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必看：日本人如何成功育兒
然而，日本人的做法卻並非如此。日本人的生活曲線與美國人的恰恰相反。日本人的人生曲線是個大開口的「U」形曲線，即幼兒和老人被允許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放任。幼兒期過後，限制逐漸增加，到了結婚前後，個人自由達到最低程度。在人生的壯年期，這種低水平要延續許多年。男女到六十歲之後，曲線又再度逐漸上升，可以像小孩一樣沒有羞恥心的約束。美國人的生活曲線與此相反。幼兒必須接受那些嚴格的紀律約束。隨著小孩力量的增長，約束也逐漸鬆弛。當他得到足以謀生的工作和建立自己家庭的時候，他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人生了。對我們來說，青壯年期是自由與主動性的高水平階段。當一個人失去自我控制，體力漸衰，並開始依賴他人的時候，拘束就又出現了。作為一個美國人，甚至連幻想一下依據日本模式而安排的人生都很困難，在我們看來，那種生活似乎超越了現實。
但是實際上，不管是美國人還是日本人的人生曲線，在各自的國家都能保證個人在青壯年時期都以充沛的精力參與到文化生活中。在美國，為確保達成這個目的，我們依靠提高各人在青壯年期的自由選擇權。而日本卻依靠給個人最大化的制約。事實上，個人在體力和賺錢謀生能力都達到巔峰的這段時期，並沒有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日本人非常相信克制是最好的精神修鍊，而且所得到的結果是自由無法促成的。但是，日本男女在最富有生產力的時期給予最大的約束，決不意味這種約束會持續一生，孩童時期和老年時期是「自由的領地」。
對自己的兒女如此縱容的人很可能是需要孩子，日本人正是這樣。他們需要孩子，首先因為愛孩子是一種快樂，這和美國父母一樣。他們想要孩子還有其他原因，該原因對日本人來說遠比對美國人重要。日本父母需要兒女，不僅僅因為感情上的滿足，也因為假如不能傳宗接代，他們就是失敗者。每個日本男人都一定得有兒子，他們所需要的，是在自己死後，每日兒子能在客廳的祭壇前對著牌位表達哀思敬意。他們需要兒子延續家族的血脈，維護其家門的榮譽和財產。出於傳統的社會原因，父親需要兒子就像幼子需要父親一樣迫切。兒子將取代父親的位置，但這不意味著排擠父親，而是保護父親。若干年內，父親是家的託管人，以後就由兒子接管。如果父親不能把家讓給兒子管理，那麼他自己的角色就沒有意義。這種根深蒂固的傳承意識，使成年的兒子依賴父親這種事情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會感到可恥和屈辱，即便這種依賴的時間比美國長得多。
女人也需要孩子，不僅因為情感的滿足，更是由於只有作為母親才能獲得地位。沒有子女的妻子在家庭中處於最不安全的地位，即便沒有被丈夫拋棄，她也永遠沒有希望成為婆婆，擁有支配自己兒子的婚姻和兒媳婦的權威。她的丈夫雖然可以收養一個兒子來繼承他的姓氏，但在日本人的觀念里，沒有兒女的女人就是個失敗者。人們期望日本女人成為生育機器。19世紀30年代前五年的平均出生率為31.7‰，比多產的東歐國家還要高。19世紀40年代，美國的出生率為17.6‰。日本的母親生孩子的年齡也非常早，19歲的女孩比其他任何年齡的女人生育更多的孩子。
在日本，分娩和行房事一樣隱私化。產婦在生產陣痛時也不能哭叫，因為哭叫會使分娩公開化。新的搖籃和小被褥會提前為嬰兒準備好，人們相信不睡新床對新生嬰兒是個壞兆頭，即使是只能把棉被洗凈翻新做成「新被」。小棉被不能像大人用的那麼硬，也比大人的輕。據說嬰兒在自己的床上會更舒服，但是讓嬰兒分床睡的深層原因是基於一種神秘感應：新生嬰兒必須有自己的新床。嬰兒搖籃雖然靠近母親的床，但是在嬰兒長大到懂得要求與母親同睡前，並不會和母親睡在一起。大約要滿一周歲，嬰兒才會伸出雙手表達出這種要求。那時，嬰兒才由母親摟著睡。
嬰兒出生三天後，母乳真正開始分泌後才哺乳。這以後，嬰兒可以隨時吃奶或是獲得撫慰。母親也以哺乳為樂事。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感之一，嬰兒也很容易學會分享母親的快樂。乳房不僅供給營養，而且供給喜悅和快樂。嬰兒出生後的頭一個月內，如果不是躺在他的小床上，就是被抱在母親的懷裡。嬰兒滿月那天，會被帶到當地的神社參拜，這之後人們才認為嬰兒的生命紮根在體內了，可以帶他自由外出。一個月過後，嬰兒就被背在母親的背上，用一根雙重帶子系在孩子的腋下和屁股下，再繞過母親的肩，在腰前打一個結。天氣冷時，母親用外衣把孩子全部裹上。家裡年齡大一點的孩子，不論是男孩還是女孩，也都會去背嬰兒，甚至在玩壘球或跳房子遊戲時也背著嬰兒。尤其是農家和貧困家庭，多數是依靠孩子看護孩子。這樣，「由於日本的嬰兒生活在人群中，很快就顯得聰明好奇，似乎當哥哥姐姐們背著他們遊戲時，他們也是其中一員。日本嬰兒四肢伸開被綁在背上，這種方式與太平洋諸島及其他地區用披肩裹嬰兒的方式有很多共同之處。這使孩子變得被動。用這種方法育嬰，孩子長大以後能夠隨時隨地、不拘姿勢地睡覺。日本人正是如此。但是，日本人的負嬰習慣不是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嬰兒那樣產生徹底的被動性。嬰兒「在人背上會像小貓那樣自己摟著別人，綁在背上的布條使他很安全，但嬰兒要靠自己的努力以求得最舒服的姿勢；很快，他就能掌握一種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只是被完全被動地綁在別人肩上」。
母親勞作時就把嬰兒放在床上，上街時，就帶上嬰兒一起去。母親與他說話，為他輕唱。母親帶著嬰兒做各種禮節動作，當給別人還禮時，她也會把嬰兒的頭和肩向前移動。在這種場合，嬰兒的禮節也被算在內的。每天下午，母親把他抱進熱氣騰騰的浴室，然後放在膝蓋上，和他一起玩。
出生三四個月的嬰兒要繫上用粗厚的布墊製成的尿布，日本人有時抱怨他們的羅圈腿正是這些尿布造成的。當嬰兒三四個月大的時候，母親開始對嬰兒進行排泄訓練。當估計嬰兒要大小便時，就把他抱到戶外，吹著低沉單調的口哨等待著，嬰兒慢慢就會形成條件反射。人們普遍認為，日本嬰兒和中國的嬰兒一樣，很早就接受排泄訓練。如果嬰兒隨便大小便，有時母親會輕輕地掐嬰兒，或者聲色稍變，會更加頻繁地抱這位難以訓練的嬰兒到戶外訓練。如果嬰兒一直排泄不出來，母親就會給他洗腸或者給他吃瀉藥。母親說這樣是為了讓嬰兒舒服些，當習慣形成後，就不用再繫上那又重又不舒服的尿布了。很明顯，日本嬰兒肯定很討厭尿布，這不僅是因為它粗厚，還因為日本人沒有尿濕後就立刻給嬰兒換尿布的習慣。然而，嬰兒太小了，不懂得排泄訓練與擺脫令人厭惡的尿布之間的關係，他只覺得這是強加於他的，無法迴避的事。除此之外，母親抱著嬰兒時，會讓嬰兒離自己的身體很遠，因而必然抓得很牢。嬰兒從這種嚴格的訓練開始為他成年後接受日本文化中微妙的強制性要求打下了基礎。
