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話④：官員和他們的城市空間

玉漏是古代計時漏壺的美稱，常為宮中所用。「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而節。」（《說文》）當漏壺中的水流盡時，一個晝夜便宣告結束。同樣作為時間周邊物品，與憨實的更鼓相比，玉漏顯然浪漫許多，因此在詩詞中的出鏡率極高。甚至專門有《玉漏遲》這個詞牌，因著白居易「天涼玉漏遲」一句而得名。唐蘇味道的《正月十五夜》里有它：「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宋楊萬里《病中夜坐》里有它：「玉漏聽來更二點，燭花剪了暈重開。」又有「金殿銷香閉綺麗籠，玉壺傳點咽銅龍」（唐李商隱）、「銀漢雲晴玉漏長，蛩聲悄畫堂」（五代魏承班）、「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宋秦觀）。不管身處哪個朝代，在每個夜裡，總會有玉漏滴滴答答來提醒時間的逝去，即使人們害怕它的聲聲相催。

銅壺滴漏，造於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待漏院，顧名思義，是用於等待時間過去的院子，一般分布在宮城外，以供官員們在此等候上朝。「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辟，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宋王禹偁（《待漏院記》）宋朝的待漏院不止一處。根據《事林廣記》宮闕之圖所繪，一處位於宮城東華門外，是一排狹長的房屋；而宰相專用的待漏院，按照王禹偁文章記述，則應位於宣德門（原名丹鳳門）之右。「火城」，意指天還未亮時，大臣們的隨扈舉著印有官位的燈籠，在待漏院附近大規模聚集的景象。只見「惶惶火城」照亮宮城外的夜空，玉漏還在聲聲滴落，禁門尚未開啟，大臣們陸續趕到，他們紛紛下馬或下車，在待漏院內稍事休息。這時買賣早點的攤販已經擺開一大片， 「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丁晉公談錄》），熙熙攘攘，熱氣騰騰，叫賣聲不絕入耳，酷似現代清晨的地鐵口。此外，朝廷還人性化地供應酒和果實，讓官員們用來果腹或是助興：「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萍州可談》）個別人甚至偷偷自帶肉來佐酒吃。為了保溫，他們還將肉用布細心包好，寶貝一樣地別於腰間，聽來頗為心酸。

