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時代，心何以安2009/10/10 20:29戴雲鵬2009-10-10 20:46:25

戴雲鵬

毫無疑問，我們今天已進入了一個物質文明相對昌盛的時期。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所釋放出的經濟活力，不只是讓每一個中國人感同身受，也讓整個世界為之側目。經濟活動作為社會發展驅動力的一個不言自明的「規定」，是對利益的認可，獲取利益不但具有正當性，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成為決定性因素，從而在左右著人的自我選擇。另一方面，三十年中，在日漸開放的社會人文思潮浸淫之下，個人價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一個發展成就的問題，更是我們的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指標」問題，沒有這些重要的指標，就不足以對我們正在創造並享有的現實文明作出明確的價值判斷。

然而，確認了利益的正當存在，肯定了個人發展的合理性，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又要進入到一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功利主義時代？及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那一套侵略性生存競爭觀念，也要再度被奉為圭臬?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圖生存求解放的不屈奮鬥中，我們民族在精神狀態上，可以說始終處於一種高度的緊張、亢奮之中，新生的民族國家作為一個亟待壯大的整體，在思想的啟蒙和教化中，仍時時貫穿著「存亡」的危機意識，可以說基本無暇顧及到人性中許多更加細微的層面，正常國民心理的建構尚待時日。譬如對自我意識發育的充分肯定，對個體稟賦差異的尊重，以及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等等。今天，這一切都被納入了向現代國家轉型的必要步驟中，馬克思關於「一切人自由發展」的那個前提——「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確己不再似遙遠的海市蜃樓般縹緲，而是完全可以感知和把握到的事實。想來，歷史竟讓我輩中國人親歷如此重要的變化，實實在在是莫大的榮幸。

回首我們的歷史文化，其實也可以找到中國經驗中有關人性發展的一些原則或尺度。

相信很多人都讀過孟子和齊宣王關於「聲、色、貨、利」之好的對話。齊宣王一邊坦陳自己好這好那，一邊假稱他這一系列的好都是「寡人」之疾。孟子卻不以為然，至少不認為這些東西都是洪水猛獸。他的態度相對而言還是比較鬆弛的：你好樂也罷，好勇也罷，好色也罷，好貨也罷，都可以，這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因為這也是世人共通的欲求。關鍵在於，你能不能意識到人人都可能有同樣的欲求，你能不能推而廣之來他個「陽光法案」，讓整個國家的百姓都通過正當途徑來追求這些東西？從竭力向齊宣王推薦仁政德政的孟子那裡，我們看到的很顯然是中國傳統思想資源中通常不被推崇的一面，即對人的社會需要的認可。也因此可見，將儒家與「滅人慾」等同的想法，是未必正確的。讓孟子和許多先賢們失望的只是，像齊宣王這樣的統治者，並不真正把自己同時代的思想家們的告誡當一回事，先哲們的苦口婆心，往往要到禮崩樂壞真的到來之時才會被懷想和珍惜。

我們今天體認傳統價值時，自可不必太拘泥於條規，或者是去摳字眼、認死理。當我們不斷地弘揚自我，名正言順地追求和佔有物質財富時，如果失去自律，沒有了任何禁忌，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沒有了起碼的廉恥心、道德感，我們所面臨的很可能就不是什麼人性的發展，而是人性的腐化了。沒有人會相信，一個失去了自我約束力的文化或者是文明，會得到健康發展；一個終日戚戚，只為一己之利而忙碌，從未意識到自身行為也關乎到他人利益、群體利益的人，又如何會得到社會尊重和愛戴。如此，我們就仍有必要提及孟子的教誨：「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騰文公上》)飽食，暖衣，逸居，並且富有教養，這才是為人之「道」。此處「人道"的含義，要比現今一般新聞用語中專指對災難或不幸事件表示同情救助之意的那個概念寬廣許多：即便沒有戰爭和自然的侵害，人也應該生活在教養、教化、教育中，這就是人有別於禽獸之所在。回想起來，近三十年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較明顯變化，可能就是飽食暖衣了，現在「逸居」也正在部分地實現。與這些變化相適應的「教」的方面究竟如何呢?看上去恐怕就很難說樂觀了。那些每日仍在一點一滴衡量出入得失的普通的勞動者尚且不論，我們來考察一些發生在當今一些所謂成功人士身上的事例，就可以說明某些問題。

