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秩序重建與中國文化自信：延安紅色文化的當代意義

作者簡介：任平(1956- )，男，江蘇高郵人，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基地「中央編譯局江蘇師範大學發展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提要：美國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不僅是經濟危機，更是西方文化霸權的危機。中國崛起改變的不僅是全球經濟秩序，也是全球文化價值秩序。在重構全球文明對話秩序、建立當代中國文化自信語境中再度審視延安紅色文化的當代價值，具有重大意義。延安紅色文化不僅在周秦漢唐盛世文化積澱豐厚的陝西大地上傳承著中華由衰轉盛的優秀文化基因，更以面向現代的積極姿態融合馬克思主義紅色文化，使之本土化，從而成了新中國現代文化發展道路的真正起點，也成了中華文明的現代繼續，中華文化現代化的真正奠基之一。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主要問題和解答思緒，都可以追溯到延安紅色文化傳統。我們以文化自信參與全球文明對話秩序的重構，也可以從延安紅色文化精神中得到很大教益。

新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格局正在深刻調整。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持續加深，不僅是資本全球化經濟秩序的致命危機，更是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西方新自由主義文化霸權的深刻危機。危機沿著新全球化的「知識資本—工業文明」線路圖向世界的傳導以及全球的奮起抗擊和顛覆性變革，使全球格局發生深度改變。其中，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不僅改變了由西方七國集團把持多年的全球經濟秩序，而且更改變著由西方話語霸權統治著的全球文化秩序。全球文明對話秩序正在向新格局轉變，一個新全球文明秩序不可避免地正在被重構。作為國家軟實力，中國話語和中國價值無疑在未來全球文化對話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未來文明秩序，不僅對經濟、政治、軍事秩序起合法化鞏固作用，而且還構成了全球秩序的真正底蘊。中國不僅為世界供給中國製造的物品，更為人類未來指明一個能夠替代西方模式、具有優秀文化價值和值得稱道的生活方式。全球文明對話秩序的重建，文化軟實力的比拼，說到底都有賴於中國能夠針對人類困境提出有效應對的文化，從而影響、引領全球走向希望的未來。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價值體系。民族共同生活的實踐不僅創造一切社會存在，而且創造社會存在對於人的意義、價值。這些意義和價值構成的體系，就成為文化。因此，一個社會不僅要有實存結構，也要有作為社會存在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結構。一個民族依賴文化來傳承自己民族生存於世界的意義和價值、自己的信仰和態度、自己的變革和守成，是民族之為民族、時代之為時代的行為和精神特質、風格、靈魂和血脈。文化就是人化，但是作為具有意義和價值追求向度的人化，其構成當然是一個由核心價值外擴為行為制度、進而擴展為物質器物層的三重體系。文化有發生學意義的生成過程，當然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不斷出場的文化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建構文化不能脫離傳統，也不能脫離與周邊文化之間的對話與融通，更不能脫離人的活的行為創製。因此，建設當代中國文化價值體系，不僅需要積極傳承五千年優秀文化基因，不僅需要與異域、特別是西方文化優秀因素的融通，不僅需要在當代中國本土現代化的實踐經驗中創新文化，更要傳承、弘揚和創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紅色文化傳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核心主脈是來源於中國共產黨人曾經創造出來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文化。

中國取得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勝利已歷70年，每個中國人都會自覺想起作為抗戰勝利之都的延安。延安是中國命運的轉折點。自鴉片戰爭以來，不僅抵禦外侮行動都以失敗告終，而且中國革命也多有挫折，直至延安時期，才走向勝利。在中國革命的曲折歷程中，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也有一個從簡單照搬到自主創造的轉變過程，只有在延安時期，在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催化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才真正走向成熟，發展為成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現代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這一紅色文化傳統，以周秦漢唐巍巍盛世文化版圖為底色，以融會全球多元文化為經緯，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繪就了一張新的文化地圖，成為新中國現代文化直接的發端之一。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有跨越千年的兩張文化地圖。一張是以周秦漢唐為標誌、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傳統中國文化地圖。周秦漢唐，曾經成為中國大地的文化和經濟中心，也是四方來朝的世界中心、絲路發源的起點。另一張是現代的，從沿海傳入的國外馬克思主義文化，經過若干挫折，最終在延安轉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於是，在曾經是世界文化中心的周秦漢唐帝國心臟的地域，最終也孕育成熟了作為未來世界文化軸心的現代中國文明底色和靈魂的紅色文化。今天，「一帶一路」再次從這裡出發，讓中國走向世界。兩張文化地圖疊加，共同指向了一個文化福地。雖然文化發源未必在這裡，但是轉向繁盛之地卻每每在於斯。這也是一個包容交匯的文化之地，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在此展開無形碰撞，對話轉為融合，融會轉為創新。這是一個可以走向全國、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文化原創和輻射中心，它根植於中國大地，無限地指向未來。

