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三大體系理論概述

國際關係三大體系理論概述

——對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的整理總結

文/念治呈

國際關係學科的形成和發展，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但是，西方國際關係學開始成為一門科學的學科則是從一戰後結束後才開始的。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設立了第一個國際關係教席是國際關係學科成立的標誌。隨後在不同時期曾出現不同學術理論在國際關係學術界主導的局面。國際關係學脫胎於國際公法學和世界史學的娘胎中，後又受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影響，逐步形成一門橫跨眾多學科，並穿越時空的學科。因此，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歷史進行梳理就顯得大有裨益。

所謂國際關係，即國家間關係以及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的關係，但在國際政治學的理論研究中，一般擁有主權的近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包括彼此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外交和安全關係，但在國際政治學研究中，一般更加關注其政治和軍事安全。因此，國際關係學的知識譜系的主題是衝突與合作，或曰戰爭與和平，發展宏線是從現實主義成為國際政治學研究的主軸逐漸發展成為當今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三足鼎立的局面。

一、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歷史沿革

一戰的慘痛代價引起了人們的深刻反思，人們希望建立一個沒有戰亂的國際社會，這種夙願集中反映在威爾遜總統1918年提出的「十四點計劃」之中，其理想主義的核心是要建立一個可以維護世界和平的超國家組織，具體表現為國際聯盟的建立。威爾遜理想主義中的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國際組織等觀念極大地影響了後來自由主義的發展。但他理想主義多為一些國家關係思想和政策建議，要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係理論還有一段距離。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可以用下圖表示：

國際關係理論的初創階段表現為理想主義的興起，即1919—1948年，但在其第一個階段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斷裂」，這就是1939年現實主義大師卡爾《二十年危機》的出版，此書矛頭直接指向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下國際聯盟在制止侵略方面遭到失敗的典型事例，指責威爾遜理想主義是與現實主義完全對立的烏托邦主義，忽視現實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亦即「實然」問題，而去一味考慮「應然」問題，即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卡爾認為國際關係的實質是權力，在核心的一點上關於如何看待權力和道德的問題上，卡爾認為，所謂的道德，所謂的維持國際秩序、國際組織，都是維護現狀國家的口號，據此對理想主義展開了尖銳的批評。

第二階段開始的標誌是1948年現實主義大師級人物摩根索《國家間政治》一書的問世，這期間也是現實主義理論體系確立的主要時期。如果說卡爾在理論上的重大貢獻是界定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派別，並突出現實主義的話，那麼，摩根索則建立了現實主義的理論體系，系統地表述了現實主義的整體思想、基本原則和具體運用方式。二戰後，美國最初依靠原子彈壟斷的「短暫單級」社會以及隨後的美蘇軍事對峙體現出來的戰略均勢，這些現實情況使國際關係的研究重點轉向美國，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主導範式，並持續作為主導理論三十年。在這個大框架下，針對許多實際問題的研究使國際關係學進入了迅速發展的時期。標誌有二，其一，現實主義高度理論化，直至沃爾茲結構現實主義達到了頂峰；其二，形成了以社會科學方法的方法論體系，從最初歷史學、法學方向的經驗型研究主導的國際關係學，逐步過渡到以強調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靠攏，行為主義開始主導國際關係的研究，理論體系也化為一種極其簡約的理論，能夠用公式表達出來，用定量方法計算出來，這就是國際關係第二次大論戰下的結果，即方法論的論戰。隨著國際關係理論和方法論這兩條主線的發展，到1979年匯聚到了一個巔峰，即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這部理論界最嚴謹、最簡約的著作誕生，這本書是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和學科趨於成熟化的標誌。它以國際政治無政府性為基本前提，將以主要國家實力分配為主要內容的體系結構視為國際政治的核心變數，形成了以國際體系結構解釋國家行為的嚴謹理論體系，以方法論的標準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論簡約型和可證偽性，比較容易地演化出理論假設，通過理論、假設、數據、驗證的步驟，得出分析的結構。沃爾茲把摩根索的理論做了兩個重大的修正。一是把國際政治的第一推動從人性改變到了無政府性；二是沃爾茲認為權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主張權力的合理夠用，因此，沃爾茲的理論又被稱為「防禦性現實主義」。

