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喚起詩詞的生命

葉嘉瑩小傳

　　葉嘉瑩，號迦陵，中國古典詩詞專家，詩人。1924年，生於北京書香世家。1945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1948年，作為國民黨海軍家眷，隨丈夫前往台灣。其後歷任台灣大學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和密歇根大學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

　　1979年起，回國講學，先後受聘為國內多所大學客座教授。1996年，在南開大學創辦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任所長。現定居天津。

　　2008年，獲中華詩詞學會首屆「中華詩詞終身成就獎」；2013年，獲國家「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

　　1979年初，葉嘉瑩抵達天津，與南開大學諸教師合影

　　陽光，恩澤般透過窗紗，滿屋子瀰漫著詩的因子。11月22日，上周六，又到了葉嘉瑩先生一周一次、講授詩詞的日子。課堂就設在南開大學先生的寓所。不大的客廳里擠了20多個人，有她的博士生、有熱愛中國古典詩詞的美籍華裔母女、有3位聽了她35年課的超級「粉絲」。

　　講課中的葉嘉瑩

　　葉先生正如一方磁石，吸引著大家。那優雅而不失豪放的舉手投足，柔婉而不失頓挫的行腔吐字，考證而不失神遊的條分縷析，營造著魔法般的磁場。彷彿賜你一把密匙，穿越歷史之門——此刻不存在了，回到唐玄宗天寶三年夏天；客廳不存在了，來到洛陽城一間酒肆；你我不存在了，變成了衣袂飄飄的詩中聖、詩中仙，懷才不遇的杜甫初會辭官乞歸的李白，一見如故，「遇我夙心親」……

　　這樣的一見如故，在35年前的1979年，當葉先生第一次歸國講學走進南開大學課堂時，也曾有過。「用《楚辭·九歌》里的一句詩形容，那就是『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我感到我與他們的心靈是相通的。」與李白、杜甫聚散隨緣、心心遙對不同的是，葉先生把一見傾心演繹成以心相許、終身相隨。她說：「詩詞的根在中國，是中國人最經典的情感表達方式，是民族生存延續的命脈。我的根也在這裡。」

　　詩詞，曾支持先生走過憂患，走進希望。當現代人的迷失用物質和科技解決不了而回到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求解的時候，她想要傳遞詩詞的力量。

　　先生90歲了。有人好意勸她：年紀大了，多寫點書，少教些課。先生淡然道：「當面的傳授更富有感發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一天，我願意我的生命結束在講台上……」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蠟炬淚乾，春蠶絲盡，回望來時路，已是淚乾薪火映，絲盡衣缽傳。

　　詩可以興

　　詩是什麼？對不同的人，葉先生用不同的方法來解釋。

　　若給幼兒園孩子上課，她先從篆體的「詩」字說起：字的右半邊上面的「之」好像是「一隻腳在走路」。接著她又在「之」字下畫一個「心」：「當你們想起家人，想起夥伴，想起家鄉的小河，就是你的心在走路。如果再用語言把你的心走過的路說出來，這就是詩啊。」

　　若接受記者的採訪，她會考一考你，《唐詩三百首》第一首是什麼，賦比興怎麼理解。她會跟你談起鍾嶸的《詩品》，「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簡而言之，詩是對天地、草木、鳥獸，對人生聚散離合的一種關懷，是生命的本能。

　　若給博士生、研究生上課，她就從鑒賞的角度來談。「凡是最好的詩人，都不是用文字寫詩，而是用整個生命去寫詩。成就一首好詩，需要真切的生命體驗，甚至不避諱內心的軟弱與失意。」葉先生舉例說，杜甫《曲江二首》中「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頭盡醉歸」兩句，從表面上看，這種及時行樂的心態與杜甫「致君堯舜」、「竊比稷契」的理想抱負相悖，而這卻符合他的情感邏輯和心靈軌跡，杜甫的可貴在於排斥了人生無常的悲哀及超越了人生歧路上的困惑。詩人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人。讀他們的詩，能感受到生生不息的活潑生命。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認為，人的修養開始於學《詩》，「興於詩」是孔子教育學生的根本。