延安紅色文化是一個總體概念，主要指以延安地域為中心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領域形成的思想體系和生命體驗，也指延安時期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延安先進群體的革命人格、心理、行為方式的綜合。延安紅色文化的最高產物，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也是集體價值和文化體系的結晶。作為文化形態的毛澤東思想和延安紅色文化，不僅是國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更是與五千年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產物；不僅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化誕生的主要標誌，更是中國優秀文化的真正繼承者與創新者；不僅是真理體系，更是價值體系和文化體系；不僅是原創的，而且是指向當代中國現代性重寫、指向未來和永遠開放的。延安紅色文化作為起點，其內在地包含著中國走到今天、走向未來的許多秘密。正在走向未來的中華民族，不僅要仰望星空、展望未來，也要回觀既往，再看起點，把發端於起點的昨日同今天和未來鏈接起來合成一個坐標，把延安紅色文化擺在這一文化大坐標中重新加以研究，這是有重大意義的。

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形態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而且是與中國文化革命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出場不僅有實踐路徑，而且有文化路徑。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高產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僅有創新的思想形態，也同樣有民族的文化形態。

延安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原初完成地，因而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地。據此，深度考察在延安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何以通過正確的文化路徑，初步完成了同中國文化革命實踐相結合過程，創造出作為文化形態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研究延安紅色文化的首要重點。

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延安紅色文化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標誌。延安紅色文化如何創製了作為文化形態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深度探索。

第一，延安紅色文化第一次真正轉變了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徹底擺脫了對洋文化的教條主義，找到了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立足點。在延安時期之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受教條主義文化態度束縛而缺少自信。馬克思主義作為外來文化，必然在傳人過程中發生著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激烈碰撞和對話關係。起初，與許多其他五四人激烈反傳統風格一樣，以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為前提來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曾經成為陳獨秀、李大釗等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思緒和文化態度。形式主義地簡單拒斥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傳統，雖然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造成一定的文化空間，但是也必定帶來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傾向。箇中原因之一就是始終面臨一個康德式的分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之根究竟是源自和依賴外國的先天傳播，還是源自中國革命後天的實踐創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特別是對缺少文化知識的工農兵大眾來說，馬克思主義是先驗的舶來品，而中國人要準確了解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各種「赫爾姆斯」(信使，如陳獨秀、王明等人)來實現。按照這一邏輯，如果中國工農兵大眾的革命實踐與本本理論發生衝突，那麼錯誤的一定是工農兵大眾及其實踐，糾偏的方式一定是強調「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其結果，是中國革命遭受大挫折和大失敗。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已經從軍事和政治上糾正了教條主義，但是還來不及把它轉變為一種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來加以檢討。只有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發動整風運動，徹底檢討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以《實踐論》解決了一個文化立場轉變和文化自信根基問題，才指明了唯有實踐才是一切認識發生的根本來源和基礎，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在中國本土的實踐中才能誕生。理論與實踐一旦發生矛盾，錯誤的始終是理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只能在後天的工農大眾和革命軍隊的浴血奮戰中一點一滴地通過本土化路徑來誕生，理論的主體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工農大眾，他們的實踐和文化創造著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絕不是國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簡單平移，不是馬克思主義一成不變的在場，而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本土大地重新塑造和重新出場。中國化的不僅是話語層面的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而首先是理論、思想、文化的中國化。只有這一石破天驚的論斷，真正確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主體性，才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創製的前提條件和中國道路的真正起點。沒有《實踐論》，就沒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也就沒有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沒有抗戰勝利和新中國，更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今天，站在中國道路的當代高度，我們無論如何回顧和評價這一起點的價值都不過分。

第二，站在周秦漢唐盛世文化版圖的大地上，延安紅色文化徹底扭轉了形而上學地根本否定中國所有傳統文化的文化虛無主義態度，提出必須要用優秀的中國文化基因再造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周秦漢唐盛世發生地，延安紅色文化感受到中國優秀文化的可貴，深刻體認到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必須要在內核上吸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路徑，必然存在著幾個關鍵的文化關係。一是作為西方現代文化成果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何以被中國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所接受？這涉及文化的前理解。中國人理解馬克思主義始終帶著中國文化之境。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也存在著與馬克思主義內在相通的精華，如儒家「大同」思想，佛家「普度眾生」式的佛教共產主義，道家的「天下為公」，等等，作為中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是理解和創造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文化前提。為此，毛澤東同志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認真總結。二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能否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轉化並構成其一脈相承的文化內容？這涉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對待傳統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的轉變。我們既不能按照文化激進主義態度全盤拒斥傳統，但也不能按照文化保守主義甚至原教旨主義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看做是傳統文化向現代的簡單衍生，將中國化等於「現代儒學」「現代道學」或「現代佛學」，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納入「現代儒藏」了事，而是要深度探索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轉變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所必須要經歷的文化現代變革和創生性轉換路徑。三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創製是否需要融入中國文化才有可能？如何融入？這就涉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重新出場的文化可能性和文化身份問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文化融合不能沒有文化身份，被稱之為「不是東(中國)、西(西方)」。這應當屬於當代中國文化形態範疇。不僅如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努力汲取了「實事求是」、「和諧」、「矛盾辯證法」、人類大同、天下為公等核心的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精髓，也就在努力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真正繼承者。延安紅色文化是這一文化形態的倡導者和踐行者。

