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讀一本書 | 納博科夫，你為啥不停給托翁點贊，給陀翁拍磚？

F.R.利維斯曾為我們勾勒過英國小說的偉大傳統。他的評判標準是，所謂小說大家，「不僅為同行和讀者改變了藝術的潛能，而且就其所促發的人性意識——對於生活潛能的意識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義」。也就是說，唯有那些關注生活本身，關注人性意識、道德倫理及其藝術表達的小說家，方能支撐「偉大的傳統」。最終進入利維斯法眼的作家是簡·奧斯丁、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D.H.勞倫斯。除了早年在巴黎參戰，利維斯基本沒有離開過英國，沒有脫離他的文化母體。像馬修·阿諾德一樣，利維斯某種程度上也是一位文化先知，他堅信，英國歷史存在著連貫性的文化傳統，為了社會和文明的健康發展，必須悉心呵護這個傳統。

與利維斯這種基於社會責任和文明延續的文學傳統觀不同，納博科夫個性鮮明、意見堅決。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一書中，這一點得到充分展示。

從自己珍視的文學傳統中，納博科夫對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人及其作品深入講述。通過不厭其煩、個性鮮明的寫作，納博科夫為讀者呈示出一個流亡者的文化鄉愁。

《文學講稿》中譯本出版已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這是上海三聯書店版第二版。在這本書中，納博科夫分析了簡·奧斯丁、狄更斯、福樓拜、普魯斯特、卡夫卡、喬伊斯等作家的作品，他以一個細節控的洞見、論述，豐富了這些作品本身的內涵。

納博科夫

面對俄羅斯文學，甘願做有情讀者

納博科夫是一個流亡者，自1919年4月離開克里米亞後，他再沒能重返俄羅斯。納博科夫從故國帶走並終生與之相伴的是俄語、記憶和文學傳統，這是他的精神依託和靈感源泉。對納博科夫來說，俄羅斯文學傳統具有更多的個人意義，是他的鼻息。

1940年去美國之前，納博科夫就產生過教授俄國文學的念頭。去了美國後，他曾花許多時間為想像中的某個東方學院及斯坦福大學的暑期班備課，他說他也許準備了一百次課，每小時大概二十頁，總共約兩千頁。在威爾斯利學院，他以「俄國小說技巧」、「高爾基與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無產階級小說」、「蘇聯戲劇」、「蘇聯短篇小說」等名稱用過這些講義。

1948年執教康奈爾大學後，他講授「俄國文學概論」，並開設研討課「俄國文學中的現代主義運動」，涉及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哈吉·穆拉特》，契訶夫的《在峽谷里》、《帶閣樓的房子》和《海鷗》，丘特切夫、費特和勃洛克等。普希金也是他經常性的教學內容。只要講俄國文學，納博科夫總常談到書報審查制度，這差不多成了他的保留節目。他有時冠以「俄國文學的成就與苦難」，有時名為「政府、批評家與讀者」，最終則是「俄羅斯作家、審查官及讀者」。由此可見，福德森·鮑沃斯1981年編印的《俄羅斯文學講稿》（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4月版）只是納博科夫眾多講稿的選編，不僅有著明顯的講義痕迹，文本多處存在著斷裂和不穩定性，其時間跨度也覆蓋了十幾年。

納博科夫對俄國文學的論述顯然不僅僅限於這部《俄羅斯文學講稿》。他出版過關於果戈理的評傳《尼古拉·果戈理》（部分內容反映在《俄羅斯文學講稿》的對應章節），花了15年的時間翻譯、評註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甚至他的最後一部俄文小說《天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關於俄國文學的。讀過《文學講稿》的人都知道，納博科夫對優秀讀者有嚴格的要求，他反對從書中尋找個人情感的寄託，不喜歡包法利夫人式地把自己代入文學形象，「讀書人的最佳氣質在於既富藝術味，又重科學性」。

可是，一涉及俄羅斯文學，納博科夫似乎全然忘了他為西歐名家作品確立的種種閱讀規範。

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納博科夫對《安娜·卡列寧》（納博科夫認為，《安娜·卡列尼娜》這個名字是誤譯，「卡列尼」才正確）中的一句「第三次鈴響」做了如下注釋：「俄羅斯火車站的三次鈴響在一八七〇年代時已經成為全國性的慣例。第一聲鈴是在火車出發前一刻鐘響起，讓旅行的概念在即將成為旅客者的大腦中初步成形；十分鐘之後第二次鈴響，提示旅行已迫在眉睫；第三次鈴一響，火車便呼嘯著滑行向前了。」這段文字確實「既富藝術味，又重科學性」，但更多的是一個飄零大半生的流亡者對旅行況味的咀嚼。面對俄羅斯文學，納博科夫甘願做一個有情讀者。