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學科的繁榮時期，以現實主義危機和自由主義復興為基本標誌。1979年沃爾茲的著作《國際政治理論》的出版成為第二和第三階段的分水嶺。20世紀70年代，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垮台、美元貶值、越南戰爭和石油危機等一些列事件，人們開始反思現實主義的許多命題是否還具有解釋現實的作用。基歐漢和奈在早期的研究中就針對現實主義的理論假設，提出了質疑，在《權力和相互依賴》中認為軍事手段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保障國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權力不僅僅是軍事力量，權力也可以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對等的，不對稱的相互依存產生權力，據此提出了「權力相互依存論」。進入80年代後，出現了五種形態的自由主義，即共和自由主義，相互依存自由主義，認知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和制度自由主義。其中，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因其理論化程度最高，對現實主義重大理論霸權穩定論的根本突破而在諸多自由主義派別中具有代表性。霸權穩定論是沃爾茲結構現實主義的典型案例，它的基本命題是國際體系中實力分配的結構決定這個體系是否易發生戰爭，是否穩定。霸權國可以遏制戰爭，一旦沒有霸權國，則會狼煙四起。根據這個理論，霸權國在軍事經濟上佔有絕對優勢，且建立起規則、機制和制度來維持霸權地位，同時，也維持著世界秩序。基歐漢則認為，維持秩序即要靠權力，也要靠制度，反對結構現實主義「霸權國一旦跌落，它所領導制定的制度也隨之瓦解」的供應學派觀點，提出應當從需求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即便制度是霸權國提供的，但由於無政府體系中，國家多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權國權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會全然瓦解。國際制度仍然可以是維持秩序的最主要手段，促成國家間的合作。1984年，基歐漢出版了《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比較完整的提出了需求學派的制度理論，也使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成為眾多自由主義派別中理論化程度最高的理論，標誌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成熟。

1992年至今，是國際關係理論範式分野再顯清晰的時期，標誌是建構主義興起並與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形成三足鼎立的態勢。50年代對歐洲一體化的研究表現出來了建構主義的一些思想。如以米特蘭尼為代表的功能主義學派，以哈斯為代表的新功能主義學派，以多伊奇為代表的社會交流學派，但對國際政治學建構主義作出最大貢獻的是亞歷山大·溫特。1987年他發表了一篇以行動者和結構的關係為內容的文章《國際關係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開始探討國際政治的社會因素。1992年溫特發表了《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立刻引起轟動，因此可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發展進入第四個階段的標誌。溫特的這篇質疑的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研究的起點問題——國際體系的文政府性。「無政府邏輯」並非只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接受的霍布斯的邏輯，而是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內的各種邏輯。「無政府邏輯」也不是亘古不變的客觀存在，而是行為體的社會實踐建構起來的社會事實，有別於自然科學中的自然事實。國家利益、權力政治這些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同樣也是社會實踐建構的產物。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溫特199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建構主義對理性主義形成了根本性批判，並逐步與後二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條是它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存在不可通約的本體論觀點，建構主義強調觀念的重要性，認為國際體體系的物質性結構只有在觀念結構的框架中才具有意義。

從國際關係理論沿革歷程來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可能會呈現出以下幾個走向：第一，從強調理論的循環向強調進化發展；第二，從權力政治向權利政治發展；第三，從話語霸權向多元理論和方法論發展。

二、三大體系理論的基本觀點概述

現實主義認為衝突時國際政治的根本特徵，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無論是以摩根索為代表的傳統現實主義，還是以沃爾茲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都將衝突作為國家間的基本事實。摩根索將衝突歸於人追逐權力的本性，沃爾茲將衝突歸於國家體系的無政府性，但由於人性和無政府性具有高度的穩定性，所以，國際長途從根本上也是不可更變的。以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替代了人性是新現實主義對古典現實主義的突破點。將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關係的第一推動，國際體系的自助性質和國家之間的安全困境命題就可以成立了，以追逐權力為核心的國家利益也就變成了以保證自我安全為核心的國家利益。