第三，延安紅色文化真正將中西文化包容融通，在實踐基礎上，成為開放、創新、指向未來、指向世界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學說，具有真正的現代性和世界歷史性品格。延安紅色文化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格局中始終與世界文化和政治相連；另一方面，又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開創，它本然開放地指向未來、指向世界。在若干著作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抗戰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正義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是一個全球化世界格局中的存在，與世界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鏈接著世界和人類命運之網。這樣的事業和文化，得到全球正義事業和愛好和平的人們的珍視和支持。儘管被重重封鎖，但是延安紅色文化依然保持著與世界各國文化的密切聯繫，實現同呼吸、共命運。同為紅色文化聖地，但是如果我們比較井岡山時期和延安時期的文化氛圍，就會發現：延安紅色文化更具有世界性和多元包容性，不僅有來自美國、蘇聯、印度、加拿大、東南亞等國際友人或華人華僑帶來的世界文化，也接納了來自大後方和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文化青年及他們身上帶來的各種文化思想。飽含人類進步文化的書籍、電影、歌舞、繪畫、音樂等在延安各地廣為流傳。抗大、魯藝、陝北公學、馬列學院、自然科學院等高等文化教育機構的建立也強力推動了高端文化交流、交融進程。延安將之在一個文化熔爐中煉成強大的民族抗日進步文化體系。從中，我們得到的有益啟示是：這是一個能夠代表中國開創未來的現代文化氛圍的雛形。

二、《新民主主義論》：延安紅色文化對於中國複雜現代性之路的重寫

由於資本全球化兩極結構的時空變換，在西方帝國中心依次繼起的前現代、啟蒙現代、經典現代、後現代和新現代思想文化，在邊緣化的中國可能呈現「共時出場」甚至倒錯出場。複雜現代性的語境表明：作為文化的現代性道路選擇，中國並沒有完全按照西方的框架和節律來跟著西方亦步亦趨地依次經歷上述階段。

然而，在西方中心論統治下，中國的各個階級甚至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中國如何走入文化現代性曾經都是迷茫的。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痛定思痛之餘，大清朝有識之士開始了對西方現代性文化的積極體認和不懈追求。但是，起初的認識是膚淺的，似乎「堅船利炮」等物質利器、奇技淫巧就等於西方現代性的全部，因而掀起了洋務運動，宣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然而，甲午之戰使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轉而使人們深刻認識到只有物的現代化而沒有制度現代性，依然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於是，依照西方經典現代性的模式，戊戌維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接連出場，一個比一個徹底，然而，也沒有根本改變中國衰敗的命運。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使國人進一步認識到：文化的根本在於價值觀念，在於國民性，在於人的現代化。因此，藉助於韋伯原理，即藉助於變革文化來變革社會，進入西方式現代化，就成為一種激進的文化共識。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類似於啟蒙現代性的運動就開始了，「德先生(Democracy)、賽先生(Science)、貓小姐(Moral)」就作為西方啟蒙現代性的象徵和標誌進入中國大眾視野，清除舊文化、舊政治、舊道德，引進新文化、新政治、新道德，就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思緒。於是，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勢頭強勁的文化之一，被傳介進來，成為一種新文化的標誌。儘管馬克思一再強調他的僅限於西歐的歷史分期法不能作為公式簡單套用於中國，但是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只能簡單套用，以之說明中國的現代性出路。陳獨秀認為，中國社會已然處在封建狀態，當前的主要任務依然是民主革命，前途主要是資本現代性，那麼，這一革命的主導權當然應歸屬於資本家階級，屬於作為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應當在現階段放棄領導權。他不能區分西方的現代性與中國的現代性所處的歷史語境的差別以及性質的差別。王明走向另一個極端。它主張中國共產黨對於革命的領導權，但是他的論據恰好是與陳獨秀一樣的，認為現在應當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否則就沒有必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其核心話語是如果認為中國革命僅屬民主革命，則主導權不屬於無產階級。兩者對於中國現代性的誤判，導致了中國革命的兩次大失敗。

基於兩次大失敗牽涉到對中國現代性性質的誤讀這一根源的深刻反思，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一個新論斷，即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論斷。他認為，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革命已然失敗並成為歷史；今天，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這一階段，由於世界範圍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社會主義運動引導下的民族獨立、民主革命已經不再屬於舊世界的範疇，而是與社會主義革命世界相連接，因而是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論斷成為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建立新中國的主要綱領，我們已經耳熟能詳。然而，我們仍然沒有深度思考的是，這一論斷指明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中國新現代性，從而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指明了道路。

