。秋末，村裡的壯年勞力都去挖河，他和一些老頭、婦女們在村南張之洞墓地旁邊的地里平地、刨棉花柴。幾個婦女說有點害怕，又有味，張執信就和一位王老頭一起將張之洞屍體和一具女屍拖到原墳墓，重新用鋤頭掩埋。表面上看墓是毀了，其實屍骨還在墓底下呢。另外兩個夫人的屍體則不知下落。「我當時只是知道張之洞是個大官，是個好人，再說即使是普通人，這麼干也太缺德了！」當年因成分不好沒少吃苦頭的張執信格外小心翼翼，掩埋屍骨後再三囑咐知情人，千萬不要聲張，以免造反派知道。「這麼多年我一直沒敢說，就是不知道說了會怎麼樣。以前也有人問過我，可不是政府的負責人，我都沒告訴。這回我看是政府誠心要找，邢會長那是真正政府管事的人!」挖掘機擦著頭骨掠過張執信一直在附近的田裡幹活，對這裡的變化比較熟悉，當年又是他親手埋的屍骨，他指認的位置應該靠譜。2007年6月1日，滿懷希望的邢家訓將尋找張之洞屍骨的實施方案報告給縣政府。這個方案簡單得可能會令考古專家驚訝不已:用挖掘機挖。方案得到了縣長的批准。萬事俱備，只待麥收了。7日，邢家訓在參加張之洞紀念活動從武漢歸來的火車上接到南關村支書張漢旺的電話:「麥子已收割，可以開挖了。」8日下午，一台黃色挖掘機開到了田裡。在張執信指認的中心地帶，機械手臂由北向南挖出一條條寬一米、近兩米深的縱溝，每條溝之間間隔一米。六月正是熱天，38攝氏度的高溫下，人們好像在蒸籠里作業，臉上曬得紅紅的。一會兒挖出塊磚，一會兒刨出個瓦。突然，咔嚓一聲，溝里出現了一個陶罐。人們一陣驚呼:是不是張公的隨葬品？在現場守候的縣博物館館長高國勝搖了頭:「這鹹食罐子是普通老百姓的隨葬物。但張之洞是一品大員，隨葬品應該比較貴重。」機器的轟鳴聲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圍觀者。有老者說，原來的張公墓還在西邊。有人說，張公墓在侯庄和遺愛碑成一線處。還有人說，在南邊……話不多的張執信望著挖掘機開出的七八條20米的長溝，心裡有些打鼓:這地和以前不一樣了，原來是東西地，如今改成了南北地。難道是自己記錯了?他又站到高處四下觀看，還跑到地北頭轉了一圈，心裡有了底:遠不了，就在這裡挖。

張之洞遺骨安葬儀式。李丙傑攝太陽落山了，邢家訓和村支書決定收工，第二天趁早上涼快五點就開挖。第二天，四點多，張執信就來到了地里。隱隱約約有點預感的他特意帶上了抹鏟。沒有了頭一天的大隊人馬督陣，兩個人安靜地開始了新的挖掘。剛開到第四條溝，就看到一個像是頭骨的東西。張執信大喊一聲「停！」「真懸呀，大"抓撓』就擦著張公頭蓋骨上掠過，再深一點，屍骨就破壞了，再淺一點又可能錯過了。」按照當地的風俗，屍骨是不能見天的，張執信趕快用一張報紙蓋住，一看時間，剛剛早上六點。很快，邢家訓、葉書龍、王玉良等人紛紛趕到，還帶來了兩塊二尺半見方的紅綢布。民政局長來了，當場派人到城裡火速訂製了兩副臨時棺槨。副縣長也來了。村支書張漢旺租來了大棚，買來鞭炮。張氏族人張厚謙應邀來奉紙敬骨。人們為屍骨搭好大棚遮陽，族人張厚謙在穴前擺上張公遺像，敬燃冥紙後，點燃鞭炮。張執信和挖掘司機戴上雪白的手套，開始整理屍骨。兩具屍骨頭朝北，並列平躺著，東側一具為男性，西側為女性，和此前張執信描述的情況完全一致。令張執信浮出水面的那個外甥魯春生和張厚謙也一起幫忙。他們將挖出的兩具屍骨小心地分別擺放在備好的紅綢布上。魯春生還拿著張公的臂骨照量著:「張公胳膊骨真長，真是兩手過膝呀」。在場的老人們也紛紛說，是張之洞的真屍骨錯不了。此時的邢家訓終於想通了當初為什麼勘測不到:沒有棺材，沒有封土，連衣服都沒有，哪裡能探得到呀。他長出了一口氣:「這些日子，晚上睡覺做夢也是找張之洞屍骨，如果在預定的範圍里找不到，我打算到滄州請專家們把原張公墓區全挖一遍，一定要找到!」在南皮的採訪中，記者問騎著電動自行車趕來的邢家訓:當時，為什麼沒有請專業考古人員來尋找屍骨?老爺子似乎從沒想過這樣的問題，他搖了搖頭:這才多少年，用得著考古嗎?請他們還得好多錢。怎麼可以確認那就是張之洞的屍骨?邢家訓給出了他的四大理由:第一，經測量，遺骨與史載張之洞身材一致；第二，找到屍骨的位置是當年的掩埋者親自指劃的，附近方圓幾十米內也沒有其他墳墓；第三，這兩具屍骨沒有衣服，沒有棺材，不是正常入葬，卻與當年張之洞屍骨的情形非常一致；第四，曾有傳言說當年挖出張公屍骨時，他的嘴裡含著珠子。為了撬出寶珠，曾撬掉了屍骨上的幾顆牙。而此次找到的屍骨果然是牙齒不全，少了一塊牙床。由此可以基本肯定這是張之洞遺骨。老爺子認真地說:「那麼些年沒找著，是因為沒認真找!」第四次葬禮遺骨找到後，暫時停放在南皮縣烈士陵園，準備第二年張公忌日重建墳墓時再行歸葬。研究會把這個消息通知了張之洞的後人。張之洞的後人有不少在北京生活。僅張之洞最小的兒子就有9個子女，其中5位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們中名氣最大的是張厚粲，她是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委員，年近八旬精神矍鑠，仍在帶研究生，撰寫專業論著，參加國內外學術活動。辦公室的同事說如果沒有外出開會之類的事情，張老師基本每天都在辦公室。這五人中年齡最小的張厚珕也已是花甲老人。他們五人與張之洞長子的孫女張遵顏姐妹都在科研教育單位工作，有老師，有教授，也有工程師。對於社會和學界對張之洞的評價，張家後人看得很淡，張厚珕說:「評價一時一個說法，我們沒太在意。只是有時在網上看看論文，關注一下動態。」對於續寫家譜，張厚珕也搖了頭，他說:「那對現實也沒什麼用。」為慎重起見，張厚珕提議去做DNA鑒定:「當地老人都認為是，但我想現在有科學的手段了，可以試一試。」研究會接受了這個建議，在遺骨上取了三枚牙齒、一根股骨。張厚珕則親自前往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提供了三根頭髮，以供比對。「拔頭髮的時候，人家就說了，您這100年的我們還沒做過，以前做成功的最多是五六十年的。」在等待結果的日子裡，張厚珕仔細地在網上搜索有關DNA鑒定的各種知識，結果他失望了:「我看了資料以後才知道，做這種鑒定很難。首先，像我們這種隔代的，金字塔底部得全，後代要有男有女，到上面才能交匯清晰、判斷準確，否則一條線上去，可能全亞洲都是一個祖先呢。其次，我這活體取DNA很容易，遺骨上的DNA提取可就難了。」果然，鑒定遲遲沒有結果。焦急的張家後人和邢家訓又找了另一家科技單位進行鑒定，這一次是從張厚珕的哥哥張厚珹身上取了血液做樣本，結果還是不行:「張之洞在地下沉睡數年，後又被暴屍，再深埋地下，時間將近百年，被污染了，鑒定的難度很大。」邢家訓和張厚珕都這樣說。儘管DNA鑒定沒能成功，但遺骨的安葬儀式還是如期舉行了。張厚珕說:「後來我信了，因為，一是當地挖掘者的虔誠，二是他們和記者聊天時說起了一個細節。」這個細節，就是從張之洞嘴裡挖珠子造成了牙齒缺損。今年10月4日，張之洞99周年忌日，停放在河北南皮縣烈士陵園一年多的張之洞和夫人屍骨，被移至他們最初入土的地方。張之洞的孫子、重孫、玄孫們從北京、天津等地趕來了不少。代表張氏後人致辭的張厚珕「臨風灑淚，感慨良多」，真心感謝研究會多年來的奔走與努力，「其至誠足以誠人，至信足以格物。」同樣從北京赴南皮參加葬禮的還有張之洞長子張權的兩個孫女張遵顏、張遵領。她們雖然輩分比張厚珕小，但年齡卻大得多，都已是年逾古稀，白髮蒼蒼。79歲的張遵顏說:「真是很慚愧，我們對張之洞的研究不多，邢家訓和葉書龍他們比我們更了解情況。」同樣是出於這份信任，使她們接受了南皮的鑒定意見。在北京，張之洞去世時所在的北京白米斜街11號院依然還在。方向感極強的北京人在什剎海的東側很容易找到這條斜街。11號院在衚衕的中間位置的路北，門口除了正常的門牌，沒有任何特別的標識。一個有些破爛的藤椅在對開的紅漆大門前懶懶地享受著冬日的陽光。院子早已是居民大院，格局不復，門內兩棵掛著古樹標牌的老樹依然枝葉茂盛。在南皮，尊敬張之洞的人們還在忙活著。黑紅臉龐的張執信沒有向政府要獎勵，只由研究會給他一點幫忙挖掘和埋葬屍骨的工錢。他依然是個農民，和老伴開了個小賣部，農活也還干，有時也在墓地上幫忙干點看料的活。曾經目擊張之洞墓被掘的葉祖玉，這兩年也參加了南皮張之洞研究會，喜歡詩詞的他常給會刊《張之洞研究》寫點有關張之洞的歷史趣聞。邢家訓這個頭髮花白的小個子老頭兒，並沒有因找到張之洞的屍骨而閑下來，因為墓園的建設開始了:修墓、建圍牆、修路……經費均由南皮縣財政撥付。在南皮縣城西南角的大片農田裡，你很容易找到那片被灰色圍牆圈起來的墓園。在冬小麥、棉花柴、玉米秸的包圍下，它顯得有些孤單而又格格不入。一條僅夠一輛汽車通行的立磚小路在院牆外穿過農田，門前有一處能停放四五輛車的停車場。院牆裡有十幾畝地的面積，靠北側是一個高大的墳包，一米高的台基上是三米高的墳土。這墓的建設也沒請文物部門參與，但還是參照了原墓的磚瓦結構，兩米深的穴，蓋預製板，再蓋土。