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怕的幽靈正在東亞上空回蕩
一個可怕的幽靈正在東亞上空回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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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個可怕的幽靈正在東亞上空回蕩，這將是一個去帝國化的帝國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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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重返亞洲和日本試圖重新成為正常國家，一場帝國的爭霸戰重新出現在東亞。
如何去帝國的中心化，建立一個平等的東亞命運共同體，成為各國共同的使命。
然而，一個可怕的幽靈正在東亞上空回蕩。
這個幽靈，就是歐洲人發明的國家利益至上的極端民族主義。一百年前，由一場奧匈帝國王儲被暗殺的偶然事件引發的世界大戰，就是歐洲各國極端民族主義的原爆點。
到了21世紀的今天，當始作俑者歐洲人從兩次大戰中吸取血的教訓，淡化國家主義、走向歐洲聯盟，甚至英國人用和平的公投方式處理蘇格蘭獨立問題的時候，在地球的另一端，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蹟的東亞，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空前膨脹。
中國的崛起讓周邊國家惴惴不安，東海、南海的海島之爭令東亞上空戰爭的烏雲密布，隨時有擦槍走火的危險。
歷史上的中國曾經是一個缺乏國家意識的民族，中國人相信的只是「天下」，一套普世主義的文明秩序，以中華帝國為中心，在東亞社會建立了等級性的朝貢體系。
然而，19世紀中葉之後，當「天下」遭遇「世界」，先是被西方、然後被日本的軍艦大炮打得狼狽不堪之時，中國人終於明白了何為領土、何為主權、何為國家，從此，民族國家利益至上，成為中國人堅信不疑的不二法則。
一切似乎都倒過來了。美國有一位資深的政治學家白魯恂，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國家。」這話之奧妙，乃是倒過來也同樣正確：「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文明國家的民族國家。」
為什麼中國一再宣布自己是和平崛起，卻無法令鄰居相信？的確，在外人看來，中國有著令人恐懼的帝國身軀，且內藏著一顆民族國家至上的靈魂，它是一個沒有天下意識的帝國。
傳統的中華帝國背後，乃是有一個人類的天下意識，一套超越王朝利益之上的普遍性價值，這些來自於天的倫理之道，作為天下之是非標準，制約了統治者行為，決定了王朝統治是否具有合法性。
而一個沒有天下意識的帝國，意味著在帝國的肉身之中，不再擁有普世性的價值尺度和令人心安的文明之魂，取而代之的，只是民族國家自家利益的考量。
傳統的中華帝國之所以有萬國來朝的盛況，重要的不是周邊國家恐懼帝國的武力征服，而是為其先進的文明與制度所吸引，這種文明的吸引力就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大唐之輝煌，其實並非其國土遼闊，征服群雄，中唐以還，足以與唐朝抗衡的周邊國家，從突厥、回鶻到吐蕃、南詔，個個都有挑戰中原之野心。然而，盛唐之強大，乃是有無與倫比的文明，那是直指人心的征服。
當近代以 還中國人取法西方，一個半世紀之後拿出的成績單，在富強的技術性層面獲得了滿分，學成了人精，而在文明的價值性層面卻是不及格，成為一個嚴重偏科的模範生。不要說現代普世文明的話語，甚至連傳統中國的天下主義語言，也忘記得乾乾淨淨。
在一個已經建立了普遍價值尺度的國際社會，中國卻生疏了語言，只會用生硬的民族國家主權作自我辯護。
在今日之東亞社會，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特別是東海、南海的島嶼之爭，更是成為一觸即發的戰爭導火線。海洋及其島嶼是否具有明確的主權歸屬？