　　葉先生品詩賞詩講詩評詩，興發感動是最大的特點。用心境投射詩詞中的意境，達到今人與古人的情感共鳴，這正是沿襲了祖師爺「興於詩」的教育傳統。

　　葉先生保持著一種習慣，寫學術文章可用白話文，但一旦要記述自己的情感，必用詩詞。今天，詩詞這種含蓄、唯美、深沉的表達方式已越來越多出現在賀卡上、問候中、致辭中、微信里，這既是傳統，也是時尚，但都是「生命的本能」。

　　詩之大用

　　2013年12月，在「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頒獎典禮上，手捧獎盃的葉嘉瑩公開了養生益壽的秘訣——鍾嶸《詩品序》有云：「使貧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在貧賤艱難或寂寞失意的時候，能夠安慰人、鼓勵人的，沒有比詩詞更好的了。

　　從事古詩詞教學70年之後仍守住一尺講台，葉先生坦陳，這並非出於追求學問的用心，而是出於古典詩詞對她的感動和召喚。「你聽了我的課，不能用來加工資、評職稱，也不像經商炒股能直接看到收益。可是，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詩詞中蓄積了古代偉大詩人所有心靈、智慧、品格、襟懷和修養。誦讀古典詩詞，可以喚起人們一種善於感發、富於聯想、活潑開放、高瞻遠矚之精神。」

　　生於書香門第的葉先生從小接受傳統「詩教」。讀詩先從識字始。父親寫下「數」這個字，告訴她，「數」有4種讀法，可念成「樹」、「蜀」、「朔」，還有一種現在已不常用，念成「促」，出於《孟子·梁惠王》「數罟不入洿池」。「罟」是捕魚的網，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要把細孔的網放到深水的池中捕魚，以求保全幼苗的繁殖。

　　「古人都明白的道理，現代人卻置之不顧。」說到這裡，平和的葉先生一下子激動起來，「我最近看新聞報道，漁民用最密的網打魚，小魚撈上來就扔掉，這是斷子絕孫的做法。現代人眼光之短淺之自私之邪惡，不顧大自然不顧子孫後代，這種敗壞的、墮落的思想和習慣是不應該的。」讓葉先生痛心的是，如今很多年輕人守著文化寶藏，卻因為被短淺的功利和一時的物慾所蒙蔽，而不再能認識到詩歌對心靈和品質的提升功用，可謂如入寶山空手歸。「而我是知道古典詩詞的好處的。知道了不說，就是上對不起古人，下對不起來者。所以我的餘生還要講下去。」

　　詩詞對於葉先生之大用，不僅在於患難時給予的撫慰，更在於內化成了她堅忍平和的氣質。

　　葉先生一生中經歷過三次大的打擊——

　　第一次是1941年，17歲考上北平輔仁大學的葉嘉瑩剛剛開學，母親去天津治病，誰知手術失敗撒手人寰。那時候，父親遠在後方沒有音信，淪陷區的兩個弟弟需要照顧，葉嘉瑩被突然失去蔭蔽的「孤露」之哀所籠罩，一連寫下8首《哭母詩》。次年，詩詞名家顧隨先生來教唐宋詩。顧先生雖衰弱多病，但在講課中卻傳遞出強毅、擔荷之精神。顧先生《鷓鴣天》「拼將眼淚雙雙落，換取心花瓣瓣開」和《踏莎行》「此身拚卻似冰涼，也教熨得闌乾熱」，深深觸動了葉嘉瑩。她一改此前悲愁善感的詩風，寫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禪不借隱為名」的句子，表現出直面苦難、不求逃避的決心。

　　第二次打擊是1949年及1950年，葉嘉瑩夫婦倆受台灣「白色恐怖」迫害，連遭幽禁。出獄後，丈夫性情大變，失業在家。為了一家5口人的生計，她包下了台大、淡江和台灣輔仁3所大學的國文、詩選、詞選、杜詩、曲選等課程，體力透支患上氣喘。那時候，她喜歡那種把人生寫到絕望的作品，比如王國維的《水龍吟》、《浣溪沙》，彷彿只有這類作品，才能讓她感到共鳴和滿足。後來讀到王安石《擬寒山拾得》的詩偈：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匪獨我血流。眾生造眾業，各有一機抽。且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此詩句恍如一聲棒喝，使葉嘉瑩對早年讀誦《論語》時所嚮往的「知命」與「無憂」的境界，有了勉力實踐的印證，並逐漸從悲苦中得到解脫。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對鬱郁不得志的丈夫要寬容忍讓。

