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者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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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作平

01

許多年過去了，甲申年的血雨腥風已經煙消雲散。這一年，江南吳興的一個讀書人被朝廷任命為西充縣令。縣令從家中帶了兩個僕人，曉行夜宿，好不容易抵達了位於四川東北部的西充縣。

他到任後，招徠流亡，與民休息，經過幾個月努力，這塊原本人煙罕見、到處是雜樹野獸的地方，漸漸有了人間煙火的氣息。但生活條件依然非常清苦。儘管貴為一縣首長，縣令也只能和兩個家僕一樣，靠吃野菜雜糧果腹。

有一天，縣令在縣衙散步，不經意間走到了後園，後園長滿荒草雜樹，連路也看不見了，縣令撥開比人還高的雜草找路時，突然瞥見草叢中有一顆閃閃發光的珍珠。

縣令很興奮，召來眾人鋤治蕪穢，忙碌了好幾天，荒草雜樹砍伐一空，眾人才看見，原來後園裡還赫然立著幾座精緻的建築。

一座建築的東廂，有十多個木櫃，櫃門上用黃布封著，打開後，裡面全是珍奇瑰寶。西廂也有十多個木櫃，同樣用黃布封著。打開後，裡面井井有條地放著很多瓷瓶，瓶上還貼著紙條，寫著御用字樣。

縣令知道，西充是張獻忠駐紮過的地方之一，所謂御用，肯定就是這位大西皇帝的物品了。縣令打開一個瓷瓶，裡面是黃燦燦的糟肉。縣令在西充這個幾近於蠻荒之地，幾個月來不知肉味，乍見糟肉，可以想見他的興奮。

於是，縣令和兩個僕人的餐桌上，從此每餐都有糟肉送飯，三人都覺得此肉色香味俱佳。

過了段時間，縣衙中的一個老吏，是為數不多的西充本地人，他聽說此事後，委婉地告訴縣令的僕人：張獻忠曾經駐紮在此，那些所謂御用東西，都是他留下來的。我聽說張獻忠最愛吃人肉，他專門選擇白皙肥胖的人，殺死後用椒鹽香料做成腌肉，保存在瓷瓶里。你們在後園發現的那些糟肉，恐怕······

僕人聽了，既驚且懼，急忙告訴縣令。縣令越想越不對勁兒，原來吃了幾個月的佳肴，竟然是腌起來的人肉，於是嘔吐狼藉，大病了好幾個月。

在西南，尤其是四川，留下了許多這種關於張獻忠的軼事。這些軼事，有的見之於正史，有的見之於私家史乘，有的只是口耳相傳的民間記憶。傳說不免有誇張，但條分縷析地加以考辨，庶幾則能判定，它們大體符合歷史的真實。

彷彿就是為了給這些關於張獻忠的辦報事提供一道實證，2003年，修建成都新南門立交橋時，挖掘機在地表以下兩米處挖出了堆積如山的屍骨。

這些陽光下看起來也令人發冷的屍骨，亂七八糟地沉睡在巨大的土坑裡，即便是毫無考古經驗的人，也能從這些屍骨扭曲的形狀推斷出一個結論：他們都是非正常死亡。（歡迎關注鵬媒體微信公眾號：pengmedia）

果然，考古學家考證證實，這些屍骨均是明末清初埋葬的，且均系非正常死亡後從其他地點運送到此集體掩埋，而實施這一集體屠殺者，專家們認為，最大的嫌犯就是給四川人留下了屠川記憶的張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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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曲山大廟裡的張獻忠塑像，清代曾被拆除，近年重建】

02

甲申年正月，當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稱王之時，張獻忠正屯兵湖北襄陽一帶。在張獻忠眼裡，李自成既是可以合作的盟友，更是勢力相當的競爭對手。張獻忠和李自成兩人的關係，遠不是如姚雪垠那部著名小說《李自成》描述的那樣，是親密的戰友。

他們雖然的確也有過幾次合作，但那都是雙方均面臨大兵壓境、兩支農民武裝都有滅頂之災時的權宜之計。一旦擺脫了危機，兩個農民領袖不僅分道揚鑣，而且都各懷吃掉對方的異心。

李自成在西安稱王，對張獻忠不啻一記悶棍，令他發自內心地感到不痛快。就資歷而言，他比李自成老得多，當他和高迎祥稱兄道弟、並肩作戰時，李自成還只是高迎祥帳下一名位卑望淺的小角色。

現在，這個小角色不僅屢次三番揚言要收拾自己，還搶先一步佔據關中，像模像樣地建制稱王。再聯繫到兩年前自己打下武昌時，李自成以賀喜為名，派使者來威脅將要收拾自己，自己只好放棄武昌進入湖南，心性甚高的張獻忠很難咽下這口惡氣。

當即，張獻忠召集部眾，探討下一步怎麼走。有人提出順江而下，攻襲南京。軍師汪兆齡卻認為，不如溯江而上，攻取四川，以四川為根本。張獻忠採納了汪的建議。

進川途中，李自軍進軍北京的消息不時通過細作和商人傳到張獻忠軍中。李自成的每一次勝利，對張獻忠都是一次莫名的煎熬，同時也是一種鼓舞，他鉚足了勁兒，要和李自成這個老朋友加老對手來一次政治和軍事的大競爭，看看到底誰笑到最後。

然而，張獻忠越來越失望，當他的部隊剛入川不久時，細作就帶來了一個令他尤其沮喪的消息：李自成已拿下京師，大明帝國最高統治者崇禎自縊殉國。張獻忠除了繼續進軍四川，以四川作為後方基地或是偏安之地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

