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二）56.癸亥京察

面對接踵而來的慘敗，帝國的最終負責人——天啟皇帝憤怒了。天啟二年二月，廣寧失陷之後一個月，他下了這樣一道詔書：

「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左繼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官員）又結黨瀆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著實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亂言，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

這個奏章跟萬曆皇帝在萬曆四十一年下旨切責官員黨爭是一樣的意思。天啟皇帝的大意就是說：國家現在處在危急關頭，你們這些官員上書，竟然還在互相挑小毛病、搞黨爭，不說一件正事。廣寧陷落，主要就是經略和巡撫不和。你們怎麼就不吸取教訓，搞好團結，還想重蹈覆轍嗎？

天啟告誡百官，要虛心，要「協力共圖宗社大計」、「毋事空言」。最後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再有像以前那樣小題大做混淆是非的，絕不姑息。

但天啟的警告，並沒有發生任何效果，這群人還是老樣子。兩個月以後，天啟繼續下詔書悲憤的說：我剛說了你們不許亂傳謠言亂攻擊，你們卻還在鬧。自從努爾哈赤崛起後，國家財政緊張，軍隊傷亡慘重，你們除了互相吵外，半點好主意都拿不出來。我自從當皇帝以來，一直兢兢業業的操勞國事，你們這幫官員卻天天胡鬧。再有結黨排誣的，我就要用國家大法來收拾你們了。

這次天啟皇帝發了狠，以後再有大臣胡鬧，就開始罰俸，也就是扣工資。但這種輕微的處罰根本沒用，大臣們該吵還是吵，該務虛還是務虛。

天啟所說的傳謠言亂攻擊，除了文官們彼此之間的爭權奪利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針對天啟皇帝的乳母客氏和東廠太監魏忠賢的謠言和攻擊。

東林黨把李選侍趕走了之後，沒想到又冒出來了一個客氏。客氏是皇帝的乳母，天啟就是吃她的奶長大的，感情比只撫育了他一年多的李選侍要深厚得多。天啟成年以後，客氏也一直留在宮內，還找了一個「對食」——也就是坐在一起吃飯的假夫妻——魏忠賢。客氏照顧天啟的生活，魏忠賢就給皇帝辦事、當秘書。這兩個人都是看著天啟長大的，彼此之間感情都很好。

移宮案的時候，魏忠賢是站在李選侍這一邊的。在大臣們讓還是皇長子的天啟離開乾清宮的時候，魏忠賢奉李選侍的命令出面阻攔，因此跟東林黨結下了梁子。太監王安帶人驅趕李選侍，順便就把魏忠賢也給打了一頓，一塊兒給攆出了乾清宮。

但魏忠賢因為和客氏的特殊關係，沒過多久就又給調回到了皇帝身邊工作。剛開始是派去修建萬曆皇帝和光宗的陵墓，表現出色，工程進展很快，因此還受到了皇帝的嘉獎。對於王安在移宮案中發揮的作用，特別是污衊李選侍害死皇帝生母王氏的事情，天啟應該是沒過多久就基本調查清楚了。在天啟元年的七月，下令驅逐王安；天啟二年的正月，王化貞丟失廣寧的同一個月，又把「移宮案」主謀劉一燝給免職。

此時東林黨仍然把持著朝政，首輔還是東林大佬葉向高。但經過遼東慘敗，天啟皇帝對於文官集團已經失去了信任，他任命魏忠賢以司禮監秉筆太監的身份兼任東廠太監，派出太監前往山海關搜集情報，恢復了嘉靖年間被首輔夏言廢除的太監監軍制度，繞過文官系統又建立了一套通過太監來直接了解和指揮軍隊的系統。這些事情的主要執行者就是魏忠賢。

對這種事情，文官集團當然要大大的跳起來反對。他們開始不斷編造謠言，說天啟皇帝每天就沉溺於木匠活兒，不理朝政，把所有事情都交給魏忠賢去處理；魏忠賢和客氏勾結，對後宮的妃子墮胎，不讓皇帝生孩子，而想把宮外的已經有身孕的女人送進宮來生太子奪取大明江山；還懷疑天啟皇帝本人跟客氏有一腿；又有說法說魏忠賢其實沒有閹割，是皇帝和魏忠賢都跟客氏有一腿，所以才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等等。

這些傳言都是沒有根據的瞎說。天啟皇帝任用魏忠賢的核心原因就是東林黨執政之後在遼東的連續慘敗。他必須要找到可以信賴的、能幹實事的人來處理遼東危機。他剛上台的時候後金還在長白山的大山裡頭晃悠，不過一年多一點，都快打到山海關了。按照這進度，攻破北京也要不了多久。沒有一個智力正常的國家元首會不對這種事情做出激烈的反應。他要再由著東林黨這幫人胡來，沒準就要當亡國之君了。