　　第三次打擊是1976年，才結婚3年的大女兒夫婦因車禍雙雙罹難。料理完後事，葉先生把自己關在家中，以詩歌來療治傷痛。她寫下多首《哭女詩》。「儘管寫的時候，心情是痛苦的，但詩真的很奇妙。」葉先生說，「當你用詩來表達不幸時，你的悲哀就成了一個美感的客體，就可以借詩消解了……」

　　葉先生至今仍清晰記得開蒙時讀到《論語》中「朝聞道，夕死可矣」時的震動：道是什麼樣的東西啊，怎麼那麼重要，以至寧可死去？當生活以最殘酷的方式讓她從詩詞里參悟緣由時，當她一次次從古詩詞里汲取力量面對多舛人生時，道已漸漸親近內心，讓她無懼生死。

　　在今年葉先生90壽誕時，溫家寶寫來賀信：「……您的詩詞給人以力量，您自己多難、真實和審美的一生將教育後人……」審美，是所有苦難的涅槃重生。

　　冬日的斜陽中，她銀髮滿頭，眼神清澈，像一尊發光體，發散著祥和的光暈和欣欣的生命力，彷彿歲月眷顧，災難從未來過。

　　詞之弱德

　　在古典詩詞研究上，葉先生一個很突出的學術成果是，將詞的美感特質歸納為「弱德之美」。

　　她念初中時，母親送她一套《詞學小叢書》，末冊附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王國維認為，宋人寫的詩，不如寫的詞真誠。他還說，「詞之言長」、「要眇宜修」，意思是詞給人長久的聯想和回味，具有一種纖細幽微的女性美。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和張惠言的《詞選》，是對後人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套說詞方法。儘管在很多看法上各有分歧，但對於詞有言外之意的美感特質，兩者都認同。但到底是一種什麼美？兩者又都沒有說清楚。

　　「詞非常微妙。」葉嘉瑩介紹道，「詩是言志的，文是載道的，詩和文都是顯意識的，但詞不過是歌筵酒席上交給歌伎們去演唱的歌辭，不受政治和道德觀念的約束，內容大都離不開美女和愛情，被稱作『艷詞』。大家一開始認識不到詞的價值與意義，以為都是遊戲筆墨。陸放翁就曾說過，我少年的時候不懂事，寫了一些小詞，應該燒掉的，不過既然這樣寫了，就留下來吧。」

　　詞興於隋唐之間，流行於市井裡巷，但正是因為擺不上檯面，所以直到300多年以後的五代後蜀，才出現最早的詞集《花間集》。此後一路發展，清朝時走向中興。清代詞人張惠言認為，詞可以道出「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有言外引人聯想的感發作用。

　　這就對判定詞的好壞給出了一個標準，那麼多寫美女和愛情的詞，其中能給讀者以豐富聯想的，就是好詞。葉嘉瑩說：「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內涵越豐富越好。比如《紅樓夢》，每個人都可以從中讀出他自己的一套道理來。」

　　只是，詞的言外的情致，卻很難形容。正如張惠言的繼起者周濟所言：「臨淵窺魚，意為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意思是：你在深淵邊，看到水裡有魚在游，但看不清楚是魴魚還是鯉魚；半夜被閃電驚醒，卻不知道閃電來自東面還是西面。

　　葉嘉瑩先生並不滿足於這樣的模稜兩可。無論是鑒賞，還是講解，都對她提出了新要求。從上個世紀60年代至本世紀初，她結合詞作，對傳統詞話和詞論進行更細微的辨識、更深入的反思、更切身的體認和更全面的發展，將詞的美感特質提煉為「弱德之美」，從而給予詞應有的文學地位。

　　葉先生認為，沒有顯意識的言志載道，這個最初讓詞比詩文卑微的原因，恰恰也是詞最大的優勢。寫詞時不需要戴面具，反而把詞人最真誠的本質流露出來了。在詩文里不能表達的情感，都可以借詞委婉表達。「弱德」，是賢人君子處在強大壓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種品德，這種品德自有它獨特的美。