對於四川，張獻忠並不陌生，早在四年前的崇禎十三年（1640），張獻忠在襄陽戰敗，只得繞道進入四川。與四年前的狼奔豕突相比，這次捲土重來的張獻忠本該意氣高昂，但李自成的勝利沖淡了他的高昂意氣，他有些落寞地指揮軍隊殺進四川。

截止到甲申年，張獻忠起兵反抗政府已經有十四個年頭了。張獻忠不僅和李自成是老庚，而且還都是陝北老鄉，李自成老家在陝北米脂，張獻忠老家在陝北延安。兩地距離大約兩百公里，卻出了李自成和張獻忠這兩個惹得天下紛爭、江山易手的農民領袖。

事實上，明未農民起義領袖，幾乎都出自陝北，由此既可看出當年陝北農民運動之激烈。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明政府當年若能拿出像樣的銀兩安撫難民，或不致於有後來發生的一切。

然而，一環扣一環的歷史就像打開了的潘多拉之盒，再也沒有人有能力把它從容地合上。

幾乎所有關於張獻忠的史料，都一邊倒地下結論認為他性情狡詐，反覆無常。從他一生的事迹來看，這樣的結論未必都是正史對農民領袖的厚誣之詞，比如他曾兩次向朝廷投降，又兩次再度興兵造反。

有兩件小事頗能看出張獻忠的性格：

其一，督師楊嗣昌於瑪瑙山擊敗張獻忠後，布告天下稱：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賚萬金，爵侯。張獻忠針鋒相對地在楊的布告上寫下：有斬督師獻者，賚白金三錢。

其二，張獻忠第二次投降政府後，又再次於谷城起兵，退出谷城時，他將歷年來接受過他賄賂的明政府大小官員的名字全部寫在牆上。

顯然，儘管與李自成的性格和經歷有諸多相同之處，但張獻忠仍然是一個個性鮮明的人，他信守的是叢林法則，生存總是壓倒一切的第一要義，為了這第一要義，任何國家法律與人間道德都必須讓路。

江湖好漢的快意恩仇，職業軍人的冷酷無情，農家子弟的睚眥必報，這些互相衝撞的性格就那麼奇怪地集中到了張獻忠身上。

【近年發現的張獻忠金冊】

03

隨著甲申年的到來，張獻忠比以往任何時候的勢力都更強大；但勢力的強大沒有給他帶來快樂，反而讓他更加焦躁不安。焦躁不安的原因在於，李自成發展得比他更快，勢頭更猛。

正當張獻忠圍攻重慶時，他獲知了李自成進京、崇禎身死的消息。這一消息對張獻忠來說意味著李自成幾乎徹底地把自己甩在了後面，他一向不服李自成這個昔年地位不如己的同庚加老鄉，一直在和李自成較勁兒，但現在李自成終於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

在張獻忠看來，拿下京師差不多就意味著神器在手，就能像當年的劉邦或朱元璋那樣，從一個農民起義領袖一躍而為一個王朝的開國之君了。因此，在張獻忠眼裡，李自成進京乃是甲申年最大的噩耗，這一噩耗導致了他後來自暴自棄式的惡搞。

有關張獻忠的一件流傳甚廣的小事可以證明張獻忠內心深處對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

張獻忠攻佔成都後，派出大量細作深入民間，凡偶語觸及者皆處死。一夜，有兩夫婦在床上閑談，其夫斥責婦人說：你說的都是些張家長、李家短的事。細作探聽到後向張獻忠彙報，張獻忠大笑著說，他說的張家長李家短，就是我張家要勝過自成的李家之兆也。

總之，張獻忠無法忍受極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遠在京師，且勢力在自己之上，對他只能恨得咬牙切齒卻又無所作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其人民當作出氣筒。

張獻忠雖然一向殘忍，但與除李自成以外的其他農民領袖相比，卻未必就是最殘忍的。只是，到了他進軍四川，尤其是打下重慶之後，他的殘忍在加速度地裂變，從而讓後人看到了什麼叫作嗜血好殺，什麼叫作喜怒無常。

張獻忠對李自成的忌妒與仇視，不知不覺轉嫁給了四川民眾，倒霉的四川民眾註定要成為可憐的替罪羊。

仇恨轉移並非導致張獻忠駭人聽聞的大屠殺的惟一原因，卻是原因之一。此外還有他的軍隊在四川遭遇到了明軍較為頑強的抵抗，尤其是攻打重慶那次。

重慶三面環水，易守難攻，加上巡撫陳士奇決心死戰到底，張獻忠攻打重慶的戰鬥異常艱難。拿下重慶後，張獻忠下令屠城。

大規模屠殺之前，張獻忠先從這些無辜的平民中，選出青壯年，下令切去他們的耳鼻或是雙手，然後驅往四川其他地區，以此警告各地軍民：我的軍隊到來時，膽敢反抗的，一律照此辦理；凡自動殺了王府官紳並封籍恭候我軍的，則秋毫不犯。

史家們聲稱，這些被驅往各地的青壯年多達三十萬。可以想像，這些缺鼻子少胳膊的受害者來到一個個原本就風聲鶴唳的城鎮時，他們所引起的震動和恐懼該有多麼強烈，「於是各邑官紳自亂，獻忠遂長驅入成都」。

甲申年的八月初五，張獻忠大軍兵分兩路，步、騎兵由資陽出發，水軍從洪雅和新津出發，兩軍相繼抵達成都城下。兩天後，成都失守，蜀王夫婦自殺，四川巡撫龍文光投浣花溪而死。

攻佔成都後，四川除了少數偏遠地區之外，均在極短時間內落入張獻忠手中。與當流寇時相比，張獻忠第一次真正擁有了面積和人口均十分可觀的根據地。四川自古以來被稱為天府之國，諸葛亮和劉備在隆中談話時就曾精闢地指出，這裡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事實上，這塊在冷兵器時代因山川阻隔從而易守難攻的地盤，多次在亂世成為梟雄們建立偏安王國的上乘之地。從東漢初年的公孫述，到三國鼎立的劉備，再到五代十國的王氏前蜀與孟氏後蜀，四川是古代中國大行政區里，建立偏安王國次數最多的一個。