王玉良和葉書龍在墳前的空地上比劃著:「這中間是張公祠，兩側是碑林……」老邢則說:「入冬了，不能幹活了，明年開春接著干。明年10月4日是張之洞百年忌日，到時你再來。」 (趙 婷）二、張之洞辦企業的長處與短處張之洞辦近代企業的長處有以下六端:一是充滿愛國圖強精神，強調急辦大辦，雷厲風行，故能在較短的年間，辦出如許成績。張之洞大辦近代工業的動機，主要由於中法戰爭的刺激。在中法戰爭中，他在署理兩廣總督任內，主持廣東防務，併兼籌台灣和滇桂等省抗法前線將士的餉械。當時，槍支彈藥的粗劣不一和嚴重不足，給予他很深的感觸。戰後他冷靜地總結這一經驗教訓時說:「自法人啟釁以來，歷考多處戰事，非將帥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國之力不能制外洋，所以不免受制於敵者，實因水師之無人，槍彈之不具。……茲雖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嘗膽之思，及今不圖，更將何待？」〔3〕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入侵以後，張之洞所受刺激更大，這就更加快了他急辦大辦近代工業的決心和步伐，並充滿著時代的緊迫感。二是辦企業的氣魄大，軍民用工業和輕重工業同時並舉，不同於洋務運動初期先軍用後民用和先重工業後輕工業的發展序列。他所辦企業的規模相當龐大，一看到布局有利可圖，便立即下決心一次便向英國訂購近10萬枚紗錠和全套機器設備，籌設南北兩紗局。從中可看出張之洞辦近代工業的「大帥風度」！三是辦企業的資金，大部由張之洞在地方自籌，清廷撥款很少，不同於洋務運動初期興辦的幾個大型軍用工業，全部資金靠清廷撥款。張之洞所辦近代工業的全部資金，估計含銀圓達2300餘萬元，他自籌這筆巨款的過程，確實是來之不易的，既傷透了他的腦筋，又顯示了他的氣魄和毅力。如在廣東為鐵廠籌募到的一筆闈姓巨額損款，原來是向賭場募來的，可見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又如湖北槍炮廠的經費十分困難，每年經常費需銀80萬兩，半數無著落，東挪西移，到處借款，至1907年底，竟虧欠漢口華洋商款達500餘萬兩，無力歸還。四是知人善任。如重用畢業於廣州同文館的蔡錫勇擔任漢陽鐵廠的首任總辦，蔡全身心撲在鐵廠的籌建上，直到積勞成疾，以身殉職。如重用政壇怪傑辜鴻銘為幕僚，平等相待，言聽計從，在幫助籌建企業中起了不小作用。又如當漢陽鐵廠辦不下去時，張之洞不願接受外商投資合辦，毅然交付給盛宣懷接辦，儘管盛是與自己有嫌隙的李鴻章門下紅人。爾後盛宣懷終於把漢陽鐵廠擴充為漢冶萍公司，成為遠東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事實證明張之洞這一著確是走對了的。五是敢於向西方引進新式而全套的機器設備，不惜重金聘用大量的外籍技術人員。這比起初辦的洋務企業是一大進步。例如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等機器設備，大都不是整套訂購，而是東拼西湊和陸續添置的；聘用的外籍技術人員，專業往往並不對口。六是廉潔奉公，以身作則。如劉坤一，奉旨查辦張之洞的辦企業情況，想以嚴刑拷打從張之洞手下人員口中，特別想從張的小舅子游芝寰口中，逼供出張的貪污劣跡，但結果一無所獲。證明張之洞在這一點上，是完全經得起考驗的。但由於時代、階級和知識等方面的局限，張之洞辦企業的短處也有以下四端:一是缺乏科學知識，胡亂引進鍊鋼爐，造成漢陽鐵廠在經濟上吃了大虧。張之洞在1885—1889年間擔任兩廣總督任內，便打算創建一鍊鋼廠，為蘆漢鐵路製造鋼軌。但煤在何處，鐵在何處，事先毫無著落，便電囑駐英公使劉瑞芬定購鍊鋼廠機爐。劉即委託英國梯賽特廠承辦，廠主答覆說:「創辦鋼廠，必先將所有之鐵石焦煤，寄廠化驗，然後知煤鐵之質地若何，可以煉何種之鋼，即可以起何樣之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4〕劉據以復張，張之洞不但不按照廠主的科學規矩辦事，反而口出大言說:「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豈必先覓煤鐵而後購機爐？但照英國所有者，購辦一份可耳。」〔5〕劉只得再和梯廠廠主商量，廠主便採取敷衍主顧辦法，照英國酸法鍊鋼配置大爐，另照鹼法配置一小爐，連同熔鐵爐等設備，一併交貨。1889年，張之洞奉令調任湖廣總督，鋼鐵廠決定移設湖北，在英廠定購的機爐，也陸續運至武漢。張之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從盛宣懷手裡弄到了大冶鐵礦，又找到了王三石、馬鞍山等地的煤礦，選定了漢陽龜山腳下作廠址，建成了漢陽鐵廠，至1894年6月開始生產鋼鐵，前後共支出規銀560餘萬兩之巨。結果，馬鞍山等礦的煤，勉強煉成的土焦根本不合用，只得向德國購焦數千噸攙合土焦使用，每噸代價高達規銀20餘兩。後改用開平焦，每噸也要17兩，成本太高，煉出的鋼鐵又不合規格，被迫於同年11月停產，交給盛宣懷去官督商辦。盛接辦後，花了很大力氣辦了萍鄉煤礦，解決了焦煤問題，好不容易煉出了鋼軌，可是經各鐵路化驗下來，含磷太多，容易脆裂，不能採用。盛宣懷只得於1904年派鐵廠督辦李維格，偕同洋工程師，攜帶大冶礦石、萍鄉焦煤及鐵廠所制鋼軌及零件，出國求教。經英國專家化驗結果，才發現酸法大爐，不能去除大冶鐵礦礦中的磷，煉出的鋼含磷0.2％左右，鐵路鋼軌含磷量要求0.08％以下，才不至於脆裂；而鹼法小爐煉出的零件，則含磷量少，可供軋制鋼軌；鐵廠必需拆除酸法大爐，改裝鹼法馬廠鍊鋼爐才行。於是，盛宣懷不得不下決心重新改裝鐵廠的鍊鋼爐，整個改裝工程於1908年完工，共花費規銀300餘萬兩。改裝工程完工後，鐵廠才煉製出頭等馬丁鋼，軋制出大量合格的鋼軌，開始走上了正常的生產之道。漢陽鐵廠是近代中國早期規模最大的鋼鐵企業，由於創辦人張之洞既缺乏科學知識，又不聽人家勸告，反而大言不慚，盲目引進，竟前後耗費了規銀千萬兩以上，耽誤了近20年的寶貴時間，走了那樣長的一段冤枉路；而企業本身，已是負債纍纍，百孔千瘡，終於為東鄰日本所控制，未能獲得正常的發展。這一歷史教訓是十分沉痛的！二是剛愎自用，官氣十足。這主要表現在鐵廠選址問題上。在決定這一問題的討論過程中，不少人主張以廠就礦，鐵廠廠址應選在鄰近大冶鐵礦的江邊，即石灰窯黃石市一帶，亦即後來的大冶鋼廠之所在地，這樣可以大大節省鐵礦砂的運費。然而張之洞以不便親自控制為理由，堅持仍設在漢陽龜山腳下。當有些外籍專家反對廠址設在漢陽時，幾乎引起張之洞大動肝火。三是同商人合作不夠融洽，強調官辦。這突出表現在原來是官商合辦的北紗局，結果因商股方面感到張之洞官氣逼人而心存疑慮，中途要求退出，只得改為官辦。這後來又影響到南紗局的資金難籌，始終未能建成。四是不熟悉商情，不善於按市場規模辦事。這主要表現在原來布紗兩局，年有盈餘，《馬關條約》簽訂以後，新設外商紗廠投入競爭，兩局便敗下陣來，連年虧損，被迫停產，出租商辦；而一經商辦，不久便能扭虧為盈，一直發展到成為裕大華民族資本集團賴以發家的基礎。總之，上述張之洞辦企業的長處和短處，集中表現出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張之洞，仍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家，而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官僚企業家」。"武漢城市之父"張之洞身後百年沉浮

張之洞