東林黨卻利用這些傳言來對客氏和魏忠賢進行攻擊。他們中的一些頭腦簡單的憤青，如楊漣、左光斗、周嘉謨等人則對這些謠言深信不疑。他們寧可相信自己在政治上失勢，是因為桃色新聞造成的，也絕不願意相信是軍事慘敗造成的。因為不正當男女關係是道學家們在口頭上堅決反對的，皇帝好色亂政、玩物喪志是文官們最喜歡聽的故事，但凡有一點蛛絲馬跡，都要詳細的記錄下來，寫到正史當中去。而遼東、遼西兩次軍事大潰敗的主帥都是東林黨選派的，他們當然不會認為這跟皇帝討厭他們有任何關係，以至於皇帝連續兩次下旨嚴厲指責都被完全忽視。

實際上對於魏忠賢和天啟皇帝的關係，作為內閣首輔的葉向高看得很清楚。葉向高雖然也是東林黨，但屬於有長期執政經驗的大佬，不過利用東林勢力來作為自己的政治靠山而已，比手下那些言官看問題要實際。他經常跟皇帝見面討論問題，跟魏忠賢直接打交道，對天啟皇帝、魏忠賢是什麼樣的人是知道的。但他們也壓不住手下的極端分子。

有一次，葉向高的學生繆昌期過來拜訪，目的也就是勸自己的老師幫助彈劾魏忠賢。葉向高對繆昌期說：

「據我所知，有一次，一隻鳥飛進宮裡，皇上拿著梯子準備上樑抓鳥，魏忠賢看見後緊緊抓住皇上的衣袖，沒有讓皇帝上去；又有一次，皇帝開心賞賜了一個小內侍緋衣（四品和五品官員穿的官服），那個小內侍很開心，就穿在了身上。魏忠賢立刻喝斥那個內侍脫下衣服，說『這不合你的身份，雖是皇上所賜，也不能穿。』可見這個魏忠賢做事非常認真，遵守禮儀。如果彈劾了魏忠賢，以後皇帝很難找到像他這樣小心謹慎的人了。」

葉向高的意思，其實就是說，外間傳聞魏忠賢引導著皇帝玩樂、耽誤朝政自己專權的情況不屬實。

被極端理學思想洗腦的繆昌期怎能聽進去這種話。他立刻站起來，一臉嚴肅地反駁道：「是誰用這些話蒙蔽老師？應該把他殺頭!」

看著繆昌期嚴峻而冷酷的面容，葉向高也就沒話可說了。

一回頭，繆昌期把葉向高私底下跟他說的話告訴了楊漣。楊漣官位不高，但是東林黨中的激進派領袖，聽完之後暴跳如雷，將葉向高的「惡劣言語」給公之於眾。東林黨人頓時感覺葉向高就是個潛伏在黨內的內奸，通過各種渠道向葉向高表示嚴厲譴責。葉向高不得不寫信給東林黨的李應升，表明自己並未言語攻擊過楊漣，希望他為自己打打圓場。

沒想到這個李應升又把信拿給了楊漣看。楊漣一怒之下，要把葉向高的書信刊印散發。幸好繆昌期腦袋還沒被革命的熱情燒壞，勸說楊漣原諒自己的老師，這事才暫告罷休。

楊漣的做法讓葉向高尷尬不已。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召集內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說大臣們對魏忠賢意見很大，建議讓魏忠賢回家養老。自己第一個署名。

天啟皇帝看到奏疏後，又立刻下發了一道意味深長的批複：「舉朝哄然，殊非國體。卿等與廷臣不同，宜急調劑，釋諸臣之疑。」

皇帝的意思很明確：現在宮廷緋聞被東林黨鬧得沸沸揚揚，連菜市場買菜的大媽都知道了，這還像個國家嗎？你作為內閣重臣，外廷那些人不懂事，你也跟著不懂事嗎？趕快想辦法把這事說清楚，讓那幫人別再鬧了。

一般人看到這樣的奏疏，估計也沒有什麼感覺。葉向高看到這樣的奏疏後，嚇得一身冷汗。這個被其稱為「天縱英才」的少年天子，在處理政務上，總能抓住事情的核心。他一眼就看出來葉向高是在和稀泥。這次事件的核心就是「卿等與廷臣不同」——低級官員不知道高層內幕，你葉向高天天跟魏忠賢低頭不見抬頭見，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嗎？你也跟著他們一起上奏，擺明了就是不想承擔責任，把壓力推給皇帝。

以葉向高多年的行政經驗來看，皇帝已經有點不耐煩了，自己必須做出抉擇：究竟是選擇跟皇帝站一隊，成為群臣口中的閹黨走狗；還是跟廷臣站一起，保住自己正義的面孔。

這兩個選擇都很難受，前者就不說了，後者就意味著跟皇帝決裂，那麼內閣政務就會陷入停頓。低級官員們可以不管內閣運轉不運轉，內閣首輔卻不能不管。所以葉向高里外不是人，沒得選，他向皇帝遞交了辭呈，要求辭職。

天啟沒有接受葉向高的辭職，因為當時還沒有合適的替代人選。於是下旨譴責說這事兒是繆昌期帶頭寫的，內閣只負責傳遞，不追究內閣責任，把這個事情給擺平了。

雖然天啟皇帝已經對東林黨極端不滿，但真要大規模的整肅東林，還必須等待時機。因為文官集團勢力太大，如果內部非常團結，其實皇帝是啥事兒也幹不成的。當年嘉靖皇帝在大禮議中能夠反擊成功，主要就是因為文官內部出現了比較大的分裂；而在「爭國本」事件中，文官集團一直意見比較一致，萬曆皇帝爭了十多年最終也沒有爭過。

