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優主義、銀行婚禮與嗜血時代

轉載/315532480 書猶葯也。讀一本書，就如同喝下一付葯。其實，不光書有這樣的療效，報紙和雜誌也是有的。一本書的價值在於告訴人們以前不知曉的或不那麼知曉的內容，而一份報紙與雜誌更是如此。它可以有自己舊有的風格，但每一期的內容都應該有新意才好。　　2007年1月25日的《南方周末》，至少有三篇文章通過標題或正文讓我們感受到了新意。其一是文化版芳菲的《韓少功：「次優主義」生活》，其二是經濟版孫滌的《通過銀行辦婚禮》，其三是文化版張健的《「讀圖」時代，不做白痴》。　　韓少功是個很有名氣的作家，成名作有長篇小說《馬橋詞典》、中篇小說《爸爸爸》、短篇小說《西望茅草地》等等。不過，他的小說故事性似乎遜色於語言的敘述，時間一長就記不清講的是什麼了。對於一個小說家而言，這是一個致命的缺陷。想想我國古代的四大名著，想想矛盾的《子夜》，想想巴金的《家》，哪一部不讓我們對其中的人物和故事記憶猶新呢？這大概也是新時期小說不夠景氣、讓讀者不待見的主要原因。其實，細究起來，好象不是韓少功吸引了我們，而是「次優主義」這個概念衝擊著我們的視覺。什麼是「次優主義」？怎樣的生活才叫「次優主義」生活？它與韓少功又有怎樣的聯繫？面對這樣三個疑問，我們沒有辦法不仔細地閱讀這篇《韓少功：「次優主義」生活》。可惜，韓少功一如既往地喜歡理性、邏輯與玩概念，諸如「文化後面的人與靈魂」啦，「面對向下沉淪的鄉村」啦，連農民都被他賦予了「後現代」的哲學界定，他的語言與思維就象插圖中他高高翹起的二郎腿，高傲而讓人無法親近。好在，一番雲里霧裡的忽悠之後，我們終於在文章的結尾看到了所謂的「次優主義」。原來，「次優主義」是與「完美主義」相應的一個概念，它不「主張高調樂觀」，但也並不盲目悲觀；它不確信人類能夠「通向天堂」，但也並不否認人類可以「通向各種不完美社會中一種不那麼壞的社會」；它「低調」著，但也「進取」著。在韓少功看來，這種人生選擇「也許比較務實和可靠」。難怪他「每年有6個月時間生活在鄉下」。　　與喜歡玩文化的韓少功相比，孫滌似乎更為務實。南周的經濟版並沒有給他命名一個專欄，但卻經常發表他的文章，而且每次都會放上他的免冠照片，客觀上讓人感覺他就是一個專欄作家。這一次，《通過銀行辦婚禮》一文涉及到了他以前「在業餘時間的閑散雜談中卻絕少道及」的金融服務。而且，所談內容十分地貼近大眾，所出的點子又相當地超前，以至於大概在相當長時間內都無法實現。什麼叫通過銀行辦婚禮呢？按照孫先生的設想，就是由銀行為新人建立一個網上平台，發布新人屬意的禮品清單以及相應的商場和酒店等等，然後通知親朋好友，由親朋好友直接在網上選擇相應的禮品或服務，承諾相應的禮金支付額。按照孫先生的設想，這樣做，可以有效地解決送禮與收禮方在信息上的「嚴重的不對稱」，增加婚禮操辦的便利，使與婚禮相關的信息更加透明公開，減少「溝通困擾」，並給收禮與送禮方以「充分考慮的選擇自由」。不過，我之所以認定孫先生的這一設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法實現，是因為它忽略了東方傳統與習俗。首先，收禮方不會明目張胆地把自己需要的禮品張榜公示，因為這樣不僅會顯得收禮方太勢力，而且會顯得太寒酸，哪有舉辦婚禮的不自己把東西準備好而靠親友的紅包來解決的道理呢？其次，送禮方也不會願意把自己提供的禮金張榜公示，因為這樣會使自己與其他人產生公開的比較，多了會讓其他人生氣，少了則會讓其他人覺得小氣。本來嘛，送禮與收禮，只是雙方之間的事，與其他人沒有任何關係，又何必讓其他人都知曉，搞得沸沸揚揚呢？