現在，張獻忠已經據有了這個沃野千里的地方，相比飽受兵火蹂躪的陝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諸地，四川雖然也未能倖免於戰亂，但畢竟受到的傷害程度要輕得多。

如果以四川為基地，張獻忠進可在得到休養生息後問鼎天下，不論從蜀道間出北伐中原，還是順江而下東征江南，都是完全行得通的選擇；實在勢力不濟，猶可學劉備和王建這些割據者，憑據險要建立一個地方千里的小王國。

出人意外的是，張獻忠很快就把四川拖到了血雨腥風的屠殺中，不僅他的帝業再也沒有任何依託，就連他的性命，也要在四川斷送。

【上世紀宣傳李自成和張獻忠的連環畫】

04

關於張獻忠為何屠川，歷來存在有不少說法，每一種說法似乎都有理，又似乎都不是理由的全部。

其中民間的傳說是，張獻忠少年時隨父販棗到四川內江，驢子在一家大戶門前拉了一把屎，大戶的家丁強迫張獻忠用手把驢屎捧走，張獻忠由是對四川人恨之入骨，發誓以後一旦得志，一定要殺盡四川人。

和大多數用來解釋歷史的民間傳說差不多，這個張獻忠捧驢屎的故事也經不住推敲，它把複雜的歷史過於簡單化了。

今日檢討張獻忠屠川的最重要原因，歸結起來，不外乎如下幾點：

其一，張獻忠的農民軍一向紀律甚差，動不動就大肆屠殺，尤其是佔領重慶之後，把幾十萬青壯年斬手割鼻並逐往他鄉，這一方面當然瓦解了各地守軍的鬥志，但另一方面也給四川人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心理，「故百姓惴惴不服，遠近州縣無不起義兵殺賊」。

各地軍民的反抗，反過來又加深了張獻忠的憤怒和仇恨，下一次的屠殺就更加變本加厲，而變本加厲的屠殺，必然刺激四川軍民更大的反抗，張獻忠落入了這種惡性循環的怪圈不可自拔。

一旦企圖通過屠殺來使四川安定，張獻忠就不是簡單的以暴制暴，而是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

在這位過份崇尚武力、僅具匹夫之勇的莽漢眼裡，他無法認識到武力的征服和屠殺只會帶來更加激烈的反抗。

其二，甲申年下半年，形勢的發展對張獻忠越來越不利。一方面，四川各地軍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乃至於張獻忠派出的府州縣官，有的到任兩三天就被殺，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幾任縣官的。

另一方面，弘光政府把李自成和張獻忠視作最主要的敵人，東閣大學士王應熊被任命為督師，駐兵遵義，主持對張獻忠的進剿。王應熊手下將領楊展和曾英等人，都曾身經百戰，對張獻忠的生存造成了很大威脅。

此外，川北保寧（今閬中）一帶，被李自成部將馬科攻佔。張獻忠名義上佔領了四川，但他得到的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四川，就像一座外表看上去美輪美奐的建築，其實建設在沙灘之上，隨時都可能在風雨中轟然倒塌。

張獻忠佔據四川後期，李自成稱帝、清兵入關、福王即位等一系列於他相當不利的消息接踵傳來，他也知道自己幾乎沒有資本與上述三家逐鹿中原，他被他們收拾將是早晚會發生的必然之事。

因此，張獻忠的潛意識中，便有一種破罐子破摔的成分：既然我不能長久地統治哪怕一個偏安的四川，那我就把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殺光，把這塊土地上的房屋燒光，把這塊土地上的財富搶光，留給你們一片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白地吧。

其三，張獻忠個人的心理有嚴重問題。他只是一個舊世界的破壞者，而不是一個新世界的建立者。這個混世魔王式的人物，無法處理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他想把一切問題簡單化，簡單到用鐵和血來決定，但現實卻根本不是如此。

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後，曾經親自點評歷代帝王，把西楚霸王項羽排在首位。這個評點很能暴露張獻忠的信仰——終其一生，他堅決相信武力能夠決定一切。他不明白的是，哪怕打天下也不能完全依靠武力，更何況治天下？

【川人彭遵泗的血淚之作《蜀碧》】

05

進入成都後，張獻忠身邊的親信如孫可望、李定國等，發現他們的主公變得越來越焦燥不安。李自成在京師稱帝的消息對張獻忠是一個刺激。甲申年八月張獻忠攻下成都，雖然只是偏安四川，但張獻忠也要建國稱帝。

然而，令張獻忠鬱悶的是，李自成的部將馬科擁兵數萬，虎視於近在咫尺的保寧，張如果一旦稱帝，很有可能引火燒身。這樣，儘管稱帝的籌備工作在八月十五就開始進行，但他仍然違心地保持著低姿態。

九月份，張獻忠親征馬科並將其擊敗，十月份，張獻忠回到成都。十一月十六日，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國號大西。

中國歷史總是難以走出由治而亂、再由亂而治的連環套。在由治而亂的過程之中，我們總能看到農民起義軍的身影，他們因饑寒交迫去鋌而走險，從而敲響了一個舊王朝的喪鐘，但最終，即便他們能夠推翻舊王朝，建立起來的也是一個與舊王朝沒有根本區別的舊王朝的克隆版，比如劉邦的漢朝，朱元璋的明朝。

更何況，很多時候，他們只有推翻或是削弱舊王朝統治的力量，並沒有建立一個新王朝的本領，社會在為他們的行動買單時，總得付出高昂的代價。李自成如此，張獻忠亦然。（歡迎關注鵬媒體微信公眾號：pengmedia）