日本的嬰兒通常是先會講話，後會走路。爬向來是不受鼓勵的。傳統上，日本人有一種感覺，嬰兒在周歲以前不能讓他站立或邁步。以前，母親會阻止嬰兒那樣做。近一二十年來，政府在其發行的廉價的、普及的《母親雜誌》中，宣傳嬰兒學走路應當得到鼓勵，這才逐漸地得以普及。母親在嬰兒的腋下系一根帶子，或用兩手扶著嬰兒學走路。儘管這樣，嬰兒還是有在走之前就說話的傾向。當嬰兒開始說一些單詞時，大人用來逗玩嬰兒的語句逐漸變得有目的了。他們不只是讓嬰兒在偶然的模仿中學習語言，而是教單詞、語法、敬語，嬰兒和大人都樂在其中。
當小孩學會走路後，就會在家裡搞很多惡作劇。他們會用手指捅破紙牆，甚至會掉到地板中央的火爐里。大人們不滿意他們這樣，就誇大室內的危險，說踩門檻上是「危險」的，因此堅決禁止。日本的房子沒有地基，是靠樑柱支撐著。如果小孩踩了門檻，整個房子就會坍塌變形——日本人對此深信不疑。而且，孩子不能站在或坐在兩張榻榻米的交界處。鋪席的尺寸都是固定的，房間按鋪席數量分別稱為「三席鋪間」或「十二席鋪間」。孩子們經常被告知，古代的武士會從鋪席底下用劍把屋主刺死。只有厚厚的、柔軟的鋪席才能確保安全，而其連接處的縫隙則很危險。母親經常不斷地告誡孩子這種感覺——「危險」以及「不好」。第三個常用來告誡的詞語是「臟」，日本房屋的整潔是眾所周知的，兒童自幼被訓誡要注意整潔。
大多數的日本嬰兒在新的嬰兒誕生之前都不斷奶，但是近年來政府發行的《母親雜誌》提倡嬰兒滿8個月時就應該斷奶。中產階級的母親通常照此執行，但還遠遠未成為普遍的習俗。哺乳對母親來講是一大樂事，的確如此。那些逐漸接納新習俗的人，會把縮短哺乳期看作是母親為了孩子而做出的犧牲。當他們接受「長久哺乳會使孩子身體虛弱」這一新的觀點後，就會指責不給孩子斷奶的母親是自我放縱，沒有自制力。「她說無法給孩子斷奶，只是因為她沒有下定決心，她想繼續哺乳，不過是想從中得到自己的快樂。」由於這種態度，8個月斷奶的新習慣不能被普及完全可以理解。另外一個斷奶晚的現實原因是，日本人沒有給剛斷奶的幼兒準備特殊食物的傳統。如果斷奶的孩子尚幼，應該餵食稀粥，但通常是從母乳直接改為平常的成人食品。日本人的飲食中不包括牛奶，他們也不為幼兒準備特殊的蔬菜。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有理由質疑政府倡導的「長期哺乳會使孩子身體虛弱」理論的正確性。
幼兒一般在能夠聽懂別人說話以後斷奶。吃飯期間，母親坐在桌前，將幼兒擱在自己的膝上喂他少許食物，斷奶以後他們吃的食物就多多了。有些幼兒因為他們的母親再度生產而斷奶，所以他們的餵養就成了問題，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母親經常給他們一些糖果以使他們不要依戀母乳，有時甚至在乳頭上塗胡椒。所有的母親都會揶揄他們說，如果還想吃奶那就證明他還是個小娃娃。她們會說「看看你表弟，多麼像個男子漢，他跟你一樣小，但已經不吵著要吃奶了。」或者說：「那個小孩在取笑你，因為你是個男孩子了，還想吃奶。」二三歲甚至四歲大依然吃奶的小孩，當看到稍大點的小孩走近時，就會趕緊放開奶頭，裝出沒那回事的樣子。
這種取笑、敦促小孩成人化的教育方式，不僅僅用於斷奶。從小孩能夠聽懂話開始，這就是在任何場合使用的技巧。當小男孩哭鼻子的時候，母親就會說，「你又不是個女孩子」，「你是個男子漢」，或者會說：「看那個小孩就不哭。」當客人帶小孩來串門時，母親就會當著自己小孩的面輕撫客人的孩子，並且說：「我打算收養這個又可愛又聽話的孩子，你這麼大了還這麼淘氣。」這時，她自己的小孩就會撲向她，一邊用拳頭打著媽媽，一邊哭喊著：「不要，不要，我們不要別人的小孩，我會聽媽媽的話的。」一兩歲的小孩吵鬧或沒有立刻聽話的時候，母親就會對男客人說：「請把這個小孩帶走，我們家不要他了。」客人也扮演起這個角色，開始要把小孩從家裡帶走。小孩於是放聲大哭，向母親求救，氣急敗壞。母親覺得玩笑已經收到了結果，就會和顏悅色地把小孩抱回自己身邊，讓尚在傷心哭泣的孩子答應學乖。甚至對五六歲大的小孩，這種小把戲有時也會奏效。
類似的取笑還有別的形式。母親會走到丈夫身邊對孩子說：「我更喜歡你的父親，他是個好男人。」孩子就會醋意大發，並企圖躋身於母親和父親之間。母親就說：「你父親不會在家裡亂喊亂叫，也不會亂跑。」小孩就會抗議說：「不，不，我也不會。我會聽話的，現在你愛我嗎？」戲演夠了，父母就會相視而笑。他們不但用這種取笑的辦法教育小男孩，還教育小女孩。
這種經驗是滋生嘲笑和排斥所產生恐懼的沃土，這種恐懼感在日本人長大成人後會尤為明顯。很難斷定幼兒什麼時候才懂得這種嘲弄不過是拿他開玩笑，但他遲早會懂得的。一旦他們懂得了以後，這種被人取笑的感覺就與害怕失去一切安全與親密的恐懼感結合在一起。長大成人後受到別人嘲笑時，他們仍然會想起童年時代的這種感受。
這些嘲弄之所以會在二至五歲的孩子心靈中引起巨大的恐慌，是因為家庭是真正安全、放任的天堂。父母之間體力與情感上的分工明確，很少在孩子面前以競爭者的姿態出現。母親或祖母理家，教子，跪著服侍孩子的父親，將他們放在尊貴的位置，家庭等級井然有序。孩子們很快知道，長輩相對於晚輩，男人相對於女人，兄長相對於弟弟都有特權。但是一個孩子在他一生中的幼兒時期，沉浸在所有這些特權的寵愛中，尤其是男孩子。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母親總是在任何地方對任何要求都會滿足的人。一個三歲男孩甚至可以對母親發泄怒火來獲得滿足。男孩對於父親不能有任何反抗的表現，卻可以對他的母親和祖母暴跳如雷，以發泄出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給別人」的憤怒。當然，不是所有的男孩都脾氣暴躁，但是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上流家庭里，脾氣暴躁被看作是三至六歲小孩的通病。小孩用拳頭打母親，又哭又鬧，甚至弄亂母親的髮髻。母親是個女人，雖然他只有三歲，但是個男人，他甚至對自己粗暴的行為感到滿足。
對於自己的父親，孩子則只能表示尊敬。對於孩子來說，父親是非常偉大的榜樣，尊貴等級的代表，用日本人常用的話來講，「作為教養」，孩子必須學習對父親表示應有的尊敬。日本的父親幾乎比西方任何國家的父親都較少地承擔教育子女的責任。教子的責任完全交給婦女。父親往往通過沉默的眼神或簡短的訓誡來表達自己的意向，而這種情形也很少見。因此孩子都立刻聽從。閑暇時間父親可能會給孩子製作玩具。孩子在學會走路很長時間以後，父親偶爾會像媽媽一樣抱著小孩四處轉轉。這個時候，為了孩子，日本父親還隔三差五承擔一些美國父親通常會推卸給妻子做的育兒義務。
在祖父母面前，孩子們非常自由，儘管他們也受到尊敬。祖父不會訓誡孩子。當他們反對父母對孩子懈怠渙散的教育時，他們就會親自教育孩子，許多摩擦就這樣產生了。祖母全天都守候在孩子身邊，在日本家庭中，祖母和母親為了孩子而展開競爭的現象是眾所周知的。從孩子的角度來看，他得到了雙方的寵愛。從祖母的角度看，她利用孩子來控制兒媳。年輕的母親生活中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要討婆婆的歡心，所以不管婆婆怎樣嬌慣孩子，母親也不能反對。母親說不能再吃糖果了，而婆婆在母親說了之後還給，並有意尖銳地說：「我給的糖果又不是毒藥。」許多家庭里的祖母給孩子的禮物是母親無法給予的，而且她有更多的閑暇時間陪孩子玩樂。