中國新現代性之新，首先在於它沒有按照西方現代性的歷史邏輯亦步亦趨地走下去，而是將現代性的兩個階段有機結合起來。按照西方經典現代性的標準，甚至按照馬克思《資本論》的邏輯，民主革命屬於資本的範疇，屬於資產階級主導的革命範疇。但是由於國情特殊性，在中國，民主革命的屬性改變了。在革命對象上，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西方的資本率先進入中國，中國的現代化從一開始就以官僚資本方式(官辦企業)出場，因而與封建的皇權結合，構成了壓迫中國的三座大山。革命對象的特殊性質，特別是官僚資本主義的強大在場，使民族資本難以革命面對。在中國革命的任務上，中國革命的任務不是單純地打倒封建，而且要打倒三座大山，革命任務是要將「半現代」變成徹底的現代，革命的徹底性決定其需要與後民主革命階段相互連接。在革命主體素質上，無產階級的先行出場和民族資本的後至與弱小，對比強烈地說明了一個事實：中國民主革命只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與下一場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相互連接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規划了新中國的性質：幾個革命階級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

其次，中國新現代性的提出為當代中國新現代性的重寫奠定了最為重要的基礎。中國的現代化當然要完成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民主化、文明化等一系列第一次現代性的內容，但是在受到後現代思潮洗禮、特別是歐洲新現代文化影響的中國，肯定要走以第二次現代性引領、帶動第一次現代性的道路。因此，中國的新現代性就呈現一系列的新：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新型市場化，新型民主政治，新的科學發展觀，等等。我們需要發展，但是我們需要生態的、人民主體的、全面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我們要按照第一次現代性的目標實現工業化，就必須用第二次現代性的信息化改造、提升、完成工業化，用「互聯網+」、工業4.0和工業製造2025計劃來完成新型工業化；我們要建立市場化的經濟體系，就不僅需要建立市場起決定性資源配置作用的動力體系，更要建立政府宏觀把控、邊界調節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我們需要發展城鎮化，但是不能完全拋棄鄉村，而是要新型城鎮化，要與新農村建設相得益彰、與生態建設協調發展、城鄉一體化同步推進、人民增進幸福的城鎮化；我們要實現民主，但是不僅要實現代議制的民主，而且要實現直接的協商民主；等等。中國新現代性的構建，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容。這是由《新民主主義論》開創的中國特色現代性進路。

再次，中國的新現代性當然要更徹底地完成現代化的歷史重任，最終跨越「半現代陷阱」。由於中國的現代性進路從一開始就走在培育和強化官僚資本的錯誤道路上，官僚資本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雖然有矛盾，但是又有本然的勾結，因此不可能完成中國現代化的變革任務。大清朝、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權力構架不是處在純粹封建的狀態，而是處在官僚資本壟斷造就的所謂「半現代」的狀態時轟然坍塌。我們需要深度反思、警醒自己。今天，中國又面臨「半現代」狀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一個經濟結構概念，也不僅是一個發展方式概念，本質上就是整個社會的「半現代陷阱」。我們有了市場，但是還很不完善，很不規範；我們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發展方式不可持續；我們有了城鎮化，但是建設道路還有問題；我們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度，但是無論黨的現代化治理程度和多黨合作機制都還需要大力完善；我們有了民主基礎，但是還很薄弱；我們有法制，但是人治傳統還很通行。這些，就像夢魘一樣壓迫著現代中國。我們有了經濟的深化改革，但是其他領域改革還很滯後，甚至在改革中形成了新的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阻礙著中國的現代化進一步完成。因此，中國需要進一步高舉《新民主主義論》樹起的大旗，回答一個世界級的難題，在重寫現代性的道路上奮力前行。

三、窯洞對話與民主政治：延安紅色文化莊嚴的政治承諾

延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多元化抗日政治派別合法共存、相互承認、聯合抗戰的特殊政治時期。除了漢奸賣國賊如汪精衛之流，其他愛國黨派如共產黨、國民黨、國家社會黨、民主黨、中國青年黨、第三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職教派、鄉村教育派、救國會、民進黨、九三學社、民革等都在抗日的旗幟下得到了相互的合法承認，並且成為統一戰線聯合抗戰的各方。這一政治局面是中國五千年來所未有的民主格局。而格局的形成，曾經為中國戰後實現民主政治帶來直接的一線希望。然而，這一大好局面被國民黨發動的內戰所摧毀。

正是在延安時期，利用西安事變後的國內外複雜形勢，中國共產黨人為這一格局的形成，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格局形成後，中國共產黨人又在積極思考如何利用這一格局建設戰後的民主政治，思考中華民族如何擺脫千年周期律的困擾而走向長久的復興。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思考最多的是實現民主、反對獨裁，治理踐行最多的是如何實行邊區民主，以與一黨獨裁的國民政府爭影響。最著名的思考，就是延安「窯洞對」——從大後方來到邊區考察的黃炎培與邊區領袖毛澤東同志就如何跳出中國千年來反覆出現的治亂興衰的周期律，進行的一次影響深遠的對話。

