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人性的弱點與大眾民主的危機

06-19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經很難是「歷史的終結」。在非民主社會，民主化的確在摧毀著原來的各種政體，但民主化也同樣在摧毀著原來建立起來的民主秩序。編者按

美國大選的最終投票日即將到來。我們注意到，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在今年美國大選中的意外崛起，令美國（甚至整個西方）精英階層一片愕然。當特朗普剛剛開始加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競選時，沒有人認為他是認真的；之後特朗普一次又一次地闖關向前推進時，也沒有多少美國精英相信，特朗普可以走到今天的這一步。當他們意識到今天的特朗普已經勢不可擋時，才醒悟過來，意識到美國民主竟然也能產生這樣一個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候選人。換言之，美國的民主確實出了問題。IPP評論今天推送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的一篇文章，供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美籍日裔作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中心觀點很明確，即西方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歷史的最終政體形式。蘇東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讓福山的觀點不僅在西方聲名大噪，也很快傳播到那些仍然是非民主的社會。

若站在今天的世界，不知道福山會如何看待民主政體。誠然，在那些還沒有成為民主的社會，人們仍然在努力爭取民主，歷史似乎在沿著「歷史的終結」的道路前行。不過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經很難是「歷史的終結」。在非民主社會，民主化的確在摧毀著原來的各種政體，但民主化也同樣在摧毀著原來建立起來的民主秩序，而民主能摧毀原來的秩序，卻很難建立起一個新的秩序。在21世紀的世界，我們註定要面臨一場深刻的政治秩序危機。

街頭政治成為新興民主社會和西方發達民主社會的共通點。首先，所有街頭政治表面上都表現為「人民」對抗「政府」，具有吸引人的政治口號，也就是抗議者所提出的「理想社會」，抗議者（及其口號）能夠動員很大一部分社會群體參加。其次，抗議者都會強調運動的「和平」性質，但在過程之中往往出現暴力。最後，受各種內外環境的制約，執政黨很難簡單地使用暴力機器來控制街頭運動的暴力化，往往使得國家和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

精英民主還是大眾民主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固然普遍存在，但不是街頭運動的唯一原因。除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矛盾，街頭運動還體現了更深層次的精英群體之間的矛盾。

其一，街頭政治是不同政黨之間爭鬥的結果。政黨是由精英組織起來的，普通民眾只是各政黨動員的對象。儘管民眾的參與構成了街頭運動，但獲益的則是少數政治精英。

其二，街頭運動往往表現為中央精英與地方精英之間的矛盾，印度的例子便是這樣。無論是民主還是非民主國家，中央集權是現代所有政治體制的共同特徵。但中央集權不見得能夠提供有效治理，相反還經常遏制地方（一線政府）的創新。日本社會也呈現出這樣的現象，在中央政府找不到改革出路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開始挑戰中央，尋求地方的突破。北美、歐洲等地也都存在類似的爭鬥。

其三，街頭政治也表現為新型與舊型精英之間的矛盾。不同社會階層的精英之間，矛盾一直存在著，但當代社會經濟形勢變化迅速，導致社會階層的快速變化。當現存體制不能及時調整來體現新興社會階層利益的時候，新興利益社會階層經常會訴諸街頭運動。

人類的社會政治秩序經歷了漫長的演變：從傳統社會地方化了的政治秩序，到神權政治，到帝國，到基於主權國家概念之上的君主貴族，精英民主，再到現代大眾民主。近代以來的主權國家秩序，是英國產業革命和法國政治革命的產物。產業革命導致經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大量的財富被創造出來，繼而促使大眾教育水平提高。法國革命則創造了「人民主權」的概念，政治平等、社會公正等成為人們與生俱來的權利，追求這些權利也構成了近代以來民主化運動的主軸。

實際上，民主政治秩序並非各種革命所創造的抽象概念的產物。英國自由主義先驅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維坦》中，認為秩序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重要，沒有秩序就沒有社會，秩序是自由的前提。在西方，國家基本制度大都是在高度集權的君主貴族統治時期建立起來的。中央集權體制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資產階級成長的制度環境。資產階級成長起來之後，君主貴族政治開始轉型，用代議制的形式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各種調和階級利益的機制也被創造出來。因此，馬克思把近代民主視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其後，民主不斷與時俱進，最後實現了「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

從理論上說，大眾民主似乎實現了法國革命提出的政治平等目標。但在操作層面，不管怎樣的民主形式，人民永遠都成不了自己的「主權者」，人民只是獲得了選舉領導人的權利，很難自己行使統治權，哈佛大學教授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因此把民主定義為「精英之間的競爭」。精英之間的競爭為人民提供了實現各種政治權利的機會，包括言論自由、政治參與等。只有到了社交媒體時代，這種情況才出現巨大的變化。