家庭里，哥哥姐姐被教導要寵愛弟弟妹妹。日本人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新的嬰兒誕生後，原來的孩子就會面臨所謂「失寵」的危險。失寵的孩子很容易聯想到他不得不讓出母乳和母親的床給新生嬰兒了。在新嬰兒出生以前，母親就會告訴孩子，現在你就要有一個真正的娃娃了，而不是只是個假娃娃。並且還會被告知，他可以和父親一起睡了，而不是隨母親睡，而這似乎被看作一種特權。小孩會因此沉浸在等待新生命降臨的準備中。新生命降生後，孩子也會由衷地感到激動和高興，但隨之這些情緒就會消失。不過這完全在父母的意料之中，不會為此特別地擔心。受冷落的孩子也會抱起嬰兒，朝外走去，跟他媽媽說：「我們把這個寶寶送出去吧。」而媽媽會說：「不，這是我們的寶貝，我們應該對他好。他就像你一樣，需要我們的照顧。」這樣的小插曲有時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反覆上演，但是母親似乎並不擔心。在大的家庭里，針對這種情況自然地產生了相應的對策，孩子們會按間隔次序，結成更為親密的夥伴。一般是老大照顧保護老三，老二照顧保護老四。年幼的孩子相互照顧。直到孩子七八歲之前，孩子的性別對這種安排通常沒有什麼影響。
所有的日本兒童都擁有玩具，父母和親朋好友們會給他們製作或購買玩偶及七零八碎的東西。在比較貧窮的人家，這些東西也並不花多少錢。幼童跟這些玩偶玩過家家、結婚、過節日等遊戲，他們經常爭辯怎樣才是成人的「正確」步驟，有時還要請母親針對爭議加以評判。當發生爭吵時，母親很可能會堅持「位置決定義務」的原則，要哥哥姐姐對弟弟妹妹讓步。最常用的話是：「為什麼不在輸了之後再贏回來？」三歲的小孩就能夠最終理解她的意思。如果哥哥姐姐把玩具讓給弟弟妹妹，弟妹們很快就會因為厭倦而轉向別的東西，那麼被勸告的小孩就可以重新獲得被拋棄的玩具。或者母親會說，玩主人和僕人的遊戲時，不妨接受那個不怎麼受歡迎的角色，因為仍然可以從中「贏得」樂趣的。日本人在成年後，這種「先輸後贏」的成長體驗成為一項廣為接受的處世原則。
除了訓誡和揶揄的技巧之外，兒童教育中另外一個佔有重要地位的方式是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使之從正關注的對象上轉移。日本人甚至認為不時給孩子糖果也不失為分散其注意力的一個好辦法。當孩子接近入學年齡時，「治療」的教育方式將被使用。如果小男孩性格頑劣、不聽話或吵鬧，母親會帶他去神社或佛寺，媽媽的想法是「我們將得到幫助」。這通常是一次遠行，施行治療的神僧會嚴肅地跟男孩交談，問他的生辰和遇到的麻煩，然後退身去祈禱，再返回公布治療的辦法，比如將這位男孩體內的小蠕蟲或小昆蟲除去。他為男孩進行驅除治療，然後把他遣送回家。日本人認為，這僅能「持續一段時間」。甚至日本兒童所遭受的最嚴厲的處罰，也被認為是一種「靈藥」。這就是用圓錐形容器裝上粉末——「灸」，然後放在小孩的皮膚上炙烤。這樣會留下一個永久的疤痕。「灸」是東亞一帶盛行的古老的醫療法，日本傳統上也用它來祛痛。它也可以治療易怒和偏執。母親或祖母會對六七歲的男孩使用這種「療法」，倘使情況嚴重，還會使用兩次，但很少有小孩因為淘氣第三次接受「灸」療。這同美國人說「如果你那樣做將會挨揍」的意義並不相同，但卻遠比挨揍疼痛難忍。孩子最終會明白，調皮是會受到懲罰的。
除了這些調理頑童的辦法之外，還有其他進行必要體能訓練的習俗。日本人強調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做各種動作。幼童應該是被動的。幼童在兩歲之前，父親會幫他把兩腿擺成正確的坐勢，雙膝彎曲，足背貼著地板。幼童起初會發現很難保持身體不向後傾，但正確坐姿不可或缺的一點就是保持身體不動。他不能坐立不安，也不可以改變位置。日本人說，所要學習的正確的坐姿是鬆弛的、被動的。當父親為幼孩擺放雙腳時會著重強調這種被動性。正確的坐姿並不是應當學習的唯一姿勢，此外還有睡姿。在日本，婦女因為睡態不雅而引起的羞恥，如同美國婦女因裸體被窺所引起的羞恥一樣強烈。日本人並不因裸體入浴而感到羞恥，直到政府為了博取外國人認可而大肆批評，這種觀點才有所改觀。但他們對睡覺姿勢的態度卻極為強烈。女孩必須學會雙腿攏緊直身而睡，而男孩則有更大的自由。這是男孩女孩相互區別的最初規則之一，和所有其他的規則一樣，上層社會的要求比下層更為嚴格。杉本夫人談起她在武士家庭成長的經歷：「從我記事兒的時候起，我每天夜裡都會小心地、安靜地躺在小木枕上——武士的女兒被要求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對身心失去控制，即使是在睡眠之中。男孩可以將四肢舒展成『大』字，女孩則必須將身體彎曲成謹慎的、端莊的「弓」字形，這個字意味著『控制的精神』。」日本婦女也告訴過我，她們的母親或保姆如何在她們上床後為她們擺放四肢的位置。
在傳授傳統的書法時，老師也是手把手地教孩子臨摹，以「給他感覺」。孩童在認字、會寫字之前，就已學會感受控制、律動的運筆。在現代的大眾教育中，雖然不像過去那麼注重言傳身教，但仍然存在。他們通過牽拉孩子的雙手，將其身體各部分擺在正確的位置上，來教導孩子鞠躬、使用筷子、射箭或者把枕頭綁在背後當作嬰兒。
除了上流社會之外，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必等到入學，就會和自己鄰居的夥伴自由地玩耍。在村子裡，他們在三歲之前就形成玩樂的小圈子，甚至在市鎮，他們也在交通工具內或擁擠的街頭無拘無束地瘋玩。他們是特權人群。他們在商店裡轉悠著聽大人談話，或者玩跳房子、手球。他們在村子的神社裡結夥遊戲，在神的庇佑下安全無憂。入學後二三年，男孩女孩都在一起玩耍。同性的孩童之間，尤其是同齡者之間，更容易結成最親密無間的關係。這些由於年齡結成的群體會成為一輩子的朋友，特別是在農村，這是其他團體所不能比擬的。在須惠村，「當對性的興趣衰退後，童年成為人生中保留下來的真正的樂趣。村民說：『同齡人比妻子還要貼近內心。』」
這些學齡前兒童在玩耍的時候是非常自由的，他們的許多遊戲，從西方人的角度看，非常猥褻下流。兒童對性知識的了解，既因為成人間談話的毫無禁忌，也因為日本家庭活動空間的狹窄緊湊。此外，母親與孩子玩耍，或者為他們洗澡時，常會使他們注意到自己的生殖器，尤其是男孩。除非發生在不合時宜的場所或不好的同伴之間，成年人對孩童們的性遊戲不會責罵。手淫也並不被看作是危險的。兒童之間也會毫無顧忌地相互批評，這種批評在他們成人之後被看作是侮辱或自誇，長大成人之後他們會將這種自誇理解為深深的恥辱。大人們經常眼中飽含著親切，笑著對孩子說：「孩子們不知恥。」而且會加上，「這正是他們快樂的源泉」。這是成人與小孩之間的一條鴻溝，如果說一個大人「不知恥」，等於說他輕佻而不莊重。