黃炎培問：「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變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聽了他這番話後，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黃炎培看來：「這話是對的」，因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1]。

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將打破歷史興衰周期律的根本出路放在實行民主，即用人民當家做主來監督政府、管理社會，這既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無比崇高的政治理想，更是對全國人民無比鄭重的政治承諾。即便今天讀來，也同樣令人感慨，發人深省，甚至讓人心潮澎湃，熱血沸騰。正因為有這一崇高的政治理想，才會使無數共產黨人灑熱血、拋頭顱，為一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正因為有這一鄭重的政治承諾，紅星才能照耀中國，使全國進步黨派和億萬群眾堅定地跟著共產黨走，打倒獨裁，實行新中國民主政治大業。延安的聲音，穿過了風風雨雨半個多世紀，在今天依然是標準，是尺度，仍在丈量著我們為跳出封建周期律所跨出的步伐有多遠，成效有多大。

以民主理想為核心的「窯洞對」所代表的延安紅色政治文化傳統與大後方以國民黨為代表的獨裁統治形成鮮明對比的中國兩種前途和兩種命運。至今，我們依然需要冷靜地不斷思考：執政6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共產黨究竟是繼承和弘揚延安紅色文化傳統、完全兌現延安時期就發出的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政治承諾、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繼續進行到底呢，還是重蹈當年國民黨的覆轍、走另一條威權主義的利維坦道路？歷史儘管曲折，答案應當盡在不言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之路，需要堅定走下去，這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總結五千年中國文明得出的歷史結論，是經過百餘年血與火洗禮的中國現代化的邏輯指向，是背負著人民希望的政治結論。

1940年，毛澤東在由延安各界代表人物參加的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作了一篇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這是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新民主主義民主政治的經典闡釋。毛澤東強調兩件頭等大事：一為抗日，二為民主，我們需要民主的抗日，抗日的民主，兩者結合，缺一不可。「憲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什麼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呢？歐美式憲政是「舊的、過了時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我們萬萬不能要」。中國的頑固派即蔣介石集團主張的所謂「憲政」，實際是法西斯主義的一黨專政，目的是藉此欺騙人民，毛澤東形象地稱之為「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想要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憲政，毛澤東認為這類「憲政」是要不來的，因為「中國人民不歡迎資產階級一個階級來專政」。進而，毛澤東同志主張：「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麼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而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反動派的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2](P690)這與《新民主主義論》(原題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中國新現代性民主思想一脈相承。毛澤東同志嚴厲批判有些人不僅不進步，躺著不動，「而且要向後倒退」[2](P691)。為了促進新民主主義民主政治，毛澤東同志引孫中山先生的遺囑，「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要求國民政府遵守至囑，「最短時間」促其實現。兩代、兩黨偉人的諄諄至囑，都將實現中國的民主政治視為緊迫的任務，都將之視為中國獨立解放、民族富強復興的根本條件，這是歷史的共識。

《論聯合政府》是毛澤東同志對未來民主政治的政府形式的一種積極構想。從洛克的《政府論》到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形成了西方政治哲學家們對於西方現代政府的理論建構。從康有為的立憲君主制設想到孫中山《建國大綱》，完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政治構架的理論探索。中國共產黨人的紅色政權儘管在井岡山、延安等地相繼存在，但是真正全面構想中國民主政治的政府理論，《論聯合政府》是第一次。它深刻回答了在各黨聯合組政的民主框架下的可能性、必要性、存在問題及其對策。深入探討了黨如何在聯合政府中實施自己的影響，如何在軍隊國家化後保持對軍隊的支配權，如何在政治上與其他黨派開展合作共事等等。可以說，這是一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關於聯合執政條件下的民主政治最為完整的理論和政策綱領性的闡釋文獻。

延安紅色政治文化包含著一系列民主政治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模式，「人民當家做主」是其最根本的理念。「三三制」邊區政權模式是中國最為民主的多黨合作模式。1940年3月，抗日根據地各級民主政權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貫徹執行「三三制」原則，即在邊區政府中，共產黨員佔1/3，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1/3，代表小資產階級；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1/3，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種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政權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實施專政的民主政權。