本文原載於鄭永年著作《民主，中國如何選擇》（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有意購買者請戳文章底部鏈接「閱讀原文」。

如果說民主是精英之間的競爭，精英共識可以說是民主的前提條件。精英之間有共識（共同的道德準則和水平、共同的意識形態、遵守共同的遊戲規則等），民主便可運作起來。一旦精英共識消失，民主便會死亡。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民主在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更為糟糕。20世紀60年代，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著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的主題，就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秩序。秩序至為重要，但要建立秩序則不易。西方社會的議會政治到了非西方社會，往往演變成街頭政治和暴力。在發展中國家，不具備各種條件，如缺乏階級、階層的妥協機制，沒有精英共識等，經常造成無政府狀態。

即使是在發達民主國家，大眾民主的生存和發展也開始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在所有民主國家，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之間的不對稱已經造成了「弱政府」、精英共識的消失、政府和社會的對立，對民主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威脅和挑戰：呼喚新秩序

當代民主所面臨的巨大挑戰首先來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沒有政府可以宣稱自己擁有經濟主權，所有的經濟要素都在全球範圍內快速流動。同時，各國的政治主權則越來越強化，「一人一票」體制下，政府由人民選舉所產生。前者意味著政府必須「親商」，否則資本流失，稅基就會越來越小；後者意味著政府必須「親民」，「一人一票」體制下，社會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兩者處於高度的緊張之中。

其次是現代產業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挑戰。現代產業，無論是金融業還是信息產業，都傾向於產生一個極小的富翁階層和一個極大的窮人階層。傳統產業所塑造的龐大中產階級，在現代社會沒有了經濟基礎；基於中產階級之上的傳統大眾民主，也失去了其往日的社會經濟基礎。因為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平等，掌握大量財富的極少數人，必然通過各種途徑來影響政治過程，結果造成一些學者所說的「一元一票」的局面。一個國家的窮人越多，錢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就越大。

再次，與全球化緊密相關的社會高度流動性，也構成了對大眾民主的挑戰。無論是高端人才還是低技能勞工，都在各國之間流動，閉關守國意味著死亡。但社會流動也產生了很多問題，最顯著的就是「本地人」與「外來人」之間的矛盾。民主意味著為「本地人」服務，但全球化則產生了大量的「外地人」。歐洲、亞洲都是這樣。這種矛盾在移民國家表現得尤其顯著。這些國家大量的外來人口在經濟上貢獻顯著，但不能享受政治權利。

儘管美國的精英階層不喜歡特朗普，但是這位億萬富翁依然擁有自己的鐵杆票倉。

對大眾民主構成威脅的，還包括正在促成真正大眾社會來臨的社交媒體。社交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製造和設定政治議題，人人都可以成為政治家，甚至革命家，可以動員相當大的社會支持力量，對現政權構成巨大的壓力。在大眾民主時代，民主已經演變成人民的世俗宗教，人們都相信，通過民主可以爭取到自己所想得到的東西。法國大革命以來，權利「人生而有之」已經成為普世的信念，但只有到了社交媒體時代，人們才有了爭取權利的條件、爭取權利的「權利」。

一人一票、社交媒體等都在改變著傳統的精英民主局面，而接近實現真正的大眾民主。民主的運作要求「一人」貢獻「一份」（經濟）。如果說，人性的光輝（追求自我實現的理想）決定了「一人一票」不可避免，人性的弱點（不變的自私本質）則決定了「一人」貢獻「一份」的不可能。只要存在著任何可能性，人們便會追求實現「政治權利」，而不會做經濟貢獻，用政治權利來挾持政府，得到經濟利益，這樣便出現政治權利和經濟貢獻之間的結構不對稱。這個不對稱便是西方民主危機的核心根源。

這種不對稱也必然導致弱政府。民主意味著「民意」，民意意味著「精英共識」不再重要，意味著「精英共識」的消失。一旦失去「精英共識」，傳統民主形式便面臨死亡。這就是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職業政治家群體越來越不相關，錢（富翁）和選票（也是錢）變得至為重要。

對21世紀的民主政治，人們需要回答一些根本性問題：越來越多的新因素在瓦解著傳統民主秩序，如何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呢？這種秩序有沒有可能建立？會是怎樣的形式？又由誰來建立呢？

人類社會一直處於秩序和失序的循環中。新秩序出現的前提就是無秩序。只有到了人們無法承受無政府狀態的時候，才會出現權威，才有可能建立一個新的秩序。今天全球正在經歷的民主秩序危機，是否也意味著一種新政治秩序即將來臨？這種新秩序會不會繼續是民主呢？如果是民主，會是怎樣的民主？如果不是民主，又會是怎樣的秩序呢？

＊本文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文章原載於鄭永年著作《民主，中國如何選擇》（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

＊本文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文章原載於鄭永年著作《民主，中國如何選擇》（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作者授權發布。編輯：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