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教授的抗爭

楊支柱與他的兩個女兒：若楠（左）和若一。　　記者_張小摩 實習記者 溫雅瓊 北京報道 攝影_劉浚　　註定失敗的官司　　今年6月，楊支柱終審敗訴，對官司不再抱有幻想。　　從2009年12月21日二女兒若楠降生那天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楊支柱就開始成為公眾人物。因為超生，學院做出決定，以違反計劃生育的原因給予他留校察看處分，並責成繳納240642元的社會撫養費。楊拒絕上交， 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學校的解聘通知。　　這起「教授超生被辭退」事件在網上迅速傳播，引發媒體關注，上升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煩並沒有就此結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區計生委向楊支柱夫婦出示了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指控他們 「違法生育第二個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徵收「社會撫養費」240642元。　　24萬，對於一個要撫養兩個孩子的大學教授來說，是一個無法承受的巨額負擔。2010年年底，這個倔強的湖南男人，決定起訴海淀區計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里規定的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並不是「強制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而且相關法律法規中都沒有「違法生育」這個詞；如此高額的「社會撫養費」，顯然有失公平。　　在《訴海淀計生委行政起訴狀》中，楊表達了自己的懷疑：海淀區計生委之所以對他開出高達24萬的罰單，正是因為自己多年來一直堅持批判獨生子女政策和計劃生育實踐中的野蠻「執法」，而對自己進行「打擊報復」。　　「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護，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卻沒有生育自由？」這位曾撰文力挺重慶「最牛釘子戶」的學者，如此發問。　　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現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免費出任代理律師，「主要是技術上來切入，比如說行政處罰程序上合不合法，處罰數額上合不合理，並沒有想根本上否定計劃生育的合法性。」　　周澤認為，楊支柱被學校解聘後只發給他600多元工資，扣除有關規定項目後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職帶孩子無收入，被上訴人海淀區計生委，按2009年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楊支柱夫婦徵收240642元社會撫養費，顯然違反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款「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徵收的規定。　　今年1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楊支柱一審敗訴，海淀區法院認為，海淀區計生委作出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決定，認定事實清楚，符合法律規定，徵收額度也無不當。楊支柱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今年4月，楊支柱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兩個月後，北京市第一中院做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判決。　　對於這個結果，楊支柱不接受也沒有辦法，「也不能去撞牆吧？只好不理它。」　　其實，無論是楊支柱還是周澤，都沒有指望通過這起官司改變什麼，這是一場註定要失敗的官司。　　周澤猜測楊支柱的用意：「他可能通過這種『行為藝術』，達到拷問計劃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對此，楊支柱並不否認。　　他說：「社會撫養費這塊，處理得比我這個荒謬的比比皆是。」　　 根據楊支柱的調查，目前各地社會撫養費的收取十分混亂，收法複雜，彈性極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標準是6至40倍。」　　按照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在出生行為發生地、經常居住地、戶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兒發現地，都可以徵收這個撫養費。儘管管理辦法規定：當事人在一地已經被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實再次被徵收社會撫養費，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釋，「有的省市以夫妻為一個單位收，有的是夫妻兩頭分別徵收……不同省市加起來有上千種可能性。這樣一個東西，那你說他收了多少錢，除非你每筆錢都記賬，否則你沒法估算。」　　「賣身交罰款」　　雖然官司輸了，但楊支柱還是請老同事周澤吃飯作為答謝。這頓飯吃下來，結果卻被知曉楊家生計狀況的周澤，借上廁所之機提前埋了單。　　「我知道他家庭負擔很重。」周澤說，去年楊支柱去長沙辦事，為了節省開支，買的竟然是硬座票。　　飯桌上，周澤對楊支柱開玩笑說：「你把孩子抱到計生委去，由徵收社會撫養費的計生委進行社會撫養吧。」　　楊支柱很喜歡這個玩笑。他甚至也有這個想法，如果海淀區法院真的來強制執行，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抱到海淀區計生委門口去，搞個行為藝術。　　2010年10月的一個周日，楊支柱他真的去行為藝術了一把，不過，地點不是海淀區計生委門口，而是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過街天橋。　　這個地點的選擇是楊精心考慮過的：既不會引發交通堵塞，也有足夠大的人流量，在警察來阻撓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時間「撤退」。　　倚在天橋欄杆上的楊支柱，身前擎著一張巨大的綠紙，上書「賣身交罰款」幾個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罰的經歷：「考慮到賣身之後不能照顧孩子，我希望多賣40萬補償她們，一口價64萬元。誰買我，我就給誰當奴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很快，網上就出現了他「賣身交罰款」的照片。