2008年11月，武漢大學110周年校慶之際，張之洞銅像落成。記者 高寶燕 通訊員 閔一帆 攝●1909年10月4日，晚清名臣張之洞病逝於北京，距今整整一百年。●2009年2月1日，記者從武漢出版社獲悉，共12卷、1200餘萬字的《張之洞全集》正在緊張印製之中，將於近期面世；其逝世百年的系列重要紀念活動也正在湖北武漢、河北南皮等地籌劃之中。●他生前入閣拜相，極盡榮寵；死後卻遭遇從樹碑塑像到身背「漢奸」、「賣國賊」罵名，甚至開棺暴屍的大起大落，如今又被人們獻上「中國近代工業文明先驅」、「武漢城市之父」等光環。●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連毛澤東也說「不能忘記張之洞」？死後百年的張之洞究竟遭遇何種命運？「文革」中張之洞被開棺暴屍，遺骨不知所蹤。2007年夏，張之洞遺骨被找到。採訪札記市民熟悉的陌生人長江日報消息 （記者 王永芳 廖保平） 1月30日，武昌紫陽路。百年前張之洞督鄂期間，湖廣總督衙門府就設於此。記者詢問一位從武船大樓前匆匆走過的年輕人，是否知道這條路曾經密布張之洞的足跡？他茫然搖頭。張之洞，對於很多人來說，也許只是一個寫在歷史書上的名字，這個熟悉的名字只代表一個陌生人。今年，張之洞逝世整整一百年。春節前，武漢出版社編審潘長勝將剛剛印好的120套《張之洞全集》樣書發往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而國家清史委的評價是：「質量為優。」作為市政協委員，潘長勝多次提議在武漢建張之洞廣場，塑張之洞雕像，以紀念這位為締造大武漢做出卓越貢獻的人。1月16日，漢陽月湖畔的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除了記者，兩層小樓內再沒有其他參觀者。穿越百餘年歷史塵煙的藏品，無聲訴說著張之洞留給我們這座城市的遺產。博物館館長顧璧階曾在武漢圖書館的「名家講壇」解讀張之洞，贏得眾多聽眾的好評。這位曾任漢陽鋼廠轉爐車間主任的老武漢人坦誠地說，2002年擔任館長之前，自己對張之洞也知之不多，後來越了解，越覺得張之洞了不起。在博物館和漢陽鐵廠原址，記者看到的張之洞雕像具凹眼高鼻的歐陸之風；而在武漢大學，記者看到著名歷史學家馮天瑜教授手畫的張之洞肖像是一派慈眉善目的中國老人形象。為什麼會有不同？《清史稿》上形容張之洞「短身巨髯，風儀整峻」，這位晚清洋務重臣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評價複雜外國人促建博物館記者調查了解，博物館和漢陽鐵廠原址上的張之洞雕像，原來是根據盧森堡大公國有關部門提供的資料設計而成。1994年，在紀念漢陽鐵廠投產100周年之際，歐洲盧森堡大公國在武漢展覽館舉辦「武漢——盧森堡卓有成效之百年合作紀念展」。盧森堡有關人員到漢陽鋼廠尋蹤訪問，贈送該國專家當年拍攝的漢陽鐵廠歷史照片和資料。照片和資料是如此珍貴、直觀，把人們的思緒帶回到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的百年之前，成為發掘中國鋼鐵工業歷史，創辦「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的契機。張之洞在湖北創造了眾多的全省第一、全國第一，特別是其興建的漢陽鐵廠創亞洲第一，被西方視為中國覺醒的標誌。「張之洞了不起。」當年被張之洞聘請的外國專家的後代這樣說。此評價與曾擔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的說法趨向一致——張之洞，中國第一能辦事之人。中國人對張之洞的評價顯然複雜得多。顧璧階記得，博物館開館之時爭議頗多，有人力挺，大武漢成為民主自由中國的「第一市」，得益於張之洞治鄂的成就。有人質疑，一個封建官僚，為封建統治者服務，鎮壓過農民起義，怎能為他建博物館？2002年8月正式開館時，折中的做法是：重點反映鋼鐵工業歷史，不突出個人。死後即起爭議種豆得瓜，張之洞未能洞察的結局俗話說，蓋棺定論。張之洞死後聲名沉浮巨變卻違背了這個常理。散見史籍中的對張之洞的褒貶爭議，既有意真的讚美，有善意的調侃，也有惡意的攻擊。1909年10月4日，張之洞去世，兩天後清廷即頒布上諭，稱讚他「公忠體國，廉政無私」、「提倡新政，利國便民」，賜謚號「文襄」。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上記述，「（張之洞）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未增一畝」，另據《張文襄公幕府紀聞》，「（張之洞）極力為國富強，及其身歿，負債纍纍不能償，全家八十餘口無以為生。」1910年，清官張之洞安葬於家鄉河北南皮雙廟村，張氏墓園，「白花如雪，輓聯似林」。武昌城打響的首義槍聲宣告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終結。富於戲劇性和諷刺意味的是，清朝遺老嚴厲指責早已入土的張之洞，「追原禍始，張文襄優容新進，設廠製造，徒資逆用，以演成今日之慘劇」。張之洞的學生張繼煦在《張文襄公治鄂記》中為恩師辯護：「武漢所以成為重鎮，實公（指張之洞）二十年締造之力也……（革命）以是之故，能成大功，為公所不及料，種豆得瓜。」也有遺老替他感慨：「藩籬既決，人心益囂……挽回無術……此之洞所不及料也。嗚呼，豈非天哉！」民國至新中國建立之初不言革命，但他是個「大革命家」民國初年，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人物，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孫中山在視察武漢時稱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肯定張之洞的實業自強努力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質、人才和思想等基礎。用武漢市社會科學院近代史專家皮明庥研究員的話說：「張之洞作為清廷重臣，他不會革命，但他創造了革命的條件。」在民國初年的亂世中，張之洞的墓始終無恙。河北當地的研究資料稱，兵匪強盜曾多次光顧張氏墓地，將守墓的高玉堂一家綁在樹上，逼他交出財寶，張家墳場的一些墳墓多次被盜，但一直無人驚擾張之洞安葬之處。北伐戰爭期間，國民軍一支部隊經過雙廟村，一個湖北籍的連長，帶著全連士兵到張之洞墳前鞠躬致祭。在武漢，曾經或現在仍存的奧略樓、抱冰堂、張公堤、張之洞路、張公祠、張公亭等眾多名勝舊跡，無不表達著人們對張之洞的懷念。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強調：「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湖北的工業基礎，如漢陽鐵廠、紡織廠、兵工廠、京漢鐵路，都是張之洞帶頭辦的。」毛澤東在不同場合的這些講話，肯定了在中國近代重工業的創始方面，張之洞功不可沒。20世紀50—70年代死後多年，被扣上「賣國賊」的帽子張之洞被妖魔化，從洋務運動重新被定性開始。上世紀50年代，范文瀾《中國近代史》、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兩本書中全面否定洋務運動和洋務派的觀點，佔了統治地位。1956年，牟安世的《洋務運動》中指出：「所謂洋務運動，乃是清朝統治者在漢族地主官僚和外國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賣中國人民利益的辦法，換取外洋槍炮船隻來武裝自己，血腥地鎮壓中國人民起義，藉以保存封建政權的殘骸為目的的運動。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反動的、賣國的、並以軍事為中心的運動。」作為晚期洋務運動的代表，張之洞被扣上了「漢奸」、「賣國賊」的帽子。南皮縣誌記載，1966年秋，南皮中學「造反派總部」組織挖掘張之洞墳墓……「造反派」開棺傾屍，暴於野外數十日。令人痛心的是，南皮中學的前身，正是張之洞捐資興辦的慈恩學堂。在武漢，為紀念張之洞，中山公園於1934年建張公亭。該園呂學趕先生追憶，亭中原有張之洞半身石像，他親眼目睹，「文革」中該像被人從四樓翻下摔碎。1936年修於武昌的「張之洞路」，在1966年，被更名為「工農路」，1972年，又改為「紫陽路」。武漢，在二十世紀初即享有「東方芝加哥」的美譽，成為「駕乎津門、直追滬上」的大都市，主要得益於張之洞18年治鄂的貢獻。可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武漢人不敢公開肯定張之洞。著名歷史學家、武漢大學教授馮天瑜手繪的「張之洞肖像」。改革開放年代回歸理性，武漢成為張之洞塑像最多的城市早在1985年，馮天瑜教授的《張之洞評傳》出版，成為國內最早公開肯定張之洞歷史功績併產生廣泛影響的學術著作。在序言中，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教授寫道：這本評傳的特色之一，就是注意保持了歷史的公道。記者近日採訪馮教授：您是第一個為張之洞平反的專家嗎？他答：是之一。2001年，皮明庥著《一位總督 一座城市 一場革命——張之洞與武漢》出版，書中全面評價了張之洞扛鼎武漢早期現代化的莫大功勛。令顧璧階、潘長勝等印象深刻的轉折發生在2002年9月。當時武漢隆重舉辦「張之洞與武漢早期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80餘位國內外學者聚集武漢大學參與研討。有意味的是，武漢大學的前身正是張之洞創設的自強學堂。