　　以「弱德之美」反觀葉先生一生，經歷了國破之哀、親亡之痛、牢獄之災、喪女之禍，卻能夠遇挫不折，遇折不斷，瘦弱之軀裹一顆強大的內心，自療自愈，同時傳遞出向上之氣，這不正是「弱德之美」的最好詮釋？

　　中西觀照

　　「葉嘉瑩是推動中華詩詞在海內外傳播的傑出代表，是將西方文論引入古典文學從事比較研究的傑出學者。」「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標下，定位中國傳統詩學。」這兩段，分別引自2008年「中華詩詞終身成就獎」和2013年「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的頒獎詞，都是稱讚葉先生運用西方文論將中國詩詞推向世界的功勞。

　　但對葉先生而言，她無意標新立異，更無意標榜自己的博學多才，這只是在被迫的情狀中為尋找突破而意外達到的一種效果——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和哈佛大學講解詩詞時，尤其是不得不用全英文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授課時，她發現自己原來的那一套講課方法不完全適用於西方文化背景的學生。

　　「比如，你說這首詩很高逸，那首詩很清遠，這首詞有情韻，那首詞有志趣，這句話有神韻，那句話有境界，你怎麼表達？他們怎麼理解？」

　　西方的詩歌和中國的詩詞從根本上不同。葉嘉瑩介紹道：西方的詩歌起源於史詩和戲曲，是對一件事情的觀察和敘述，風格是模仿和寫實的，好比在馬路上開汽車，道路分得很清楚；中國從《詩經》開始就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是言志的，很抽象，好比散步，想要達到尋幽探勝的境界，必須自己步行才能體會得到。

　　文化背景差異給中國古典詩詞的海外傳播造成的屏障如何突破呢？葉先生開始尋求外來的器用。「我這個人好為人師，其實更『好為人弟子』。我去旁聽西方文學理論，還找來英文的理論書籍。想弄懂那些艱澀的術語非常吃力，可我還是一邊查字典，一邊饒有興趣地看下去。」

　　「這個太好了，把我原來說不明白的東西說明白了！」對西方文學理論的研讀，讓葉先生豁然開朗。符號學、詮釋學、現象學、接受美學……以這些理論為佐證，葉先生尋到了中國古典詩詞在西方世界的悟詩之法、解詩之法、弘詩之法。

　　興起於德國的現象學，研究的是主體向客體投射的意向性活動中、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中國古老的比興之說，所講的正是心與物的關係；西方近代文學理論中的「符號學」認為，作品中存在一個具有相同歷史文化背景的符號體系，這個體系中的某些「語碼」，能夠使人產生某種固定方向的聯想，這個「語碼」不正暗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用典』和『出處』」么？西方接受美學將沒有讀者的文學作品僅僅看做「藝術的成品」，只有在讀者對它有了感受、得到啟發之後，它才有了生命、意義和價值，成為「美學的客體」，這正好印證了詩詞的感發生命。詮釋學認為，任何一個人的解釋都帶有自己的色彩和文化背景，以此為依據，則可拓寬對中國古典詩詞的詮釋邊界。

　　有了對西方文學理論的領會和借鑒，葉先生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開設的中國古典文學課，在興發感動之外又注入了邏輯和思辨的色彩，老師講通了，學生聽懂了，甚至聽得津津有味。葉先生頗為得意地說：「剛教的時候，選讀這門課的只有十六七個人，教了兩年變成六七十個人。連美國教授聽過我的講演，都說我教書是天才。」

　　少兒詩教

　　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從小就背詩、吟詩的葉嘉瑩，正是在吟誦中不知不覺掌握了詩詞的聲律。

　　「我是拿著調子來吟的。」葉先生隨口吟起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婉轉的古音繪聲繪形。她特彆強調：「『好雨知時節』的『節』字和『當春乃發生』的『發』字應讀入聲，現在的音調沒有入聲，可以用短促的去聲代替。這樣念，平仄才對。」

　　掌握了平仄，才會寫詩。葉先生寫詩，「從來不是趴在桌子上硬寫，句子它自己會隨著聲音『跑』出來。」

　　葉嘉瑩開蒙所讀的第一本書是《論語》。《論語》中的哲理，隨著她人生的旅程，得到愈來愈深入的體悟與印證，可謂終生受益。所以，葉先生主張：「以孩童鮮活之記憶力，誦古代之典籍，如同將古人積澱的智慧存儲入庫；隨著年歲、閱歷和理解力的增長，必會將金玉良言逐一支取。」

