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裡的中國鄉村變遷史

費孝通透過對開弦弓村的觀察寫就了《江村經濟》,開弦弓村被中外學界視為了解中國農村的窗口。至今「江村」仍有被觀察的價值所在。費孝通在1997年首次提出了編修一部開弦弓村村志的想法,這個願望終於在費孝通的學生、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豪興主持下得以完成。6月13日,《開弦弓村志》贈書儀式在開弦弓村村委會舉行。

開弦弓村今日村貌。本文部分圖片來源於《開弦弓村志》開弦弓村,坐落於距離蘇州50公里的太湖南岸,距上海120公里,是蘇南眾多小村莊中的一個。千百年來,這裡既沒有秀麗的自然風光,也沒有獨特的人文建築,更沒有出過家喻戶曉的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它如同中國絕大多數的村莊一樣,很是普通。但是1935年,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的到來,徹底改變了它。4年後,費孝通出版了以開弦弓村為考察對象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民的生活》(扉頁書名為《江村經濟》),一舉成名。與之相伴,開弦弓村獲得了「江村」這個學名,同時也被作為「中國農村的首選標本」而在全球學界聞名。從1935年到2002年,費孝通一共對江村進行了26次訪問。費孝通對江村引起的蝴蝶效應在於,不僅使其成為中外學者了解中國農村的窗口,更從實際上促進和改變了當地村民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講,開弦弓村可以說是「費孝通的江村」。而另一方面,在將近70年的時間裡,費孝通透過對江村的觀察,見證了它與蘇南以及其他地區眾多村莊一同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三級兩跳」演進的軌跡。雖然江村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與華西村、南街村等不可同日而語,但與那種被「塑造」的「神話」相比,開弦弓村的城鎮化進程更具有可複製性,代表著中國大多數鄉村的發展方向,以及農民致富的可操作性路徑。開弦弓村的「普通」成了它持續被觀察的價值所在。

費孝通(右一)第二次來到開弦弓村調研。

費孝通第十三次到訪開弦弓村(1987年)正是看到了這一層意義,費孝通在1997年首次提出了編修一部開弦弓村村志的想法,之後又在2002年重提此事。費孝通沒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這本村志的誕生。今年,這個願望終於在費孝通的學生、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豪興主持下得以完成。6月13日,在開弦弓村村委會,《開弦弓村志》舉行了贈書儀式,為之做出較多貢獻的100多名村民代表獲得了這部記載有每個村民名字的村志。最學術的村莊

一進開弦弓村,就能看到一座醒目的牌坊,上面寫著「中國江村」四個字。而在距離開弦弓村約七八分鐘車程的廟港鎮,當記者與一家飯館的老闆交談時,老闆知道記者是去開弦弓村採訪後,馬上就說,「是(關於)費孝通吧。」這時,你或許多少會理解費孝通對於開弦弓村的深刻影響。費孝通來到開弦弓村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將其作為人類學田野調查應用到「文明」社區的實踐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1925年,費孝通取得公費留學資格,出國前偕妻子去廣西大瑤山調查,不慎誤入虎阱,妻子在呼救途中不幸身亡。翌年7月,費孝通傷勢好轉後,在姐姐費達生的建議下回到家鄉吳江養傷。他看到了開弦弓村的研究價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開弦弓村是中國國內蠶絲業的重要中心之一,因而可以作為中國工業變遷過程中的代表性例子。除了研究價值的考慮外,姐姐費達生在當地打下了良好基礎:她在1923就來到開弦弓村推廣養蠶科學技術,後來又在1928年底,在開弦弓村組織、籌建了中國鄉村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顯然,這可以幫助費孝通更加順利地取得村民的信任,方便調查。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裡,費孝通完成了對開弦弓村各個方面的調研。1938年,他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撰寫,翌年在英國倫敦出版。因為這本書的研究跨越了「文野之別」,打破了當時對人類學只能用於研究野蠻社區的理解,所以費孝通的導師馬林諾斯基稱其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隨著《江村經濟》的巨大影響,開弦弓村開始被中外學界視為了解中國農村的窗口。從1956年紐西蘭人類學家威廉·葛迪斯成為首次到訪的外國學者後,各國和港台地區學者就絡繹不絕。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81年到2014年間,就有100餘批世界各地學者到訪江村。至於國內學者的訪問、考察更是難以統計,尤其是在中國數十所高校以開弦弓村作為社會實踐基地後,每年假期都會有大批的學生來到這裡進行調研,各種研究專著、學術報告不下20種。

