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25年後，讓我們繼續讀阿列克謝耶維奇

從關於動蕩和苦難的個體記憶中，獲取關於人類真實情感、愛以及勇氣的認知；並且經由這種回憶，提醒人們警惕一切關於烏托邦式願景的期許。這正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之於全世界的意義。

1/4個世紀以前，我們在關注什麼？

我手裡保存著一本1991年9月2日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封面是揮舞俄羅斯三色旗的葉利欽。大標題「1991年俄國革命」彰顯了那個時代的主題：蘇聯接近解體，冷戰即將結束，關於全球化和「歷史終結」的種種憧憬正在醞釀。25年之後，昔日的設想部分已被放棄、部分則成為現實，但人類又有了新的擔憂話題：環境政治，恐怖主義，難民危機，核擴散……在急劇變化的歷史中，我們希望梳理出一些脈絡。

2015年，我們選擇了「一帶一路」作為《三聯生活周刊》年度系列報道的主題；2016年將本年度「系列報道」的主題，定為「影響世界的人」，他們或者是思想家，或者是政治家，或者曾以科技發明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他們的努力和創造，象徵著這個時代的精神：樂觀中帶有焦慮，但始終探索不止。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毫無爭議地成為《三聯生活周刊》「影響世界的人」年度系列報道中的第一位入選人物。經過一番籌備，4月中旬，周刊記者兵分三路，探訪了與她有關的三個國家，希冀從三個不同的維度尋找她曾經的生活和創作軌跡：我和攝影張雷往返於白俄羅斯的城市和鄉村之間，探訪她曾經定居和工作過的那些處所，傾聽人們關於她的各不相同的回憶；李菁和攝影關海彤前往烏克蘭，在她曾經飽含感情地描寫過的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發生地，回想20多年前女作家創作《切爾諾貝利的禱告》的歷程；蒲實則獨自前往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在俄羅斯—蘇聯文學的歷史譜系中，尋找她本人的思想淵源之由來，以及她的作品在這條洶湧大河中的位置，並通過今日俄羅斯國民的口述回憶，旁證女作家關於「二手時間」的細緻刻畫。

切爾諾貝利地區廢棄的zalissya村人家（關海彤 攝）

在和阿列克謝耶維奇會面之前的那個下午，我拜訪了她的母校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學院。1968年初秋，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是那幢簡潔的現代主義建築最初的幾批就讀者之一；而在48年後的今天，這裡依舊雲集著大批年紀不到20歲、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年輕人。當我問及他們對蘇聯歷史的看法時，一頭金髮的大二學生尤里安告訴我：「只有老年人才會追憶蘇聯時代的往事：他們在蘇聯統治下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代，必須要通過這種方式來緬懷青春。至於我們，從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身處獨立的白俄羅斯共和國，和俄羅斯人以及烏克蘭人分開好像沒有什麼不好。我對斯大林這個名字也沒有特殊的愛或恨。」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母校——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學院（張雷 攝）

尤里安錯了。三天以後，在南部邊境小城莫濟里，我試圖向一位老人打聽30年前本地遭受切爾諾貝利核災難輻射危害的歷史。老人的手指向市政府大樓對面的一角——「最初的幾個月有不少人死去，後來陸陸續續有人因輻射患上疾病。我們在老城中心建造了一口紀念鍾。但那已經過去了，生活還要繼續。」

流經白俄羅斯莫濟里城區的普里皮亞季河。下游100公里處就是切爾諾貝利

這是何等荒誕的景象！年輕人因為不曾經歷而對那段歷史缺乏感覺，老年人則由於政治的改變過於劇烈，在長久的迷茫和失落之後選擇了遺忘。而斯維特拉娜·亞歷山德羅芙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超過40年的寫作經歷，以及她那聞名世界的「烏托邦之聲」五部曲，正是一種對遺忘的持久抵抗。早在1983年寫作《戰爭中沒有女性》時，女作家就提出了那個尖銳的問題：為了抽象的「勝利」，渴望愛與被愛、喜歡漂亮衣衫、具有恐懼本能的普通女人被迫成為粗礪堅韌的戰士；然而勝利沒有一絲一毫轉化為自由，她們付出的代價最終被掩蓋和否認了。俄羅斯民族有著將一切苦難神聖化的悠久傳統，但苦難最終給人們帶來了當初期許的回報嗎？如果沒有，那麼犧牲的價值究竟何在？