章開沅教授的發言很多人至今記憶猶新，他飽含感情地說：「由於張之洞的開創之功，武漢成為清末僅次於上海的近代大都市。然而，百年滄桑，如今，徜徉於武漢街衢之間，人們很難感受到張之洞過去的存在和現在的存在。我們愧對張之洞，愧對歷史。」他呼籲：作為武漢市民，應該感受張之洞；作為武漢學者，應該研究張之洞。正是這次國際學術會議，促使一度停擺的《張之洞全集》編輯工作重新起航，該項目從啟動、申報國家級選題，到今年出版，歷時20年。2002年2月，有媒體討論：武漢能為他（張之洞）樹碑立像嗎？幾年過去，人們用行動回答了這樣的提問。2006年，武漢話劇院排演了話劇《張之洞》；2008年，武漢大學校園內豎起了張之洞銅像；武昌蛇山抱冰堂、漢口中山公園的張公亭以及與張之洞相關的遺迹遺址陸續得以修繕、展示……為他塑像的還有漢陽鐵廠、武漢科技大學……武漢成為張之洞塑像最多的城市。今年，在武漢，在南皮，張之洞逝世百年系列紀念活動正在籌備之中，人們用各種方式緬懷著這位中國現代化的「先行者」、「武漢城市之父」。張之洞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其間兩次署理兩江總督。圖為張之洞在總督府辦公。三問專家為什麼會罵他為「賣國賊」？為什麼近年會出現「張之洞熱」？吳劍傑（武漢大學教授、《張之洞全集》副主編）為什麼「不能忘了張之洞」？他創建漢陽鐵廠等一系列重型工業企業，被譽為「鋼鐵之父」；他是中國近代鐵路的開拓者之一；他是中國率先引進外國機器鑄造銀元的人，並且是中國幣制近代化改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是中國近代新式軍隊的開創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學堂章程開創了中國近代學校教育制度；他是留學日本的倡導者，並且是派出留學生最多的人；他是引進國外人才最多的人；他主持制定的礦務章程是中國第一部行業性法規；他主稿的變法奏摺開啟了清末新政；他首次對「中體西用」理念作最完整最系統的理論概括；他還是率先開發海南島並提出海南建省的人……他一生做了這麼多事，死後獲得人們的懷念是可以理解的。人們對張之洞態度的變化，主要發生在文革時期。當時批判洋務運動，批「洋奴哲學」、「買辦哲學」，說洋務派動不動就引進設備、資金、人才，認為這是不自力更生的表現，張之洞成為批判的重點。這種批判顯然脫離具體歷史條件，不是實事求是的。改革開放後人們重新評價張之洞，是因為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就必須借鑒中國早期追求近代化、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張之洞的洋務運動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他的「中體西用」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也是有進步意義的。張之洞小傳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別號壺公、抱冰，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於貴築縣(今貴陽市)。1863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學政。1874年起任四川學政、山西巡府。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因力主抗爭任兩廣總督。1889年7月調任湖廣總督。1906年升任軍機大臣。在督鄂17年間，張之洞力主廣開新學、改革軍政、振興實業，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財賦稱饒，成為當時中國後期洋務新政的中心地區。張之洞平生所為最為後人稱道的是其在中國教育由封建傳統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美國學者威廉·艾爾斯在其《張之洞與中國教育改革》一書中對張之洞對中國教育改革作出的貢獻給予了高度稱讚 「在張之洞的一生中，中國教育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此，他的努力具有決定性意義」 。台灣學者蘇雲峰更是高度評價張之洞對中國教育改革作出的歷史性貢獻：「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於張之洞的領導，而張之洞，對教育改革的貢獻，並不限於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國性意義。正是由於張之洞的貢獻，而使中國教育始走向近代化道路。」 在督鄂期間，張之洞致力於改造舊式書院、創辦新式學堂。在張之洞的領導下，湖北教育通過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專業、由省城向州縣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個地區性的現代教育體系，其教育規模和質量在當時全國處於領先地位。張之洞投巨資的漢陽鐵廠為何產出極其可憐？核心提示:張之洞當天就迫不及待回答……寥寥幾句話，把他的無知和專橫暴露無遺！爐是不能兼煉髙磷和低磷鐵礦的，鐵質的化驗絕對要等候，違反這些常識就要受到懲罰，不管職位多高，概莫能外！字裡行間還暴露張之洞當時可能連煉鐵要用耐火磚和焦炭都不知道！本文摘自:《溫故三》 主編:劉瑞林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本文作者:袁偉時張之洞的一大特點是喜歡搞大項目、大建設。《清史稿》對他的評價:「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這畫龍點睛的一筆，入木三分揭示了張之洞進行經濟建設的成敗。其中最突出的典型是漢陽鐵廠及其配套項目即後來的漢冶萍公司的建設。漢陽鐵廠是1890年開始建設，1894年6月投產，共花去資金六百餘萬兩。按張之洞的計劃，預計年產鐵六萬噸；他後來在給李鴻章的信函中則說:「每年可出鐵三萬數千噸，以之鍊鋼，可得三萬噸。」當時號稱「亞洲第一」，比1901年投產的日本的八幡制鐵所早六年。至1896年11月停產為止，實際共生產生鐵5660噸，熟鐵110噸，鋼料1400噸，鐵拉成鋼條板1700噸。但因品質不佳，只賣出生鐵1100噸，鋼料60噸左右，鋼條板340噸；設備利用率低得驚人，可說是投產兩年多仍沒有進入正常生產狀態。1896年不得不變為官督商辦，恢復生產，幾經改造，漸入佳境；1908年又改組為完全商辦的漢冶萍公司。可是，改制後病根沒有徹底根除，儘管盛宣懷（1844～1916）辭世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仍有一段輝煌歲月，但戰後環境一惡化，也經不起風浪，鋼鐵生產在1925年全部結束。在19世紀的洋務運動中，這是耗資最大的項目。說它完全沒有一點成績，不夠公允。中國土法煉鐵由來已久，直至1916年，新法產鐵將近20萬噸，才第一次超過土法所產的17萬噸；而這20萬噸中四分之三（15萬噸）是已經改組為漢冶萍公司一部分的漢陽鐵廠和大冶鐵廠生產的。 1910年（1911年因武昌起義停產）漢陽廠產生鐵11.9萬噸，鋼5萬噸，鋼軌2.8萬噸；相當於當年進口鋼鐵的4/5，以後一個時期幷超過進口量。直到1922年，它仍是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儘管這些業績是交由商辦後改造和擴充的成果，但張之洞當年篳路藍縷之功畢竟不可抹煞。鋼鐵強國夢是鴉片戰爭以來關心國運民生的中國人的重要追求。新法鋼鐵生產不是從漢陽鐵廠開始的。1886年，署理貴州巡撫潘霨就在貴州青溪縣籌辦新式鋼鐵工廠，1889年10月，擁有高爐和貝色麻爐的青溪鐵廠投產，耗費公帑19萬2千兩，私人資本十多萬兩，日出生鐵25噸。可是，燃料、原料缺乏，焦炭要從數百里外運來，而交通不便；加上資金不足，市場不暢，困難重重，勉強掙扎至第二年9月，不得不停爐；潘霨之弟潘露積勞致死，找不到適當人選接辦，該廠也隨之夭折。首先出鋼的是1891年江南製造局的馬丁爐，繼之有1893年建成的天津機器局鋼廠，規模都很小。漢陽鐵廠設備是從英國和德國進口的，規模雄視東方。但是投入那麼大，產出如此可憐，結果如此可悲，不少追尋史跡者為之掩卷嘆息！為甚麼會遭遇如此鉅大的挫折？