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可以互相說對方的家境和財富的壞話，尤其喜歡以自己的父親為豪。「我父親比你父親強壯」，「我父親比你父親聰明」，這樣的比較非常普遍，甚至為了尊敬的父親而大打出手，這種行為在美國人看來絲毫不值，但是在日本，這卻跟孩子從周圍聽到的言談形成鮮明的對比。每個大人提及自己家宅時說「寒舍」，而鄰居的則稱為「尊府」。同樣，他們提及自己家族時說「敝家」，而把鄰居的稱為「尊家」。從孩子形成玩耍的小圈子到小學三年級，也就是他們九歲時，在這數年間，孩子會不時表現出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日本人對此已經達成共識。他們會經常爭吵：「我來當主君，你當我的家臣」，「不要，我不當家臣，我要做主君」。有時候則因自我誇耀而貶低他人。「小孩子可以隨心所欲說話，隨著年齡的增長，會發現有些話是不被允許的，這時候他們就會耐心地等待別人徵詢才開口，也不再自誇了。」
孩童在家庭里學習對待超自然神靈的態度，神僧並不「教誨」孩子。一般而言，孩子對此的了解會來自其他場合，比如去參加世俗的慶典，跟隨其他參拜者一起接受神僧的凈化。這時孩子會受到有關組織性宗教啟蒙。有些孩童會跟隨大人參加佛教禮拜，節日的慶典他們也參加。但孩子們最頻繁的、最根深蒂固的宗教經驗，通常是來自家庭內以佛壇及神道為中心的慣例祭祀。比較顯著的是要擺上祖先牌位的佛壇，壇前要供奉花束、特定的樹枝、熏香。每天必須供奉食物，家內的年長者必須向祖先報告家中發生的所有重要事件，每日在佛壇前叩拜。晚上則須點燈照明。人們經常說不願意離家而眠，因為他們如果看不到這些家的守護物時會感到茫然。神道教的神龕常常是一個簡單的擱板，上面供奉著從伊勢神殿請回的符咒。這裡也會放上其他的供奉。除此之外，廚房裡還有煙灰滿身的灶神，門上和牆上也會貼上許多的符咒。他們保護著家庭的安全。在鄉村，村落的神殿同樣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因為慈悲的神鎮守著這裡，保護著神殿。母親希望孩子們到安全的地方遊戲。孩子們沒有經歷過任何事情讓他們害怕這些神，也不必處處依照正義挑剔之神的意願而行事。神應該受到虔誠的膜拜，並帶給人們福祉，可是神並不是獨裁者。
讓男孩子適應日本成年人謹慎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到男孩子入學兩三年後這件事才能真正開始。在此之前，已經教他要控制身體，當他耍性子的時候，他的長輩會治療他的任性，分散他的注意力。他會受到適當的告誡，並被哄住。但是有時也允許他任性，甚至是對母親大不敬。他的自負感就此成長。這一切在他入學前沒有太大變化。最初的三年教育是男女生同班，無論是男教師還是女教師都會愛撫學生，跟他們朝夕相處。然而，這時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重點是放在避免陷入「窘境」。孩子們還太小，不會感到「羞恥」，但是必須教會他們避免「窘境」。比如說，故事中有個男孩在沒有狼的時候，大喊「狼來了！」以此「愚弄了人們」。「如果你做這種事情的話，人們就不會相信你了，這是會讓你陷入窘境的事情。」許多日本人說他們犯錯誤的時候，最初是他們的同學嘲笑他們，而不是老師或者父母。此時，他們長輩的職務的確不是嘲笑孩子，而是漸漸地把這種受嘲笑的事實與道德訓誡相結合，這種道德訓誡是與世間的「情義」結合在一起的。小孩子六歲的時候，聽到「義犬報恩」的故事，義務被講解為一條義犬的愛戴和忠實，這些義務又逐漸變成了一系列的約束。這個故事引自一本六歲孩子的讀本中。長者們說「如果你做這個或那個，世人就會嘲笑你的」。規則是獨特的、應運而生的，許多規則都是我們所謂的禮節。這些規則要求自己的意願必須服從對鄰居、家庭和國家日益增長的責任。孩子必須克制，必須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他逐漸變成一個負債者，所以必須謹慎行事，以便清償債務。
這種地位的變化是與男孩的成長相伴的，他們兒童時的嬉戲模式被以嚴肅的新形式擴展了 。他八九歲時，家人真的會排斥他。要是他的老師告訴家長他不乖、不敬，舉止不端，家裡人就會排斥他。要是店主因為他調皮而訓斥他，「家庭名譽將因此受辱」，全家人都將指責他。我認識的兩個日本人，在學校里受到老師的懲罰，因此曾被他們的父親趕出家門，當時他們還不到十歲，而他們也感到無臉去親戚家。這兩個人都藏在屋外的棚子里，他們的母親發現並把他們帶回家。高年級的小學男生有時會被關在家裡自我悔改，而且必須做一件日本人都著迷的事情——寫日記。不管怎樣，家人表現出他們對待男孩的態度是要讓他知道他是家人在外面的代表，家人批評他是因為他受到了世人的批評。他沒有做到世間之「情義」的要求，也不能向家人求助，不能找夥伴幫忙，他的同學會因為他犯錯誤而排斥他，在他和同學們打成一片之前，他必須道歉並做出承諾。
果勒說過，值得重視的是，這種現象所表現的極端程度在社會學上也是很少見的。在許多社會中，大家庭或社會群體發揮著主要的作用。這種群體通常會一致保護他們當中受到外界批評的成員。只要自己的群體認可，其成員就可以在面對外人時得到全面的支持以免陷入困境或者受到攻擊。在日本，情況似乎恰恰相反。只有在獲得其他群體贊同的時候，此人才能夠獲得自己群體的支持；如果外人對其反對批評，自己的群體就不認同他並且懲罰他，除非此人能夠使外部群體撤回批評。這種機制是一種「外部世界」認同機制，其重要性在其他的社會中可能都無法相比。
女孩與男孩所受到的訓練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但在細節上略有差異。在家中，女孩比男孩受到的約束更多，她要做更多的家務，雖然小男孩也可能要照顧弟弟妹妹，可是女孩子在分配禮物和受到照顧方面，她受到的禮遇總是更少些。她不能像男孩子那樣有壞脾氣。但是，她卻在亞洲女孩中享有相當大的自由。她可以穿艷麗的衣服，在街上與男孩子一起玩耍，打鬧，還常常能應付自如。她也是一個「恬不知恥」的小孩子。從6歲開始，一直到9歲，她跟兄長一樣逐漸懂得了她對「世界」的責任，經歷與其兄長也大致相當。孩子們9歲的時候，學校開始分男女班，這時男孩們非常重視他們新形成的男性團體。他們排斥女孩子，也不願意有人看到他們和女孩子說話。女孩子們也經常受到母親的告誡，母親告訴她們不要和男孩子相處。這個年齡段的女孩子據說會變得憂鬱孤獨，並且不易開導。日本的婦女說這是「兒時歡快」的結束。女孩子的童年因為被排除在男孩生活圈外而宣告結束。此後許多年，她們除了「加倍自重」這樣的路途可行之外，別無選擇。這種訓誡一直伴隨著她們，不論她們是訂婚還是結婚。