今日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市街頭景象（張雷 攝）

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答謝詞中，阿列克謝耶維奇告訴我們：「俄羅斯文學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是唯一一種能夠講述一個大國實施一場以人為載體的巨型社會實驗的文學，實驗的最終目的則是造就一個2000年以來為無數思想家所熱切盼望的烏托邦。」她在「烏托邦之聲」五部曲中描寫的「紅色人類」（The Red Man）並非天然形成，而是一些偉大人物為著崇高、超越的目的，對自然人進行強制性引導和改造的產物。這些偉人並未告訴他們的「產品」，有一天改造可能失敗；他們也沒有告訴那些勤勞、質樸但本質脆弱的人們，當全部努力付諸東流之後，如何在一個時間軸不再指向「人間天堂」的國度里生活下去。

基輔的清晨（關海彤 攝）

70多年間，所有「紅色人類」都堅信他們即將由社會主義邁入共產主義，任何形式的倒退或逆轉都是不可能的。但最終降臨的卻是他們始料未及的東西：資本主義。1917年的革命被斥責為陰謀，曾經的自豪和苦難被一概抹殺，人們驚慌、失落、壓抑，活在錯亂的「二手時間」里——既被紅色文明的發展軌道所拋棄，又陷入資本主義那個與自由相伴隨的灰色陰影——惶惶於如何跨過兩種時間維度之間的巨大鴻溝。

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外的「斯大林防線」遺址公園內一位身著軍服的工作人員

阿列克謝耶維奇選擇了拋開一切大詞和人造觀念，從每一個親歷者最細微、最真切的經歷和情感，展現曾經的紅色文明的存在形態，以及由它塑造的「紅色人類」的特質。她告訴我：「我希望讓那些沒有留下姓名的人——那些在歷史中默默出現、默默消失，以至於歷史學家都不屑於在著作中為他們留下些許痕迹的人——發出他們的聲音，為他們留下記錄。我讓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人物來敘述他們的經歷，敘述他們在時代洪流中的拼搏，敘述他們對那些偉大思想和偉大人物的看法。」而所有記錄最終證明：愛與恨，脆弱與彷徨，勇氣與恐懼，這些人類與生俱來、完全無法被標準化和統一化的情感，具備了比絕對理想化和抽象的烏托邦願景更強大的力量。每一個真實地生活過了的小人物的故事，構成了歷史的真實面相；如同一出希臘悲劇，人的「可能」與「不可能」在命運的激蕩和碰撞中獲得了最完整的展現。

生活在毗鄰波蘭的白俄羅斯邊境城市布列斯特的一群年輕人

理想化的「人間天國」設計與人性之真實特質之間的反差，又豈止適用於俄羅斯歷史！紅色烏托邦之夢固然是黑格爾—馬克思式的「歷史狡計」與東正教終末觀念乃至俄國特殊地理環境結合的產物，但現代思想家對人類未來遠景的進步主義幻想，對普遍均質世界的異常迷戀，存在形態又遠不止這一種。後冷戰時代的「歷史終結論」，不也是紅色烏托邦幻想的另一種鏡像嗎？人們在狂熱歌頌全球化之光明面的同時，是否也在嘗試創造另一種基於理想和觀念、而非現實和民情的「新人」？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恰好為我們從這樣一種新型崇拜中解脫出來創造了思考的機會；她所記錄的是過去，但依舊可以觀照未來。

最重要的是，在冷戰結束整整25年、全世界又為恐怖主義和大國鬥爭的新恐懼所籠罩的今天，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寫作和講述，依然不曾脫離人類生活和靈魂的最終自由這個主題。儘管女作家本人也承認：「自由不是輕飄飄的，接受和承載它都需要付出莫大的代價。」但人類對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天然憧憬，終將為我們辨明和應對現實提供足夠的勇氣。這也是我們在今天，繼續閱讀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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