歸納歷來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史學家認為，這是由三大錯誤造成的:第一是設備購置不當。漢陽鐵廠用的是大冶鐵礦，含磷很高，應該用馬丁爐；但該廠的主要設備是馬丁爐兩座，「每日二十四小時能溶化生鐵一百噸」；「煉貝色麻鋼，每次盛五噸之變化爐 兩副。」即一半主要設備是不合用的。第二是焦炭沒有穩妥的供應。1893年9、10月間，煉鐵廠已經「全廠告成，而煤礦工程未竣。」本來指望大冶的王三石礦和安徽的馬鞍山礦，竭盡全力「大辦」，到此時「王三石井未成，馬鞍山井成而橫窿尚少，設備亦未周」。拖到下一年6月才開始煉鐵，而這些煤礦「所采不足於用」，只好從國外和開平煤礦購買，運費很高。「開平一號塊焦，每噸正價連雜費、麻袋、裝工、水腳，需銀十六七兩，道遠價昂，且不能隨時運濟。恆以焦炭缺乏，停爐以待；而化鐵爐又苦不能多停，停則損壞。」從英國、比利時進口的每噸更高達十七八兩；而國外鋼鐵廠所用焦炭通常每噸價只需六兩左右。直到盛宣懷接辦後勘探、開採萍鄉煤礦，才基本解決了這一重大問題。第三是選址不當。它不就近在大冶設廠，而是選擇煤鐵都要靠外地運來的漢陽，提高了成本。為什麼會出現這些重大的決策錯誤？主要原因是張之洞患了官僚辦企業的常見錯誤:瞎指揮！大冶有品位很高的鐵礦，這是1875年盛宣懷聘請英國地質師郭師敦（A.W.Crookston）博士勘探清楚了的。張之洞也證實:「大冶鐵礦據礦師及化學洋教習報稱，鐵質可得六十四分有奇，實為中西最上之礦。」可是，急於求成的張之洞在礦石的品質沒有完全弄清的情況下就訂購設備，而且頭腦一熱立即把規模擴大一倍。1884年出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雄心勃勃，要在廣東建造鋼鐵廠、槍炮廠、紡織廠等大工廠。他立意辦鋼鐵廠是1889年上半年仍在兩廣總督任內。在交通不便的19世紀，居然要在煤鐵資源俱缺的廣東辦現代鋼鐵廠，可謂異想天開。但其動機是:「中國歲銷洋鐵值五百餘萬金，粵銷即不少。漏卮宜杜。購機開採，設廠煎煉，皆所必需，煉鐵尤要。」愛國熱忱，溢於言表。1889年4月9日他同時給駐英公使劉瑞芬、駐德公使洪鈞打電報，詢問開鐵礦和煉鐵、鍊鋼及軋鋼設備的價格。洪鈞老老實實告訴他:「開礦機價自十萬至五六十萬不等，須相地而施。煉鐵機器亦須知日煉若干，無從懸揣。總以礦師測驗為首務……未敢草率報命。」劉瑞芬的膽子比洪鈞大，回電說:「詢明煉鐵廠煉熟鐵鍊鋼壓板抽條機器爐具各件，價共需英金兩萬五仟十九鎊，運保費在外，十二月交清，每禮拜出鐵二百噸。」張之洞十分讚賞這種乾脆利落的作風，第二天立即給劉瑞芬覆電:「請如議訂定合同，價能核減尤妙。」七天後，又發電報催促:「煉鐵廠機爐請即訂立合同，催開工，依限運粵。」再過十天，張之洞提出要擴大規模，很快就敲定日產一百噸生鐵。知情者後來揭露:「芝田中丞（劉瑞芬字芝田，1885～1890年初任駐英公使；曾護理江西巡撫，後任廣東巡撫，故稱之為中丞）原不欲辦，嗣經香帥一再電請，知事不得已，然不將其事博訪周咨，詳舉以告，遽匆匆定議」。現在看來，這是一幅近乎兒戲的官僚辦廠圖。「香帥（張之洞號香濤）賦性卞急」，就個人性格而言，這無傷大雅；面對暮氣沉沉的末代皇朝的官僚機關，想辦點事的人不著急，反而有點不正常。但當公權力在握，而又自信道義在肩，立意一往無前之際，如果沒有分權制約、按程序決策和公開監督的民主制度，個人的行動不受約束，個性缺陷就可能成為作出違反常識的重大舉措的根源，造成鉅大損失。1989年8月，他調任湖廣總督，便蓄意將這些工廠一股腦搬到湖北或其他地方去。繼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是個庸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巴不得張之洞將這些玩藝搬走。於是，身還在珠江之濱，已經函電交加，迫不及待，籌劃如何在湖北等地建廠。對現代經濟活動較有經驗的盛宣懷在張之洞動身到湖北赴任之前，在答覆張之洞的詢問中已經開誠布公說:「開礦難，開煤鎔鐵尤難……凡辦礦，機器均須因地因質、宜先宜後，與原勘礦師繪圖立說，評價定購；西法辦礦斷無不先定礦地辦法而後照圖購器者。中國屢次辦礦，見小欲速，前後倒置，故不合法。……可否請緩數月，容礦師查畢……算擬切實條款，稟請核奪，不至蹈前弊而貽後悔。」這是有切膚之痛的經驗總結，可是急於求成的張之洞聽不進去。早在徵詢盛宣懷意見之前兩個月，張之洞已經發電報給中國駐德公使洪鈞:「請訂熔鐵大爐二座，日出生鐵一百噸，並煉熟鐵鍊鋼各爐壓板抽條，兼制鐵路各機器，一切配齊」。這時他打算把這座鋼鐵廠放在山西。不到一個月，洪鈞挺負責任地綜合各廠家的意見答覆他:「鍊鋼兩法，曰別色麻，曰托麥旅。視鐵質內磷之多寡，爐亦異制，祈迅飭取晉鐵試驗……爐需火磚，中國必須學造……此造火磚匠須添者也。煉鐵需用枯煤……此煉枯煤爐須添者也。」如果認真聽取駐德公使轉達廠家的這些意見，後來的重大錯誤可以避免。可是，張之洞當天就迫不及待回答:「煉鐵各件必需速購，爐須兼能煉有磷者……燒磚匠、煉枯煤爐應添訂」。「晉鐵取送太遲，千萬勿候。」寥寥幾句話，把他的無知和專橫暴露無遺！爐是不能兼煉髙磷和低磷鐵礦的，鐵質的化驗絕對要等候，違反這些常識就要受到懲罰，不管職位多高，概莫能外！字裡行間還暴露張之洞當時可能連煉鐵要用耐火磚和焦炭都不知道！幾經周折，漢陽鐵廠的煉鐵設備，最後是在英國訂購的。1890年初薛福成接替劉瑞芬出任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他於3月9日抵達巴黎，4月22日率領參贊黃遵憲等人至倫敦，23日完成交接手續。1890年5月17日，張之洞發電報給辪福成:「前定煉鐵爐機日出百噸，今欲趕辦鋼軌，日出二百噸，將已定爐機參合添配，應加爐座卷軋機若干，價值連運保費共幾何？請詳查示覆。」 5月26日，他洋洋得意告訴盛宣懷:「原訂兩爐日出百噸，擬再添兩爐，通年可出六萬噸，愈多則愈有利益。」按理張之洞的電報，應該是由他處理的。但據他的日記，5月20日「查舊卷，前任劉大臣代張薌帥……又在諦塞德公司訂購煉鐵鍊鋼機器，共價英金八萬三千四百九十八磅。」沒有收到張之洞5月17日電報的記錄。但後來的史料證明，原訂設備啟運和為擴大規模添購的設備確是由他經手的。在張之洞一再催促將設備運來之際，辪福成同洪鈞一樣，兩次根據英國廠商的意見告訴他:「鋼需鐵煉。請示知礦鐵之磷質、硫質有無、多少，做爐方免爆裂。」 「諦廠又雲:鐵礦磷質多難鍊鋼，另覓佳礦尤妥。」 如此尖銳的意見，沒有引起張之洞足夠的重視，並可能受到洋技師的矇騙，他的答覆是:「大冶鐵礦極旺，磷僅萬分之八，賀伯生等稱加錳鐵盡可鍊鋼。」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實行馬丁爐、貝氏爐各購兩座的奇特方案！設備訂購後，當時在駐英使館任參贊的黃遵憲仍不死心，給負責建廠的蔡毅若（錫勇）寫信，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包括再一次提出:「應先得鐵礦、炭礦，將鐵與炭寄到英國，請人明驗，然後定式購器，覓地造廠。」「今礦質未知何如，鐵路尚懸而無著，必先商榷應造之物」。可是，依然無補費精神！如此瞎指揮的後果是「鍊鋼有酸法鹼法之別，酸法不能去鐵中之磷，惟鹼法能之。漢廠貝色麻系酸法，而大冶礦石所煉之鐵，含磷過多，以致滬寧鐵路公司化煉軌樣後，不肯收用。」「漢廠魚尾板等鋼，系馬丁鹼法煉成，滬寧公司稱為上品。」但後者不是主要產品。直到1896年轉為官督商辦後，問題才逐步得到解決。1899年10月5日，盛宣懷頗為自豪地對慈禧說:「現在鐵廠出鐵、鍊鋼。蘆漢鐵路用的鋼軌均系自己所煉，與外國一樣好。現造槍炮亦是用自己所煉精鋼，比造軌之鋼更要加工。」 1901年的史料指出:該廠「雖然在11年前就已經開始，但是開工的時間並不多，甚至接受較小的訂貨也不多……1896年業務才走上軌道……在目前經理部管理的六年中（指1896至1901年官督商辦的漢陽鐵廠），該廠已經生產生鐵26800噸，熟鐵塊700噸，鋼錠1600噸，鐵軌22100噸，熟鐵 3700噸。」不過，蘆漢鐵路（盧溝橋至漢口，即現在的京廣線北京至漢口段）所以要用漢陽鐵廠的鋼軌，完全是督辦這條鐵路的張之洞利用權力強買強賣，不是正常的交易。為了把爛包袱甩出去，1896年，張之洞上奏皇帝:「此次華商承辦鐵廠，臣與盛宣懷堅明要約，以蘆漢路軌必歸鄂廠定造為斷。並懇天恩飭下南、北洋大臣、直省各督撫，嗣後凡有官辦鋼鐵料件，一律向鄂廠定購，不得再購外洋之物。」。儘管戶部（財政部）對此有所保留，滬寧鐵路公司也不買賬，張之洞自己管轄下的蘆漢鐵路是不敢不買這個廠生產的「貝色麻鋼軌」的；何況具體承辦蘆漢鐵路的又是盛宣懷！因此，說這樣的鋼軌「與外國一樣好」，實際是哄騙慈禧老佛爺的牛皮。