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繼承財富和依靠租金生活比自己動手更加高貴 |精選

作者: [美]維托·坦茨

譯者: 王宇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出版年: 2014-6

來源：商務印書館

撰文：維托·坦茨

書摘

「因此，當每一個人企圖儘可能地使用他的資本去支持本國工業，從而引導那種工業使它的產品可能有最大的價值時，每一個人必然要為使社會的每年收入儘可能大而勞動。的確，他一般既無心要去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對之正在促進多少。他寧願支持本國工業而不支持外國工業，只是想要確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導這種工業去使其產品能具有最大的價值，他這樣做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他這樣做只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促進一個並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

亞當·斯密

幾個世紀，政府的經濟職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世紀，政府職能曾變得非常重要。亞當·斯密《國富論》歷時多年，這部與美國《獨立宣言》同年出版發行的著作至今仍是分析政府職能的出發點。當年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的主要原因是針對「重商主義」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對「商業制度」的批判。亞當·斯密描述了那個時代的政府，特別是英國政府通過監管、壟斷以及設立貿易障礙對經濟活動所進行的干預。當時，很多經濟活動需要政府授權，因而產生了施惠於特定個人或團體、阻礙其他人開展相同經濟活動的壟斷。亞當·斯密對政府強加於美國殖民地的限制尤其不滿。在重商主義的「商業制度」中，儘管允許個人擁有私人財產，並且存在交易商品和服務的市場，但市場的力量被削弱了。

一般認為，亞當·斯密的著作開啟了「自由放任」時代，即減少政府干預，給市場（不只局限於對外貿易）和個人以更大的經濟活動空間。從時間上看，簡化版的「自由放任」時期大約始於1880年，終於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隨後，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以及思想的發展使大家逐漸認識到「自由放任」的缺陷。那時的質疑者主要是社會學家，以及德國學派的經濟學家，當然也有主流思想家。儘管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政府干預增加，政府支出擴大，但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仍然發揮了重要作用。

奉行「自由放任」主義的胡佛政府

一直以來，特別是近些年來，經濟學家和金融家都將亞當·斯密看成是「自由放任」的推動者、「看不見的手」的發現者，以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教父。此外，很多經濟學家將自己對「重商主義」或「商業制度」（即政府的開發性經濟職能）的批評歸因於亞當·斯密，這些可能成為永遠的「歷史誤會」。鑒於亞當·斯密的思想在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以及《國富論》在政府職能研究中的意義，我們應當重視亞當·斯密的思想價值。

據報道，「亞當·斯密的著作被引用的次數多於其被閱讀的次數」，「每個歐洲國家都至少有一種以上對亞當·斯密理論的解讀」( Reinert and Reinert)。德國學者討論了由他們所定義的「亞當·斯密問題」。阿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2001)曾提到亞當·斯密理論的「神話」一說。詹姆斯·巴肯(James Buchan)( 2006)指出，作為「自由資本主義」的教父，斯密從未用過「自由放任」這一表達方式，而這一用法早在亞當·斯密時代之前的法國就已經出現過。此外，「看不見的手」在亞當·斯密流傳至今的上百萬字中僅出現過三次，並且沒有一次與自由資本主義有關。一般來講，歷史學家都會直接閱讀亞當·斯密的著作，但大部分當代經濟學家對亞當·斯密的了解主要來源於二手資料。 因為從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論》，到1776年出版《國富論》，亞當·斯密的思想是逐步形成和演變的。這兩本書的寫作都耗時多年，出版時都引起社會公眾特別是哲學家的極大關注。直到1754年，那不勒斯大學才出現了世界上第一位經濟學教授——安東尼奧·吉諾維斯( Antonio Genovese 》。其間，一些古典經濟學家整理並重新演繹了亞當·斯密的思想，使其更加接近他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因此，亞當·斯密被認為是「自由放任」的創始人，而「自由放任」經濟學是稍後才發展起來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作和卡爾·馬克思的著作可能都經歷了與亞當·斯密的著作相似的命運。

18世紀，倫敦的貴族

亞當·斯密出生於1723年，那時，給整個世界帶來巨大變化的工業革命還沒有出現。亞當·斯密的父親是一名海關稽查員，這一職業可能對亞當·斯密的思想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例如，《國富論》強調，「繼承財富和依靠租金生活比自己動手更加高貴」( Ricossa, 2006)。當亞當·斯密撰寫《道德情操論》（這是經濟學說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第一部著作）時，他將自己看作是「道德思想家」，並且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擔任道德哲學教授。將亞當，斯密的觀點與大衛·休謨的觀點進行對照，我們會發現，亞當·斯密的思想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大衛·休謨因撰寫《人性論》一書而聞名全世界。他認為，在本質上，人們都受「激情」和「私利」的驅使，其他因素基本不起什麼作用。換句話說，社會因素對個人行為的影響很小，因此，所有社會都需要一個穩定的權力中心，政府作為權力錨，能夠通過懲罰非道德行為、轉移有害情緒來維護社會秩序。大衛·休謨認為，個體需要自由來維護，而社會需要權威來維護，而且，「權威與自由之間，永遠存在衝突。哪一方也不能在對抗中絕對勝出」。

相比之下，亞當·斯密對人性的看法更為積極和樂觀。亞當·斯密認為，人類天生就有一種「認同感」，這種「認同感」使大家能夠感知他人的悲喜，人類也會受到其他人想法的影響。此外，「認同感」會隨著文化發展進一步強化，而文化發展是受商業發展驅動的。由於商業發展增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長，建立了共同遵守的規則，因此，商業在亞當·斯密的世界中佔據了最重要的位置。

亞當·斯密時代的英國

在一個輕視商業的世界裡，亞當·斯密的思想具有革命性意義。那時，貴族還不屑從事商業活動。社會普遍認為，交換是與欺騙聯繫在一起的。

亞當·斯密思想的另外一個重要基石是，分工促進了商業發展，換言之，分工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社會文化的進步。亞當·斯密引用了著名的制針廠案例來證實，分工越精細、越專業，對交易和商業的需求就越強。法國《百科全書》第5卷中有一篇名為「Epingle"的文章。亞當·斯密對勞動分工的重要認識就來自於這篇關於制針廠的文章。

這也引出了亞當·斯密關於政府職能的討論，即政府可以推動商業發展，也可以阻礙商業發展。當時英國政府在英美貿易和英印貿易中的做法就反映了這一點。亞當·斯密認為，政府應當促進和鼓勵貿易發展，並通過提供服務推動貿易發展。

亞當·斯密對政府職能的界定——政府應當保護和促進商業活動——對以後的經濟理論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亞當·斯密做出了政府應當保護和促進商業活動的基本判斷。亞當，斯密的著作出版於工業革命之前，當時，社會民眾對政府行為的評價是負面的。儘管從今天的視角來看，亞當·斯密對政府職能的觀點可以被解讀為要求限制政府職能，或者將政府職能最小化，但是，當時並非如此。將亞當·斯密關於政府職能的看法等同於後來的「自由放任」是錯誤的。擁護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大多是法國人，他們反對擴大政府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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