到冷戰結束後，米爾斯海默將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鬥爭和新現實主義的無政府性結構體系結合起來，提出了當前具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理論——進攻現實主義，代表作是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該理論認為，國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權力是第一要素，但國際體系無政府結構卻決定了國家永遠無法知道自己擁有多少權力才能實現這一目標，所以，國家必然追求無限大的權力，因而爭霸也就成為大國關係的必然態勢，爭霸的結果又取決於經濟和軍事實力。進攻現實主義認為大國爭霸是國際關係的鐵律，人是沒有任何作用的，這是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因此，進攻現實主義是極其悲觀的現實主義，悲觀程度超過了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此外，現實主義還有主張單極和平的霸權穩定論，主張兩極和平的恐怖均勢說，以及主張多極和平的勢力均衡說等等。

隨著新自由主義的重新崛起，開始對現實主義發起挑戰。新自由主義認為衝突雖然是國際體系無政府性的產物，但衝突是可以抑制的，國際社會成員可以創造條件，建立國際機制，達成合作，因而合作也是可能的。雖然新自由主義承認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第一推動，承認國際關係中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理體系是理性主義，但是，新自由主義對國際制度的強調無疑突破了物質權力這一現實主義的硬核，不僅將制度、規範這些屬於社會範疇的非物質性內容引入了國際政治理論體系之中，並且使其成為最主要的理論概念和研究變數。

當前自由主義的發展仍在繼續，一是制度合作研究進一步深入，阿克塞爾羅德的複雜系統和合作進化理論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也有學者將自由主義的幾個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體和國際制度——結合起來研究戰爭與和平問題，提出了三角和平理論。二是全球治理，多邊主義與多邊國際組織研究再度成為重點。三是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結合，1998年普特曼提出了雙層博弈模式，強調了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的關係。

建構主義則認為，國際合作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國家可以造就一種從根本上就趨於合作的國際政治文化。無政府性不是國際關係的第一推動，因為無政府性本身也是國際社會的主要成員國家在其相互的實踐活動中構建起來的，可以有不同的邏輯內涵。無政府狀態是觀念的體現，不是不可變更的客觀事實。主體間的實踐活動形成共有觀念，共有觀念形成了文化，文化決定了行為體的身份、利益和行為。以和平和友誼為基本特徵的康德文化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國際社會成員的行為。如果說新自由制度主義對新現實主義的突破點是質疑無政府條件下合作的可能性問題，那麼，建構主義的突破點是質疑無政府性這一概念本身，亦即否定新現實主義對無政府性的單一解釋，強調無政府性的多種形式。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出三個明顯的學科發展趨勢，即國際政治學發展的三個新特點。首先是對合作研究力度的加大。現實主義在二戰後30年里逐漸形成了國際關係領域的主流，所產生的結果是，決策者將現實主義對衝突的認識視為客觀事實，認定在無政府體系中，國家之間的根本性質是衝突，但是永遠無法消除衝突。但其他理論學派對合作的研究並沒有因此而中斷，主要表現為多伊奇、哈斯等對歐洲一體化的研究，強調合作的可能和條件。新自由制度主義雖然沒有斷定可以從根本上消除國家之間的衝突，但它從理論上闡明了無政府條件下理性地控制和削弱衝突的可能性，論證了國家之間合作的可行性。到了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出現開始否定無政府性的基本內涵，提出了合作從根本上時可能的，衝突不是國際社會的唯一邏輯。