這在傳統的東亞世界並不成為問題。
研究朝貢體系的日本權威日本學者濱下
但西方對海洋的看法並不是這樣。海洋是陸地延伸，這是肇始於葡萄牙、西班牙的西方傳統。但西方的規則不是唯一的規則，反而在近代以來帶來很多爭奪，東亞海洋的爭端也正是這一西方規則的產物。」
在歷史上的東亞，海洋將各個國家隔離，但大海是公共的、共享的，海洋及其島嶼是各國共同擁有、共享的區域。
這是農耕民族所理解的海洋。只有到了近代，歐洲新崛起的海洋民族為了商業的需要、控制海洋資源並且建立全球霸權，才將海洋視為大陸土地的延伸，是國家主權擁有的一部分。
於是，公享的海洋被瓜分了，每一個小小的島嶼也成為寸土必爭之地。
在一個主權國家的時代，對國家秩序的想像與國家關係的遊戲規則都是按照海洋民族的思維確立的，然而，當對海洋及其島嶼發生主權爭議的時候，海洋民族的主權觀念，如果要回溯「自古以來」，並無歷史的合法性，因為歷史上的海洋並沒有近代的主權界限，如果要看現實狀態究竟誰實際控制，這種國際法分明又是強權的邏輯，而且默許與鼓勵爭奪實際控制權的暴力與戰爭。
如果換一種思維，以傳統的天下主義 中對海洋的共享之觀念來解決爭端，「落伍的」農耕民族之智慧反而可以為「先進的」海洋民族所制定的規則提供一個全新的方案。
在1980年代鄧小平提出解決 釣魚島之爭的八字方針「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就是古代天下主義智慧在當代國際社會的出色運用，然而至今為止，人們只注意到其策略性的意義，而對其背後所蘊含的國際海洋遊戲新規則的東方智慧則缺乏深切的認識。
今天當東亞各國民族主義在政客和輿論的煽動下再次高漲之際，如何超越民族國家至上，尋求東亞和世界的新普遍性，成為東亞社會有識之士共同關心的話題。
21世紀的世界重心已經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處於太平洋西岸的東亞不該是對抗的東亞，而應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東亞的命運共同體，在15-18世紀曾經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方式出現過，按照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的說法，那是歐洲工業革命之前的「亞洲時代」，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
等級性的朝貢體系是傳統天下主義的外部秩序，也是中華帝國同心圓秩序的對外延伸，在21世紀這個新天下主義時代，要去中心、去等級化，建立分享的新普遍性，朝貢體系自然不再適合，然而，去中心、去等級化之後，朝貢體系的若干要素可以整合到新天下主義的國家關係框架之中。
比如，朝貢體系作為一種複合型的倫理、政治和貿易交往網路，其與歐洲殖民時代的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掠奪與被掠奪的單向宰制模式不同，朝貢體系更注重各國之間的互惠與互利，不僅注重商業的「利」，而且貿易的往來也要服從於倫理上的「義」，通過商品、資源和金融的貿易，建立睦鄰友好關係，從而形成東亞的命 運共同體。
韓國的
不過，假如中國成為像英美那樣的國家，是否周邊國家就此放心了呢？中國按照其國力、規模和人口來說，一旦崛起，就是一個具有支配力的大國，即使成為一個 「自由帝國」，也會令周邊國家、特別周邊小國產生恐懼，特別對於韓國、越南來說，都是從歷史上的中華帝國朝貢體系中分離出來的獨立國家，因此對歷史上的宗主國有非常的警惕，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也不願成為再次成為中國的藩屬國，哪怕中國已經變成一個文明的國家。
東亞和平秩序的重建，不能像中國某些自由派那樣，簡單地化約為一個中國內政的改革問題。東亞和平秩序的重建，有其獨立的問題價值。
東亞和平秩序的重建，其前提並非取決於非中國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不可，即使中國是一個非民主的良序國家，能夠內部有法治秩序、外部遵守一般的國際法則，也是有可能介入到東亞秩序的重建中來。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重返亞洲和日本試圖重新成為正常國家，一場帝國的爭霸戰重新出現在東亞，這是東亞處於戰爭邊緣、隨時可能擦槍周火的淵源所在。