延安街頭設「意見箱」，人民群眾可以直接將意見提到邊區政府最高層，這也是人人起來負責、參政議政的表現。人民群眾的政治知曉權、監督權、參政議政權如何切實保障，今天依然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大課題。延安針對選民不識字而採取的「豆選民主」也是今天鄉村海選式選舉政治的一種先導。候選人的產生既可以毛遂自薦，也可以由組織推薦。選舉時候選人座位背對一張條桌，條桌上對著每個候選人背後都放著一隻粗瓷海碗，選民因為識字者鮮，故可手持黃豆，選誰當村長、鄉長甚至縣代表，只要在那個候選人的背後海碗中放一粒黃豆即可。最後，看誰的碗中黃豆多，即為當選。「金豆豆，銀豆豆，豆豆不能隨便投；選好人，辦好事，投在好人碗裡頭。」這句20世紀40年代流傳於延安地區的民謠，生動再現了陝甘寧邊區在艱苦環境下運用「豆選法」進行民主選舉的場景。豆選連同烙票、劃杠等淳樸的投票方式，生動地演繹著「草根民主」，其經驗為土改後農民選舉人民代表時所借鑒。這是延安紅色政治文化對於選舉民主的直接嘗試。它表明：直接選舉的民主政治並不必然與選民的文化程度掛鉤。民主是人民的權力和權利，不應當用文化程度高低為由來加以輕易地剝奪。任何剝奪群眾作為選舉民主主體性的行為，都是對群眾民主權力和權利的嚴重侵害，都是嚴重違背人民當家做主原則的背叛行為。

延安紅色文化的民主精神還見之於農婦街頭罵毛澤東的事件。毛澤東同志把這當作人民群眾對自己領導的邊區政府某些方面工作所表達的嚴重不滿。因為大量中央紅軍和機關來到原本就貧瘠的延安，客觀上加重了邊區百姓的經濟負擔，不可能不引起老百姓的怨言。毛澤東同志徵詢各方意見，最終採納了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的「精兵簡政」的意見，同時開展了以「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為主題的「大生產運動」，解決了邊區政府自給自足的問題。這是以倒逼機制創出一條如何應對危機公關的民主政治之路。

總之，延安的紅色政治文化及其試驗，為當時，也為而後的中國走民主建國道路，開了極其重要的先河。各民主黨派和中國共產黨一道，反對內戰，反對獨裁，抵制偽國大，要求民主建國。新中國建國初期，根據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精神，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建立了由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與中國共產黨人共同組成的新政權，國家最高領導層包括國家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和各部部長，非中共人士都幾近1/3。這是延安「三三制」的繼續。今天，我們依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民主制度，但是客觀地說，以延安紅色政治傳統為標準來要求，我們在民主的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四、「為人民服務」：延安紅色文化的核心價值觀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真理體系，而且是致力於中國人民解放、為人民謀幸福的價值體系。作為價值體系，必須要有核心的價值觀，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給予了明確的回答。今天，我們在多元文化語境中為青年一代「三觀」塑造而苦惱、為提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而費神、為我們構建當代中國文化苦苦尋找核心靈魂的時候，重讀毛澤東同志的這一重要文章，應當是十分有教益的。

眾所周知，《為人民服務》一文是篇紀念文章，紀念的對象是一名普通的八路軍戰士張思德。他的工作不是直接在對日戰場上拼殺，而是為延安的黨政機關燒窯炭。這一普通的後勤戰士，因為炭窯的突然坍塌而不幸犧牲。作為延安最高領導人之一的毛澤東同志，親自參加追悼會，並發表了這一篇著名的紀念文章。這一事件本身就令人深省。它是一個尺度，也是一扇視窗，可以從中窺見延安紅色文化所培育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人際平等的文化精神已經達到了何等程度。

毛澤東同志的紀念文章並沒有過多地在張思德個人品行評價上置辭，而是將之放入到黨和黨領導的軍隊總體性質、總體價值、總體宗旨的高度來加以評價。張思德是這一隊伍中的一個同志。個別體現一般，他身上體現的，恰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所應有的優秀品質與核心價值觀。這一性質、宗旨和核心價值觀完全一致，那就是：「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3](P905)