如前所述，自我意識的覺醒，個性的張揚，對人和人之間天然稟賦差異的承認，這本來都是屬於「人的解放」和「人的現代化」的內容，也是我們的社會須不遺餘力地強化的思想認識。惟其如此，學者們經常掛在嘴上的人文素質、軟實力這些無形價值的實現才有可能。遺憾的是，所有這些最基本的概念，在今天以市場精神為主導的情況下，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誤讀：「自我"幾乎成了自我中心的同意語，「個性』』常常就是顯擺和玩酷、表演和做秀，對個體之間稟賦差異的強調，則成為反對縮小貧富差距乃至贊同弱肉強食的理由，新的叢林法則儼然正在各種花哨的哲學辭藻和金融術語掩蓋下捲土重來。我們看到的這位弄潮者，顯然對自己不道德的消費方式並沒有絲毫的察覺，她甚至不明白自己的所謂極度體驗其實是病態的表現，這種拿大把的金錢買來的幸福不但廉價而且存在著明顯的污點——在一個仍擁有大量貧困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極盡奢華之事，並著書炫耀自己的享受，包括炫耀從公權力汲取的便利與排場，這除了表明某些我們都不陌生的國民素質外，亦可當作是當今一些國人精神貧困的一個顯著例證：沒有更加崇高的理想將人導向美好的追求。近些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許多富裕的中國人在海外揮霍財富的情況屢見報章，這些「故事」留給世人的印象一般都是負面的，原因皆在於這類行為完全有悖於當今人類的基本共識：在地球可供支配的自然資源窮盡已指日可待的今天，窮奢極欲的炫耀式消費幾乎等同於罪惡。

我們當然知道，也有與此類新富階層人物做派完全不同的人，他們更注重的是內在自我的建構而不是對物質享受的誇飾，他們在沒有任何聲張地進行撫危救困，幫助弱勢群體，他們就是沒有多少財富但心地單純的志願者，他們是變化中的社會裡新型倫理的自覺踐行者。去年春節前後，一些細心的中國網民曾從照片中發現，在革命老區訪貧問苦的溫家寶總理，身穿的一件棉衣是五年前就一直在穿的。作家梁曉聲也撰文回憶說，二十多年以前溫家寶在甘肅做地質部門負責人的時候，有一次一個電影攝製組要將一頂從地質隊買的新帳篷付之一炬(也是電影情節所需)，當時溫家寶希望留下新的，並以廢舊帳篷代替。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節約、勤勉、不事鋪張，這些質量往往與人格而不是地位有關。至於我們的已故領袖毛澤東，他在物質生活方面的要求之低，就更為人們所稱道了。他的睡衣和襯衫都是補了又補，他在飲食方面近乎單調，但工作起來卻是不分晝夜，永無疲倦。說實話，在這些地位和聲望都非同一般的人物身上，我們感受到的是一種別樣的尊貴，一種身不為物質所牽累，心不為慾望所掛礙的從容豁達。以至於到了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中國人的儲蓄率仍是世界最高，大多數民眾都還秉持著量入為出的勤儉風氣，這些美德並沒有因西方消費主義觀念的聒噪而有所鬆動，只是有時候被粗放發展的急進願望暫時遮蔽了而已。