張獻忠稱帝後，有幾件事非常傳神地刻划了這位農民領袖的粗鄙與不可理喻：

其一，當了皇帝，自然得有皇后，這皇后，不能是當年跟隨他征戰的黃臉婆。選來選去，張獻忠選中了井研縣原內閣大學士陳演的女兒，他向左右詢問冊封皇后之禮，禮部為此寫了一個冗長的方案，張獻忠很生氣地說：「皇后何必儀注，只要咱老子球頭硬，養得他快活，便是一塊皇后矣，要許多儀注何用」！

其二，張獻忠任命的夾江縣令王某，派人送了些荔枝給張獻忠。為保鮮，把荔枝剖開後漬上鹽。這些加了鹽的荔枝，味道想來不會太美妙，張獻忠食後大怒，令近侍王珂前往夾江處死王某。

王珂走後，左右勸張獻忠說，王某乃是鄉下人，不知好惡，但罪不至死。張獻忠難能可貴地納了一回諫，派人給王珂送了一道聖旨：王珂你回來，饒了夾江那個龜知縣罷。這道聖旨直到清朝中期還保存於資陽縣，彭遵泗曾親眼見過。

其三，張獻忠開科取士，所點狀元為華陽人張大受，張大受二十來歲，不僅文武雙全，且長得一表人才。大臣們為了討好張獻忠，一個勁兒稱讚張大受。張獻忠大喜，召見張大受，賞賜豐厚。

次日，張大受入朝謝恩，左右又稱讚張大受，張獻忠更喜，又厚賞張大受。

又次日，張大受再入朝謝恩，左右又喋喋不休地稱讚張大受，張獻忠愈喜，召入宮中賜宴，諸臣陪宴，歡樂競日。

第四天早上，張大受再入朝謝恩，諸臣向張獻忠再拜說：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應該把張大受的畫像傳到四方，讓四方皆知陛下得了如此異人，則敵人可不戰而服矣。張獻忠點頭稱善，又賞張大受美女、家丁和房屋。

第五天，張大受入朝謝恩，張獻忠忽然皺眉道：這驢養的，咱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就心上愛得過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咱老子。

所謂收拾，乃是明末農民軍的行話，意即把某人及家族悉數斬殺。因為愛一個人才而殺其全家，這種古怪的行為匪夷所思，卻又在張獻忠治下的四川真真切切地發生過。

一旦生殺予奪的大權被張獻忠這種不可理喻的武夫掌握，就好比核按鈕置於瘋子手中，生靈塗炭的局面在所難免。

【描寫李自成與張獻忠親密合作的電影《雙雄會》】

06

清朝學者彭遵泗生於十八世紀初年的四川丹棱，其時，距甲申之變雖已過去了整整半個多世紀，但當年曾親歷過甲申之變尤其是張獻忠據蜀往事的父老尚不乏其人，包括彭遵泗的外祖父和祖父等人，都是當年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彭遵泗幼年時，就常常聽祖父輩講述當年蜀中遭逢兵火之慘狀，成年後，萌生了要為明末清初四川大變革寫一部書的念頭，這就是後來我們讀到的有關明清鼎革之際的重要史料：《蜀碧》。

在《蜀碧》中，彭遵泗幾乎是用紀錄片的方式，記下了他幼年時聽祖父輩講述的和成年後閱讀大量四川方誌及私家史乘獲知的張獻忠據蜀故事。閱讀這些故事，最真切的感覺就是兩個字：殘忍。

如果說殘忍和嗜血可以不斷複製，當一個人一旦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人，那麼殘忍和嗜血就成為一種令人望而生畏的生存方式。

很多年以來，四川民間便流傳說張獻忠在屠蜀期間立了一塊碑，碑文說：「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這就是民間和野史所稱的七殺碑。此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還存於四川省博物館，四九年前後不終所終。

前幾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廣漢發現另一塊被稱為張獻忠聖諭碑的石碑，碑文與七殺碑略有不同，道是：「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一些對張獻忠屠蜀持否定意見的學者以聖諭碑上並沒有殺字為證據，認為張獻忠屠蜀乃清朝文人的厚誣，此不啻於誅心之論——不論七殺碑還是聖諭碑，不論碑文有無陰氣森然的殺字，但立碑者那種自命替天行道，因而視眾生若草芥的嘴臉都伸手可觸。

除了《蜀碧》，還有大量前人的著作提供大量證據，證明緊隨甲申之變後，天府之國四川遭受的那場漫長的荼毒。倘若認為這些記載了張獻忠屠蜀史實的清代文人都在誣衊張獻忠，恐怕難以成立。

魯迅先生就堅信張獻忠屠蜀的真實性，《魯迅全集》提及張獻忠殺人不下十餘處，尤以發表時署名為孺牛的《晨涼漫記》最為詳細，並精闢地總結了他認為張獻忠為何要在四川瘋狂殺人的原因：

他開初並不想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

06

倘若聯繫到向以仁君自命的崇禎，在末日來臨的前夜也大開殺戒，連自己的女兒也下得了手，我們就得承認，多年來一向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張獻忠，當他預感到自己已經走向窮途末路時，他的瘋狂與嗜血無疑將十倍於崇禎。

過多地關注張獻忠的殺人事業，似有偷窺先人痛楚的嫌疑，但如果就此略過不表，則無法讓我們更清晰地洞見甲申之變給底層帶來的無盡痛苦與折磨。

在此，姑且從《蜀碧》諸多血淚斑斑的記載中略舉幾例，以管窺當年：

殺降官。張獻忠入川後，只有少部分明朝官員自殺殉國或是潛往他鄉，更多的選擇了投降。對這些降官降吏，最好的做法應該是盡量安撫，以示新政府仁德。

然而或許是張獻忠骨子裡對既得利益者的憎惡，他實施了無情的誅殺。其中一次，殺降官三百人。有親信勸他，他說：文官還怕沒有人做么？

殺部下。某日早朝，張獻忠突然令人牽出惡狗數十條，放入臣子中間，凡是被惡狗所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

