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詩淳：《弟子規》不能代表孔孟之道

　　《弟子規》是一本好書，她教人做孝子賢孫，勤奮學生；彬彬君子，誠實文人。不過，她的最大缺陷是：教人做好好先生；不利於培養學子向邪惡作鬥爭的膽識，有礙學子從小養成疾惡如仇的習慣。

　　對於惡，《弟子規》雖然明確解釋說：「有心非，即是惡」(「有心非」即存心幹壞事)，但卻又告誡弟子「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說；揚人惡，即是惡。」——總之，「不關己，莫閑管。」這，對維持所謂的「和諧社會」確是太有用了！這，不是在教人做好好先生、為統治者們（非公僕們）培養順民嗎？

　　對於「惡」與敢於「疾惡」，除了孔孟之道（真正的儒行，非朱熹那一套）的《論語》《孟子》所記載孔子、孟子及其學生們不做好好先生的言行外，孔孟之道的《禮記？儒行》也有專門的記載：

　　「儒有今人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謅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儒者在現在的人群里生活，志向卻與古代的聖賢相結合；他們今世的行為，後世將作為榜樣。他們生不逢時，上司不提拔，下級不舉薦，讒言小人結夥危害他的時候，他們的人身會受到危害，但是他們的志向是不可能動搖的喲！他們雖然處於危險境地，日常生活中也始終伸張他們的抱負，仍然不忘記群眾的疾苦啊！）」——「……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與那「……揚人惡，即是惡。疾之甚，禍且作。」簡直截然不同的兩種處世態度。

　　又如，孔孟之道的處世精神，更可見於當代出土的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篇，記錄魯穆公問孔子的孫兒子思：「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始終指出領袖的缺點的人，可以說算得上忠實的屬下喲！」）

　　另外，《論語》幾次斥責「鄉愿」；對於孔子痛恨的「鄉愿」（好好先生、偽君子），《弟子規》里根本沒有提及——好好先生、偽君子比比皆是，他們的偽善似乎給社會增添了和氣；但是，根本不可能給社會帶來真正的安定！正如林語堂先生在《孔子的品格述略》說：「孔子有時也能十分粗野，《論語》就記載他老人家有四、五次當著人面說出很刻薄的話。他那種粗野，今日的儒家都不敢表現，都辦不到了。孔子恨之入骨的就是那些善惡不分的好好先生，那些偽善的「鄉愿」，他說那是「德之賊」。

　　這裡，還粗略議論一下：《弟子規》的拘謹風格與中庸的《論語》大異！其重在把弟子培養為近乎唯命是從的老實人；完全悖離了孔子的教育理念與方法。如孔子教學時，當他向學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提問的時候，曾皙還坐著鼓瑟自娛。至到孔子對他發問「點，爾何如？」曾皙(點)才「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曾皙卻說出了與「志」無關的玩耍之事：「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而孔子對於這與「志」似乎無關的玩耍之事，卻附和說：「吾與點也！」

　　孔子這樣的教育理念與方法，必為當今世界先進的多元化教育所推崇！

　　筆者認為：《弟子規》最適宜深信「輪迴」，與世無爭的「居士」學習；適宜甘願自己的子女成為「鄉愿」的人學習；對祥和社會、安定人心，有很大作用。不過，《弟子規》大大妨礙振興中國的教育事業——教不出思想家！教不出中國的喬布斯！

　　更重要的是：人，不管在任何時代，都應該富有正義感！

　　《論語》《孟子》傳世數千年，其文充滿了正義，至今為天下有識之士稱道，至今領先於她的時代！而《弟子規》那麼刻意地教人做好好先生，無疑存在很大的缺陷。

　　《弟子規》確是對祥和社會、安定人心，有很大作用。不過，《弟子規》大大妨礙振興中國的教育事業——教不出思想家！教不出中國的喬布斯！如果實在不願像日本近年那樣：「在混亂的時代，向《論語》學習做人之道。」特出版《兒童論語》，「希望孩子們從小就接受孔子的教育」，至少也應該將「揚人惡，即是惡。疾之甚，禍且作」改為「被人惡，依法說。疾惡久，君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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