然而，男孩子在懂得了「自重」和「世間情義」之後，並不會承擔日本成年男子的那種義務。日本人說：「10歲以後，男孩子得學習對名譽的情義。」當然，這意味著恥辱感是一種美德，他也必須得學習各種規則：直接攻擊對手時應該在哪種場合，在哪種場合可以採取間接的手段來洗刷自己的污名。我認為他們並不是說男孩子要變得更富有進攻性。這種進攻性是一種針對恥辱的行為。男孩子在童年時代曾對母親無禮，與同伴因為意見不合而打架，他們在10歲的時候幾乎沒有必要學習怎樣去變得富有進攻性了。但是，男孩子十多歲的時候，他們必須服從對名譽的「情義」的規則，這種規則把他們的攻擊限定在社會公認的模式，並向他們提供特定的處理方法。前面提到過，日本人通常不對別人施加暴力，而常對自身帶有進攻性，即使學校里的孩子們也不例外。
小學畢業後繼續升學的男孩子，大約佔總人口的15%，而占男性人口的比例更大些。這時他們要對名譽的「情義」負責，因為他們突然要面對中學升學的強大壓力和排名的激烈競爭。面對這場競爭他們並沒有逐漸積累的經驗，因為在小學、在家裡，基本沒有什麼壓力。這種突然到來的新的經歷使得競爭成為縈繞心頭的苦差事。競爭排名，處心猜忌，到處可見。不過，日本人在講述這些生活時，往往認為這些競爭還不如中學裡高年級學生欺負低年級學生那麼厲害。中學裡的高年級學生對低年級學生指揮自如並讓他們受盡委屈。高年級學生讓低年級學生做一些愚蠢、屈辱的事情，他們感到極度憤恨，因為日本的男孩子可不認為這是玩笑。小孩子在高年級學生面前受到屈辱，為其做一些下賤的事，心中極其憤恨並尋機報復。實際上，由於不能立即報復，憤恨之情變得更加深化。這種報復便是名譽的「情義」，他以此作為美德。長大以後，他或許可以在家人的幫助下讓仇敵丟掉工作。畢業後，他也可能會練習柔道或者劍術，以便在眾人面前羞辱仇敵。除非他能復仇成功，不然他總感覺「壯志未酬」，這也正是日本人羞辱成風的原因。
不讀中學的男孩子們，在軍訓中也會有同樣的經歷。和平時代，四分之一的男孩子會應徵入伍，老兵對新兵的欺負甚至比中小學裡面的還要厲害。這與軍官毫無干係，甚至與士官也關係不大。日本軍規的第一章中規定向軍官申訴是一件很丟面子的事情。新兵必須自己解決。軍官認為這是一種「鍛煉」部隊的方法，而且自身決不捲入。老兵們把自己受的怨氣向新兵發泄，並以侮辱新兵的妙計來表現自己的「能力」。受訓新兵常被認為性格發生了改變，成了「窮兵黷武的國家主義者」，並不是因為教給他們關於集權國家的理論或者效忠於天皇，而是因為所受的屈辱對他們影響很大。年輕人在家裡受到日本式接人待物的訓練，非常重視自尊，上述遭遇使他們在部隊里很容易變得殘酷無情。他們無法忍受嘲笑。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排斥，所以會反過來再去折磨別人。
當然，當代日本中學和部隊的環境造就了日本人的性格，這些都來自於日本古老的關於奚落和侮辱的傳統。這些日本式的反應並非中學和軍隊的產物。不難看到，對名譽的情義是一種傳統的規則，這使日本受嘲弄者的痛苦感大於美國的那些受嘲弄者。這與舊有的類型相一致，受屈辱的群體伺機報復其他的群體，但這並不能讓男孩子放棄對嘲弄自己的人的報復。替罪羊的做法並不常在日本發生，這種方式只常見於西方。比如說波蘭，新的學徒或者割麥人受到屈辱，他們不會報復，只會再去羞辱下一批新的學徒或者割麥人。日本男孩子當然也會用這種辦法，但是他們更想立即報復。當他們成功報復後，就會感覺「相當棒」。
日本重建的時候，心繫國家的領袖會特別注意中小學校和軍隊里的以大欺小的風氣。為了使高低年級的差別消除，他們會強調學校的宗旨。在軍隊里，他們會禁止老兵羞辱新兵。即使老兵像日本軍官那樣堅持對新兵的嚴格要求，但這種堅持在日本也已經絕不是侮辱。相反，戲弄新兵卻是一種侮辱。無論是在學校還是軍隊里，如果發生年長者不能再隨心所欲地命令年幼者像狗一樣搖尾巴、學蟬叫或者在別人吃飯的時候做倒立——這樣的改變，那將對日本的再教育有莫大的好處，比否定天皇的神性或者刪除教科書中的國家主義內容等措施更有用。
日本女性無需學習有關榮譽的「女誡」，她們沒有男孩在中學及軍事教育中的近代經驗，甚至連類似的經驗都沒有。她們生活的世界比兄弟們要穩定。從她們的早期記憶開始，她們就被訓練接受這樣的事實——男性擁有優先、引人注目、出席重要場合的權利。這些權利都是她們無法享有的。她們必須尊重的規則是承認自己沒有在公開場合堅持自己主張的權利。不過，在嬰幼兒時期，倒還能夠與兄弟分享童年的無拘無束。當還是小女孩的時候，可以穿鮮紅色的衣服，這種顏色的衣服成年後就不能穿了。一直到了60歲，到了生命中的第二個特權時期，才能再穿這種顏色的衣服。在家庭里，她們跟兄弟們一樣，可以在母親和祖母的競爭中得到雙方的疼愛。弟妹們要求她像其他家庭成員一樣「最」愛他們。孩子們把能和她同睡看作是姐姐對自己的偏愛，姐姐也經常把祖母給她的禮物與兩歲的弟妹分享。日本人不喜歡獨自睡覺。夜裡孩子將自己的小床放在自己喜歡的一位長輩的床邊，兩張床被推在一起，通常表明當天這位長者是「最疼愛我」的。女孩到了八九歲時，就不能與男孩在一起玩耍，但在這個時期，可以從其他方面得到補償。她們會為新的髮式而喜悅，14到18歲之間，她們擁有日本最精緻的頭飾。並且在這個年齡段，絲綢衣裳代替了棉布衣服。家人為了增添她們的魅力，在衣飾上真是巧費心思。女孩們也因此獲得了某些滿足。
同時生活本身也對她們做出了種種限制，而並不是父母強制執行，女孩們對此責無旁貸。父母也並不通過體罰的手段來行使特權，而是以一種平靜的、矢志不渝的期待來督促女孩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有一個關於這種訓練的極端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它指出了女孩們所承受的是一種無形壓力，這也是一種比較鬆弛、允許特權存在的養育方式的特點。稻垣鉸悅子（杉本夫人原名）從六歲開始跟隨一個博學的儒學者學習，記誦漢文經典。
在上課的兩小時內，除了兩手和嘴唇之外，老師的其他身體部位始終紋絲不動。我坐在老師對面的席子上，我以同樣端莊靜止的坐姿保持不動。但是有一次我動了。那天課上到一半，不知什麼原因我稍微移動了一下，使盤起來的兩膝的角度略有偏差。老師的臉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然後平靜地合上課本，和藹但卻嚴肅地說：「小姐，很顯然你今天的精神狀態不適於學習，你回到自己的房間反思一下吧。」我聽了羞愧得無以復加，但卻別無選擇。只好向孔子像及老師深深鞠躬，然後謙恭地退出房間。我慢慢去父親那裡，像往常一樣在課程結束的時候向他彙報。父親很驚訝，因為下課的時間未到。「今天功課做得這麼快！」這句無心的話對我來說彷彿是喪鐘。直到今天，當時的記憶里如一道傷痕，依然使我心痛。
杉本夫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描述祖母時，也概括了日本父母態度的最顯著特徵：
祖母安詳地希望每個人按照她所認可的方式行動。沒有責罵，也沒有爭辯，而只有像絲綢一樣柔軟而堅韌的期望，使她的小家庭向她認為正確的方向發展。