直至1904年漢陽鐵廠趁派員赴英購買新設備之機，攜帶原料、燃料、產品請專家化驗，又一次證明大冶鐵礦石和萍鄉煤均屬上乘；唯鐵礦石含磷髙，用貝氏爐煉出的產品質素不佳；採納專家意見，無論新舊設備均「決定廢棄貝色麻而改用馬丁鹼法」，才最終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瞎指揮還表現在煉鐵所需焦炭還沒有落實就急急忙忙建廠和選址不當上。最終解決焦炭問題的以安源為中心的萍鄉煤礦是在1898年才開工建設的，那時漢陽鐵廠已歸商辦。至於煉鐵廠的廠址，尚未開工建設，盛宣懷就給張之洞打電報直截了當指出:礦務學堂的比利時礦師「白乃富雲，武昌設廠。是鐵石、灰石皆須逆運，恐運費太鉅。郭師敦原勘在黃石港近灰石山處，覓定髙基，安置爐機，荊煤下運黃石港與武昌，運費必不相上下。此系二百年遠計，似宜從郭不從白。宣凡有所見，必直陳憲台，事後必知宣心無他，宣言皆實。」後來，他又提出:「若就大冶設爐烹煉雖官辦稍加糜費，亦足能興利持久。繼聞香帥舍近圖遠，縱糜帑二百萬，鐵亦能成，而運遠本重，必不能敵洋料，亦如船政之造船不敵洋廠，粵局之鑄錢不敵洋錢也。……至（漢陽）大別山廠基已費購地之款……如能以大別山為炮廠，以大冶為鐵廠，則無論官辦、商辦均能百世不移。」可是，這些忠告都沒有動搖張之洞將鐵廠放在漢陽的決心，正如許多知情者所說，事必躬親的他要將工廠放在眼皮底下才放心和順意！漢陽鐵廠的失敗另一重要原因是管理染上官辦企業痼疾:臃腫腐敗。這固然是官辦工廠制度必有的孽子，但張之洞的性格缺陷使制度錯失更為嚴重了。參與其事的鐘天緯在私人信函中寫道:「特香帥躬親細務，忽而細心，錙銖必較；忽而大度，浪擲萬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責成；忽而置若罔聞，延擱數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操其權，總辦不能專主，委員更無絲毫之權。用款至百緡以上，即需請示而行，迨請示則又健忘多病，動延數月。」 「最奇者，名為蔡毅若觀察為總辦，而實則香帥自為總辦，委員、司事無一人不由憲派，用款至百串即需請示而行。蔡毅若不過充洋務幕府之職。」蔡錫勇（毅若）是張之洞最信任的辦「洋務」的官員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鍾天緯在另一封信中痛心疾首地說:負責這項工程的叫總局，「規模頗大」，有總辦一人，會辦兩人，還有四位會銜，兩位提調，還有兩位「只領薪水，並不會銜」；此外，「自文案、收支、翻譯、礦務以及大小班差遣及掛名干修月支薪水者共有六十餘員，大半尚未謀面，其才具之優劣，並非總辦所知」。這樣的「衙門」有多氣派，我沒有看到直接的記錄，不過，轉為官督商辦後陋習尚未革除，看看有關情況，亦可略窺一斑。1913年報載:「漢冶萍雖名為商辦公司，其腐敗之習氣，實較官局尤甚。以前督辦到廠一次，全廠必須懸燈結綵，陳設一新，廠員翎頂衣冠，腳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賞耗之費，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賬內。督辦之下，復設總、會辦，月支薪水二百兩、一千兩，一凡綠呢轎、紅傘親兵、號褂，以及公館內所需一切器具、伙食、煙酒零用，均由公司支給。公司職員，統計不下一千二百人，大半為盛宣懷之廝養，及其妾之兄弟，純以營私舞弊為能。」其實，漢陽鐵廠的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在沒有吸收國內外的教訓，政府不應直接投資和指揮建設乃至經營這一類理應由商人辦理的企業。在建廠過程中，盛宣懷在給張之洞的一封信中寫道:「泰西各礦，皆歸商辦，豈諸大國慮少官本哉？良以運造出貨之本，固無窮期。非商辦不能權交易，不能通有無……誠如藎慮，福建船政若為商局，則商輪亦可修造，何至盡糜公帑！招商局若為官辦，則洋行屢次傾軋，恐已受虧中止。此前車之鑒也。」 「如是鐵路每年不過造二百里，每里約用鋼軌三十餘噸，每噸價三十兩，全買官軌，僅得二十萬兩。津、滬、閩、寧各製造局，每年用生鐵不及五千噸，即使盡買官鐵，不及十萬兩，仍不足養此鐵廠，似不特官辦為難，即商辦亦難廣籌銷路。昨與傅相（李鴻章）縱論及此，目前若得商人接辦……用人、理財照輪船、電報兩局之例，出入賬目，一年稟報一次。大憲只持護其大綱，不苛責其細務，庶可事簡而責專，商人或能樂為其難。」一個決策有重大錯誤的官辦企業要糾正是極其困難的，即使交給商人也難以立即扭轉乾坤，但卻是唯一出路。張之洞一生興辦的工廠不少。僅在湖北，「之洞至，興鐵廠、槍砲厰、紡紗、織布、繰絲、制麻、製革各廠。創設官錢局、造幣局，行用鈔票，鑄銀圓，以固根本，劑盈虛。」而除了壟斷性的為各省代鑄小銀圓「收其餘利，歲百十萬」和「創鑄當十銅圓，當二銅錢，行用南北各省，至數仟萬，餘利至千百萬」外，「鐵廠、紗布絲麻各廠，亦折閱相繼。然一易商辦，則贏利巨萬。」問題出在制度上。為甚麼不在籌辦之初就由私商來辦呢？一手經辦此事的盛宣懷道出其中內情:當年李鴻章「以煉鐵難籌巨款，半途中止……招勸華商出資接辦……嗣奉電諭改歸官辦」，比較清醒的李鴻章，無法抗拒朝廷的旨意。表面上，張之洞也承認，要辦好工廠，終歸應該交由商辦:「至經久之計，終以招商承領，官督商辦為主。非此不能持久，非此不能節省、迅速旺出暢銷。前年曾致書台端詳言之。」可是，「仰窺帥意事事喜用官派，故不喜聞商辦之說。」個人意志成了決定性的因素。1894年6月鐵廠點火開煉時，管財政的戶部尚書翁同龢已經提出要「招商接辦，道員盛宣懷初擬承領。公（張之洞）謂:路艦炮械，非鐵不成，正須官方擴充，招商非計。」又拖了兩年，直至走頭無路了，才交給盛宣懷去辦。當時「英法鉅賈願繳款合辦者甚眾」，這本來是吸納外國資金和學習現代管理的好機會，張之洞無此膽識，加上不敢信任洋鬼子的民族情緒，寧可交給本國亦官亦商的人物，埋下了無法徹底擺脫官辦企業習氣而終於破產的禍根。這些錯誤決策得逞的制度環境是政治上的宗法專制，籠罩統治階層的文化氣氛仍是迷戀官辦，經濟上則是國民的經濟自由被剝奪，想辦企業非得到督撫乃至朝廷批准不行，張之洞的作為無非是主流文化的體現。在劫難逃！這就是中國人為衝破傳統文化桎梏而支付的又一筆而非最後一筆費用！張之洞軼事張之洞：平生「三不爭」「人總有一死，你們無須悲痛，我生平學術治術，所行者，不過十之四五，所幸心術則大中至正。為官四十多年，勤奮做事，不謀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間，地不加一畝，可以無愧祖宗。望你們勿忘國恩，勿墜家風，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爭財產，勿入下流。」這是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張之洞的遺囑。張之洞經手籌建官辦新式企業無數:在廣東，籌建的官辦新式企業，就有槍彈廠、鐵廠、槍炮廠、鑄錢廠、機器織布局、礦務局等;調任湖廣總督後，他以武漢為中心，先後創辦了漢陽鐵廠等一批近代工業企業，並開辦內河船運和電訊事業。別看他承辦了這麼多實業，可是他生活過得很清苦。他為官清廉，從不索賄受賂，因為家中人口多，日子過得很艱難。有時實在挺不過去，他就派人典當衣服過日子。張之洞在自我評價時說:「平生有三不爭:一不與俗人爭利，二不與文士爭名，三不與無謂爭閑氣。」毛澤東對他在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方面所作的貢獻評價甚高，曾說過「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為官四十多年，勤奮做事，不謀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間，地不加一畝，可以無愧祖宗。」這擲地有聲之言，自古至今，有多少官員敢這麼說?張之洞重才輕財趣事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薌濤，因排行居四，人稱四太爺，河北南皮人，清末洋務派首領之一。在出任湖廣總督期間，有不少重才輕財的趣事，至今令人深思，給人啟迪。敢用犯上的梁鼎芬張之洞因自己靠硬本事起家，為官後十分看重有真才實學的人，他用人、看人，從不以貌取人，更不以親例外。1889年他被朝廷調任湖廣總督（駐節武昌），不久便廣招天下賢才精英。翰林院編修梁鼎芬（號蘆庵）是個才華橫溢的怪人，生性強硬，從不信邪，更不媚上，人稱「梁瘋子」。他一生喜食魚翅，按他的說法是敢碰硬刺，故又叫「魚翅梁」。在中法戰爭後，他多次上書光緒皇帝，彈劾李鴻章賣國求榮的可恥行為，結果李鴻章未被劾倒，自己卻背了個「妄劾」的罪名，被慈禧降級調用。梁鼎芬一氣之下，辭官回鄉。