管理學校的某個祭酒之類的芝麻官做生日，收受了學生僅值十錢的禮品，張獻忠將其剝皮實草。小官員如此，身居高位的高級官員也並不見得安全：右相嚴錫命本是張獻忠倚為左右臂膀的人物，張獻忠偶然經過嚴錫命的老家綿州，發現嚴的宅第十分壯麗，即命斬之。

殺士紳。傳統社會，士紳乃是社會中堅力量，約略相當於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只有得到他們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對——的政府，尤其是新得鼎的政府，才有可能國祚長遠。

可惜，士紳同樣是張獻忠所憎惡的。張獻忠密令各地守軍，把當地士紳以選舉的名義召集到城中，凡是不至者全家處死，並坐近鄰，等到士紳雲集城中時，令其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數殺之。

殺學子。流氓無產者對讀書人的仇視乃是亘古不變的，從劉邦拿儒生的帽子當溺器開始，這些信奉強權和暴力的底層起家者，幾乎從來不可能對知識保持敬畏，更不可能對學子保持敬意。劉邦因爭奪江山的需要，後來稍微改變了一下對讀書人的態度，可惜，張獻忠無法和劉邦相提並論。

張獻忠詭稱開科取士，強令各地學子匯聚成都，他在貢院前設一條離地四尺的長繩，凡身長及繩者，都驅趕到西門外青羊宮集體屠殺。其所殺人數，「前後近萬人」，讀書人丟棄的筆墨紙硯，堆積如山。

當時幸免於難的讀書人只有兩名身高不及四尺的幼童，被張獻忠留作書記員。這兩名幼童中，有一個名叫歐陽直，樂山人，後來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山陣亡後，歐陽直方才得以脫身。歐陽直成年後流寓四川丹棱縣，與彭遵泗的叔祖是連襟。

張獻忠曾集諸生，出示新制的一幅縱橫達一丈的旗幟，要求諸生在上面寫一個巨大的帥字，必須一筆完成，能者免死。

夾江縣生員王志道縛草為筆，又以大瓦缸貯墨，筆入其中浸泡三日，然後雙手提筆直書，在黃旗上寫下了一個巨大的帥字。

張獻忠看了半晌，說：「爾有才如此，他日圖我者必爾也。」仍令殺死祭旗。王志道死時二十七歲，乃是彭遵泗外婆的父親。

彭遵泗這些親戚的遭遇，大大增加了《蜀碧》的可信度。《蜀碧》之成書，也是彭遵泗大量採訪當事人之結果。它無可辯駁地證明，甲申之變後，天府之國的人民遭到了怎樣的荼毒。

如果說殺降官、殺士紳，甚至殺學子，都還可以勉強為張獻忠找到一些理由的話，那麼對底層民眾，和他曾經一樣卑微如草的底層民眾的滅絕性屠殺，我們就只能以人性的瘋狂來解釋了。

張獻忠對底層民眾的大屠殺，並非始自攻佔四川之後。在他十多年的造反生涯中，屠城之舉不勝枚舉，如在攻破襄陽後所實施的屠殺，使得這座荊湘大地的繁華富庶之城「一片焦土，居民十無二三」。

只不過，倘若說入川之前的屠殺還只是偶然行為的話，那麼入川後的屠殺則已成為張獻忠制訂的基本政策。

可怕的是，張獻忠把殺人的多寡作為考核部屬的硬杠子，「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為了完成命令，當然也為了陞官晉爵，孫可望等人每日殺四五縣不等。

這些領命殺人的將士每天早出晚歸，如同他們在加入農民軍之前從事的農桑工作，他們拿出以前種田的勤懇，從事著新工作；不同的是，現在不是栽秧打穀，而是殺人越貨。

先秦時期的商鞅變法，一條最重要的舉措就是獎勵軍功，按殺人的多少由國家給予相應的職位，不過，他們殺的不是本國治下的平民百姓，而是戰場上誓不兩立的敵人。殺自己治下的平民百姓以考核軍人稱職與否，遍搜諸國歷史，除張獻忠外，很難找出第二人。

當四川百姓被殺得所余無幾後，張獻忠的下一個屠殺目標竟是他手下的將士。以常理度之，一個縱橫群雄之間的亂世草頭王，軍隊就是他生存的根基，完全找不出任何理由自斷根基、自屠軍隊的道理；但張獻忠之所以給後世留下了一個個難解之謎，就在於他是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有一種較為通行的說法是，張獻忠自知哪怕像劉備那樣割據四川也不可能實現後，他的理想是帶領少數當年起事的心腹和巨額財富，隱姓埋名到江南一帶做富商，但他面目獨特，且有一條長長的刀疤，很容易被部眾認出，於是便打定主意要把手下軍隊悉數屠殺以絕後患。

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今天已無從稽考。不過，一個不容置辯的事實是，在幾乎沒有底層百姓可供屠殺後，張獻忠確實開始屠殺軍隊，屠殺軍隊的順序是先殺投降過來的原明官軍，再殺在四川招收的川軍，再及陝西以外的其他地區軍隊。

多種私家史乘均有張獻忠在成都南門和東門外集體屠殺軍民的記載，三百多年後的今天，成都進行城市建設時，常常發現眾多的骨骸，它們互為佐證，證明了三百年前甲申之變時，這個富庶之地發生過的一幕幕慘劇。

