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齊林：毛澤東、盧卡奇、葛蘭西：哲學思想比較（轉自烏有之鄉）

盧卡奇（G.Lukacs，1885—1937），匈亞利共產黨的宣傳部長，葛蘭西（A.Gramsci，1891—1937），義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他們在批判第二國際的經濟自發論、探索發達國家的革命道路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之間有何相同之處與相異之趣呢？是否也屬對馬克思主義的合乎規律的發展呢？本文擬對他們的哲學思想作一些比較，以覓得這些問題的初步答案。

一

階級意識論是貫串在盧卡奇的代表作《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葛蘭西的哲學思想中的一根重要支柱。盧卡奇認為西歐國家的共產黨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所發動的革命之所以未能使資本主義崩潰，其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工人階級沒有發展出充分的階級意識，而這種狀況又是由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信奉的經濟決定論造成的。他說，革命的興衰與成敗歸根結蒂取決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自由發展。因此，必須通過重新發現人性的途徑來複興革命，解放人類。他感到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性原則被經濟自發論者丟失了，主張用黑格爾主義的自我意識原則來恢復馬克思主義傳統。葛蘭西持有與盧卡奇一樣的思想，他雖然承認經濟因素的作用，但更重視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主體性因素的作用。因為無產階級在精神上、感情上從資本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過程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所導致的經濟危機過程不是平行的，也不是同步發展的。當時西方國家雖然客觀上存在著危機，但無產階級在主觀上沒有認識到，沒有將這種危機轉化為階級意識，所以西方國家的共產黨所發動的革命沒有成功。葛蘭西還認為，東方國家的統治是以暴力為基礎的，西方國家的統治是以被統治階級的「同意」即普選為基礎的。雖然這種普選式的民主是假的，但卻給資產階級政權帶來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像屏障一樣維繫資產階級的統治。有鑒於此，葛蘭西認為在西方進行革命，不能採取東方國家那樣的以奪取政權以最高目標的「運動戰」的戰略，而應採用以摧毀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市民社會（即工人階級頭腦）中的統治地位為目的的「陣地戰」的戰略。無產階級如欲進行政治革命，首先應當進行意識形態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應該首先奪取的不是政權，而是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事實上，沒有以軍隊、警察、監獄等設施為內客的國家政權作保證，根本談不上什麼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因為每一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只有以物質的力量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擁有意識形態領導權。

儘管如此，僅從重視階級意識和思想文化等主體性因素這一點來看，盧卡奇、葛蘭西與毛澤東不無相似之處。毛澤東早在青年時期就非常重視意識或意志的作用。他說：「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2]毛澤東所說的意志不是任性和蠻橫， 而是把握了事物真理以後的執著追求。他說：「真欲立志」，「必須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已身言動之准，立之為前途之鵠」，只有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前途之鵠才是真志，他說：「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真理，即終身無志」。[3]盧卡奇、 葛蘭西認為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缺乏階級意識，沒有革命意志；同樣，青年毛澤東也憂慮中華民族「積弊很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而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所以二者都必須加以改造」。[4]他認為，要推動社會發展， 必須首先改變人的思想，要以某種客觀精神去召喚以至改變人們的主觀認識。這種客觀精神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囊括宇宙一切真理的「大本大源」。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客觀精神與人的主觀世界之間是互相勾通的。他說：真理即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有其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5]毛澤東從這一前提出發， 得出了改造中國須從改造哲學、倫理學以至改造全體國民的思想入手的結論。

毛澤東晚年時期也表現出對於意識和意志的過分重視。他在1959年至1960年期間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綜合各種觀點，得出如下結論：「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能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我們的革命開始於宣傳馬列主義，這是要造成新的社會輿論，以推行革命，在革命中推翻落後的上層建築以後，方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舊的生產關係被消滅了，新的生產關係建立起來了，這就為新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首先造成輿論奪取政權，然後才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也是一般規律。」[6]

基於這種觀點，毛澤東同志在晚年甚至還發動了一場歷時很久的所謂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同志的這一系列言論和舉措充分體現了他非常重視人的意識和意志的作用，非常重視人的因素。他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7] 這些思想傾向也就是當代人們所喜歡講的「重視主體性原則」的真實涵義。美國的研究毛澤東思想專家斯圖爾特·施拉姆說道：「這種對主觀意志力量重要性的信念，是其世界觀的核心和本質的成份。」[8]愚以為， 施拉姆的這一論斷是能夠成立的。對主觀意志力量重要性的信念，既是毛澤東同志所致力的事業獲得成功的秘決，也是他在晚年之所以造成失誤的癥結所在。