再說，一些價值不菲的商品，即使有人認捐，但如果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額，商品還是買不成，購物計劃不能如期實現，收禮方還是只能把紅包收入自己的帳下。孫滌先生是美國的教授，他的思維與觀點已經半有東方色彩半有西方色彩了，但對於東方世界而言，看來他的某些建議並不適用。這也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不能對西方的經濟學家及經濟理論過於崇拜。　　如果說韓少功與孫滌只是提出了兩個有新意的概念的話，那麼，文化版張健對中山大學教授羅一平的採訪《「讀圖」時代，不做白痴》則具有讓人震憾的力量。一開始，我幾乎想放棄了對這篇精彩訪談的閱讀，因為「讀圖」時代畢竟早已到來，對我已經形不成視覺衝擊和閱讀慾望。然而，在諸多插圖中的兩幅人體畫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想了解南周為什麼會如此大膽地刊登這樣的插圖，而與其相關的背景又會是什麼？沒想到，這樣的拯救閱讀卻讓我為差點兒失去與一篇精彩對話的相會而驚喜！文章的精彩不僅表現在羅一平對七幅插圖的圓滿解讀，使讀者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認識這些圖畫和行為，增強審美能力和藝術感受能力，而且體現在羅一平對一種藝術眼光的全面闡釋，體現在他對「白痴」的獨特理解以及對藝術欣賞霸權的喚醒。　　是的，「讀圖是學人的哲思，讀圖是慾望的凝視，讀圖是歷史的校驗，讀圖是倫理的考量，讀圖是文化的選擇」。這就是讀圖的「專業高度」。達不到這樣的高度，你就無法擺脫「白痴」的淺薄，你就只能象無根的草一樣，在眾多的畫作面前徘徊遊盪，作毫無底蘊、毫無知覺的、浮光掠影的掃描，被那些人類的藝術傑作「折服或者擊敗」，成為不折不扣的「失敗的看客」。而你的閱讀過程或欣賞過程，也將註定只能是一次戰勝不了作品因而喪失閱讀霸權的「自取其辱」的過程。羅一平告訴我們，別小看那一幅幅看似簡單的藝術作品，它們實際上是在刺激我們的慾望的同時，挑戰我們的思維和智力。而在這場隱藏在閱讀背後的激烈角逐中，「要擊敗這種圖畫的挑戰，讀圖人就要打磨自己的智力，充分解讀圖的意義，讓它服，讓它從此不再傲慢」。只有具備了這種能力，我們才會透過《天窗下的列》中全身赤裸、生殖器下垂的男人的表象，看到他臃腫的體態以及「象女人一樣交叉併攏著的小腿」，理解男性在這個時代所受到的生理與心理的摧殘；只有具備了這種能力，我們才會透過《內在的書卷》中同樣全身赤裸，從下體抽出紙卷的女人的表象，聆聽她對那紙卷上「我遇到的一個快樂的男子」的詩歌的表白，理解什麼是渴望表達自我的女性主義行為藝術，而不把它當成是下流的表演、令人噁心和憤怒的藝術。一個優秀的藝術作品，就是這樣與政治、社會緊密相連，「要讀懂它們，死死地盯著那些雜亂的條塊和色彩是徒勞的，你必須去知曉它的政治背景或者社會背景，才能辨認權力的陰謀」。　　當藝術欣賞演變成一場考量知識、智商與能力的挑戰與應戰的時候，知識儲備不足的我們是不是已經感到不寒而慄？且慢，羅一平還有對時代的更精彩也更殘酷的解讀。他藉助《蘋果》與《靈魂》兩部作品，展示了藝術家對我們所處的時代的「控訴與抵抗」。為什麼要控訴與抵抗？因為我們已經「莫名其妙地進入了一個視覺暴力的時代、嗜血的時代」！滿足這個時代特徵的有兩個要件，其一是作為罪魁禍首的媒體，它們象嗅覺靈敏的鯊魚一樣，哪裡有血腥氣，就會追蹤而去，一擁而上；其二是貌似被動的「嗜血的大眾」，他們的閱讀饑渴，似乎只有「充滿血腥的報紙」才能滿足，而且他們一面會表現出對嗜血媒體的無邊憎恨，一而又會情不自禁地「急不可待地從媒體上捕捉」有血腥味的「隻言片語」。如此下去，這個社會豈不就將面臨崩潰？