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冤死的先人的骨骸，在地下沉睡了三百多年後，當它們被挖掘機從地下帶到地面，在一番熱鬧的街談巷議之後，並沒有得到妥當的安置，比如重新入土為安，而是被後人一把火燒成了垃圾。對三百年前的那場人類浩劫，市場經濟大潮中的現代人已經不再關注。

07

當張獻忠決定撤離成都時，他不可能不感到大勢已去。1646年深冬，統治成都及周邊地區兩年多以後，張獻忠率領所部人馬取道保寧，打算從川北撤往他的老家陝西。

當這支被恐懼和絕望所籠罩的部隊行進到川北的西充縣鳳凰山時，主帥張獻忠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終點。

此前，鎮守川北的守將乃張獻忠部下劉進忠，劉進忠因與李自成部將馬科作戰失利，張獻忠屢次派出使者前往劉進忠營中責罵，並揚言要盡坑其眾，劉進忠驚恐交加，逃到漢中，投降了當年初剛被清政府任命為靖遠大將軍的肅親王豪格。

豪格向劉進忠打聽張獻忠身在何處，劉進忠據實以答，於是豪格親率大軍，晝夜兼程從陝西南部直赴川北。張獻忠完全沒有料到清軍鐵騎竟然神兵天降，當士兵向他報告清軍來攻的消息時，他正在吃飯，不但不肯出營應戰，反而責罵士兵妖言惑眾，一連斬殺了三名諜報士兵。

然而清軍並不因張獻忠的不相信而停止進攻的步伐，倉惶之間，張獻忠的衣服只穿了半邊，甲胄也來不及披掛，率領親兵數十人走出營帳。這時，遠處的劉進忠向豪格指示誰是張獻忠，豪格立命神射手雅布蘭射之，雅布蘭張弓搭箭，正中張獻忠喉部。

關於張獻忠的死，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雅布蘭這一箭就射中了他，他拔箭在手，向眾人大喊：咱生在燕子嶺，死在鳳凰山。說完倒地身死。

另一種說法是，這一箭只是讓他受了重傷，混戰間，他逃伏到柴草堆里，很不體面地被清兵俘虜並押到豪格面前。豪格拔刀告天：張獻忠罪惡滔天，流毒百姓，予受天子命，奉天行誅，謹敢為百姓復仇。說罷，手刃了張獻忠。

張獻忠的屍體被示眾於轅門，深受其害的川人爭相割其肉、碎其骨。張獻忠臨死之前，猶自怒視其部下之投降者。

不論哪種說法屬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1646年十二月隆冬的寒風中，一代梟雄張獻忠斃命於川北鳳凰山。給他的人生划上句號的，正是志在奪取朱明天下的努爾哈赤的子孫們。（歡迎關注鵬媒體微信公眾號：pengmedia）

08

張獻忠雖死，但四川人民的痛苦還遠遠沒有結束。就像漫漫長夜剛打過三更鼓，離天明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一樣，張獻忠之死儘管對苦難深重的四川人民來講是一大幸事，但這一大幸事卻無法沖淡亂世的殘酷與血腥。

崇禎初年開始的大饑荒雖然主要限於陝北，並未波及到富庶的四川，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四川本身雖然沒有大饑荒，但朝廷變本加厲的加派三餉和農民軍如入無人之境的征戰殺伐，使得原本被稱為天然府庫的四川其實也到了崩潰邊緣。張獻忠攻陷四川和隨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大屠殺，四川被禍之慘，甚至遠甚於陝西。

甲申之變後，四川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流流賊，賊流流，上天差他斬人頭，若有一人斬不盡，行瘟使者在後頭。民謠往往是底層民眾命運和心聲的真實反映，這首民謠所描繪的，便是四川在遭受張獻忠屠殺之後，還得經受隨之而來的大規模的瘟疫、饑荒和虎患。

多年的動亂導致了青壯年勞動力被迫充當政府或農民軍的炮灰，大量青壯年非正常死亡的另一面是大量田地的荒蕪，而田地的荒蕪意味著糧食收入的逐年減少，於是乎，不可避免的結局就是駭人聽聞的大饑荒。

1644年前後，四川即已連年饑饉，到張獻忠竄死西充的1646年及此後兩年間，饑饉更甚。是時，糧食賣到了糙米每斗二十金、蕎麥每斗七八金的天價，但久之亦無賣者。至於可供果腹的野菜和樹葉，早已被饑民們採食一空。

到了糧食有價無市的時候，有人用兩升珍珠想換一升麵粉竟然也不能成交，有人身揣數百金，想買一頓飽飯吃也無法如願以償。這種極端的困境下，人相食就成為必然——兩千年的中國史，人相食的亂世不勝枚舉，但慘痛之甚，則莫過於甲申之變後的四川。

彭遵泗的一個親戚給他講，此人為了逃避戰亂，曾經逃入深山，有一天經過一家茅屋，叩門進去想看看有沒有人，只見廚房的大鍋里正煮著一堆人的手腳，此人不由得駭愕失聲，幸好當時茅屋的主人不在，否則他也一樣成為別人的腹中之物了。

彭遵泗家的一個老僕人也對那場災難記憶猶新。他告訴彭遵泗，在他家一里多遠的地方有一條大道，不少人餓斃於途，當地人把這些屍體悉數掩埋了。當天晚上，某人飢餓難忍，打算去挖些屍體當食物。等到他挖開新埋的墳時，發現已經只有一具屍體了，其他屍體早已被別的饑民先行挖去煮食。

彭遵泗幼年時，曾看到他的親戚中有幾個老叟目黃如蠟，驚問其故，才知道那是因為吃了人肝落下的後遺症。死者既眾而得不到安葬，再加上人相食，瘟疫的流行也成為必然。

人口大面積地滅絕，不論城市還是農村，幾乎都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甚至不少十年前還人煙稠密的縣城，此時竟然空無一人，只有日趨破敗的房屋獨立斜陽，舊時的大街長出了比人還高的野草。