以方從哲為代表的非東林保守派大臣在薩爾滸之戰的慘敗中也是負有重大責任的。所以東林主政以後，雖然遼東連續慘敗，但這尚不能引起文官集團的內部分裂，大家還是要一起背黑鍋。在團結對付太監的問題上，文官集團內部，東林和非東林之間並無異議。

但是東林黨很快就把事情做絕了。

天啟三年，這是京察之年，也就是對北京的官員進行統一考核的年頭。這一年是農曆癸亥年，因此也被稱為「癸亥京察」。主持這次京察的是東林黨人、吏部尚書趙南星，背後則是首輔葉向高支持，還有一大群東林黨官員在叫囂要清除異類。這個趙南星早在三十年前，就公開聲稱，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報怨」的時機，是一場君子和小人之間的較量。那是萬曆二十一年，他剛剛當上吏部考功司郎中的時候，第一次參加京察。他就按照黨派劃線，狠狠的排擠了一批非東林黨人。那次京察也被視為是東林黨崛起的標誌，從此以後朝廷黨爭再無寧日。

趙南星把京察解釋為「君子」和「小人」之爭，也代表了東林黨的一貫風格，就是對人不對事，評價官員好壞，政務能力怎麼樣不管，關鍵是要按照儒家宗法倫理來劃線。只要認可東林理學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把行政考核的重點，從考核政績，變成了考核道德標準。而道德標準，也不是什麼不貪污不腐敗等公認的官員操守，而是要以東林黨所解釋的理學思想來衡量，簡單來說就是東林黨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凡是不同意東林黨主張的就是小人，實際上就是把京察變成了黨爭的工具。

現在，三十年過去了，趙司長變成了趙部長，當然要變本加厲的區分君子和小人。天啟四年二月，京察結果公布，南北兩京官員被彈劾處理的竟然多達官員338人，人數創有明三百年來之冠，其中大部分都是歷來同東林作對的「邪黨」人物。

最典型的是所謂「四凶」，即萬曆末年反對東林黨的領袖人物，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四人。

但這四個人除了與東林為敵外，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劣跡。實際上他們全都是反改革的保守派，跟張居正、海瑞等改革派並無瓜葛，也反太監，對於萬曆皇帝派出礦監徵稅、不理睬官員上疏、不及時補充官員職位等都多次強烈提出抗議。僅僅是因為他們不贊同東林黨極端抵制皇權、降低商稅等主張，希望中央集權和政府財政不要被削弱的太厲害，不然對外沒法打仗、對內沒法救災，就被東林黨視為十惡不赦之徒。

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因此提出異議，不同意對這四人處理得太過分。趙南星卻堅持已見，並且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四凶論》，把亓詩教、趙興邦等人比作虞舜時期的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張除惡務盡，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辦法，一定要把亓詩教等人驅逐出朝廷。由於東林上下齊心協力，「四凶」終於被列為「素行不謹」之類，均遭到罷黜。

另外，「邪黨」中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紹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這次京察中被罷免。除了同東林對抗的黨人之外，還有一批本不結黨，但在「三大案」等政治大關節中與東林黨人意見相左的人，這時候也一概被打入「邪黨」，趕出京城。

天啟三年前後，東林黨人通過「癸亥京察」以及一系列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把「邪黨」差不多一網打盡了，大有要獨霸朝政之勢。

這種情況下，文官集團的分裂就不可避免了。保守派官員被迫與東林黨決裂，去跟太監集團結盟。比如，天啟四年夏，在癸亥京察中遭到排擠的徐大化就首先投入魏忠賢的門下，而後又引薦了一大批與東林有著共同仇恨的黨人。

在後來被稱為「閹黨」的文官官僚中，遭到東林黨人排擠的原「邪黨」分子有近五十人之多，是閹黨核心成員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些人大多與魏忠賢原本並無瓜葛，但對於東林的共同敵對立場卻使他們最終站在一條戰線上。

這樣，天啟皇帝和魏忠賢，終於等到了文官集團分裂的時機，他們就可以徹底清算東林黨這個禍國殃民的反動勢力了。

《熹宗實錄》卷十九

「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極以來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墜。每見科道各官屢次紛囂，前有旨，不許擅出私揭。昨覽報，又見揭帖，顯是不遵。全無為國為民，肆行狂噪，囂訟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論難泯，自奴酋發難以來，徵兵轉餉，軍民塗炭已極，皆因偏見黨論，致使經撫不和，故將遼左疆土盡行失陷。未見恢復奇謀，朕深痛恨。新進後輩，遽司耳目，全無秉公，專行報復。逞意妄言，淆亂國政，本當杖褫。姑從輕薄懲，已後科道各官俱要虛心盡職，共襄國事。再有結黨排誣的，朕遵祖制憲章決不姑息。」《熹宗實錄》卷二十一

《熹宗實錄》卷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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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曉鵬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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