因此，與《文學講稿》全然聚焦於文本不同，納博科夫在分析俄羅斯作家時往往會旁及他們的生平。這一方面固然是出於美國讀者對俄羅斯文化所知甚少的擔心，另一方面也因傳記式敘事而增加了俄國文學的體溫和許多在場性的感受。

同樣，在進行具體的文本闡釋時，納博科夫更多地關注那些感情性的段落。他對《死魂靈》里描繪一個中尉在深夜試穿靴子的場景深有感觸，說「這首『靴子狂想曲』是我讀到過的最抒情的關於夜之寂靜的描寫」。他留意屠格涅夫筆下的狗、農奴和水彩畫般的自然風景，認為屠格涅夫是「音樂與夜晚」主題的積極擁護者。他肯定契訶夫渾然一體的可笑與可悲風格，說「典型的契訶夫式的主人公是一種含糊而美麗的人性真理的不幸載體」，而「荒涼凄黯的風景，泥濘道路旁枯萎的黃華柳，灰色天際振翼而過的灰色烏鴉，在某個最尋常不過的角落裡突然湧起的一陣奇妙的回憶——所有這些可悲的昏暗，可愛的軟弱，這個契訶夫的鴿灰色世界裡的一切……所有這一切都顯得那麼彌足珍貴」。契訶夫對俄國風景的描寫是對屠格涅夫的精華的美麗提升，也是對流亡異鄉的納博科夫的精神慰藉。

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貶低是不公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

納博科夫珍視自己的文學傳統，也就難抑對傳統之威脅的憤怒。在他看來，19世紀存在著兩股爭奪藝術家靈魂的力量，一個是政府，另一個是實用主義批評觀。俄國的書報審查制度是政府對藝術和思想自由的控制，這種制度在蘇聯時期愈演愈烈，進而造成對俄羅斯文學傳統的戕害；而實用主義強調藝術的社會功用，也構成對文學的專制統治，並最終與政府形成共謀關係。實用主義批評的另一大威脅是對俄國作家的實用性解讀，果戈理被別林斯基等看作是暴露、批判現實的喜劇作家，就是這種批評觀念的結果。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納博科夫對此做了堅決的修正。他奉勸那些對「思想」、「現實」、「寓意」感興趣的人離果戈理遠一些，他認為，無論《死魂靈》還是《外套》都是果戈理式的夢幻世界，是不朽的詩篇，有著「彼岸世界」的影子。

納博科夫的批評視角是對文學自身的興趣，他關心的是藝術的永恆性和個人的天才，對從社會歷史的角度把握文學史之演變軌跡的做法嗤之以鼻，對作品所反映的現實生活和生存苦難也漠然置之，這些都區別於利維斯的英國傳統觀。他對果戈理的創造性解讀成就的是他個人的想像性文學傳統，他有意忽略了《死魂靈》中大量的暴露農奴制罪惡的社會內容。從這樣的文學觀念出發，以描繪苦難的生活和掙扎的靈魂為己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納博科夫給出的成績單上就只能得個C-甚至D+。

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他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不上一位偉大的作家，而且可謂相當平庸——他的作品雖不時閃現精彩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陳詞濫調的荒原。」納博科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滿有許多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真正擺脫歐洲神秘小說和感傷主義小說的影響；他的作品缺乏自然的背景，也就是說造作；他的人物患有癲癇、老年痴呆、歇斯底里症、精神變態等各種精神疾病；他尤其不能忍受《罪與罰》描寫拉斯柯爾尼科夫和索尼雅一起閱讀《聖經》的情景，認為殺人犯、妓女、不朽之書的三角關係「只是哥特式小說和感傷小說之間的傳統關聯。這只是一場假冒的文學騙局，而不是關於悲憫和虔誠的經典著作」；《白痴》的人物個性只有定義沒有證明，一些情節安排彷彿大棒揮舞；《群魔》就是詞語的奔流衝撞；《卡拉馬佐夫兄弟》本可以根據斯麥爾佳科夫行兇時所用的煙灰缸來證明德米特里的清白，等等。總之，他的世界「太一蹴而就，因此缺少和諧感和精鍊感，而即便最不合常理的傑作也必須遵循這兩點」。

坦率地說，納博科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貶低排斥是不公的，他既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西伯利亞期間親眼目睹的俄羅斯底層民眾的苦難，也由於自身宗教感情的淡漠而無法理解信仰對渴望救贖者的真切意義。