雖然毛澤東同志與盧卡奇、葛蘭西等人一樣，都重視階級意識、思想文化等主體性因素，但是整個說來，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與盧卡奇、葛蘭西不同，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正確解決了意識革命的地位問題。其一，盧卡奇、葛蘭西把思想文化因素當作西方國家之所以處於相對穩定狀況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同志則認為，決定社會治亂的根本原因應到經濟領域中去尋找，而不該在人們的頭腦中尋覓。其二，毛澤東同志是站在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上重視思想文化領域裡的思想鬥爭的。在他那裡，政治鬥爭、思想鬥爭和軍事鬥爭，各種鬥爭形式同時並用，根本不同於葛蘭西所主張的先搞意識形態革命，然後再去搞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其三，毛澤東同志重視思想意識的作用，並不像鮑威爾那樣，把自己當作具有無限創造性的自我意識的體現者，而把群眾當作消極的、精神空虛的、獃滯的物質。相反，毛澤東同志一再強調，「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9] 雖然群眾不是盡善盡美、瑕玉無疵的，但是，毛澤東同志始終堅信群眾能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澤東同志的這種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群眾觀點，既不同於盧卡奇的無產階級存在著階級意識危機論，更不同於葛蘭西的工農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是資產階級同盟軍、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的觀點。

二

盧卡奇、葛蘭西所開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的另一重要內容就是總體性思想。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實質就是總體性，把握了總體性，就把握了辯證法，「構成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決定性區別的……是總體性的觀點」。[10]盧卡奇賦於總體以兩種含義：其一，總體是指某一特定時刻的囊括現實所有內容的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存在著經濟、政治、思想、法律、道德等諸種因素，在考慮這些因素時，必須將它們與整體狀態聯繫起來，讓總體賦於每個具體要素以一定的意義；其二，總體是一種運動趨勢，是一種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等階段的歷史整體。在這一歷史整體中存在著許多特定時刻的片斷，必須把歷史的片斷和歷史的整體緊密地結合到一起，讓各個片斷在整體中得到說明。

毋庸否認，盧卡奇所闡發的總體性思想不無見地，以至於使得某些人產生了毛澤東同志的辯證法思想似有相形見絀之感。然而，蘊含在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實踐中的矛盾群思想完全可以與其相媲美[11]。所謂矛盾群就是事物內部諸因素之間以及這一事物與其他事物之間相互聯繫、相互作用所構成的聯繫網路中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總體乃是矛盾著的諸種因素所構成的矛盾群體，尤其是，毛澤東同志不僅賦於這種矛盾群體以整體性，系統性、層次性、相關性等規定性，而且還根據事物內部各種矛盾因素在規定事物的性質、推動事物的發展的過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將矛盾群中的各種矛盾劃分為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與非主要矛盾方面；依據各種矛盾因素存在時間的久暫，將這些矛盾劃分為根本矛盾與非根本矛盾。根本矛盾貫串於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不到事物完結之時不會消亡，而非根本矛盾則只存在於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某一階段，時而激化，時而緩和，時而出現，時而消逝，從而使事物的發展呈現出階段來。毛澤東所說的因素、階段等範疇的含義與盧卡奇在闡發總體性思想所用的要素、片斷等範疇原則上沒有太大的區別。由此看來，只要我們全面把握、深刻領悟了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實踐，便會感到毛澤東同志的矛盾群思想與盧卡奇的總體性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葛蘭西運用總體性思想來剖析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具有穩定性的根由，盧卡奇運用總體性思想來探討以至設計西方國家的革命道路。葛蘭西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穩定，乃是由於這些國家的社會機體有著整體性結構，社會中的各方面都異常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正是社會機體中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意識等因素的總體性作用在維繫著現存社會的正常秩序。由於各種因素都異常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所以，變革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其他方面。盧卡奇據此得出了在西方國家必須進行「總體性革命」，實行「總體專政」，建立「總體社會主義」的結論。他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是以對社會的全面理解為基礎的，這種革命應該是總體性革命。就是說，無產階級不僅要搞經濟革命，而且還要搞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無產階級鬥爭的每個片斷，包括工人為改善經濟狀況而進行的鬥爭，只有在總體性革命的前景中才能獲得它的意義。他說，改良主義之所以沒有前途，就是由於他們沒有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只圖改善工人的目前狀況，不去追求工人階級徹底解放的遠大前景。盧卡奇還批評蘇聯進行的革命是片面的、狹隘的，僅僅實現了經濟變革和政治變革，沒有進行意識形態變革，僅把對封建專制的服從意識轉變為對中央集權的服從意識，因而未能實現《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兩個決裂」，沒有創造出使人人都能得到全面發展的環境。盧卡奇認為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不只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異化，而是普遍異化，其原因也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結構。因此，無產階級只有一方面把社會歷史當作整體來把握，另一方面把本階級當作整體來集結，才能找到克服資本主義普遍異化的有效途徑。