在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在一個抗日成為主線的特殊時期，如何在紛繁複雜的多元文化語境中堅守先進價值並發揮其引領作用，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延安時期的中國社會文化價值觀當然是多元的。除了帝國主義和漢奸奴役文化外，無論在國民黨統治區、還是在延安，都存在著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及其他階層的林林總總的價值觀，思想衝突和價值撞擊是激烈的。中國共產黨的成員也來自各個階級、階層，各種文化、價值的對話、碰撞、衝突，不僅深深影響社會，也影響黨內。如果沒有自己的主流價值，就沒有價值自信和靈魂，勢必會渙散組織，瓦解意志。如何在黨內外複雜價值環境中堅守並弘揚自己的核心價值，並使之成為一種價值引領的、統攝的、主導的價值，形成文化價值領導核心，由此帶領廣大人民的價值皈依從而凝聚起共同思想基礎，構成一種為黨領導的抗戰力量，就成為黨和黨領導的事業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為人民服務」價值觀的提出解決了這一根本問題。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和核心價值觀，成為區別於其他一切政黨的主要標誌，不僅是革命年代的根本價值觀，也是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發展時期的根本價值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只有把實事求是的真理追求和為人民服務的價值指向高度結合起來，才能夠喚起千千萬萬為了自己利益而奮鬥的廣大民眾，跟著中國共產黨一起打倒三座大山，建設新中國。只有確立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才值得人民信賴和擁護。當然，其根本價值宗旨必定會因為先鋒隊的弘揚而擴散、滲透到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中華民族中去，成為引領、帶動整個民族文化價值體系的根本價值甚至是最高價值。根本價值是紅色文化的靈魂。根本價值需要與其他價值對話和撞擊，只有在積極的對話和撞擊中才能突顯主導、引領和統攝地位。尊重多元、堅守一元，才能綱舉目張。綱領性的價值如果錯誤了或模糊了，價值體系就必定是錯亂的；綱領性的價值確立了，價值體系才會明確。當然，在不同歷史時期，為人民服務價值觀的實現路徑和表現方式有所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對比之下，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了很多東西。資本的物化意識使金錢價值上升為第一和首要價值，使「為人民服務」很容易蛻變成「為人民幣服務」，為資本服務，為升官發財服務。某些政府和官員在百姓心目中的公信力之所以喪失，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想問題、定政策不從群眾根本需要出發、權不為民所謀，而一心想傍大款、撈錢，撈盡個人好處，或大搞政績工程。某些不良商人和不法企業沒有絲毫的社會責任，違背公平正義、損害百姓利益，逐利耍滑、巧取豪奪，既污染環境，造成人與自然關係崩潰；又引發社會衝突，使社會關係崩潰，使發展不可持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區別之一，應當是將為人民服務價值作為最終、最核心、最根本的價值。資本逐利支配下的市場當然要以營利為眼前目標，但是任何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制約條件下的市場主體都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目的。為人民服務價值觀既是超經濟的，對於一切違背良心道德的營利行為天然具有價值排斥性和制約性；也是經濟本然的正道，因為只有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營利主體才能合理地獲利。獲利與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應當也需要保持一致，否則就本末倒置。政府、公共機構作為公共產品供給方，都必須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

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價值，「為人民服務」也將成為超越一切個人生死榮辱的根本標準。「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3]確立「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共同價值基礎。要奮鬥就會有犧牲。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無論在革命年代還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只要有正確明晰的價值觀指引，人們就有鮮明的政治方向，就有崇高的目標追求和強大精神動力。反之，何時價值觀模糊甚至動搖，就會得軟骨病，就會喪失信念，喪失奮鬥精神，喪失擔當意識和責任意識，就會滑向墮落和腐敗的泥潭。

確立「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是黨和革命事業興旺發達的希望所在，也是黨虛懷若谷、誠懇接受一切有利於人民利益的意見的原因所在。既要為人民服務就要確立人民主體地位，明確黨和國家只是人民實現自己根本利益和幸福生活的最好工具，而民主正是人民主體地位的根本實現方式。堅持和發揚民主意味著黨和政府不能撇開人民民主的根本利益要求而主觀武斷，不能為了追求自己的權勢地位搞「一言堂」，不能拒絕一切善意的人們對黨和政府各級領導的公開評議、監督和批評。「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3](P906)。今天，我們弘揚延安紅色文化，只要將「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結合起來，就一定能開拓社會主義民主的廣闊前景，一定能無往而不勝。

五、《講話》與《統一戰線》：文化發展根本旨趣與統一戰線的綱領

文藝是文化的美學表現形式。音樂、詩歌、小說、散文、繪畫、戲劇、電影等等，為了誰，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作為中國共產黨人，不能忽視文藝、文化建設的綱領。《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反對帝國主義漢奸走狗文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同志又將「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價值觀分為兩個緊密關聯的核心指向：提出了為了什麼人的問題和如何服務及服務者的主體條件問題。

在文化研創實踐中，文化立場是根本。文化問題研究不僅要以問題為中心，更要以立場為根本。海外的中國學研究的文化問題很多，也很有見地，但是由於文化立場不同，對同一問題提出的解答結論就與我們迥然而異。在抗戰烽火歲月，文化之所治，首先就是要追問我們的思想和行動究竟站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大眾的、抗戰的立場上，還是相反，站在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的立場上？這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對人民或敵人的文藝方針究竟是採取歌頌還是鞭撻的態度。文化為人民服務，為抗戰服務，為一切進步事業服務，謳歌抗戰，謳歌抗戰的一切進步勢力，暴露敵人、鞭撻賣國者，是由一切進步文化的共同立場決定的根本方針。今天依然需要追問：走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究竟其立場站在何處？我們當然不能站在外國敵對勢力立場上，而是要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服務，為實現「中國夢」服務。我們需要汲取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文化成果，但是文化的構建，沒有中國立場就沒有中國靈魂，也就沒有起碼的基礎，就沒有中國文化。