狗本是由人調教出來的家畜，由於飽食死人肉，這些狗不僅變得膘肥體壯，對活人也狺狺狂吠，有如虎狼；原本生活於深山老林里的虎豹，這時也深入城市以劫後餘生的遺民為食。

虎患之烈，異於常人想像，不僅鄉下和一般的縣城中，老虎成為人類的天敵，即便是成都這樣的通衢巨邑亦不能免：有人曾在成都的城樓上，一天之內即看見十三隻老虎大搖大擺在從城牆根兒下走過。

甲申之災所帶來的連年戰亂、飢餓和瘟疫，使四川成為斯時人類的地獄；對這些生長於草莽的畜生而言，反而是幾千年來未有過的樂園。

09

修於雍正年間的《四川通志》總結說：「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采莒遷徙，丁口稀若明星。」

據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人口統計，雖然此時距甲申年已過去了四十一年，四川人也已得到了三十來年的休養生息，但人口仍然只有區區九萬餘。

地近成都的溫江，本是四川物產最豐饒、人丁最興旺的上縣，素有金溫江之稱。1659年，該縣清查人口，僅僅只有人民三十二戶，男丁三十一名，女丁二十三名。

新都縣地處成都正北要衝，所受荼毒亦慘烈無比——清政府委派的首任縣令對該縣人口的統計表明，該縣僅存六百零三人。

與新都和溫江相比，偏處川南一隅的富順縣的遭遇更加令人辛酸：該縣因鹽而興，雖地理偏遠，但既得沱江河運之便利，復有其轄下自流井興旺的井鹽開採業，向來是四川人口最多的縣份之一。

早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縣已有戶一萬零二百九十六，口九萬五千二百五十七；成化八年（1472），更是增長到了口十二萬三千有奇；但明清鼎革的近二十年里，「至是蜀難已極，無可復加，民之存者，百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萬中不一見也。雞豚絕種已數年，斗米數千金，耕牛一頭售銀三百兩，皆遵、黔重利輕生之輩，遠販而至」。

康熙二年（1663），此時距甲申年已過去將近二十年，清政府首任富順知縣楊種彩奉命查田編戶，全縣僅有戶一百六十六，口九百八十八。

秀才劉菹乃富順人士，甲申之變後流亡他鄉，數年後他回到久別的故里時，僅僅他一門之中，即有十人死於戰亂。這位欲哭無淚的讀書人，在安葬了親人的遺骸後，寫下了一首紀實風格的七律：

百雉荒垣俯碧流，金山遠眺水平浮。

長松漸護同文塔，惡卉叢生奪錦洲。

瑩寢周開狐狸穴，招提宜見虎豺游。

河干握手諏遺老，故國凄涼閱幾秋。

富順自古以來就以文人輩出而知名，向來有所謂富順才子的說法；同文塔乃當地士紳於明代所建，意為富順的文風之塔，承平時代，士紳常在塔下分韻作詩，聚眾泥飲；奪錦洲則是沱江中的一個小島，林木蒼翠，景色秀美，因就在縣城東門外，故自宋元以來，政府即把縣試的考棚設於島上，與城中的文廟一樣，都屬於萬眾景仰的風水寶地。經此戰亂，文風之塔竟被亂松掩沒；縣試考棚內外長滿雜草，古人所謂黍離之悲，亦不過爾爾。

楊鴻基在《蜀難紀實》中感嘆四川經甲申之亂後，「即今休養五六十年而元氣未復，誠古今之所罕見」，這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亂下結論，而是有著切膚之痛的真實現狀。

仍以富順縣為例：康熙十九年（1680），甲申之變已過去了整整三十六年，清政府平定四川，徹底消滅南明勢力和農民軍余部也有十六年之久了。

這一年，浙江海鹽人、進士錢紹隆被委任為富順知縣，他從成都帶百餘部下前往距成都兩百多公里的富順，一路所見，仍然觸目驚心：

早年商賈行人不絕於途的官道，如今長滿荊棘，舉目四望，既看不到村莊房舍，也看不到五穀稼禾，更聽不到雞鳴狗吠，除了他所帶領的那支小隊伍趕路的聲音，四下里一片死寂。

錢知縣想找地方基層組織的負責人了解情況，但根本就是一個奢望。經行的一些較大的城市，都是「空城不閉，炊火無煙」。作為四川和整個西南地區規模最大的井鹽基地，自流井一帶從事井鹽開採的商人和鹽工，都逃亡到了鄰近的威遠和榮縣，他們無從守護的家被土匪和亂兵洗劫一空，床幾當作了薪柴，大戶人家深藏的稻穀被悉數搶去喂馬，原本生產繁忙的自流井已停產多時。

到達富順縣境後，劫後餘生的父老聽說父母官來了，紛紛擁向錢知縣的馬首，向他哀哭「耕牛盡失，米穀無存，今冬之殘歲難支，來歲之春耕無具」。錢知縣也一籌莫展，只得慰勞再三，長嘆而去。

甲申之變導致四川連綿近二十載的大亂，到底有多少四川人死於非命，我們恐怕永遠也沒法搞出一個準確的數字。《明史》的說法是「六萬萬有奇」，這一數字顯然不足為訓，蓋當時全中國人口也沒有六萬萬——即六億之多。

彭遵泗的哥哥彭端淑則認為「獻忠入蜀，殺士民、兵軍、釋道、技藝之眾，數百萬有奇」。數百萬雖然也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概數，但根據彼時的總人口來推斷，也許更接近真實的歷史本身。