1981年9月20日到24日,美國人類學家南希·岡薩勒斯到開弦弓村調研。

1984年3月3日,美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代表團一行十人訪問開弦弓村。

2004年3月,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人類學博士常向群到開弦弓村調研。長時間的「被」研究,以至於不少村民都或多或少知道些學術名詞,如果你找對人,甚至能聽到對方頭頭是道地給你講講誰是馬林諾斯基,什麼是蘇南模式。甚至在2009年,原村幹部姚富坤還與費孝通研究會副秘書長朱云云一道完成了《江村變遷》的調研,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而這次《開弦弓村志》的編纂過程,除了劉豪興的主持外,也有賴於由姚富坤、談雪榮等村民組成的編纂小組的共同努力。在贈書儀式上,70歲的談雪榮告訴澎湃新聞,「編志書不像寫小說,得講求證據」,他們在編纂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材料收集的不易,以及針對矛盾材料的辨析和考證。 中國農村的共同趨勢初訪江村,使得費孝通創造性地提出「恢復農村企業」的觀點。但建國後的合作化運動,尤其是之後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使得農村企業發展中斷。1957年,費孝通重訪了江村。他和調查組算了一筆賬:1936年水稻平均畝產350斤,合作化後,1956年達到了559斤,農業增長60%,但農民收入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為什麼呢?「問題出在副業上」。費孝通在《新觀察》發表的《重訪江村》指出,農民收入是否增加的關鍵就在副業。「如果忽視了副業的多種經營,那就會發生嚴重的問題」。他憂心忡忡地重提21年前的主張:在原料出產地發展鄉村工業,在開弦恢復1929年創辦的合作絲廠,誠懇地要求領導給予注意。顯而易見,費孝通再提「鄉村工業」是不合時宜的,很快但他看到農民仍然被糧食問題所困,還是忍不住舊話重提。當年6月,前兩部分,反映鄉村工業的問題和農村副業的問題,還談到合作化初期村民的心境,提出應當發展鄉村工業和副業,增加農民收入。但是,「反右」大潮很快就來了,「文革」也緊隨其後,雜誌社苦等的「重訪」其三再也沒有寄來。 儘管從「反右」到「文革」,整個中國都是「以糧食為綱」和「以階級鬥爭為綱」,但是吃飽肚子的本能需求迫使人們想方設法打開任何可能的縫隙。因為很多城市工廠「停產鬧革命」,導致外貿急需的生絲供不應求,就通過供銷社到農村尋找門路。市場需求和農民期盼一拍即合,社隊工業應運而生。1968年,紅衛大隊就聯合開弦弓村(立新大隊)等周邊的7個大隊創辦了吳江縣廟港人民公社聯合繅絲廠。其後,1978年後各種村辦企業紛紛成立。

開弦弓村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繅絲車間(1936年攝)

開弦弓村生絲合作社第一批職員合影(1929年攝) 1981年10月,時隔23年後,費孝通再一次來到江村,他欣喜地發現,村裡的人均年收入從1978年前後在110元徘徊增至300元,其中副業收入佔了總收入的一半。11月18日,費孝通在接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頒發的「赫胥黎紀念章」儀式上發表《三訪江村》演講,費孝通說「這次來,看到我幾十年前所想像的目標已在現實中實現,而且為今後中國經濟的特點顯露了苗頭。」稍後,費孝通四訪江村,認為這個苗頭表現出了令他為之鼓舞的趨勢——「在開弦弓村所見到的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在中國並不是個別的特殊現象。即使不能說中國幾十萬個農村都已發生這樣的變化,但是可以說這是中國農村的共同趨勢。」費孝通把這個趨勢或現象稱之為今天我們熟知的「蘇南模式」,這個模式發展到極點就是華西村。然而進入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村辦企業「小國營」的弊端日益凸顯,逐漸陷入資不抵債的困難境地。1997年,經審計確認,開弦弓村經濟共負債960萬元,全部廠房成為銀行的抵押物,村集體企業宣告破產。雖然蘇南模式在1990年中期走向低潮,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費孝通就注意到了農村發展工業、副業的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浙江溫州地區的農村家庭企業、小商品市場,後來他將其總結為溫州模式。當時,費孝通不僅在各種非議中對溫州模式給予充分肯定,而且很快意識到蘇南模式將不能滿足經濟需要。他曾在1990年代初就對開弦弓村的村幹部說,要關注溫州模式。其實,幾乎與溫州出現創業小高潮的同時,1983年,開弦弓村也出現了個體工業戶。但直到蘇南模式徹底破產後,家庭工業和股份制工業才成為開弦弓村的主流。但是,不管是蘇南模式還是溫州模式,它們本質上所反映的問題是統一的,那就是費孝通在初訪江村時所提出的構想:農民要擺脫貧困,不能光靠農業,一定要發展工業和副業。也就是以「農工相輔」的途徑,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的富民道路。

開弦弓村職業結構圖。從事工業的勞動力人口佔56%。(2010年數據)

第12村民小組姚正華家的廚房(2010年攝)

月工資7千到9千的吳江市田園紡織有限公司不必成為華西村記者初到開弦弓村就被帶到了一家個體紡織廠參觀,據廠長介紹,目前該廠有150多台織機,200多名工人,一般工人的月工資在6000-7000元,高的有9000元。這幾個數字著實讓記者驚訝不已,但劉豪興告訴澎湃新聞,紡織廠在該村是龍頭企業,利潤和工人待遇都是較好的,而這家工廠又是村子裡數一數二的。 以2010年為例,開弦弓村全村在冊人口2884人,人均年純收入為16825元(2014年22000餘元),全年總產值為30500萬元。而在村民生活方面,全村11公里村道全部為柏油或水泥路。738戶住上樓房,佔95.4%,其中112戶住進別墅,人均住房面積達56平方米。全村差不多每三戶人家就有一輛私家車,不到每兩戶就有一台家用電腦。但是,劉豪興說,這種經濟水平在整個蘇南地區只能說是中等水平,甚至可能屬於中等偏下。這個說法後來又得到了村幹部的確認。僅從經濟實力上說,開弦弓村只是華西村的百分之一、永聯村的六十分之一,可以零頭計。開弦弓村沒有成為華西村,甚至蔣巷、永聯那樣的大富之村,原因很多,主要的可能一是沒有吳仁寶、常德盛那樣的人傑,更重要的可能還在於沒有那麼多的政策傾斜和政治光環。但是開弦弓村也不必成為華西。華西那樣的村子,有幾個作為「神話」足以,因為它們並不具備複製性。過於特殊和典型反而不具有代表性。中國需要的是像開弦弓村這樣「自然」生長的普通村莊,讓更多的農民看到致富的可操作途徑。

贈書儀式。發言者為復旦社會學教授劉豪興。

參加贈書儀式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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