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茗：戊戌變法中的康有為

06-19

如果站在讀者的角度，聯繫那段波詭雲譎的歷史行程，則不難發現此書所提供的訊息足以顛覆人們固有的對戊戌變法史和康梁等維新黨人的認識。

李志茗

錢穆說，任何一門學問，都含有義理、考據、辭章三個主要成分。但當下以中國近現代史為專業的學者能將此三者熔為一爐的不多，茅海建先生就是這不多中的一位。特別是在考據幾成絕學的情況下，他對此孜孜矻矻，用力尤勤，更是獨樹一幟，個性鮮明。正如茅先生所言，求真是治史者不滅的夢境。實際上，從跟隨陳旭麓先生治中國近現代史起，他就致力於求真的探索。近年來，其求真成果接連問世，而且部頭越來越大，1995年出版的《天朝的崩潰》四十二萬字，2005年出版的《戊戌變法史事考》五十二萬字，而新近出版的《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下簡稱《〈我史〉鑒注》)更多達八十三萬餘字。

《我史》是康有為於1899年初在日本花十天左右寫成的他本人年譜，「敘述了他從出生(咸豐八年，1858)到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十年的個人歷史」(《〈我史〉鑒注》第2頁)，是研究康有為和戊戌變法史的重要史料。但是坊間流傳的均為抄本及據抄本整理的刊本，而康有為手稿本不僅未見刊行，更沒有為研究者所利用。茅海建先生是在得知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有《我史》手稿本後，花了四天時間在國家博物館即將裝修的庫房中研讀的。據茅海建先生所寫《「康有為自寫年譜手稿本」閱讀報告》(載《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一文可知：《我史》手稿本由羅靜宜、羅曉虹捐贈，1961年由文化部文物局轉藏於中國革命博物館;該手稿上並無題名，革命博物館將其命名為「康有為自寫年譜手稿」，作為一級品收藏，現該館已併入國家博物館;《我史》是康有為最初的命名，四萬字左右，凡八十八頁，其中七十八頁是他手寫的，另有十頁由他口授、其弟子韓文舉筆錄;康有為後來對《我史》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添加，但系統全面的修改僅做到光緒十八年(1892)，光緒十八年以後的部分是他隨時所加所改，未及全部完成。

眾所周知，作為戊戌變法的親歷者，康有為、梁啟超等後來再面對這段歷史時，都有意放大真跡，攻擊政敵，拔高自己，甚至以後見之明進行諱飾作偽，修正自己在當時的思想和言行，使得歷史真相撲朔迷離，難辨真假。所以儘管有很多研究者都斷定與《戊戌奏稿》一樣，康有為必定在《我史》中造假，可是因為未能見到其手稿本，只能猜測、存疑，而不能拿出真憑實據來。茅海建先生是看到並研讀《我史》手稿本的第一人，切實地弄清了康有為在哪些地方改動，又是怎麼改動的;有些雖然無法認定他改於何時，但亦可以看出他多次進行修改的痕迹。

《〈我史〉鑒注》就是茅海建先生以康有為對其手稿本的最後修訂為定本，按原文順序分成段落，一段一段地參照檔案和文獻進行比勘核對、探賾索隱，以釐定正誤、鑒別真偽、重建史實的重要學術成果。為了讓讀者了解康有為是如何修改的，他還將康有為親筆修改的內容與方式附註在每段定本的正文之下。由於「從甲午到戊戌，是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時刻，也是康有為個人歷史的關鍵時期，更是《我史》的主體部分」，所以茅先生便選擇這五年一一作注(第13頁)。原文只有兩萬五千字，但先生書中注釋的字數卻是原文的二三十倍，體現了他卓越的史識、深厚的學養以及非凡的學術功力。

《〈我史〉鑒注》是部皇皇巨著，但是全書的結論卻很簡單，那就是「《我史》所言之事，大體存在，只是敘述方式過於自誇，康有意作偽者，僅是少數」，因而「《我史》是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第14頁)。然而，這是面向研究者、針對史料的真偽問題立論的，如果站在讀者的角度，聯繫那段波詭雲譎的歷史行程，則不難發現此書所提供的訊息足以顛覆人們固有的對戊戌變法史和康梁等維新黨人的認識。

一般認為，戊戌變法是一場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良運動，提出開議院、興民權的主張，動搖了傳統的君主政體。但其實不然，根據《〈我史〉鑒注》，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期間主張君權，反對開議院。他在進呈《日本變政考》時，以按語向光緒帝表明態度，並在《國聞報》上發表《答人論議院書》，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雖然，康有為多次提及的制度局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議會雛形或過渡機構，而他代別人所擬的奏摺中也不乏「立議會」、「設上下議院」等建議和主張，但他此時期的議會概念，與當時歐美及日本等的代議制度有很大的差別(第707頁)。實際上就是在今天，對於議會、代議制等西方民主制度，我們還不敢說完全了解，更何況一百多年前的康有為呢。再說康有為的西學知識也很有限。他是1882年參加順天府試後路過上海，才開始接觸西學的。他不懂外文，獲知西學主要通過閱讀美國傳教士林樂知所辦的《萬國公報》以及上海廣學會所出版的西學譯作。胡漢民就挖苦說：「康有為未嘗研究政治的學問，單就當時李提摩太、林樂知所譯一二粗淺西籍，管窺蠡測，以為民族是要分別的，民主政體是這樣的，實則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第136頁)

