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權改革帶來什麼啟示

改革三十年，我們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要說各方面改革都進行得盡善盡美無懈可擊，則顯然不是事實——譬如，目前，「三農問題」日益凸顯，就顯示在我們改革事業中，還有死灣和盲點。就此而言，我覺得下一步的改革應圍繞地權展開。人類社會的基礎，說到底，是其足下的大地；因而，社會要穩定，首先要它足下的大地穩定——換言之，社會穩定的前提和基礎，是地權的穩定。

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漫漫歲月中，同樣大小的地球之所以能夠支撐日益龐大的人口，離不開土地私有制對生產力的保護和促進。隨著人口的繁衍，土地從遠古時期的無主狀態，人們或刀耕火種，或逐草而牧，對地權毫無概念，到部落之間劃地為界，界內土地部落共有，到最後建立國家，國家又迫於人口壓力將原來公有的土地逐漸私有，並用法律和法庭保障各家各戶用地契、界石確立的私有地塊。在這個漫長的演變過程中，人類付出匱乏，貧窮，飢餓，乃至流血，衝突，殺戮的高昂代價，才逐漸體會到越是人口眾多，越是需要使土地所有權及其派生的產權明晰化的必要性。我們可以看到：凡是對此做到長期信奉不疑的民族，不但逐漸得以完善以保障產權為核心內容的法治，演化出有廣泛民意基礎的社會經濟秩序，導致社會生活的和諧和共生，而且獲得農業生產力的飛躍，土地承載人口能力的極大提高。對此頑冥不化，漠視甚至鄙視的民族，則長期處於刀耕火種，衝突，殺戮不斷，既無法建立和諧和秩序，又無從積累財富和知識，繼續處於野蠻無知，無法無天的狀態。今天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或早或遲地實行了農地私有。如此漫長的時期，如此眾多的國家，殊途同歸，選擇和保護農地私有，其中必定包含全人類反覆試驗後的經驗教訓和智慧結晶。

這種因為地權明晰穩定而帶來社會穩定的情況，我們可舉台灣為例。台灣人口仍不多，清朝也只設置一個府加以管轄，但科舉制和儒家文化的普及迅速把台灣納入中華的範疇。到後來海防思潮影響政府決策，遂設置台灣省，由劉銘傳這樣開明而務實的洋務派出任首任巡撫。劉的施政目標在於把台灣建成一個閩浙粵的屏障，鐵路、礦山、銀行乃至電報相繼在台灣出現。這個發展卻不幸被日本人阻斷，日本人開始對台灣實行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為了表現自己和西方列強一樣具有殖民的能力，日本開始一心一意經營台灣。他們採取的主要措施主要有：首先就是丈量土地、明確產權，這對台灣後來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便是培育優良種子、提高作物產量，發展經濟作物（特別是蔗糖）；然後是興修水利、開挖溝渠。經過日本殖民政府的努力，尤其是在明晰地權方面的作為，台灣農業經濟後來居上。日本政府還把台灣視為其南下的重要基地，發展工商業，修鐵路、開礦山、建港口、鼓勵營商。這些舉措次第施行後，政府推行殖民教育，改造台灣人的思想。所以儘管有戰時的破壞，日本政府經營的台灣經濟社會獲得好後的發展，尤其是明晰產權、厲行法治為台灣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何況殖民政府以高效率和清廉自律，所以殖民政府儘管本質上是外來政權也曾殘酷鎮壓屠戮過人民，卻贏得當時人的擁護。

國府敗退台灣後，蔣介石長期把它視為暫居的避難處，念念不忘反攻大陸，儘管按照總理平均地權的民生原則推行土地改革，並在一批財經專家的努力建立相關的現代財政金融制度，當時的台灣並不發達。六十年代後，蔣介石終於接受了無力回天的事實，開始經營台灣。在土地問題上，與不少國家和地區採用強制性政治剝奪甚至肉體消滅的殘暴辦法來推進土改的做法不同，台灣在土改中，當局奉行「耕者有其田」的明晰地權做法，具體說來就是貫徹「農民獲地，地主得利」的雙贏方針，採取和平、漸進的方法，先徵收地主保留額以外的耕地放領給農民，然後以協議購買方式由政府貸款予農民，並讓農民購買地主保留額內的土地，以達到全面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的。這種明晰地權的做法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成效：土地改革使相當一部分農民獲得土地，從而極大地調動農民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由於租稅的大幅降低和土地所有權轉移，使農民對土地的投入，無論是勞力還是資本，都有了顯著的增加，糧食產量從1953~1968年，出現了歷史上少見的長達16年之久的持續增長，年平均增長達5.2%。與此同時，由於農民收入增加，購買力提高，從而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繁榮。由於農產品出口換取外匯，購買進口設備原料，從而促進了工業的發展。部分農村土地資本轉向工業生產，從而使消費性的土地資本轉變為建設性的工業資本。可見，在土改條件下的農業發展，為培植工業的成長提供了市場、資金、外匯、勞力和原料，土地改革成為台灣經濟騰飛的起點。

從台灣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出：實行地權明晰後，流往城市的農民不再會拋荒土地。當政府決定補助農民，或當農產品價格上揚時，外出打工的民工也不會一窩蜂地回老家要回土地，引起急劇上升的土地糾紛。如果允許農地私有，許多已經在城裡落根的農民就會樂於將土地賣出，以便獲得一筆啟動資金。這就使種地能手可以順利擴大經營規模以獲得平均收入，根本改變目前純農戶的相對收入每況愈下的境遇。而且，隨著農戶平均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民會追求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這會給中國的農機製造業和相應的農機服務業帶來巨大的內需。一個有活力的現代農民階層的出現，不但會使農村金融從此進入良性循環，還將使鄉村的財政變得充盈起來，使地方政府更容易向農民提供公共產品和其他服務。

有人或許會擔心：明晰地權會不會導致土地私有化。其實，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並不反對產權私有，它反對的只是產權壟斷。而像我們現在這樣土地產權國有，倒恰恰是馬克思所反對的「產權壟斷」——國家壟斷。

總之，地權明晰在城市化、全球化的今天，是一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必然趨勢。政府應儘速在典型的農區，特別是在主種糧食的地區，首先實行農地私有化的試點，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向全國推廣。

（文章原創於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