　　1995年起，葉先生在指導博士生的同時，開始了少兒詩教。她與友人合編了《與古詩交朋友》一書，還親自吟誦編選的100首詩，給讀本配上了磁帶。此後，她還多次到電視台教少年兒童吟誦詩歌。葉先生還設想在幼兒園中開設「古詩唱遊」的科目，以唱歌和遊戲的方式教兒童們學習古詩，「在持之以恆的浸淫薰習之下，中國古典文化就會在他們心裡紮根。」

　　但葉先生並不贊成某些少兒國學班讓不識字的孩子搖頭晃腦吟誦經典。「學詩要和識字結合在一起，還要遵照興、道、諷、誦的步驟。」葉先生介紹道，「這種古老的讀詩方式起源於周朝，興是感發，道是引導，諷是從開卷讀到合卷背，最後才是吟誦。」葉先生拿杜甫的《秋興八首》舉例，「先要讓孩子了解杜甫其人，知曉他的際遇，再在吟誦中感受詩人的生命心魂。這樣才能『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薪火相傳

　　為慶祝葉先生90壽誕，北京大學出版社日前推出精裝精校版《迦陵著作集》，包括《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迦陵論詩叢稿》、《迦陵論詞叢稿》等8本。但最讓葉先生驕傲和欣慰的，並非學術上的著書立說，而是另外兩件事——一件，是她將老師顧隨先生當年講授詩歌的8本聽課筆記交由顧隨之女顧之京整理出版。當年的同班同學看到由筆記輯成的《駝庵詩話》時驚呼：「當年沒有錄音，你這筆記簡直就像錄音一樣」。在離亂遷轉中，葉先生將這些筆記當做「宇宙之唯一」，每次旅途不敢託運，必隨身攜帶。她回憶道：「顧先生的講課，純以感發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觸過的講授詩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啟發性的好教師。每到上課，我心追手寫，盼望能將先生之言語記錄得一字不差。」

　　另一件事與她近年來從事的中華吟誦搶救、研究、推廣工作有關。到海外之後，葉先生認識到古詩吟誦的重要性，於是請求她在台灣的老師戴君仁先生用最正宗的吟誦錄下了一卷帶子，包括古今體、五七言詩。戴先生不顧年事已高，把通篇的《長恨歌》和杜甫的秋興八首從頭吟到尾。這卷記錄了最傳統的吟誦方式的錄音帶被葉嘉瑩帶回國內，送給從事吟誦推廣的朋友。多年後，在考察一家幼兒園時，葉嘉瑩驚喜地發現，小朋友吟誦時用的正是當年戴君仁先生的音調。

　　將「為己」之學轉變為「為人」之學，這是一種逐漸的覺醒。「也許是因為我在中西文化對比中越來越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寶貴，也許是我不願意看到古典詩詞被曲解冷落，也許是我年歲大了自然想到了傳承的問題。」葉先生說，「既然我們從前輩、老師那裡接受了這個文化傳統，就有責任傳下去。如果這麼好的東西毀在我們手裡，我們就是罪人。」

　　15年前，葉先生將養老金捐獻出來，在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以老師顧隨先生的名號設立了「駝庵獎學金」，既是對老師的告慰，也希望學子們透過「駝庵」的名稱，擔任起新一代薪火相傳的責任。

　　葉先生曾在兩首《鷓鴣天》中自問自答：「……梧桐已分經霜死，么鳳誰傳浴火生……柔蠶枉自絲難盡，可有天孫織錦成。」「不向人間怨不平，相期浴火鳳凰生。柔蠶老去應無憾，要見天孫織錦成。」一邊是憂心，一邊是信心。而她能做的，只是吐盡最後一縷絲——90歲的葉先生仍然堅持每周授課。她說：「我是強弩之末了，不知道能講到哪一天。」她幾十年的講課資料和幾千小時的講課錄音，正在學生們的協助下陸續整理。「哪天我講不動了，它們還在。」（作者：文匯報首席記者江勝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