北宋東京宮城圖（元《事林廣記》）在到達待漏院之前，官員們需要經歷一段漫長的通勤旅途。職住平衡處理得最好的人物，非皇帝莫屬——他就住在自己辦公的地方，居住、工作、遊憩三合一。他的臣子們就沒這麼幸運了。遙想唐朝時，高官貴戚們還能住在離宮城較近的坊內；曹操的鄴城明明是扁扁的長方形，卻還要分成南北兩部分，南邊住平民，北邊住高官貴族，嚴格執行「官民不相參」的隔離制度。所以，那時官員們上班還是很方便的。而宋朝的官員就沒這麼好命了。住宮城附近？想都不要想。能住到內城就該偷笑了，住在朱雀門內的李誡（1035-1110，《營造法式》作者）便是幸運兒中的一員。大部分宋朝官員都散住在外城，如丁謂、蔡京、孟元老。相傳真宗朝的宰相丁謂（966-1037）為方便通勤，居然在內城東南角新開了個保康門，好直接通過自己宅前的道路進城（《東軒筆錄》）。丁謂曾負責過皇宮的修復工作，不知他是否借修建宮城的工程而順便徇了回私。內城諸門通常於三更一點關閉，開門時間則隨著時間推進有所變遷。宋朝初年，內城開門時間較晚，約在五更二點或三點。太宗朝的宰相李昉（925-996）那時候正居住在外城東北角的昭慶坊。他每天五鼓就起床出發，然後在內城安遠門的仗舍內閱讀隨身攜帶的《白居易集》。顯而易見，這是他最愛的一本書，導致他的行文風格都與白居易相似。北宋後期，為方便官員出勤，內城的開門時間人性化地為大人們提前到四更（冬至1：19-3：58，夏至0：50-2：31）左右。外城諸門則是以日出、日落為標準來確定開閉門時間。官員們的通勤軌跡可以通過歐陽修的詩來進行還原：「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卧聽竹屋蕭蕭響，卻憶滁州睡足時。」（《集禧謝雨》）歐陽修極有可能在四更天便已離開家，起床的時候想必十分痛苦。他睡眼惺忪，餓著肚子，冒雨騎行在泥濘的路上，說不定對落後的道路基礎設施還有所腹誹。途中他聽到五更的鼓聲，不由得加快步伐。然後他進入內城城門，行至禁門外的待漏院，翻身下馬，接過隨從剛買的早餐。在日出時的卯正一刻，天色微微放亮。鼓聲響起了，禁門徐徐開啟，歐陽修和他的同事們魚貫而入，在垂拱殿外的院子里一站就是好幾個時辰。怎麼聽都是一個不甚愉悅的故事。難怪歐陽修不無哀怨地懷念在滁州時那些能一覺睡到自然醒的美好時光。朝會結束後，官員們還需要返回各自衙門，處理日常事務。北宋的中央官署主要包括，主管核心政務的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主管軍政的樞密院和主管財政的三司——鹽鐵部、度支部、戶部。此外還有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監察機構御史台，以及秘書省、殿中省、太常寺、大理寺……等等不計其數的各類衙門。除了門下省、中書省、樞密院、館閣等有限的單位外，其餘主要的辦公衙署均分布在宮城之外。例如尚書省位於右掖門之西，秘書省位於左掖門以南，而宣德門到朱雀門的御街兩旁，雲集著太常寺、御史台（俗稱「烏台」）、大晟府等中央單位。還有，明星衙門開封府。（《宋史》「職官志」、《東京夢華錄》）開封府與御史台一路之隔，其建築「堂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圍合以四周，廳清虛而敞」（《汴京遺迹志》）。開封府尹主管京師事務，位高權重，朝廷排班時僅次於宰執和三司使，是進入核心領導層的重要途徑。當時所謂的「四入頭」，即是指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和御史中丞四大升遷捷徑。京城事務繁雜，因此開封府尹每日都要上殿奏事，出入府衙之時「羽儀散從，燦然如畫，京師人嘆曰『如一條軟綉天街』。」（陶谷《清異錄》）排場得不得了。然而福兮禍所伏。開封府尹夾在中央官僚和皇親國戚之間，在處理地方事務時往往需要協調多方利益，導致執法困難、動輒得咎。而開封府尹任期相當短，170年間換了二百多位府尹，平均每位的任期不到一年，能大有作為倒是稀奇了，但求無過就行。開封府尹中知名的有太宗趙廣義、范仲淹、蔡襄、歐陽修、蘇頌、蔡京……當然啦，還有包拯（999-1062）。安徽人包拯於仁宗嘉祐年間知開封府，在任僅一年多。在如此短暫的任期內，他卻能做到能量無限，上不畏權貴——拆除權貴在惠民河上影響水利的台榭，使得「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宋史·包拯傳》），下狠斗惡吏——大開開封府正門，讓訴訟之人跳過府吏這道程序，直接走到庭前陳述案情（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雖然沒有演義小說里那麼多的離奇橋段，包拯仍不愧為青史留名的人物。接下來問題來了：東京城裡到底有多少衙門、多少官？真宗景德年間，全國有一萬多名官員，仁宗皇祐年間，增加到兩萬餘名，到了北宋末年，達四萬餘名，其中半數住在京城。[筆者採用一個極不嚴肅的估計方法佐證了該數據：《宋代官制辭典》全書共944頁，其中身處京城的官制條目（不含禁軍）共計410頁。據此，東京城裡的官員數量佔到全國官員的40%。]若按每個官員家庭五人來保守估算，北宋末年，東京城內官員及其家屬共計十萬餘人，約佔禁軍之外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從空間分布形態看，除了宮城內、御街兩旁有部分官署集中分布，大部分的官署和官員宅邸都散落在尋常巷陌之中，和商鋪、勾欄瓦肆、普通市民住宅交織在一起，大家不覺得這有任何不妥。這是一個功能充分混合的、市民化的城市。當官員們衣冠楚楚走進禁門的同時，更有活力的市民階層也被鐵牌子和木魚的報曉聲陸續喚醒。小店鋪點著燈燭開門了，賣著灌肺、炒肺、粥飯點心，甚至有賣洗臉水的小販遊走於人群之間。（《東京夢華錄》）玉漏仍在提醒時間的逝去，滴答聲卻被城市的聲音所淹沒。雖滴不進尋常百姓家，但他們仍能擁有同樣一個晝夜。參考文獻1.周寶珠. 《宋代東京研究》. 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9.2.久保田和男. 《宋代開封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3.李合群. 《北宋東京布局研究》. 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5.4.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 中華書局. 1997.5.元脫脫等. 《宋史》. 中華書局. 2004.6.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箋注. 《東京夢華錄》. 中華書局.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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