盧卡奇的這些看法同毛澤東同志的所謂個人的命運決定於階級的命運、個人的解放取決於階級的解放、階級的消亡有待於社會的進步等觀點不無相似之處。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不僅能夠把工人、農民等勞動者階級聯合為整體，而且還善於把中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一切愛國人士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結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組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運用這股強大的整體力量，積極開展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思想文化的等各種形式的鬥爭。這種集各種鬥爭形式於一體、鋒芒指向舊社會的一切領域的革命，不也是「總體性革命」嗎？

有所不同的是：「總體性革命」在盧卡奇、葛蘭西那裡只是一紙空文，而在毛澤東同志那裡則是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此其一。其二，毛澤東同志的矛盾群思想所體現出來的總體性原則是有重點論的總體，即沒有將總體內的各種要素（或特性、規定）同等看，而盧卡奇、葛蘭西所提出的總體性思想則是沒有重點的均衡論，總體中的各種要素在盧卡奇那裡是紛然雜陳的羅網。其三，在總體與部分之間的關係問題上，盧卡奇認為總體在邏輯上是先於個別事實（因素、部分）而存在的。它既不能從事實積累中，也不能從經驗論證中確立起來，因為部分性事實不能說明其本身，相反，只有整體方能說明部分。盧卡奇所說的總體是與普遍、一般同等程度的概念，部分是與特殊同等程度的概念。毛澤東同志則認為特殊先於普遍，個別先於一般。他說，就人類的認識秩序來看，人們「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本質。」[12]因為共性存在於個性之中，一般存在於個別之中，普遍存在於特殊之中。同樣，盧卡奇所說的總體，它的共同的質即共性也是存在於總體中的部分要素即個別之中的。解剖機體中的某一細胞，可以窺見機體（整體）中的某種性質，這已成為婦孺皆知的常識。因此，盧卡奇所說的總體在邏輯上先於個別事實而存在的觀點，實乃重彈中世紀的實在論者鼓吹的一般高於個別的老調。這也是與毛澤東同志的觀點大相徑庭的。

三

盧卡奇、葛蘭西在批判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的經濟自發論時，毛澤東在批判此論在中國的翻版——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時，都很重視階級意識的能動性和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性，這種思想傾向歸結於一點，就是非常重視實踐的理論地位和歷史作用。但是，他們各自所以要重視實踐的根據以及由實踐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則是不盡相同的。

葛蘭西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既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唯心主義，而是一種實踐哲學或曰實踐一元論。他說，這種實踐哲學的真諦便在於強調在「具體的歷史行為中的對立物的同一性，換句話說，就是與某種有組織的（歷史化的）『物質』，人所變革的自然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具體的意義上的人的行動（歷史——精神）」。[13]他把這種實踐或行動視為世界的本原或實體。盧卡奇指出，葛蘭西所說的實踐或行動是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東西作出的合乎規律的發展。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在其發展過程中把自己外化為主體與客體這兩個方面，這兩者之間又能互相轉化，主體認識客體，客體進入實踐領域。主體之所以能夠認識客體，在黑格爾看來，乃是由於客體是由主體創造的。黑格爾把二者的統一放置到超歷史的理性之中，而馬克思的重要功績在於找到了主體客體相統一的基礎——社會實踐。盧卡奇在闡發了葛蘭西的實踐哲學的邏輯前提之後，還進一步剖析了實踐活動的內在結構——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發展過程。他說，人類歷史、人類社會是個客觀的辯證過程，這個過程表現在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之中。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在無產階級出現之前，主體與客體之間是彼此對抗的關係，無產階級產生以後，人類歷史發生了質的飛躍，無產階級既是歷史的主體，又是歷史的客體，唯有這個階級實現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統一，這是由於無產階級的特殊利益與人類的整體利益相一致的原因使然。