明確了立場和服務對象，當然也就明確了服務的方針和方式。馬克思主義文化觀也需要以唯物史觀為前提。任何歷史的出場者都有其複雜性，因而都有值得辯證對待的多元因素，但是，這不能否定文化主導面可分進步和落後。文化觀不能陷於後現代的純粹空間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泥潭，而否定文化有進步和落後的歷史性向度。主導面支配著文化批評的主要方式和根本性質。對進步事業的滿腔熱情地謳歌和褒獎當然不能遮蔽對其中醜陋事件的批判，但是這種批判、批評是有立場、有原則的，是從團結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再達到團結目的的批評和批判。出發點和歸宿點由立場決定，貫穿的主線也由立場決定。要實現很好地服務，就必須重新學習，與工農兵打成一片，貼近實踐，深入群眾，轉變世界觀和價值觀，轉變文化身份，提升主體素質。

「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建設文化工作的統一戰線。文化也是戰線，與軍事戰線一樣，甚至發揮著更超乎想像的激勵人民、打擊敵人的精神作用，起著佔領正義和道德制高點、使正義事業合法化的作用。有了這一作用，正義事業才堂堂正正地獲得中國和世界大多數人的同情、支持，事業才能勝利。這一過程，可以被稱之為文化的意識形態過程，與思想、理論的意識形態既相聯繫又相區別。有了立場和服務方針，就有了文化統一戰線或魯迅先生當年所說的左聯式「聯合陣線」建立的共同基礎。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堅守立場，與形形色色的漢奸文化、分裂文化、反動文化做堅決的鬥爭，但它絕不是宗派主義的、孤芳自賞和自我封閉的在場，而是一種能夠聯合所有承認聯合陣線共同目標並起引領作用的核心價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取得勝利，這是一個基本原則。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不僅需要建立政治軍事的聯合(統一)陣線，更需要文化統一戰線。在這一文化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有原則的尊重多元、包容多樣，不是放棄底線和基本原則，也不是宗派主義的。今天，我們在多元、多樣、多變的複雜文化語境中，要堅守核心價值，讓核心價值輻射和引領文化走向；沒有文化工作的統一戰線是做不到的。只有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旗，在這面旗幟下將一切積極的文化力量聯合起來，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才能明確前進方向，獲得堅實的社會基礎。

六、延安紅色文化傳統的當代價值與創新轉換

延安紅色文化傳統的當代價值，在於它作為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開端，確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形態，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化建設新的問題、任務和使命，指明了現代文化發展的中國道路，為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提供了先行的有益探索和寶貴經驗。延安紅色文化是一份沉甸甸的遺產，需要我們梳理和研究，繼承和光大。延安紅色文化是今天的出發點和初衷所在，其價值指向現代，又對現代性做了新的闡釋，是至今仍然需要我們拿來衡量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尺度：看我們今天對延安紅色文化指引方向是否真正堅守，對延安承諾究竟有無忘卻。一切用迴避、沉默甚至否定、抹殺方式來拋棄這一份遺產的做法，都意味著對歷史和人民的背叛。「回溯—前進」或「返本開新」一直是歷史和文化前進的主要方式。當一個歷史行進到一個節點，我們總是要回到真正的起點，重新審視我們從起點走到今天的道路是否正確，是否走偏了路，是否忽略或丟掉了什麼極不應當遺忘的傳統，從而進一步確定未來前進的道路。

延安紅色文化傳統的當代價值，還在於它站在一個全球化邊緣地位的國家和落後地區產生的文化立場，建立了自己的現代文化自信，對全球化的昨天和今天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從此，中國在全球文化對話中不僅有傳統聲音的迴響，更有現代文化的主張。在走向全球的中國文化征途中，從延安紅色文化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創製應當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從延安時期到今天，時代發生了重大轉變。從革命到執政，從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從計划到市場，從封閉到開放，四大轉變造就了今天文化創製的新語境，也必然使延安紅色文化在當代的出場具有了新的路徑和新的形態。執政後，取得了國家權力的執政黨，在沒有其他政黨壓力的情況下，是否還能夠堅守延安紅色文化的傳統，堅守對人民實現民主政治的莊嚴承諾，是否還能堅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宗旨，是否能夠有效克服或擺脫「利維坦」和科層製造就的與人民隔膜的狀況，真正實現依憲、依法治國，建設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民主國家，就成為今天時代對執政文化的考驗。在市場經濟起決定性資源配置環境中，「金錢至上」的資本文化的侵襲、多元價值與主導價值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可避免，開放環境使全球價值與中國價值之間的對話更趨頻仍，這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對特有的文化矛盾。因此，從延安紅色文化到當代，中國文化雖然一脈相傳，但也存在著創生性現代轉換的客觀需要。新的文化問題、新的對話語境、新的文化使命，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化形態必須重新出場，在經歷世界的後現代和歐洲新現代之後的複雜現代性中重寫中國新現代性，用第二次現代性引領帶動第一次現代性，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文化軸心坐標的現代移動，造成整個文化圖景的變化。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需要的不是對逝去傳統做德里達意義上的馬克思幽靈學式哀悼，而是要復活和弘揚真正的中國現代文化經典的精神。

本文為參加「陝西省第二屆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紅色文化專題研討會」的論文，發表時有所修改。

參考文獻：

[1]黃方毅.黃炎培與毛澤東周期律對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