納博科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偏見甚至導致他一度站在了他始終肆意鄙薄的弗洛伊德一邊。後者在解釋陀思妥耶夫斯基父親被神秘謀殺的事件時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處於弒父的罪惡意識之下，並由此患上了癲癇病。納博科夫對此似乎表示認同，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毫無疑問是個神經質的人，他很早就得了那種神秘的疾病，即癲癇」。實際上，按照約瑟夫·弗蘭克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病與所謂俄狄浦斯情結的關聯純屬杜撰。

納博科夫的批評視角是對文學自身的興趣，他關心的是藝術的永恆性和個人的天才，對從社會歷史的角度把握文學史之演變軌跡的做法嗤之以鼻，對作品所反映的現實生活和生存苦難也漠然置之，這些都區別於利維斯的英國傳統觀。

不吝筆墨讚美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

納博科夫對托爾斯泰的鐘愛可謂溢於言表。小阿爾弗雷德·阿佩爾是著名的納博科夫專家，也是他的學生。他記得，一次課上，納博科夫發現大家的注意力無法集中。納博科夫突然停止講課，他走到講台右側，將頭頂的三盞燈關掉。然後他走下台階，又把三四個窗戶的窗帘關上。回到講台後，他在右側控制著開關。「『在俄國文學的天空中，』他宣布說，『這是普希金！』天象儀最左側的頂燈亮了。『這是果戈理！』中間的燈亮了。『這是契訶夫！』右邊的燈亮了。接著納博科夫再次走下講台，走向後面和中間的窗戶，鬆開窗帘的搭扣，窗帘順著捲軸彈了回去（砰！），一柱白色的陽光瀉進屋來，像某種『流溢』。『那是托爾斯泰！』納博科夫嗡嗡地說。」因為熱愛托爾斯泰，納博科夫就不吝筆墨地稱讚他，說他是「俄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如此富有原創性而又具有普世意義」，《伊凡·伊里奇之死》是「偉大的短篇小說中之最偉大者」。

《俄羅斯文學講稿》把三分之一的篇幅都留給了托爾斯泰。納博科夫對托爾斯泰的生平、《安娜·卡列寧》的基本內容及主要人物、結構、意象、家族等都做了詳細的梳理和交待，同時還列了106條內容駁雜但都飽含著一個流亡者的文化鄉愁的注釋。他認為，托爾斯泰是「唯一一位其時間鍾和眾多讀者的時間鐘相一致的作家」，也就是說，他的時間概念與讀者的時間感相吻合，他的人物在時間中的發展、變化其節奏如同「經過我們窗下的人們」，因此，這些人物彷彿讀者身邊的朋友，從而使得托爾斯泰的小說十分真實，一如生活自身的呈現。同時，不同人物的時間呈現有著各自鮮明的個性：奧勃朗斯基的時間是均質的，反映了他鬆散的生活慣例；卡列寧的時間刻板，一如他刻板的性格；吉娣、安娜的時間有時呈現出夢幻特徵，而已有配偶者的時間節奏又比沒有配偶者的快得多。納博科夫在時間分析上的獨到敏銳讓我們想起了他在《<堂吉訶德>講稿》中對堂吉訶德與他的敵人彷彿打網球一樣的勝負比分的計算。

在納博科夫看來，托爾斯泰追求的是真理，這種真理既有俄羅斯的古怪特徵，也有托爾斯泰的鮮明個性。它不是日常的俄國《真理報》，而是不朽的"istina"。「大多數俄國作家對真理的確切之意與本質屬性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對普希金來說，真理讓他想起高貴陽光之下的大理石；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二流藝術家來說，真理是血與淚，是歇斯底里的時事政治與汗流浹背；而契訶夫雖然看上去全神貫注於周遭的一片混沌，其實他始終帶著懷疑的目光凝視著真理。托爾斯泰徑直迎著真理而去，低著頭緊握拳頭，他找到了那塊曾經豎立過十字架的地方，——抑或就是他自己的模樣。」托爾斯泰在自己的身上和內心深處找到了真理，他的存在與他的藝術都圍繞這樣的真理展開。

納博科夫對托爾斯泰的熱愛也是一種個人回報。當他1939年困守巴黎、四處尋求幫助、想從二戰的魔影下逃亡美國時，他最終得到了托爾斯泰基金會的幫助，而基金會負責人就是托爾斯泰最小的女兒亞歷山德拉·托爾斯泰。

《俄羅斯文學講稿》

作者: [美]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出版社: 上海三聯書店譯者: 丁駿 / 王建開 出版年: 2015-3-30

本文選摘自7月11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6版，文：劉佳林，編輯：禽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