張之洞倒認為梁鼎芬是個人才，讓他閑逸可惜，應為國儘力。他不顧別人閑言碎語，也不怕擔當風險，親自派人上門將梁鼎芬請到武昌，委以重任。開始命他為武昌知府，後擬提為學使。張之洞願意滿足他的嗜好，每次舉行招待宴會時，必給梁鼎芬備一盤魚翅，觀其狼吞虎咽的饞樣，在一旁樂之。張之洞的族侄張瓞對此極為不解，大膽向他進言道：「四太爺，您如此重用梁蘆庵，恐怕招來李鴻章不滿，且聞京中權要亦有人不滿於梁，還望您三思而行。」張之洞坦然一笑道：「蘆庵乃盤根錯節之人，中懷鬱憤，故其為人能沉著而有毅力，譬如詩，必窮而後能工，我之所以對他抱有期望，正在於此。至於李鴻章滿意與否，非我所問也。」幾句話說得族侄茅塞頓開，點頭稱妙。慧眼識得孫中山張之洞頂風用才的故事一下子傳開了。出山之前的孫中山半信半疑，早聞張之洞大名，久有拜會之意，決定前去一試。那年他從日本留學返國，途經武昌，特意麵晤張之洞。當他走到總督府前時，卻被衛士攔住不讓進去。孫中山心中有些不悅，便遞上名片，在外面候著。張之洞接過名片一看，只見上面用楷書寫著「孫文求見之洞兄」7個蠅頭小字。張之洞見孫中山與自己兄弟相稱，甚為不滿，心中說：「好大的口氣，一個布衣青年竟與朝廷命官平起平坐！」鄙視一笑，即在名片上用草書寫了一聯：「持三字帖，見一品官，儒生妄敢稱兄弟？」孫中山看罷，冷冷一笑，不假思索地信手寫了下聯：「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亦可傲王侯！」張之洞一看，幡然震驚，拍案叫絕：「此人不僅能寫一手好字，而且對聯也恰到好處，真乃天下奇才也。」趕忙吩咐人將孫中山請進大堂，並親自為他敬茶。二人談了很久，從讀書扯到國家大事，談得十分投機。從談話中，他發覺孫中山的才氣與膽略遠在自己之上，決非等閑之輩。送別後他對身邊的人說：「孫文必將是國之大才也。」果然被他說中，孫中山一舉成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不要「錫茶壺」一天，張之洞剛吃罷早飯，正在處理公務，王慶和書童帶上厚禮，專程來到武昌拜求張之洞，想要謀個一官半職。王慶系監生出身的候補知府，一表人才，文質彬彬，看上去很像個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大學子，轉彎抹角與張之洞還沾點親。張之洞正在從錫茶壺中倒茶，忽見禮品，對他斥責道：「先將那些東西丟在門外，光手進堂讓我來考考你的學識。」待王慶遞上自己的履歷，回答幾句簡試後，張之洞看著歪曲的字跡和缺乏文採的字句，望著案上的錫茶壺，靈機一動，遂令手下取來紙筆墨硯，用正楷寫上了「 （Yáng，指馬額上的飾物）荼（tú，古書上指茅草的白花）壼（kǔn，指宮裡的路）」3個字。張之洞指著這3個字說：「做官必識字，你能認出這3個字嗎？」王慶一看，差點笑出聲來，這麼簡單的3個字還能考我，豈不是個笑話，脫口說道：「張大人別取笑小生了，那"錫茶壺』3字我豈能不識？」張之洞說：「你仔細再認一遍，沒看錯吧？」王慶肯定地說：「那是我常用的錫茶壺，還錯得了嗎？」張之洞把手一揮：「送客！」第二天，張之洞下文將王慶這位候補知府遣回原籍，並在文中寫了幾句話：「寫的本是" 荼壼』，你卻誤為"錫茶壺』。3字僅是一橫差，此等庸才豈能用。令你再讀十年書，不要誤念錫茶壺。」典當皮箱過大年張之洞愛講排場，然而他用錢雖多，但從不貪斂民財。他常對家人說，民眾是衣食父母，作為兒子豈能用父母的血汗錢！因而他每年的俸祿全部花在開銷上還不夠用，入不敷出之事時常發生。張之洞對上不搞賄賂，對下屬一不搞攤派、二不要人孝敬。實在無法生活下去之時，就派幕僚暗暗將自己的皮箱等值錢之物，送到當鋪里換錢以解燃眉之急。由於年年如此，終於難掩人耳目，於是出現一句歇後語：「張總督當皮箱過年——習以為常。」當時成了一大笑柄。久而久之，這話傳到光緒皇帝耳中。光緒在召見時問他：「愛卿，是否確有此情？」張之洞不想讓皇上為他追加俸祿，一口否定：「此系謠傳，絕無此事。」1890年，張之洞帶著隨從，自武昌乘輪船到荊州檢查堤防，當地官員為了巴結他，趁機大辦宴席，意欲討好。可他卻在船上食宿，並將那些官員狠狠責罵一頓。張之洞每到一地，不僅自己不斂民財，而且禁止手下人假他之名胡作非為，一旦發現，嚴懲不饒。一次，一個名叫李元的下屬替人辦事後，暗中收了人家50兩銀子，被人告發。張之洞大怒，問明情況，叫人將李元重打40大板，責令退賠原物，然後趕出府門。（據《文史春秋》2008年第9期周保林／文）張之洞：最早預見清朝必然滅亡的人摘自：金滿樓 著 《辛亥殘夢》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出版閱讀提示：「國運盡矣！」就在載灃前來看望的當晚，大失所望的張之洞在說完最後一句話後溘然長逝，享年72歲……可惜的是，親貴不識時務，留學生不解國情，在帝國的變革越走越快、離心力也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已近衰亡的張之洞又能如何……【閱讀《辛亥殘夢》連載】

《花隨人聖庵摭憶》中說，張之洞與西太后關係甚深，極感知遇，折謂：「殿試對策，指陳時政，蒙孝貞顯皇后、孝欽顯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雖宋宣仁太后之於宋臣蘇軾，無以過之」。《金鑾瑣記》亦有詩云：「湖園召見上簾鉤，年少探花已白頭。各有傷心無一語，君臣相對涕橫流」，作者高樹在詩下自註：「癸卯張文襄來，湖園召見，出殿門，樹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數刻，坐肩輿回小寓。後遇濮梓泉前輩，聞之內監雲，"孝欽與文襄見面，孝欽嗚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終未交言』。蓋各有傷心，不知從何處說起，惟有對泣而已。對泣已久，孝欽命休息，乃出。孝欽癸亥垂簾，閱定文襄殿試卷，是時文襄二十六歲，今免冠叩首，白髮鬅鬙，孝欽焉能無感！」張之洞與1903年奉旨朝覲慈禧太后，時年六十七歲。慈禧太后比張大兩歲，庚子年後亦年老力衰，會見大臣時憶及西狩苦況常做涕淚流狀，因張之洞系她一手栽培，寵任素專，此次君臣相見，竟無語對泣，誠為百感交集後的心境悲涼，時人粗線白描的作詩記事，亦足以傳神。相比於當年湘淮軍諸路豪傑封疆各地、清流眾君子喧嘩朝野的同光盛狀，無論是張之洞還是慈禧太后，都能體會到那批中興名臣凋謝後無盡的孤獨和落寞。這種孤獨與落寞，不但沒有因為清末新政與立憲的蒸蒸日上而有所減弱，反使慈禧與張之洞感到惶惑與無助，而在諸多的朝臣疆吏中，同類相屬且能以心相交的人，已近絕跡。張之洞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國事日非，心境悲涼，這次重返京師，但見「老輩凋零，風雅歇絕，守舊者率鄙陋閉塞，言新者又多後進踐躁之流，可與言者殆少。感憤之餘，屢屢形諸吟詠。」如往觀慈仁寺觀松，則感嘆：「遺此區區老禿樹，豈足增壯帝京色」；遠足西山又作詩：「西山佳氣自蔥蔥，聞見心情百不同，花院無從尋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歷史學者楊國強先生說，「以歷史進步主義為尺度，清末最後的十年新政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促成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但顯見得促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張之洞並沒有一種與之相匹配的心境」；「身當中西交沖之際的張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務之間，從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間，一生都在努力造時勢，一生又都在被時勢所擺布，並因之而一生都與晚清的國運相系連。他在一個身不由己的時代里成了一個身不由己的人」。時勢變換，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01年10月，清廷發布上諭，其中稱：「擇西法之善者，不難捨己從人；除中法之弊者，統歸實事求是」，在朝廷的屢次電促下，張之洞與劉坤一於1902年7月合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其中提出「興學育才」四「大端」、「整頓中法十二條」、「採用西法十一條」等。由於劉坤一此時已經衰病殘年，「江楚會奏三折」實際上是張之洞「中體西用論」的具體化，由此成為清末新政的總綱領與路線圖。