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提「道統」與知識分子

慎提「道統」與知識分子資中筠先生曾經提出當代知識分子應該重拾「道統」，以保持批判精神和獨立地位。意思很好。但資先生卻用儒生抗爭帝王弊政作為例子，而且還表示現在的市場經濟對知識分子有「逼良為娼」的功效。我以為，資先生的「道統」說失之於粗率，有必要加以辨析。「道 統」這個詞最初是朱熹提出的。他曾說過：「子貢雖未得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第一個把它拎出來捧得高高的，卻是韓愈。在《原道》中，韓愈 闢佛滅佞，聲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道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韓愈還羅列了從道德價值到宮室器皿紛紛萬象，都歸結為「先王之教」。先王教化什麼呢，還是那個道：「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就是這一段總括整個古代漢文明的話開啟了從 晚唐到宋朝的新儒學復興運動。於是有了我們經常傳說的「道統」。可見這個道統是在唐宋文化轉捩之際儒學內部出現的新傳統，並非唐以前的老 傳統。戰國以前，紛紛各家，各奉其「道」，並無定於一尊之「統」。莊子說道術為天下裂，西漢時司馬談論析六家要旨，也各名其道術，而不言「統」。其實這與 唐以前中國社會中的封建傳統有關。秦以前諸候並雄，思想學說爭奇競妍，這符合多元化社會的現實。秦以後，雖然大一統格局建立了，但是官僚體制遠未消滅封建 因素，比如分封制依然盛行，甚至在漢景帝時爆發諸侯興兵的七國之亂。直到唐代，士族豪胄也還是地位崇隆。儒家學說雖然是朝廷的主流，卻並不排斥佛、道等學 派。甚至唐末大亂之後，還有承襲道家思想的無能子隱居山中，對帝製作出了深邃的哲學反思。然而這種多樣性在宋以後消失了，無能子的反思遂成絕響！入 宋以後，士族徹底消失。中國進入了一個完全平民化的時代。以致於觀察這段歷史的人感嘆中國過早地進入了近代化進程。然而這種平民化卻與官僚體制的膨脹相生 相伴，互為因果。科舉制度大大提高了寒族讀書人的地位，但也限制他們只有當官才能實現自我，並使其人生價值得到承認。因此，宋明理學對臣道的規定，對儒家 之道的新解釋，就獲得了嶄新的含義。四書時代開啟了一個以系統的官僚主義道德-政治文化為正宗傳承的「道統」。此後，爭正統的觀念開始被 普遍接受。甚至宋代以後在對三國歷史的解讀中，也轉而強調漢皇正統。劉皇叔一改《三國志》中狼狽不堪的角色，而成了理學道義價值的傳聲筒。諸葛亮則搖身一 變，而為千世臣子楷模。曹操從一代豪傑「墮落」成曠世奸雄。這一切都符合宋代儒生對漢唐既往歷史的評價。朱熹在答覆陳亮的書信中就說過：「欺人者人亦欺 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這是一種新的社會理想，也是文化理想和人生理 想。能「服人心」的理想就是重現堯舜禹的三代之治，從而確定了入世的讀書人的人生價值取向。用張載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所謂立心就是要為社會建立一套以「仁」、「孝」等為核心的道德價值系統。換言之，把社會理解成一個不斷完善的道德共同體。這種理解此後一 直是中國諸多儒生的價值訴求，也是所謂道統的內容。跟韓愈的那套說法其實也沒啥大的差別。但它卻坐實了知識分子全新的自我意識——他們讀了書是要去做官 的，上事君，下保民，手中將掌握僅次於皇權的官僚權力。所以他們以天下為己任。他們是一幫全能主義的知識分子，自我定位為要改變整個世界。所以張載等人的 思想其實是官僚階層對自己的文化、道德和價值期許。這個期許也是他們對近代化的平民主義皇權體制的系統理解。「道統」意識是一種以狹隘的道德共同體意識為 基礎的官僚主義知識分子的訴求，而非適應現代文明多元形態的取向。如果這樣來看舊式讀書人與皇權和體制中種種弊病的抗爭，才能明白他們的 局限。像晚明時的復社和東林黨，固然批判當時的黑暗現實，但他們相互間的傾軋和攻訐，決非光明正大，甚至不堪入目。君為陽，臣為陰，二者本是連體嬰。要在 這兩者之間硬生生分出個高低來，頗有些強生分別之嫌。他們的抗爭其實還是基於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絕非我們呼喚的個人自由。所以清代學者戴震才批評 宋代以來的「道統」實為「以理殺人」。今天我們呼喚「道統」回歸，其實誤讀了這個名詞背後的歷史和觀念。我相信，這是出於一種批評現實弊病的熱情，而不完 全是理性的態度。莊子曾說，「道在屎溺中」，是說「道」普遍存在。但「道」千頭萬緒，紛雜多樣，並無一統。因此，思考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知 識分子應該超脫對社會作整體主義打量的官僚「大一統」意識，而從各自的「道」入手發出聲音。這樣的聲音才會是產生客觀理性的社會對話，而不僅僅是道德主義 的狂熱指斥。跟全能知識分子操控社會的那種衝動撇清干係，才能啟蒙公眾和知識分子自身。無「道統」而有道術，必有百家爭鳴。多元的道術才會訴諸客觀性的對 話，追求以理服人，而不是追求定於一尊和強制他人。對「道」或者說真理的追求是出自個人的探索，而不是出自對集體的道德承諾。這就讓求道之舉不受制於世俗 的功利關切，能達到客觀的水準。所以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理性冷靜地看待社會問題的立場，是宋明理學中沒有的， 也是我們今天最缺的。「道」與「統」應該脫鉤，讀書人應該與官僚主義文化決絕，放棄全能型知識分子的定位，而不是批評市場化進程「逼良為 娼」，降低了知識人的道德水準，因為事實恰恰相反。感嘆今天的知識分子無「道統」可依，不如感嘆他們缺少先秦諸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超越精神。我們提倡 這份真精神，但不應該把它跟宋明理學式的官僚主義道德狂熱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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