張獻忠據蜀的後果，就是直接導致了四川人口的銳減，清政府平定四川後，面對無民可牧的窘境，不得不實施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數百載歲月之後，今天的四川人九成以上都是那些清初移民的後裔了。

張獻忠據蜀晚期，當他意識到天下事已不可為時，他一面下令大殺軍民，一面下令毀掉成都。蜀王府門前有兩根盤龍石柱，高達丈余，系後蜀時所立。

為了燒掉它，張獻忠令人用棉紗等易燃物緊裹數十層，再浸上菜油，三天後等油都浸透時再引火，烈焰衝天，石柱在燃燒一晝夜後倒塌。

數十年後，一個叫葛峻起的文人偶然從舊日的蜀王府前經過，昔年的歌舞歡場，此時已是一片空曠白地，只留下了皇城和御河橋這樣的地名而已，撫今追昔，詩人感慨萬千，賦詩云：

蜀王宮殿已成荒，一帶修篁傍女牆。

惆悵當年御溝水，蟬聲猶自噪斜陽。

10

張獻忠於1646年底撤出成都，次年，忠於南明的地方部隊將領、參將楊展佔領成都。由於成都的戰略地位和政治意義，這座不幸的城市成為南明軍、農民軍和清軍不斷爭奪的目標，直到順治八年（1651），清朝任命的四川巡撫高民瞻才由保寧提兵攻佔成都。

這位清朝首任四川最高行政長官見到的千年古都竟是一派令人慾哭無淚的慘況：「時成都城中，絕人跡者實五六年。惟見草木充塞，糜鹿縱橫，凡市廛閭巷，官民居址，不可復識。」

顯然，甲申之變給四川帶來的災難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自古以來即為四川巨邑的成都，此時已因人口的稀少和城市的嚴重毀壞，無法繼續作為省會了。

於是乎，清朝初年四川的省會不在成都，而是選擇在了相對來說條件稍好的保寧，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秋天，才勉強由保寧遷回成都。

張獻忠死於非命後，其餘部由他的四個義子，也是他生前最為信任的四個部將——即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和劉文秀統轄。

這時的南明也在清軍鐵騎的凌厲攻勢中江河日下。1646年在廣東肇慶這南天一隅被瞿式耜和呂大器擁戴稱帝的桂王朱由榔，史稱永曆，這位南明諸帝中在位最長、命運卻最悲慘的小朝廷天子，算是一個明白人，他看清了當時的局面：

如果一方面要抵抗清軍，一方面還要圍剿農民軍，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於是退而求其次，他同意大臣們提出的聯合農民軍——包括張獻忠和李自成兩人的余部——共同抗清的想法，而此時的孫可望和李定國等人，一方面不願意再被人稱為流賊，另一方面也希望從張獻忠大屠殺的陰影中走出來，雙方一拍即合，孫可望、李定國等四支張獻忠的舊班底均接受永曆招撫，成為南明官軍。

孫可望、李定國諸人歸順永曆政權，說明在清軍這個外來的異族面前，農民軍與政府雖然原本是敵人，但這時他們均認識到更大的敵人其實是清軍，是關外鐵騎。

可惜，這一覺悟來得晚了些，如果當弘光稱帝於南京時就有這種覺悟，能夠聯合張獻忠以及其他農民軍——李自成乃逼死崇禎者，從感情和倫理上講，弘光均難以與李自成達成妥協——那麼幾家建成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清軍，則天下究竟是否會為清朝所有，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但歷史的風雲變幻無常，歷史的機遇也只是神龍一現，它只垂青於那些緊緊扣住機遇的明智之人，而弘光這種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庸常之輩，再加上馬阮集團把持朝政，把中興的厚望寄託於他們身上，相當於企圖從菜牛里發現千里馬一樣荒謬可笑。

與甲申之變剛剛發生時南京組建的弘光政權完全不同，永曆小朝廷已經到了殘湯剩水、油枯燈滅的地步，當忠於永曆的大臣瞿式耜和呂大器等人相繼殉國後，他惟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從前堅決與明政府為敵的張獻忠的部下們。

此後十多年裡，永曆和李定國等人為了一個中興之夢而率領小朝廷東奔西竄，吃盡苦頭卻地盤越來越小，最終，無路可走的永曆竟然只能逃往鄰邦緬甸容身，但在吳三桂的步步緊逼下，緬王交出了永曆及其兒子，永曆父子被押送回昆明後，吳三桂用弓弦將其絞死，此時已是大清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這時距甲申年已經十八個年頭了。

聞知永曆死訊後，孤忠的李定國原本就纏綿病榻，永曆之死相當於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李定國不久就病死於異國的莽莽叢林中。臨死前，他告誡兒子和部眾，要求他們寧死化外，也不得投降清朝。

但他的兒子和部眾既看不到堅守化外的希望何在，同時也被熱帶雨林惡劣的生存環境折磨得英雄氣短，不久就向清朝投降。中國大陸最後一支奉明朝正朔的人馬至此不復存在，只有孤懸海外的鄭氏還憑藉著風高浪急的台灣海峽，繼續奉朱明正統，雖然這正統連象徵性的意義也微乎其微。（歡迎關注鵬媒體微信公眾號：pengmedia）

值得一說的是，李定國之子率部投降後，其部下仍有千餘人寧肯困死邊地，也絕不投降。他們聚居於今天雲南德宏州和緬甸交界處的大盈江下游地區，在與當地人通婚後自成一部落，自稱「桂家」——蓋永曆稱帝前封爵為桂王，以示不忘根本。

在該地，有一高地名為望鄉台，是這些來自中原的大明遺民每逢節日之時登高東望故鄉之地。只是，作為大明王朝最後的臣民，這些渴望故鄉的人，最終只能死在遙遠的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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