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王維兩位同時代的文豪,究竟有什麼過節?丨壹起讀書

選自《中國人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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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有刪減

文丨李國文

公元730年(唐開元十八年),李白經河南南陽至長安。

在此之前,他漫遊天下,行至湖北安陸,因娶了故相許圉師的孫女,成了上門女婿,遂定居下來。這期間,他多次向地方長官上書自薦,以求聞達,不應。於是,就如同當下很多藝術家、文化人來到北京闖世界而成為「北飄」那樣,李白要當唐朝的「長飄」一族,遂下定決心到首都長安發展。

無獨有偶的,早在三年前,公元727 年(開元十五年),王維就離開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著與李白同樣的目的,來到都城,也想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

唐代詩運之興隆旺盛,應歸功於唐代詩人的狂放。

李白

文人的狂,可分兩類,一是有資本的狂,一是無資本的狂。李白一生,文學資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資本卻是窮光蛋。因此,他活著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狂,對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識時務的傻狂了。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無人,當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嫉,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中國文人的許多悲劇,無不由此而生,這也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

杜甫寫過一首題曰《不見》,副題為《近無李白消息》的詩:「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曰殺,我獨憐其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此中的一個「殺」字,令人不寒而慄。也許杜甫說得誇張了些,但也可見當時的社會輿論,群眾反映,對他的張狂,未必都欣賞的。

一個純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諳世務。他不明白,文學資本擁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兌換的貨幣。在文學圈子裡面流通可以,一出這個範圍,就大為貶值。那是政治資本的天下,在世人眼裡,權力才是硬通貨。李白的計算公式:文學資本等於政治資本,不過是一廂情願;統治者的計算公式:文學資本不等於政治資本,才是嚴酷的事實。

李白一輩子沒少碰釘子,一直碰到死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這個公式的計算錯誤上。從他下面這封自薦信,可見他是多麼看重自己這點文學本錢。

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如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

(《上安州裴長史書》)。

這本是應該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譽之詞,由當事人自己大言不慚地講出來,從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稱經典。在中國文學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將別人看扁,抬高自己,能如此鎮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這位高手做得出來。你不得不對這位自我標榜時,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師,要五體投地表示欽佩了。

中國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強,待價而沽的慾望,也就愈烈,將文學資本兌換成為政治資本的念頭,一發而不可收拾,這就成了李白要到長安來打拚天下的原動力。

王維

王維的詩,「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涵泳大雅,無異天籟。李白的詩,高昂則黃鐘大呂,金聲玉振,低回則浪漫奇絕,靈思奔涌。他們作品中那無與倫比的創造力,想像力,震撼力,美學價值,構築了盛唐詩歌的繁榮景象。

這兩位大師的詩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陽紙貴,只要一傳唱,馬上不脛而走。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眾望所歸;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販夫走卒,無不宗奉。

可對詩人而言,儘管名氣大,地位卻不高,儘管很風光,身份卻較低。這種名位上的不對稱,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兩位大師,很有一點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的苦惱。

王維23歲就進士及第了,巴結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職,也就是一個科級幹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慘,雖然娶了過氣高門之孫女,沾了一點門閥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釋褐」,仍是白丁,總不免自慚形穢,矮人一截。

究其根源,問題還是出在中國文人幾乎都有的政治情結上。中國文人,在文學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學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來彌補,以求人五人六站穩腳跟。但是,中國文人,絕對長於文學者,也絕對短於政治;特別善於政治者,也特別不善於文學。因此,文學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王、李兩位,成功於文學,失敗在政治,這大概也是中國文人難逃的宿命。

依世俗的看法,這兩位同來長安,同求發達的詩人,聯袂出現於公開場合,敘談契闊於文藝沙龍,寒暄問候於皇家宮苑,見面握手於殿堂宮闕,是理所當然的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很知已,但一定有接觸。同進同出,親密無間,也許不可能;但視若陌路,互不理會,總是說不過去的。