維新派喋血街頭不過三五年，清末新政事業已經在全國各地逐次鋪開，而且走得更遠、所涉及的領域更廣更深，歷史的弔詭而殘酷，又何須多言。事實上，「江楚會奏三折」既包含了洋務派的主張，也融合了維新派的觀點，但步子邁得更大更穩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實際可操作性是那些年輕操切的變法書生們所不能企及的。這是經過多年鬥爭乃至流血後的教訓所凝結成的一份寶貴財富，也是封疆大吏對國情傳統及政治運作悉加洞察後的精妙設計，假以時日，中國的近代化轉型與中華民族的強大復興，未必就是一個迷夢。變法更張勢必牽動四面八方，除舊布新也難免豕突狼奔，歷史的車輪一旦加速，有良好的設計藍圖而無強有力、高技巧的掌控者，最終的結局亦將一鬨而散。1906年，張之洞入京陛見時，在朝房與軍機大臣王文韶相遇，張之洞閑聊中提及廢科舉後湖北興辦新學之事，言辭中不免有誇耀之意。王冷笑一聲，袖出一冊《湖北留學生界》示之，張之洞閱數頁默然無語。退朝後，即電令鄂督將與事的留日學生召回國。慈禧太后亡於1908年11月，與光緒的駕崩相隔不過一日。王文韶亦卒於同年。在前一年，張之洞離開經營了18年之久的湖北，入京拜體仁閣大學士，充軍機大臣，首入廷樞，參與朝政。然此時的張之洞已入七十古稀之年，垂垂老矣。民國聞人徐樹錚曾記一事，說在李鴻章去世後，當時的大臣以張之洞資望最高，袁世凱「仰公如神」，但張之洞見袁後「殊形落寞，項城執禮愈恭，則愈自偃蹇以作老態」。有一次張之洞路過保定，袁世凱盛情招待，徐樹錚「躬侍陪席，親見項城率將吏以百數，飭儀肅對，萬態竦約，滿坐屏息，無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際，似骴骴然隱鞬動矣」。張之洞死後數月，袁世凱仍為此耿耿於懷。若徐所記為實，則張之洞此時確已年老，精力不濟，或對非科舉出身的袁世凱有所輕慢，但文中「殊形落寞」四字亦見其狀態及心態。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稱，「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 在張之洞的影響下，清末湖北留日學生總數接近5000人，僅1906年即有1360人之數，居全國之冠。有心栽花卻插柳，張之洞派遣年輕人出國留學，既存復興國家之期望，或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張之洞所期望的東西最終走了樣，變成了他接受不了的東西。後人曾追敘說，「張之洞晚年見新學猖狂，頗有悔心。任鄂督時，指駁新律，電奏凡百餘言，詞絕沉痛。及內用，管理學部。學部考試東洋畢業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員以單進。之洞指汪榮寶名曰：是輕浮子，不可用，取硃筆抹之。顧滿尚書榮慶曰：我翰林院遂無一堪勝此任者乎？」汪榮寶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生，後參與修訂法律館，對「西法東漸」有所貢獻，張之洞指之為輕浮，想必其對日本留學生印象不佳。早在前兩年，原兩湖書院學生黃興自日本歸國後至武昌，期間發表反清革命演說並散發《革命軍》、《猛回頭》等革命書刊，張之洞聞訊大怒，下令將黃興驅逐出境並嚴禁「逆書」，稱「本部堂訪獲《警世鐘》一書，系自上海傳來，誣謗朝廷，攪擾和局，詆良民為奴隸，贊會匪為志士，狂吠毒蟄，凶慘萬狀」；「又有《猛回頭》一書，詞意亦極悖謬，與《警世鐘》大同小異，亦系此等亂黨所為」，「無論坊賈居民，概不準將《警世鐘》、《猛回頭》等逆書營銷傳送，如先徑有是書者，立即送官銷毀，儻敢故匿不報，或翻印傳布，一經查出，定即治以應得之罪。」在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相繼辭世後，張之洞雖為三朝老臣，但在這個「新學猖狂」的年代，他已經是四顧茫然，力不從心了。不錯，「新政倡自湖北」，但這位設計師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大勢趨壞，他指駁新律時「詞絕沉痛」的上奏，已經證明他在新政的新階段中已經與那些更激進的改革者分道揚鑣，同路殊歸。在老臣凋謝之後，年少的親貴與同樣年少而新派的留學生結成同盟，他們對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只做更淺層次的理解，但對於權力與利益的貪婪，卻遠勝於當年的科場中人。張之洞入廷樞後寧可摒棄留日學生而改用翰林中人，後又在湖北設存古學堂保護國學，便是這種憂慮心態的寫照。1909年七月，張之洞病。八月，病勢加重。攝政王載灃親至張家慰問，張之洞一片赤心，試圖利用最後的機會規勸載灃，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綱，但載灃只是不痛不癢的說：「中堂有名望，公忠體國，好好為國珍重」，張聽後，從枕席上掙扎著起來答道：「公忠體國不敢當，廉正無私，不敢不勉」，張之洞話中有話，意在諷諫載灃要「廉正無私」，不要任用親貴，可惜主政者渾渾噩噩，不以為意，再多的言語不過雞同鴨講。載灃走後，陳寶琛問張之洞：「監國之意若何？」張長髯抖動，無他言，惟嘆息道：「國運盡矣！蓋冀一悟而未能也。」當年，津浦鐵路督辦呂海寰、總辦李德順因強佔及廉價收購土地情事為人蔘劾而連帶撤職，載灃在召見軍機大臣時提議由唐紹儀接任督辦，張之洞以為不可，曰：「唐紹儀不洽輿情，未便繼任。」載灃冷笑道：「中堂以鄉紳重望，如以為可，誰還能說不可。」張回奏稱：「朝廷用人，如不顧輿情，恐怕要激起民變。」載灃說：「有兵在，還怕什麼民變。」張憤然：「國家養兵，豈是用來打老百姓的？」君臣不歡而散。張之洞出而咳血，長嘆道：「不意聞亡國之言！」次日即病，不再入朝。「國運盡矣！」就在載灃前來看望的當晚，大失所望的張之洞在說完最後一句話後溘然長逝，享年72歲。臨終前，張之洞告誡護持病榻前的子孫們，「勿負國恩，勿墮家學，必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勿爭財產，勿入下流」。按張的幕僚辜鴻銘回憶，張家實則無財產可爭，張之洞歿後，「債累累不能償，一家八十餘口，幾無以為生」。張之洞在病危時已經寫好遺折，做最後一次進諫：「當此國步維艱，外患日棘，民窮財盡，百廢待興，朝廷方宵旰憂勤，預備立憲，但能自強不息，終可轉危為安。……所有因革損益之端，務審先後緩急之序，滿漢視為一體，內外必須兼籌，理財以養民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教戰以明恥為先，無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養才尤為國家根本至計，務使明於尊親大義，則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見其多。」「滿漢一體，內外兼籌，教戰明恥，尊親大義」，字字珠璣無人理。從之後的歷史來看，張之洞的循循善誘並不起作用。當時的朝局，「親貴盡出專政，收蓄猖狂少年」，親貴掌權，實則為「旗門掌權」，「滿人敢於為此，實歸國留學生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可惜的是，親貴不識時務，留學生不解國情，在帝國的變革越走越快、離心力也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已近衰亡的張之洞又能如何。

人們對張之洞態度的變化，主要發生在文革時期。當時批判洋務運動，批「洋奴哲學」、「買辦哲學」，說洋務派動不動就引進設備、資金、人才，認為這是不自力更生的表現，張之洞成為批判的重點。這種批判顯然脫離具體歷史條件，不是實事求是的。改革開放後人們重新評價張之洞，是因為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就必須借鑒中國早期追求近代化、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張之洞的洋務運動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他的「中體西用」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也是有進步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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