這種「絲綢一樣柔軟而堅韌的期望」能夠產生效力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每一項有關學藝及技術的訓練，都是明確而直接的。子女所學到的是習慣，而不只是規則。不管是童年時期學習使用筷子的方法、進入房間的方式，或者稍後學習茶道及按摩，都是由大人親自耳提面命，反覆演示，直到他們達到十分熟練的地步。日本人堅持「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學而知之」。杉本夫人曾述及她從14歲訂婚後開始學習為丈夫擺設餐桌。事實上她從未見過未來的丈夫，當時他在美國，而她則在越後（日本地名）。但是，一遍一遍地，在母親和祖母的注視下，「我親自下廚為松雄（其未婚夫名）做飯，準備一些我哥哥告訴我的松雄特別喜歡的食物。他的桌子就擱在我旁邊，我不停地為他布菜、夾菜。就這樣我學習體貼地照料未來的丈夫。祖母和母親談話時，常常假設松雄也在場，我必須注意自己的服飾和舉止，彷彿他真的就在房間內。這樣一來我慢慢變得尊敬他，也尊重自己作為他的妻子的位置。」
一個男孩也是通過實例和模仿來學習謹慎的習慣，但不像女孩的學習那樣徹底。一旦他學會了，那麼任何違背之舉都是不被接受的。青春期之後，他將面對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領域，在這裡他有很大的自主性，因為他的長輩是不會教導他如何求愛的。在家庭里，任何公然的示愛行為都是被禁止的。9歲或10歲之後，不相關的男孩女孩之間是隔離的。日本人的理想是，在男孩對異性產生興趣之前，父母就會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他和女孩相處時應該是「羞澀」的。在農村，大量的笑話都圍繞著使男孩「害羞」的話題。但他們還是嘗試著去學習求愛。舊時，甚至在今天比較封閉的日本鄉村，許多女孩，有時甚至是大部分女孩都未婚先孕。這種婚前的體驗是屬於「自由的領域」，並不涉及人生的重大事項。父母在為兒女談婚論嫁時，並不考慮這些風流韻事。但是近年來，正如日本人告訴顏布里博士的那樣：「即使是底層女子都受過足夠的教育，知道要保持貞操。」對於那些接受中學教育的男孩，也有嚴厲的校訓，禁止以任何形式與異性交往。日本的教育和公共輿論都試圖阻止婚前異性之間的親密行為。在日本的電影中，能在女人堆里遊刃有餘的那些男青年都被認為是「壞」青年，而在美國人看來，「好」青年是那些對魅力女孩粗魯甚至粗野的青年。與女孩自在來往意味著這些男孩玩得開，或者說找過藝伎、娼妓或咖啡女。藝伎館是最好的學習場館，在那裡，藝伎會教會你，「男人能夠放鬆，並且只需觀看即可」。他不必擔心自己笨手笨腳，而且，他也不會與藝伎發生性關係。但是，能支付起去藝伎館開銷的日本男孩並不多。大部分男孩去咖啡館僅僅是看看男女如何親近，然而這樣的觀察並非他們在其他領域所能學習到的。男孩子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那樣笨拙。他們生活的一些領域是必須要自己學習的，對他們而言，像性行為這種新的行為種類，是得不到可以信賴的年長者的指導的。名門望族在男女青年結婚的時候會給他們詳細描寫性交行為的「新婚手冊」和很形象的圖畫。正如有個日本人所說：「你從書中可以學習到，這就像學習園藝的方法一樣。你的父親並不會教給你怎樣美化日本的園子，這是一個你長大後自己能學會的愛好。」將性和園藝同樣作為可以從書本中學習的事是很有意思的，雖然大部分的日本男青年是以其他方式學會性行為的。總之，他們的學習並沒有得到細心的長者指導。這種訓練上的不同對年輕人來說意義重大，它強調了這樣一種日本人的原則，即性是一種獨特的生活領域，這種領域不同於其他的領域，在於其他的領域都是長者主導，並對青年人進行耐心的教導，而這個領域得年輕人自己來。一旦克服了對陷入困窘的擔憂，這將變成一個實現自我滿足的領域。這兩個領域有不同的原則。即使結婚之後，他也可以在別處尋歡作樂而不必偷偷摸摸，因為這樣並不侵害妻子的權利，也不會影響婚姻的穩定。
妻子卻沒有等同的特權，她的義務是對丈夫忠實，如果有非分之想也必須偷偷地進行。即使她敢于越雷池，她的婚外情相對而言也很難保證充分地隱秘。許多婦女有神經錯亂或歇斯底里（神經質，焦慮不安）的病例，很顯然是由於性生活的不協調。丈夫給予多少性的滿足，女人就只能被動地接受多少。據須惠村農民稱，大部分婦女的疾病都是「起源於子宮」，而後蔓延到頭部。當丈夫不再給予，妻子就只能使用日本能夠接受的風俗——手淫。從鄉下農舍到白玉之堂，婦女們都有傳統的手淫工具。農村婦女生育之後，在性行為上反而更放得開。在做母親之前，她們絕不講葷段子，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與異性的聊天中，卻充斥著這樣的笑話。她在聚會上跳起猥褻的舞蹈，伴隨著下流的音樂前後搖擺屁股，「這種表演，必然會博得滿場爆笑」。在須惠市郊，新兵結束軍事訓練回鄉時，婦女們女扮男裝，開淫穢的玩笑，假裝要強姦年輕的女孩子。
因此，日本女人在性方面享有某些自由，出身卑微者更是如此。她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必須遵循很多禁忌，但是沒有要求她們否認知道性知識的禁忌。男人得到滿足時，婦女卻只能猥褻。同樣，有時男人得到滿足時，婦女則沒有什麼性慾。她們成人後，就可以拋開禁忌，而如果她們出身低微的話，就會像男人一樣放蕩。在性方面，日本人的觀念是在不同的年齡和場合採取合適的行為，而不同於歐美對「貞女」和「蕩婦」的始終如一的堅持。
日本男人也享有放縱的自由，但是在其他方面卻受到重重約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喝酒，特別是有藝伎作陪時，最能讓日本男人感到心滿意足。他們喜歡喝得醉醺醺的，也不必遵循什麼酒德。幾杯日本米酒下肚後，日本男人完全一反平常嚴肅的狀態。他們愛斜靠著彼此，很熟識的樣子，儘管確實有少數「難以相處的傢伙」，但在醉酒的狀態下，日本男人很少表現出暴力或進攻性的一面，如日本人所言，除了在例如飲酒之類的「非限制領域」，人們期望男人不要做別人不曾期望的事情。當論及任何一個人在生活的嚴肅面上的不合別人的期望時，日語中最常用的詞時就是「傻瓜」，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污言穢語。
從日本人對子女的養育來看，西方人所描述的所有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性都是可以理解的。這種矛盾性造成其人生觀的二元性，任何一面都不能忽視。日本人充滿特權、自由自在的童年浸潤了他們的心靈，此後的生活中不管接受什麼樣的戒律，都會存留著那段「不知恥」的輕鬆生活的記憶。他們無需去幻想未來的天堂，因為他們以前曾經擁有過。他們在人性本善、神性慈悲、作為日本人無與倫比的榮幸等理論里，重現了童年的美好。他們很容易將道德規範置於每個人都是「佛種」的詮釋之上，認為每個人死後都可以成神，而把倫理體系建立在這種信念的基礎之上。這使他們果敢，並且得到某種程度的自信。他們之所以常常願意從事任何工作，正是基於這個原因，並且不顧看起來與自己的實際能力相差多遠。樂于堅持自己的觀點，甚至反對政府；以自殺來證明自我等，也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有時候，這使他們產生集體自殺。