然而,後來研究唐代詩歌的人,忍不住蹊蹺的,也是感到難以理解的。第一,在他們兩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對方的一字一句。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里,也查不出來他們來往過,聚會過,碰過頭,見過面的資料。兩位大師在長安期間,竟然毫無任何交往,這個歷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謎。

何況,李白集中,有《曾孟浩然》、《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春日歸山寄孟浩然》等詩,交情匪淺;而王維集中,則有《送孟六歸襄陽》、《哭孟浩然》等詩,友誼頗深。由此判斷,孟浩然乃李白,王維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當無疑問。實際情況卻是你的朋友,可以成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為你的朋友,獨獨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為朋友。

孟浩然肯定作過努力,因為,重感情,講友誼,喜交往,好賓客,正是這兩位詩人的共同之處。孟浩然肯定作過努力,因為,重感情,講友誼,喜交往,好賓客,正是這兩位詩人的共同之處。

孟浩然

公元730年(唐開元十八年)前後,李白第一次到長安,王維已是第三度來長安,兩人想做的是同一件事,因文學上的成功,期求政治上的得意。但兩人心境卻不盡相同。李白乘興而來,一路風光,自我感覺,異常良好,志在必得,王維一再受挫,跌跌絆絆,吃過苦頭,心有餘悸。歷朝歷代的中國文人,斷不了要吃歷朝歷代皇帝所恩賜的苦頭。於是,苦頭之先吃,還是後吃,對於中國文人的性格和命運,便產生若干不同。

李白到長安來,可能還是靠著妻子娘家的鼎助,得以打通時任右丞相張說的關節,肯於捨出臉來為之說項,這當然是天大的面子了。而他的詩名,也為張說的兒子張垧,一位駙馬爺所看重,願意幫他這個忙,這樣一來,更是勝券在握。李白所以十拿九穩,心性頗高,所以不把同行王維擺在眼裡,因為攀附上張說父子,門路不可謂不硬,後盾不可謂不強,大有靜候佳音,坐等捷報之勢,估計那些日子裡,我們這位高枕無憂的大師,小酒沒有少飲。

其實,李白有些輕忽王維,忘了他具有住地戶的優勢。正如今天的「北飄」一族,只能有臨時居住證而無北京戶口一樣,王維口袋裡有李白所沒有的這紙長安市民文書。這紙文書也許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體現出王維在首都的根基、人脈、資源、可以調動起來為他所用的一切因素,李白在這方面只能瞠乎其後。

當李白覺察到這種差距,從而引起他對王維的警惕,從而發展到冰炭不容,相互隔膜。就是這兩位大師,所選擇的干謁(意為找關係)路徑,殊途同歸,都在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的賞識,只要她首肯誰,誰就會一躍龍門,平地青雲。

《集異記》載: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為伶人,進主前一進新曲,號《郁輪袍》,並出所為文。主大奇之,令官婢傳教,遂召試官至第,諭之作解頭登第。

雖然王維一生以此為恥,靠賣藝求榮,苟且仕進,但他從此春風得意,平步青雲;而李白儘管身孤心冷,儘管磊落光明,儘管不為富貴折腰,可始終沒見到公主的倩影,沒得到公主的芳心,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歸,對爭勝好強的李白來講,這是多麼沒面子,多麼掃興,多麼無趣的結果啊!我想,這可能就是兩位頂級大師隔閡的肇始緣由。而對雄性動物來講,再沒有比斗敗的鵪鶉打敗的雞,更為刻骨銘心,更為飲恨終生的痛苦了。

我試著推斷,這當中,肯定有一位,有意約束自己,說不定,是他們兩位,決心迴避對方。一個強大的文人,不大容易與勢均力敵的對手,在同一天空底下共存。也許覺得你不見我,我不見你,反而更自在些,更自由些。

因此,一個太陽系裡,只能容納一個太陽。若是兩個不埒上下的重磅文人,如宇宙間兩個等質的物體,便得按物理學上的萬有引力定律行事,只有相拒和相斥,無法尿到一個壺裡了。李白與王維,就是循著自己的軌跡運行而無法相交的星系。

若是,只有一顆星星在眨眼的夜空,或者,只許一顆星星在發光的文壇,那該多麼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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