通行的歷史教科書都認為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設計師，他本人及其代人起草的變法奏摺大部分為光緒帝所採納，並以上諭的形式頒行天下。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據茅海建先生檢閱軍機處檔案，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被直接採用的奏議只有七份，分別是「請以爵賞獎勵新藝新法新書新器新學設立特許專賣折」、「請將優、拔貢朝考改試策論片」、「請改直省屬員為中學堂鄉邑淫祠微笑學堂折」、「請立商政以凱利源而杜漏卮折」、「為恭謝天恩條陳辦報事宜折」和「請定中國報律片」、「上請帝第六書」之設立專局、「請開農學堂地質局以興農殖民折」。而戊戌時期的上諭共有二百零五道[根據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戊戌變法》(二)所輯錄的上諭統計]，雖然不全與變法相關，但從變法所涉及的政治、經濟、文教、軍事等諸多方面的內容來看，有關變法的上諭一定不少，其中最具亮點的裁汰閑衙冗員方案卻是採用岑春煊的奏摺。可見，康有為的變法主張並無多少真正付諸實施，成為戊戌期間的變法舉措。

據《我史》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條記載：「廿七日，……即見懿旨逐常熟，令榮祿出督直隸並統三軍，著二品大臣具折謝恩並召見，並令天津閱兵，蓋訓政之變已伏。」受此影響，後來有關戊戌政變的論著都說慈禧太后從戊戌變法一開始就做好發動政變的準備，其表現就是上述《我史》所說的，在變法詔書下達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光緒帝連下三道命令：一是罷免支持變法的帝師翁同龢的一切職務，驅逐回籍;二是所有新授二品以上的大臣，都要向慈禧太后謝恩;三是任命慈禧太后的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率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然而，這些只是康有為的臆測。其實翁氏的開缺雖然是慈禧太后的意思，但因為光緒帝與他在改革的問題上發生很大矛盾，早有排斥之意，所以放逐翁氏的上諭，是出自光緒帝硃筆，而非慈禧的懿旨;關於二品大臣謝恩與當時的制度規定有關，光緒親政後，真正掌握大權的還是慈禧太后，她通過事前請示和事後報告制度對光緒的權力進行監控，「簡放大員及各項要差」就明確規定由「皇上奏明皇太后」(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29頁)，因此新授大臣向慈禧謝恩只不過重申規定而已，並無弦外之音;至於榮祿所接統的三軍，本來都歸直隸總督節制，屬於榮祿的職權範圍，天津閱兵只是為了證明慈禧太后對軍隊的控制，顯示其權威，因為「此時的慈禧太后不可能預測後來的政治走向;退一步說，慈禧太后若要『訓政』，根本用不著到天津去藉助榮祿之手」(《〈我史〉鑒注》第422頁)。所以說「蓋訓政之變已伏」是過高估計了慈禧太后的政治預見力。

有趣的是，最先想到發動政變的倒是康有為等維新黨人。早在戊戌年間的六月中上旬，他們就已有拉攏袁世凱以發動政變的行動。當時，康有為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録去天津小站找袁世凱密談數日。徐歸告袁為其所打動，於是康有為等決定向光緒舉薦袁世凱。與此同時，康有為還派徐致靖、譚嗣同等出面，勸王照前往聶士成部策動，「且許聶以總督直隸」，但是遭到王照的拒絕(《近代稗海》第1冊，第5頁)。到了七月下旬，康有為等已決定發動軍事政變：第一步是為徐致靖草折薦袁取得成功，袁世凱授候補侍郎;第二步是制定了圍園劫後的計劃，即以袁世凱率部圍頤和園，以畢永年率百餘人捉拿慈禧太后。可是就在此時，光緒卻托新任軍機章京楊銳帶出密詔，說自己權力不足，若要盡變舊法、盡黜昏庸之人，「朕位且不保」。於是，康有為等決定鋌而走險，「說袁勤王」，遂派譚嗣同於八月初三日晚上面見袁世凱，請袁殺榮祿，並派兵入京，一部圍頤和園，一部入宮。但袁世凱對此只是虛詞應對，並沒有給予明確答覆，因而康有為等的計劃最終未能實現(《〈我史〉鑒注》第762頁)。對於這個過程，康有為在《我史》中過濾了一些細節，虛構了部分事實，如他隻字不提最重要的圍園劫後的計劃;把光緒的密詔說成是第一道密詔，將自己定為受詔之人，並對密詔作了較大的文字改動，將「朕位且不保」竄改成「朕位且不保，令與諸同志設法密救」;之後又偽造第二道密詔由林旭頒給，中有「共建大業」等語。茅海建先生認為即使有所謂第二道密詔，「共建大業」一語也與光緒帝的身份不符，不是君主對臣子的口氣(第7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