如何去帝國的中心化，建立一個平等的東亞命運共同體，成為東亞各國共同面臨的使命，以民族國家利益至上、主權壓倒一切的現代帝國，是一種將自身視為唯一的主體、而將對方和周邊國家都視為客體的霸道邏輯，而如何學會和平相處、承認互為主體，是新天下主義的目標所在，而這個目標，也是東亞命運共同體所賴以建構的新世界主義。
一種新的東亞和平秩序，需要以一種東亞普遍性價值。
從歷史上來看，東亞曾經出現過三種不同的普遍性形態：一種是古代世界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天下普遍性；第二種是近代之後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的普遍性；第三種是二戰之後西方自由世界與社會主義陣營分斷體制下所產生的對抗性二元普遍性。
冷戰結束之後，東亞失去了普遍性價值，哪怕是對抗的普遍性。東亞各國之間只剩下利益的結合或對抗，結合只是短暫的權宜之計，其背後缺乏更深厚的價值共識；對抗也是利益的衝突，為了爭奪資源、海島和貿易主導權。
因為東亞世界不再有價值的普遍性，因而無論是結盟還是對抗，皆呈現出某種無序、多變和不穩定狀態，今天的敵人就是昨天的盟友，而今天的盟友很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敵人。
從利益而言，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這種瞬息萬變的三國演義、多邊博弈，加劇了戰爭的危險性，使得東亞成為當今世界裡最不穩定的地區之一。
20 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曾經像今日的東亞世界，也是民族國家利益至上，多國博弈對抗，最後爆發了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後的歐洲，首先是法德和解，然後經過漫長的冷戰歲月，到世紀之交實現了歐洲的一體化。歐洲共同體的建立，其背後有雙重的價值普遍性，一個是歷史上所共享的基督教文明，另一個是近代之後的啟蒙價值。
沒有基督教文明和普世化的啟蒙價值，很難想像會有一個穩定的歐洲共同體。但以利益為背景的共同體是總是短暫的，也是不穩定的。只有以普遍性的價值作為共識基礎所建立的共同體，才是持久的、穩定的，即使有利益衝突，也可以通過談判獲得妥協和交易。
東亞作為一個真實的命運共同體之存在，不能以利益的暫時捆綁而成，也不應將西方視為他者而自我確認，她應該是歷史的，也是建構的。從歷史角度而言，東亞共同體並非一憑空虛構的想像共同體，歷史上的朝貢體系、密切的人員流動、漢文字文化圈以及遍及東亞的儒家、佛教文明，都為東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歷史的合法性。
日本的著名學者柄谷行人指出：「一個世界帝國派生出來的各國雖然相互對立，但仍擁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共同性。
所以，一般來說，現代國家均是以從舊有的世界帝國分離出來的形式而得以產生的。為此，從同當受到其他世界帝國威脅時，他們會努力維持舊有的世界帝國的同一性。即向『帝國』回歸。」
這一回歸不是簡單的回歸，在民族國家的時代，勢必帶有新的創造性元素，即試圖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的、甚至去帝國化的平等國家共同體。
東亞的普遍性需要在歷史遺產的基礎上重新建構和創造，而新天下主義，就是對歷史既有繼承、又有超克的新普世性方案，它從帝國傳統發展而來，具有同一性、普世性的文化特徵，同時剔除帝國的中心化與等級化，保留其內部的多元宗教、多元體制和多元文化。
毋寧說，這是一個去帝國化的帝國再世，一個內部平等的跨民族、跨國家的共同體。
從國內來說，中國是否能夠改革其社會來滿足新一代的新社會需求和期望；改革其政治以便帶來一個能夠採取符合其自身利益 舉措的穩定、前瞻性政府？中國的經濟變革造成了深遠的社會改變。