好在，我們既看到了吉娜·潘當眾用刀片劃開的流血的肚皮，看到了麻木的、嗜血的看客的冷漠，同時也聽到了「不要劃臉」的驚呼。「原來血腥可以止於臉部」，「大眾並不是一群完全泯滅理性的嗜血狂徒」。　　也許，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得以生存和發展下去的唯一希望。 　　與喜歡玩文化的韓少功相比，孫滌似乎更為務實。南周的經濟版並沒有給他命名一個專欄，但卻經常發表他的文章，而且每次都會放上他的免冠照片，客觀上讓人感覺他就是一個專欄作家。這一次，《通過銀行辦婚禮》一文涉及到了他以前「在業餘時間的閑散雜談中卻絕少道及」的金融服務。而且，所談內容十分地貼近大眾，所出的點子又相當地超前，以至於大概在相當長時間內都無法實現。什麼叫通過銀行辦婚禮呢？按照孫先生的設想，就是由銀行為新人建立一個網上平台，發布新人屬意的禮品清單以及相應的商場和酒店等等，然後通知親朋好友，由親朋好友直接在網上選擇相應的禮品或服務，承諾相應的禮金支付額。按照孫先生的設想，這樣做，可以有效地解決送禮與收禮方在信息上的「嚴重的不對稱」，增加婚禮操辦的便利，使與婚禮相關的信息更加透明公開，減少「溝通困擾」，並給收禮與送禮方以「充分考慮的選擇自由」。不過，我之所以認定孫先生的這一設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法實現，是因為它忽略了東方傳統與習俗。首先，收禮方不會明目張胆地把自己需要的禮品張榜公示，因為這樣不僅會顯得收禮方太勢力，而且會顯得太寒酸，哪有舉辦婚禮的不自己把東西準備好而靠親友的紅包來解決的道理呢？其次，送禮方也不會願意把自己提供的禮金張榜公示，因為這樣會使自己與其他人產生公開的比較，多了會讓其他人生氣，少了則會讓其他人覺得小氣。本來嘛，送禮與收禮，只是雙方之間的事，與其他人沒有任何關係，又何必讓其他人都知曉，搞得沸沸揚揚呢？再說，一些價值不菲的商品，即使有人認捐，但如果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額，商品還是買不成，購物計劃不能如期實現，收禮方還是只能把紅包收入自己的帳下。孫滌先生是美國的教授，他的思維與觀點已經半有東方色彩半有西方色彩了，但對於東方世界而言，看來他的某些建議並不適用。這也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不能對西方的經濟學家及經濟理論過於崇拜。　　如果說韓少功與孫滌只是提出了兩個有新意的概念的話，那麼，文化版張健對中山大學教授羅一平的採訪《「讀圖」時代，不做白痴》則具有讓人震憾的力量。一開始，我幾乎想放棄了對這篇精彩訪談的閱讀，因為「讀圖」時代畢竟早已到來，對我已經形不成視覺衝擊和閱讀慾望。然而，在諸多插圖中的兩幅人體畫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想了解南周為什麼會如此大膽地刊登這樣的插圖，而與其相關的背景又會是什麼？沒想到，這樣的拯救閱讀卻讓我為差點兒失去與一篇精彩對話的相會而驚喜！文章的精彩不僅表現在羅一平對七幅插圖的圓滿解讀，使讀者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認識這些圖畫和行為，增強審美能力和藝術感受能力，而且體現在羅一平對一種藝術眼光的全面闡釋，體現在他對「白痴」的獨特理解以及對藝術欣賞霸權的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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