最近，國際知名的佳士得拍賣行在法國巴黎拍賣本屬贓物的圓明園銅獸首，本來許多包括西方公眾在內的關心者對此也是持批評態度的，認為這些被搶掠的文物應該以某種方式歸還中國。佳士得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執意拍賣，這其實已使該拍賣行及贓物的持有者處在了一個明顯的道德窘境之中。然而接下來，一個出手闊綽但競得兩件獸首後卻聲明自己不會付款的中國買家的行為，卻讓不同立場的各方關心者一片嘩然。這個看似有著所謂愛國色彩的「機巧」之舉，實際上反映出的恰恰是某種極不成熟的「民粹」心理，也似乎剛好印證著某些西方人謂之中國人一向「奸詐」、「缺乏誠信」和「不遵守遊戲規則」的陰暗看法。結果追討文物的行為被徹底鬧劇化了，以至中國政府還要出面澄清：那只是個人行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伴隨著巨大經濟成就而屹立世界的中國形象，往往要因此類動機古怪的非理性行為而在無形中受到損害，究其原因，我們今天社會條件下人的所謂「自我意識」的發育，仍存在著極大的局限，我們的「個人」和「個人價值」觀也是有缺陷的。借用學者王毅先生的觀點來看，這位文物買家的行為，是典型的小民心態的反映。王毅先生在討論中國千年皇權制度對中國民族精神氣質的影響後果時指出，我們今日仍未完全掙脫其影響的該制度本身，包含有「逆現代性」的一面，其結果是國民在政治心理上的幼稚化，和在社會心理上的流氓化：一方面是缺乏個人權利意識，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社會規範蔑視踐踏的反制度心理，對內對外莫不如此。

今日世界正日趨物質化、慾望化，我們面臨的已非物質的多寡，而是精神資源的匱乏。憑藉什麼來防止人性的敗壞，重建人心的高貴，繼而達成生命的互愛、社會的和諧，是一個需要審慎思考的問題。竊以為，在今天的情勢下，對「個人"和「個人價值」的界定是尤為重要的事情。我們知道，在中國文化中其實沒有「個人"或「個人價值」一說，這一觀念是作為五四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自西方舶來的。由於缺少原有文化背景的參照，在理解過程中，我們容易將其狹隘化，也就是只孤立地作權利義務關係等實際層面的考慮。但即使是在西方，個人價值同樣是源於道德信念的，是人的內心的產物。而且，任何道德信念，都只有在作為社會道德秩序的一部分時，才會獲得社會意義。我想，如果我們很容易就能接受孟子對人性發展的寬容態度，包括對人的一般慾望喜好的尊重，那就更應該銘記他關於人的道德本性(內在之仁)如何重要的著名闡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中國的遠古聖哲們堅信，人是具有道德本能的，而這一本能源出於「心」，也就是內在的自我(與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關於道德自主性的觀念有相通之處)，這正是中國的古老文明作為有價值的人類精神而光照世界的原因所在。

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些東西無須規範而自在，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也是正人君子和聖人們的精神需要。無論先秦思想家，還是宋明理學家，都是在人「心」與道德功能上做文章。人皆可以為堯舜，可能太過於理想化了，所以從人的社會性一面考慮，又有「禮」、「義」等外在秩序的創立，這樣的話，一般人即便達不到聖人的境界和高度，從功利的角度考慮，也會去遵循，道德的實踐由此成為可能。此即中國式價值理想中「個人」的位置所在。不幸的是，這些珍貴的思想和智慧，在二十世紀以來的歷次激進反傳統潮流中遭到了嚴重貶損。

現在看來，我們強調個人價值，應當重在修養身心、完善自我，而不是首先擴張私慾；我們崇尚人的自由發展，或個性的充分張揚，也必得對「自由」的內涵、「個性」的空間作精微理解才好。有一句西方諺語是這樣說的：最高的法律是道德，而最低的道德是法律。意思再明白不過，道德是內心的命令，也是非功利的，法律則開始於道德缺失的地方，是為人性中可能的邪惡和腐敗而預備的。我們只要回首，就可以發現中國傳統思想中早就給出了類似的真知灼見。由道德而法律，由心靈現實而歷史實踐，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已有修、齊、治、平的智慧之路存焉。由於歷史原因，又因為要急於對外來文明的強勁刺激作出反應，這些悠久的傳統我們現在覺得陌生了，甚至不認識了。但它存在於我們的血液中，根本上已是我們民族魂魄中不可剝離的核心元素。丟掉傳統包袱，不等於永遠地忘記傳統，在構建和諧社會、復歸文化自信的努力中，先哲如孔孟的儒家道德理想，無疑是可發掘的內在的動力之一，而在當代世界多元共生的諸種人文信念中，它又是維繫中國文化認同、突顯我們民族精神氣質的獨特價值。正像今天許多學人正在做的那樣，一經新的闡釋和創造性轉換，即可再現強大的生機與活力。

我們不缺少安頓身心的精神地盤，缺少的可能只是一雙可以「內視」的眼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