楊支柱看後，索性把朋友拍攝的全程視頻也放到了網上。　　「身」沒賣成，卻再次在社會引發了對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輪關注。　　據楊支柱說，這次行為藝術過後，北京維穩部門的人到他家裡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負責人甚至還特地請他吃了頓飯，一起喝了兩瓶牛欄山，目的只有一個：別再上街。　　「等計生政策廢除？我等不起」　　 楊支柱的這場抗爭，外界有著不同的解讀。　　與楊相熟的學者丁東斷言說，「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說是楊支柱策劃已久的」。他認為，無論是在懷孕前、懷孕中還是生孩子後，楊支柱夫婦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推動人口政策調整。　　丁的判斷來自於，作為學者的楊支柱，以前關注的領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權等問題。楊支柱還曾創辦過問題與主義、學而思網站，「孫志剛事件」發生時，他是取消收容的積极參与者和推動者。「但是三四年前他開始收縮戰線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對一胎化政策上來了，不但在網上寫文章發表意見，而且還想通過自己的個案來推動人口政策的調整。」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楊支柱對此堅決否認，「孩子都是從胎兒來的，不墮掉她肯定就會成為你的孩子。為孩子治病傾家蕩產的人很多，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動物都可以為孩子奮不顧身。我讀了那麼多書，不能連畜牲都不如。」　　第二個孩子的到來純屬意外。　　2004年，38歲的楊支柱和陳虹結婚。他曾對妻子說：「你生多少個我就養多少個，我肯定不嫌多。」當時陳虹還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楊支柱還高。「二胎」，還是一個他們觸摸不到的話題。　　2006年，陳虹懷上了第一胎，生下了女兒若一。　　三年之後，2009年，陳虹再次意外懷孕。她的態度與丈夫一樣，同樣選擇把孩子生下來。在事後一封發佈於網路的聲援丈夫公開信中，陳虹說，「老楊喜歡孩子，因為他認為一個孩子對成長不利，容易慣壞。很多獨生子女很『獨』，不能接受一個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歲的女兒並不這樣，她強烈地要求有個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過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衝動的人，和很多中國人一樣因為『理智』太多而過著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這樣的行為會帶來什麼社會意義，那也並非是我們的初衷。」　　處罰是楊氏夫婦倆意料之中的事。其實也不是沒有辦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來然後生完後帶回來說是親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學一下楊支柱認識的那位書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後通過請客送禮，只被罰了5萬塊； 再不然，就像楊支柱還認識的一個大學學院院長，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兒說成殘疾，說女兒心臟有個洞，讓醫院開個證明。「實際上計生委知道你這個是假的，但你給了點錢他就不管了。醫院裡開個證明，幾千塊錢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終楊家都放棄了，「因為怕麻煩別人，因為覺得沒有尊嚴」。　　「他是湖南人，脾氣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楊支柱的朋友對南都周刊記者如此說。　　與楊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澤則表示，楊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與自己愛孩子有關，但也與他的個人立場和秉性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他一直批判計劃生育政策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東西為什麼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東西在起作用，一種潛在的意識，認為不合理，就用行動去抵制。」　　從抗爭者到計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楊支柱為自己的「二胎」抗爭的一年多里，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長、計劃生育制度副總設計師田雪原分別在《經濟參考報》和《人民日報》上撰文，呼籲調整人口政策。這被解讀為「計生領域內部也發出了不同聲音」。　　「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達到了當初的目標，少生了4億人，使得計劃生育政策在上一個階段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田雪原說。他提出了一個「十二五」期間，從「雙獨二胎」，到「一獨二胎」，再到農村「普遍二胎」的漸進政策。　　而2011年7月，廣東省計生委主任張楓表示，廣東省已正式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即夫妻雙方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生兩個孩子）試點的申請。　　「這些消息，會不會給你一些樂觀？」　　對此，楊支柱連著回答了兩個 「不樂觀」。在他看來，廣東省的意圖可能是現在申請單獨二胎，到2016年申請全面二胎試點。但是他分析認為，1990年以前中國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多萬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數不到600萬，這樣即使以後放開生育，適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數也極少。　　按他的邏輯，「（人口）災難本身是註定的，我們現在只能儘可能地縮小一點災難。」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省能提出調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讚揚的。」