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蕭延中：讀懂毛澤東必須先懂墨法儒三家

06-19

新浪歷史：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在中國，「毛澤東」不僅僅是一個名字一個稱謂，他在人們心目中已經概念化、範疇化了。在某一歷史階段甚至是今天，他是大家共同認同的「價值中心」，是權威的象徵。您能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幫我們理解下「毛澤東現象」嗎？

蕭延中：我在1988年的小冊子中的確曾以「毛澤東現象」這樣的副標題冠名。這在當時起碼有兩個意思：一是，我覺得作為一個人，一位具備多方面才華的人，毛澤東在當代中國的影響無與倫比。這種影響力，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並不會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而有所衰減，甚至有可能反而會在各種角度和各種層次上得到強化。如果說一個人的影響力是靠他在世時所擁有的權力或財富得以支撐，那麼，在他身後，在這些世俗的東西都消失了以後，他仍然成為被社會輿論強烈關注的對象，甚至仍然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敏感」性。這種情況在說明什麼？「毛澤東」的這種「缺席的在場」(the presence of absente)，很顯然折射和反映出的問題要超出一般的形式邏輯。它說明毛澤東與我們當下的生活仍然密切相關。由毛澤東本人以及由此牽扯到的一系列複雜問題，我把它叫做「毛澤東現象」；二是，那時，包括我個人在內，對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的評價，處於一種非常不穩定的矛盾狀態，或者說，出於一種左右為難、模稜兩可的境地。對他無論做出全盤肯定或完全相反的評論，都不會是出於本心的澄明。即使在比較理性的角度考量，也難以得出某種絕對化的結論。這是包括「50後」在內，及其以上的一兩代人的精神狀況，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於是我也把這種舉棋不定，步履維艱的選擇和判斷的心態，稱作「毛澤東現象」。所以，在上述意義上，我把毛澤東(作為一個人的毛澤東)與「毛澤東」(作為昭示出某種「問題意識」的毛澤東)區別開來。我是在「好奇」、「驚訝」、「費解」、「張力」和「困惑」等意義上理解和使用「毛澤東現象」的。

　20多年過去了，今天我更願意用「毛澤東問題」這個詞，以替代「毛澤東現象」。「問題」(problematique)這個詞源於法語，是從美國哈佛大學已故教授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那裡承襲而來的。林同奇先生把它解釋為「由相關的議題作為核心所組成的問題叢」。經過再三斟酌，林毓生先生則把它譯成「無法獲得確解的問題」。我理解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缺少存在著「知道的越多，問題也會越多」的普遍現象，不可能有一個最終的絕對答案。但是，隨著問題的增多和複雜性的展開，人們認識問題的層次也將逐漸深入，這就是所謂「富有成果的歧義性(或模糊性)」(fruitful ambiguity)。這樣，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會有一個類似「鐵律」一樣的定論，可每一個時代，甚至每一個人心裡，都會有一個多少不同，甚至大相徑庭的「毛澤東」。在這個意義上，對於「毛澤東問題」，人們還會爭論下去，但其方向可能會越來越朝著更加理性的深層次發展。

新浪歷史：我們注意到，清末民初系列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人，都有某些以傳統反傳統的特徵，以佛、墨的平等、博愛來對抗僵化的王官學——儒學。毛澤東當時受到這些人的哪些方面的影響？

蕭延中：這是個好問題，可有些卻太泛泛了。就我的粗淺體悟來說，要讀懂毛澤東，必須先讀懂三本書或叫三個主題，它們是《水滸》、王陽明以及法家的書。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說《水滸》。毛澤東1936年與斯諾談話時就說，他不喜歡讀《經書》，而特別喜歡偷看舊小說，其中最喜歡的就有《水滸》、《三國》。我們知道，在傳統知識系統中，《經書》是提供價值理念方面的東西，而很少人認同《水滸》也有這方面的功能，而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種流傳民間的故事書。一般來說，學人們認為，《水滸》其實是先秦「墨俠精神」的一種通俗翻版。毛澤東從中汲取的則是「路見不平一聲吼」的「俠氣」，所體現的是對「平等」精神的執著追求。這裡我們無法展示具體的資料證據，但從早年到晚年，毛澤東一直護著那些無權無勢的「小層面」，無論是「小人物」也好，「小國家」也好，反正所謂「受欺負的」、「被壓迫者」都是他要幫助，想拯救的對象。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就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老大」或「大哥」的角色。在中國共產革命中如此，在國際共運中也是如此。毛澤東從《水滸》中汲取的最大價值就是「替天行道」。1951年，抗美援朝戰爭進入膠著狀態。是年初夏，中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通知江西省委根據水滸108將的故事，燒制連貫108個「水滸故事瓷盤」，作為國家禮品贈送斯大林。為目的是為充分表達毛澤東贈送瓷盤的深意，中辦決定增加了「序詩盤」和「跋尾盤」楷書，共一套110件。這裡要注意的是，最後一碟「跋尾盤」所端端正正入的正是「替天行道」四個大字。而毛澤東最瞧不起的角色則是宋江。在臨終的前一年，1975年8月14日他還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這裡，毛澤東更看重造反「義」，而蔑視屈尊的「忠」。他從《水滸》中汲取的是反叛和革命的價值觀。

我們再看王陽明。我們知道，陽明「心學」對近代許多重要人物影響都很大，像曾國藩、蔣介石等，毛澤東也是如此。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給老師黎錦熙的信中就曾大段論述過「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的道理。黎錦熙閱畢毛澤東來信後在日記中寫道：「得潤之書，大有見地，非庸碌者。」我們可以大致這樣說：王陽明「破山中賊易，滅心中賊難」的洞見，已成為毛澤東日後指揮戰爭和治理國家的座右銘。例如，他極其重視思想教育和觀念改造的意識形態層面，主張廢止肉刑，不殺降兵，儘可能避免針對肉體的「逼供信」，都是很高明的治理術。因為毛澤東明白，那些外在的「折磨」不會使內在的「精神」自動轉化，反而會由於失德而漸行漸遠。這一點是毛主義區別於斯大林主義的重要特徵。所以，籠統地說毛澤東一生反儒，起碼是不夠全面，只是說毛澤東對虛飾俗儒的譏諷比較苛刻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