其次是社會學理論對國際關係研究的影響加大。行為體的社會屬性和能動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現實主義強調物質主義理論，因此，國家的一切都繫於其物質實力，國際政治的一切最終裁決都由實力作出。新自由主義雖然沒有脫離理性主義的體系，但是在認識論方面開始向弱物質主義轉化。新自由主義的突破口是國際機制，認為國際機制是減弱衝突，增強合作的重要因素。而國際機制本身是非物質的社會性因素，並且可以不依賴霸權國權勢而獨立存在和發揮作用。同時，新自由主義學者對觀念的強調也越來越明顯。建構主義學者則更進一步，認為觀念是比物質因素更加重要的因素。國際規範、國際制度和道德倫理等社會現象在國際政治中發揮著重大作用，國際之間的互動、共有知識、國際政治文化等因素也對當今世界政治所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三是人文精神的加強。在國際關係學界，戰後的第二次大辯論主要就是圍繞方法論展開的，結果，以行為主義革命為口號的科學派佔據上風。但是，科學派追求「經驗事實」，強調「共時性」，所以，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人則被邊際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國際關係學界對國際制度的研究，對國際法和國際倫理的重新重視，說明了價值、倫理、規範等文化要素在當今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也表現出國際關係學研究中人文意識的增強和對倫理規範的復歸。但是，西方國際關係學的兩個傳統仍然十分明顯，一是一西方為中心，二戰後尤其是以美國為重心；二是追求宏理論的傳統，主要表現為建構主義體系理論的持續努力。雖然是非體系理論可以產生重大影響，成為知識發展的動力，但卻很難構成知識譜系中的里程碑式的理論。

三、三大理論的體系特徵及其對體系單位的作用性

沃爾茲最早系統提出了國際政治研究的三個層次，即國際體系、國家和個人三個層次，並系統地提出了體系理論，認為體系理論是指體系層次的理論研究，是體系特性作為解釋依據的，而還原理論則是指單位層次的理論研究，是以單位特性作為解釋依據的。要建立國際政治理論體系，只有體系層次研究才可以完成。三種理論都將研究重心置於國際體系層次，都屬於體系理論。國際體系層次研究包括三個主要內容：（1）設定一個體系；（2）設定這個體系所包含的兩種主要因素：體系因素和單位因素；（3）提出一個體系理論的基本陳述，即體系特徵與單位特徵之間的關係陳述。

結構現實主義設定的國際體系特徵是國際體系結構。沃爾茲提出了界定政治結構的三個標準：秩序原則（無政府性）、單位特性（同類且功能相似的國家）以及權力分配。在決定國際體系結構的三個重要原則方面，只有權力分配時可變因素。因此，沃爾茲的體系結構就被定義為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說明結構的根本特徵是國際體系中主要單位之間的物質權力分配，亦即大國之間實力的分配。新自由制度主義設定的國際體系特徵是國際機制。新自由制度主義並沒有否認沃爾茲的結構，認為以大國間實力分配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結構是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但僅僅強調結構是不夠的，新自由制度主義還提出了國際體系的進程，並指出進程與結構一樣都是國際體系的重要特徵。在此基礎上，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的重心就從國際體系的結構轉移到國際體系進程上來。所謂進程，就是國際體系中單位之間的互動方式和互動類型。影響國際進程的因素有兩個：體系結構和國際制度。由於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時相當緩慢的。於是，新自由制度主義假定國家體系結構為常數，國際制度就成為國際體系最主要的特徵。國際制度是指「連貫一致並相互關聯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成套規則，這些規則規定行為角色，限定行為活動，並影響期望的形成。」具體可能指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國際慣例等。溫特溫和建構主義設定的國際體系特徵是國際文化。溫特認為沃爾茲的物質結構是不充分的，是還原的，表層結構，只有觀念結構才是深層次的結構，是可以使物質結構具有意義的社會性結構。因此，建構主義也是結構理論，只是在本體論上認為國際政治的核心內容是觀念，而非物質性的，並且進一步認為這種觀念結構是體系中行動者之間互主性實踐活動建構的。通過互動產生了主體間的意義，加強或削弱了各自的私有觀念，並開始形成共有觀念，便產生社會性的觀念結構，亦即文化。在國際社會中最典型的結構特徵是無政府文化。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往往把無政府文化作為第一推動，作為先驗給定的國際體系秩序，但溫特明確指出無政府文化實際上是由國家造就的，並提出了三種國際體系的結構：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