日本兒童六七歲之後，逐漸知曉慎重和「知恥」的責任，並接受加於身上的最嚴厲的束縛。如果他們疏忽職守，將會遭受自己家庭的指斥。這種壓力雖和普魯士紀律式的強壓有別，但無可逃避。在擁有特權的童年時期，便已打下了如此發展的基礎，那時已經進行過堅持不懈的訓練，為了養成良好的大小便習慣和正確的姿勢。父母也對他們不再百依百順，這種溺愛的停止，使孩子感到了被拒絕的威脅——這兩點已經為他們承受壓力打下了基礎。當他們被告知可能會遭到「世人」的嘲笑、唾棄時，早年的經驗就為孩子們接受置於他們身上的這些限制做好了心理上的準備。幼年時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的衝動，現在必須加以節制。並不是因為那些衝動是罪惡的，而是因為它們現在已不合時宜，他現在進入了嚴肅的生命階段。隨著童年的特權日益遭到否認，他們也越來越體會到作為成年人的樂趣。但是早年的經驗絕不會真正消失，他們的人生哲學隨時從童年吸取經驗。在對於「人情」的認可上，他又重溫了幼年的體驗，並在其成年生活的「自由領域」里，不斷重新感受。
孩子生活的早期和晚期被一種引人注目的連續性連接著，那就是獲得夥伴認可的極端重要性。這對孩子是潛移默化的，而不是絕對的道德標準。在童年早期，當孩童能夠問問題，但還是與母親在一起睡的時候，他會清點他與兄弟姐妹們每個人所得糖果，以此判斷自己在母親心中的位置。當他受到忽視時，會很敏感地察覺到，甚至會問姐姐：「你是不是最愛我？」到了童年晚期，他會被要求放棄更多個人的滿足，但由此所獲的報償是得到「世人」的接受和認可，相對的處罰是遭受「世人」的嘲笑。當然，這是大多數文化里訓育孩童所運用的約束力，但在日本卻特彆強烈。父母嚇唬說要丟棄孩子，這使得孩子深深懼怕被「世人」所擯棄。在他的整個生命中，被同伴拋棄是比暴力更可怕的事。最使他敏感的是嘲笑和擯棄的威脅——縱使這只是他心中所浮現的想像。再者，由於日本社會中極難保守私生活的隱秘性，因此實際上一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會被「世人」知悉，如果這些行為不被他們認可，即有遭受排斥的可能。日本房屋的構造是牆壁過薄不能隔音，白天間隔壁將被移除。由於沒有圍牆及庭園，個人生活完全暴露於公眾之下。
日本人所使用的一些象徵物有助於分清他們性格中基於兒童教育的非連續性的兩個側面。形成於幼兒時期的一個側面是「不知恥的自我」。當日本人對鏡審視自我的時候，會試圖了解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這一側面。他們說，鏡子「反映永恆的純潔」。它不會滋生空虛，也不會反映出「受干擾的自我」，鏡子可以照射到靈魂的深處，一個人應該從中看到那個「不知恥的自我」。在鏡子中，人們看到了作為心靈之門的眼睛，這將幫助他以「不知恥的自我」去生活。他也從鏡中看到了自己理想化的真實形象。有很多記述表明，有人正為此隨身攜帶鏡子，甚至有人在家族祭壇前放置特殊的鏡子，以便對鏡凝視沉思，拷問靈魂，他「祭奉自己」，「崇拜自己」。這雖然看來不同尋常，但對日本人來說卻易如反掌，因為家家戶戶國教的祭壇上都擺設著鏡子，作為神聖的祭拜對象。戰時日本電台曾經播放過一首充滿溢美之詞的報道，頌揚一群女孩兒，因為她們設法為自己買了一面鏡子。人們並不認為這是虛榮心的表現，而是姑娘們為了保持其心靈深處的平靜。照鏡子是一種外在的觀察行為，這可以證明她們精神上的高尚。
在「觀我」的觀念教給孩子們之前，日本人對鏡子就已經產生了特殊的感情。他們在鏡中看不到「觀我」。鏡中映照出的是童年時自然的善良的自我，沒有「恥」的約束。日本人賦予鏡子的象徵意義，同樣也是其「練達」修鍊觀念的基礎。他們持續地修身養性，以剔除「觀我」，回歸幼年時的率真。
儘管幼年時的「特權」生活對日本人產生了一些影響，但在隨後的時期里，恥辱感成為道德的基礎，由此產生的限制並未被完全看成是對特權的剝奪。如前所述，自我犧牲是日本人經常攻擊的基督教觀念之一，他們對這種自我犧牲的態度持批評的立場。甚至在極端的情境下，他們也說那是為了回報「忠」、「孝」或「情義」而「自願」赴死，而並不認為是陷入自我犧牲的範疇。他們說，一個人可以通過這種自願赴死的方式來達成自己的強烈願望，否則只是「犬死」，也就是毫無價值的死，但不像英語的「dog』s death」，是指窮困潦倒而終。英語里將一些相對不極端的行為稱為自我犧牲，在日語里僅屬於自重的範疇。自重通常意味著約制，約制是跟自重一樣珍貴的，偉大的事必須靠自製才能完成。美國人強調自由是成功的必要條件，這在具有不同經歷的日本人看來，並不恰當。他們所接受的道德規範的基本原則，是認為只有靠自製才能更好地實現自我的價值。當一個人的心中充滿了衝動的慾念，這可能會打破生活原有的秩序或使生活混亂。除了自製，又如何來駕馭危險的自我呢？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述：
通過數年的艱苦工作，在模型上塗刷的清漆層數越多，那麼最終完成的漆器就愈加彌足珍貴。人也是如此——當提及俄國人時會說：「刮掉俄國人的表層，你會發現一個韃靼人。」同樣我們也可公平地以此來形容日本人說：「刮掉日本人的表層，剩下的是海盜。」然而我們應當謹記的是：在日本，清漆也是珍貴的產品，是手工藝品不可或缺的補充。這並不存在虛偽的成分，也不是掩蓋瑕疵的塗飾。它至少與它裝飾的模型具有同樣的價值。
對西方人來說，日本男人行為的矛盾性十分明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可能源生於他們教養的不連續性。他們童年時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就像神一樣為所欲為，甚至攻擊慾望都可以得到滿足。一切慾望都是可能的，此時的記憶，雖然後來經過了多次「塗飾」，卻深植於他們的意識之中。由於這種根深蒂固的雙元性，他們成年之後，既可以沉浸於浪漫愛情，又能夠完全屈從於家庭，在這兩者之間遊刃有餘。不管他們承擔極端的義務到什麼樣的程度，依然能追求享樂和安逸。訓練的慎重，使他們行動時經常表現出怯懦。但他們有時卻也有著異常的勇猛。他們在階層關係中，可以表現出極度的順從態度，卻也不易接受上級的控制。他們雖然可以做到彬彬有禮，卻依然狂傲自大。他們在軍隊里能接受偏執的訓練，卻又桀驁不馴。他們會是狂熱的保守主義者，卻又容易被新的方式吸引，他們連續採納中國風俗及西方學說就顯示了這一點。