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對南都周刊記者說：「但是在人口危機已經開始全面爆發之際還只提放開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楊支柱與易富賢相熟。楊在1990年代就從法治角度反思過計劃生育，2006年兩人開始聯繫，在人口問題上有著「高度共識」。談到對楊支柱的印象，易富賢說：「作為湖南老鄉，我們在性格上也都比較『蠻』。」　　楊支柱、易富賢兩人都認為，現在提放開二胎，已經是落伍的觀念。易富賢向本刊分析，要維持出人口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需要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對於發達國家來說是2.1；而由於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都遠遠比發達國家要高，因此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慮到不孕症（中國目前是1/8家庭不孕）、單身、丁克等人群，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易富賢說。　　易富賢認為，中國儘早停止計劃生育，可為今後節省「動能」，否則，「中國今後將與現在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一樣長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掙扎。」　　對於「生二胎」的態度，楊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變化：　　2008年，他曾與何亞福、梁中堂、滕彪、吳祚來、葉廷芳、易富賢等眾學者一起，共同簽署了《放開二胎倡議書》；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題為「必須無條件停止計劃生育」的評論文章，明確表示「放開二胎」是錯誤的；近日，在回答「你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應該向哪方面調整」時，他說：「沒法調整」，「應該徹底廢除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　　但是，從制度層面來說，他並不樂觀。　　根據他的觀察，現在為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鼓與呼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已經越來越少。「2007年有二十幾個人發言，你現在找二十幾個人還找不出來。因為說話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爭的代價　　如果不要因為「二胎」，楊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樣子：寫論文，當教授，出席各種學術活動。在外界看來，二胎終止了他的學術生命。但談起這些，他絲毫沒流露出後悔之意。「那些學術論文有什麼好寫的，又沒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學術。」　　楊支柱被學院解聘之後，先後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畢業校友、五教師上書院領導，稱「楊支柱老師從法學的角度，以言論和行動推進這一公共政策的改變，其識其膽，令人敬佩」：希望學校能「善待楊支柱夫婦的選擇和追求」，超越現行不合理的規定，對楊支柱免於處分。　　但這些陳情，並未獲得校方的積極回應。「實際上我現在是失業狀態，又不能領失業救濟金。」他說。　　現在，楊支柱一家擠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家屬區，室內已經顯得非常破舊。　　在北京已是房價飛速上漲的2007年，他以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購買這套房子，每平方米3720元。被學院解聘後，經濟拮据的楊支柱一度想把這房子出租出去，然後帶妻子孩子到鄉下去住。「學校的房子很搶手，一個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這個主意，被妻子陳虹堅決拒絕了。　　楊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為一些報刊寫評論專欄，但也不太穩定，「很多地方都沒譜，第一是發不發沒譜，第二是發了什麼時候給錢沒譜」。他已經懶得去看工資卡了，「反正從去年11月份開始，應發600多，實發幾十塊。」　　他「下崗」的事情，最初沒告訴家裡的老人，但後來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歲的人了，也沒有什麼意見可表達了！」　　楊家走廊兩側牆壁，已經被他兩個女兒的塗鴉塗滿。　　楊支柱指著牆上中規中矩的畫，說：「那就是大女兒畫的。你說這好看嗎？這不就是照相嗎？」顯然，他更欣賞那些天馬行空的圖像。　　「臆想的，與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畫的。」這種評價，讓人想起了他闡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書—《自由從搖籃開始》。　　對楊支柱夫婦來說，孩子的未來，是個敏感話題。　　雖然經歷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兒若楠還是不能上戶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時機給超生孩子上戶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給上的。」楊支柱說。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透露，經過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國登記到沒有戶口的人有1300多萬，其中多是超生人員。雖然僅佔到全國人數約1%，但仍然是個龐大的群體。　　楊支柱也明白，這是一個無證寸步難行的國家，以後孩子要上學，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證。但他彷彿一位大戰風車的騎士，儘管形容落魄，但還沒想去屈服。　　對於丈夫的堅持，妻子陳虹淡淡地說：「路都是自己選擇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為妻子，陳虹並非沒有怨言。　　生孩子成為公共事件，也並非這位母親所願。　　現在她最為希望的是，當若楠六歲的時候，不再是個帶著「特殊標誌」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樣，以中國人的身份進入學校。「希望那時候這場由她而起的爭論，以及所有那些關於反對或支持計劃生育的文章、言論，都成為歷史的塵埃，消散在光陰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