三種理論都設定體系單位是國家。沃爾茲為了建立高度科學的國際政治理論體系，打到高度簡約的特徵和可操作化的特徵，把國家變成一個國際政治理論中抽象和簡約的概念，以非歷史的方法把國家界定為一個相對穩定的行為體，把國家物化為一個常數性實體。其次，排出了無關密切的相關因素，如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等諸多因素，國家變成「同類的單位」第三，國家作為同類單位，面臨相同的任務，不同之處只有一個，即國家實力的大小。新自由制度主義繼承了沃爾茲的國家觀。溫特也選定了國家作為他的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他支持新現實主義「國家是單一行為體的假設」，與此同時，建構主義也對「國家作為體系單位」做了自己的論證，雖然溫特理論中的國家比沃爾茲和基歐漢的國家具有了更多的「人性」，具有了身份、意向、動機等特徵，尤其是重大的能動作用，並認為「國家也是人」。

對於體系理論來說，體系特徵和體系單位的關係是體系特徵對體系單位產生的作用。結構現實主義的研究重點是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二者互為因果關係。體系結構被定義為主要國家之間的物質權力分配，國家行為則主要指國家之間的衝突和合作。於是，結構現實主義的核心是「結構選擇」，指國際體系結構導致國家的衝突和合作行為。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認為沃爾茲的結構即過於狹隘，有具有很強的靜態性質。於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是「制度選擇」，即在國際體系結構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國家仍然會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和行為取向，導致這些不同行為和不同行為取向的是國際體系制度化得程度。據此，國際制度和國家行為之間的關係式因果關係。而溫特理論的核心是「文化選擇」。文化是指國際體系文化，亦即國際體系中共有知識或觀念的分配，這種分配的作用對象是作為國際體系單位的國家。首先，溫特所設定的國際體系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而是建構關係。建構關係表現為國際體系文化怎樣使國家成為國家，怎樣使國家產生利益和身份，這是一種「建構」關係。這樣一來，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就不是給定因素，而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據此，溫特理論的核心可以表述為下列形式：

「體系文化→國家身份和利益→國家行為」

實際上，國家身份和利益對體系文化業存在構建作用，二者實際上是雙向互構，只是研究人員將單位體系的作用設定為已知和常數，而這一部分又是建構主義學者現在重點研究的問題。

體系理論之所以最容易從宏觀角度提出科學研究需要的條件，主要是因為它具備的三個特徵。一是共時性特徵，即研究對象被假定為相對超時空的系統，而不是經過時間演變而來的歷史產物，略化了歷時性。二是客觀性特徵。科學研究的基本條件是作為研究對象的事物是客觀實在。科學家可以對其進行客觀地觀察、檢測和驗證。物質權力和制度特徵是最容易用客觀指標測量的，就連體系文化也採用塗爾乾的做法，將社會現象視為社會事實，強調它之於行動者的外在性和客觀性。三是簡約型特徵。但是，體系理論的主要問題也正表現在它刻意強調這三方面，其一，對共時性的強調抹殺了國際政治的歷史淵源和進化發展。其二，強調體系的客觀性勢必忽視結構——能動者互構問題，結構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對此都採取以理論假設方式做出了迴避，而溫特建構主義以體系理論出現以後，無疑弱化了雙向互構，突出了單向建構。其三，至於體系理論的簡約性，則往往使複雜的國際政治簡單化，把大量問題和現象都置於解釋範疇之外。

謹以此文獻給2010年和我一樣奮鬥在外交學院國際政治考研大戰中的所有人，國法論壇的斑竹，還有默默給我支持和理解，以及幫助的人，謝謝我的父母親人，謝謝每天和我吃住在一起的兄弟們，謝謝我狂妄低調真實的自己，最後引用秦亞青老師的一句話作為結尾。

「但是，因為我們都是人，所以我們都要有理想，如果沒有理想，生活就會貧瘠，思想就會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