盧卡奇認為社會實踐範疇是馬克思依據黑格爾哲學的內在邏輯的發展而提出的，盧卡奇的這一觀點毛澤東同志雖然未曾談及，但是，盧氏在剖析社會實踐的內在結構——主體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時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實現了主客體之一統一的觀點，則是與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所提出的看法相吻合、相銜接的。有所不同的是，盧卡奇認為無產階級已經實現了二者之間的統一，毛澤東同志則認為這是為無產階級有待實現的任務。他說：「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14]以便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而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乃主體與客體相統一之謂也！在毛澤東同志那裡的主體客體相統一還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他指出，客觀世界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人的認識也是不斷變化發展的。雖然，客觀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但是，他堅信，「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15]人類行為的結果與其預期的目的之間的差距總在不斷縮小。

毛澤東同志與盧卡奇、葛蘭西的相異之處，還在於毛澤東同志承認客觀世界的優先存在，承認外部自然界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他說：「頭腦里的思想是主觀的東西，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客觀的東西」。他還說：「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16]可見，毛澤東同志重視實踐是以承認外部世界的客觀存在為前提的，因而能夠按照客觀情況決定工作方針，按照客觀規律辦事。而盧卡奇、葛蘭西的觀點，則與其相反：盧氏矢口否認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存在，只承認主客體之間有辯證關係，否認自然界有辯證性質，指責恩格斯研究自然辯證法，把辯證法貫徹到自然界中去是錯誤的；他甚至還否認社會機體中的經濟因素的首要性；葛氏只承認與人的實踐活動發生關係的那部分自然界，他說：「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客觀的』觀念，顯然打算指一種離開了人而存在的客觀性；但是，當人們肯定說，即使人不存在，一種實在也會存在時」，人們便「落入了一種神秘主義，我們只能在同人類的關係中去認識實在」。他把公眾相信外部世界的客觀存在當作「根源於宗教的信仰」。[17]他認為，「對於『物質』既不應按照自然科學給予它的意義（……）來理解，也不應按照它在各種唯物主義形而上學中具有的任何意義上來理解」，「只能在那些屬性成為生產的『經濟要素』的限度之內」來理解。[18]由此可見，葛蘭西所犯的錯誤在於把某物從什麼角度看對人有意義同某物是否存在於人類實踐之外這樣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從而把物質當作實踐的從屬因素，將實踐當作世界的本原。葛蘭西在這種特定意上將自己的實踐哲學稱作「實踐一元論」。這種實踐哲學同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觀是根本不同的。

還須指出，葛蘭西的實踐哲學或「實踐一元論」也不同於馬克思所稱的「實踐唯物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把自己的哲學稱作實踐唯物主義的目的在於強調共產主者的使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19]就是說要強調人的能動性，重視人的感性活動。但他們並沒有把實踐當作世界的本原，並未否認世界本原的物質性。在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看來，雖然「這種〔感性〕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仍然保存著」。[20]因此，這種實踐唯物主義乃是把辯證法與唯物論有機地結合到一起的辯證唯物主義，根本不能與葛蘭西的實踐哲學或實踐一元論同日而語。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由於盧卡奇、葛蘭西所處的時代背景、肩負的歷史任務、思考的社會問題與毛澤東同志的基本一致，因而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不無相似之處。但是，由於他們不能像毛澤東同志那樣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是同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潮新黑格爾主義相結合，不是用工人階級的鬥爭經驗去發展、豐富馬克思主義，而是用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的創造性原則去恢復所謂馬克思主義傳統，這就必然要陷入唯心主義的窠臼。其歷史「作用」只在於為現代各種流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開了先河，根本談不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合乎規律的發展。＊

注釋：

〔1〕〔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2、48頁。

〔2〕〔3〕〔4〕〔5〕《毛澤東早期文稿》第72、63、87、86頁。

〔6〕毛澤東：《對蘇聯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第51、66—67頁。

〔7〕《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01頁。

〔8〕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第31頁。

〔9〕《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10〕卡·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科學》N.Y.1970。

〔11〕參閱拙作《毛澤東的矛盾群思想初探》，刊於《江淮論壇》89年第4期，《論矛盾群的特徵》，刊於《江海學刊》90年第4期。

〔12〕〔14〕《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第148—149、135頁。

〔15〕《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845頁。

〔16〕《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45頁。

〔13〕〔17〕〔18〕葛蘭西：《獄中札記》（選）第372、441—446、460—465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