雙重性格製造了緊張不安，對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應方式。針對同樣的實質性問題——如何把寬容的幼年期經歷同稍後階段出現的各種約束協調起來，每個人都會拿出自己的解決方法。許多人在解決這一問題上遇到困難。有些人一切以道學者的生活規律為基準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害怕去自主地決定生活。且由於自發性不是憑空幻想，而是他們曾經經驗過的，這使得他們更加恐懼。他們冷漠而孤立，通過墨守自己設立的規定，從而認為他們說的一切都是權威。還有些人性格更加矛盾，他們用和藹的表面行為來掩飾自己的反抗心理。他們常常利用細節瑣事來使思緒繁忙，以無暇顧及自己的真正感情。他們機械地重複著呆板的日常行事，這對他們是毫無意義的。另外有些人更多地沉溺於童年時光，他們面對社會對成人所做的種種要求會感到強烈的焦慮，並試圖增加對他人的依賴，這顯然已經不符合其年齡段。他們認為任何失敗都是對權威的挑釁，因此任何努力都會將他們置於無比的興奮中。不能以現成的方式來控制的情況，都會使他們不知所措。
當對於他人的擯棄和責難所產生的焦慮過大時，日本人就會遭遇這些典型的危險。倘使不是壓力過大，他們在生活中既能表現出享受生命的能力，又能遵守他們成長中所受的訓誡，即行為謹慎，不傷及他人。這是一個極大的成就。早期的童年，給予了他們過分的自信，而並未在他們心中喚起沉重的罪惡感。種種束縛在後來被不斷地加在他們的身上，名義上是為了與同伴能夠和睦共處，各種義務也是相互來往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指定的「自由的領域」，在這裡，不管在某些事情上自己的願望如何受到阻撓，生活的慾望依然可以獲得滿足。日本人慣以從簡單的事物中獲取樂趣而聞名，觀賞櫻花、月亮、菊花、初雪、把昆蟲關在籠中聽其「歌聲」、吟詩、園藝、插花、茶道。這些顯然不是浮躁焦慮、侵略性強的民族從事的活動。日本人追求享樂時也不會有任何罪惡感。在日本尚未開始它的「悲慘使命」前的幸福時代，在農村地區，居民像所有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一樣愉快地、樂觀地度過閑暇的時光，而在工作時，則勤勞苦幹。
但是日本人對自己十分苛求。為了避免遭遇同伴排斥或者責難的威脅，他們必須放棄曾經品嘗過的個人享樂。涉及人生的重大事件時，他們必須抑制這些衝動。違反這一模式的少數人，實際上冒著喪失自尊的危險。自重的人衡量行為的原則，不是「善」與「惡」的區別，而是「受尊重的人」與「得不到尊重的人」之別。他們把個人的需求湮沒於群體的「期望」之中。那些「知恥」的人通常非常地慎重。他們可以為家族、村落、國家帶來無限榮耀，由此而產生的驅動力十分強大。他們雄心勃勃，要使日本成為東方的領袖和世界的強國。但這些驅動力對個體來說也是沉重的負擔。一個人必須慎防失敗，或者慎防做出很大犧牲而行動的過程被人所輕視。有的時候，人們由此一度爆發出強烈的攻擊行動。他們之所以被激發出攻擊性，並不像美國人那樣是因為自己的原則或自由遭到了質疑，而是由於他們發覺受到凌辱或誹謗。這時候，他們危險的自我就會爆發。如果可能的話就針對誹謗者，否則就針對自己。
日本人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對於美國人眼中有如空氣一樣不可或缺的單純的自由，日本人卻自願拒絕。我們必須謹記，戰敗以來，日本人一直追求「德謨克拉西」（民主），當日本人發現一個人可以簡單而不功利地按照自己意願行動時，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關於這一點，沒有比杉本夫人表達得更為形象的了。當時她被派到東京一所教會學校學英語，學校里有一個可以隨意種植花木的園林，老師分配給每個女孩一塊荒地，並發給她們想要的種子。
這片隨心種植的園林，使我對個人權利有了全新的感覺……這種心靈中充溢著幸福的事實震撼了我……不違背傳統，不玷污家族名譽，不使父母、老師、鎮上居民驚駭，不傷害世上任何事物——我，竟然能夠率性而為！
所有其他的女孩都種植花卉，而杉本夫人卻選擇種馬鈴薯。
這個荒唐行為帶給我無限自由的感覺，真是無人知曉……自由的精神敲擊著我的門扉。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
我家的庭院里，總是會留出一塊荒地……但總有些人忙著修剪松樹或砍掉樹籬，每天早晨老僕人都要清掃石子路，將松樹下清掃乾淨後，再把從森林中搜集來的新鮮的松針細心地撒在地上。
對她而言，這種人工的自然如同那種由刺激而生的假設自由，而她，正是在這種氛圍里熏陶成長。這種偽裝在日本隨處可見。日本庭園裡每塊半埋在土中的巨石，都是經過細心挑選後從別處搬運過來的，還在巨石下面鋪設一層看不見的小石粒作為地基。石頭的位置，是參照泉水、房屋、灌木叢、樹木的關係之後最終確定的。同樣的，菊花養植在花盆裡，為了參加全日本每年的花展，種植者用手把每一片花瓣布置到最完美的位置，而且常用看不見的小細線嵌在花中，用來固定造型。
當杉本夫人有機會取掉這些花中的小細線時，她完全陶醉在幸福和純真之中。過去生長在小花盆中，花瓣經過小心翼翼整理的菊花，一旦回歸到自然中，就會重現勃勃的生機。但是，「違背期望」的自由、質疑「恥」的約束力會破壞今天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情境下，他們必須學習新的社會制約方式。變化要付出代價的，新設想與新道德的確立並非易事。西方世界既不能想像日本人會全盤接受西方道德，也不能認定日本人絕對無法構建出相對自由而寬容的倫理規範。在美國的第二代日本人已經喪失了對日本道德的認知和實踐，他們的血統中已經沒有什麼苛求他們遵守父母所來自的國家的各種傳統。同樣在日本國內，新的紀元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過去的要求對個體已經不再有約束力。沒有線圈支撐、沒有被大修大剪的菊花，自然而美麗。
在進入更寬泛的精神自由的過渡中，某些傳統的美德可以幫助日本人保持平穩。其中之一是自我責任，即日本人所謂的對「身上的銹」的責任——這個比喻把身體比做一柄劍。作為佩劍者有責任使自己的劍熠熠閃亮，同樣，每個人必須為自己行為的後果負責。他必須承認進而接受由於自己的弱點、缺乏堅韌和無能而產生的一切結果。日本人對自我責任的闡釋比美國人徹底得多。在日本人的眼中，劍並不是侵略的象徵，而是完美的、自我負責者的理想比喻。在崇尚個人自由合理分配的時代，這項美德將平衡輪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它通過日本的兒童教育方式和行為哲學使其成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今天，在西方人的印象里，日本人採取了「棄劍」的態度。但實際上，日本人心中始終蘊藏著一股持久的力量，用來不斷地擦拭心中那柄時刻受到「銹」的侵蝕的劍。在他們對美德的描述中，這柄劍是他們在一個相對自由、平和的世界中樹立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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