新一代在城市長大、受過教育、熟悉互聯網及敢怒敢言。數以億計是不時出國的中等收入專業人士。中國必須建設社會制度和安全網來照顧他們。中國也必須改變並讓其政治體系能夠在這個新社會運作，同時克服嚴重的現有問題如貪污腐敗。
對任何國家來說，這些都是巨大挑戰，對中國這個大國來說更是如此。和經濟策略不同，中國在嘗試發展可行的社會與政治模式時，沒有可以遵循的路線圖。中國將經歷的變革，在任何國家都沒有先例可循。中國人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從外部來看，中國影響力與實力大增將如何影響它同其他大小國家的關係？中國是否會像許多亞洲國家在二戰後接受美國一樣，受到歡迎與尊重，承擔它應該肩負的國際責任，成為一個巨大但良性的強國，還是會讓這些國家以不安與擔憂的態度看待？
中國政府面臨嚴峻挑戰，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中國會失敗。和蘇聯的情況不同，中國領導人能幹、務實，也很清楚工作的艱難。他們認真地想要解決問題。他們知道中國的內部挑戰依然是他們的優先考慮。中國人和各層次中國官員都充滿了要學習和做得更好的幹勁。
日本
自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度過了艱難的20年。
相信日本20年後還是主要強國，繼續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在科技上有許多強處。在美日安保同盟框架內，它將繼續為區域和平穩定貢獻力量。
和中國一樣，日本也面臨嚴峻人口結構挑戰。日本的人口正快速老化和萎縮，將在20年後萎縮近1000萬，或是兩個新加坡的人口。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日本與其鄰國，尤其是中國與韓國，是否能對歷史取得和解，合力為未來營造雙贏局面。當然，這不只是日本的問題，也有賴於其鄰居的態度與行動。和解與合作不能單靠一方來達成。
美國、中國和日本的這些趨勢將相互影響而構成亞洲的全新戰略景觀。
一個和平與融合的亞洲
一個情境是亞洲保持和平，國家在和平競爭的同時，攜手推進共同利益。美國歷經多個總統更替，依然貫徹亞洲「再平衡戰略」，並廣泛地向區域伸出觸角，不僅在安全課題上與亞洲合作，也延續與本區域的貿易、投資、教育以及民間交流。
更強大的中國要發展為守成強國，並遵循國際法律和規範，與其他勢力保持建設性關係，並同時為較小的國家提供茁壯成長的空間。
中美達成新的妥協，在相互競爭擴大影響力之餘，整體關係仍足夠牢固，讓雙方在許多課題上能互相遷就。
日本振興經濟並恢複信心，積極與鄰國合作，明確地把戰爭歷史置之腦後，各方建立起互信，在雙贏的基礎上前進。
穩定的戰略環境將促進區域經濟合作。不太可能看到世貿組織取得任何突破，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屆時應已取得顯著進展，或已連接起來，更接近落實亞太自由貿易區的目標。更大的經濟相互依賴將為所有人提高生活水平並對建設和平區域做出貢獻，構成良性循環。
在這個美好的情境里，亞細安成員國能夠深化合作和整合，凝聚力更強，並繼續在區域合作架構中扮演核心角色，成為強國彼此接觸的有效和中立的平台。
一個分裂及浮躁的亞洲
如果事與願違，將面對另一個不那麼美好的情境。
對世界的零和觀點促使中美關係緊張、兩國互相猜疑。繼續發酵的東海和南中國海領土與海事糾紛，為中國和鄰近國家建立善意和雙贏的合作關係投下陰影。
由於一些歷史議題懸而未決，又出現主權糾紛和民粹主義，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也充滿張力。民族主義在許多亞洲國家日益高漲。在一些國家，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反擊外國投資者，他們也放大與鄰國的歷史恩怨或挑起人民對外國人的敵意。在日本和韓國，戰爭的歷史繼續影響人民之間的感情。
而在中國，令人驚嘆的國家發展所產生的自豪感，激發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在經歷超過百年屈辱之後，渴望獲得應有的全球地位。
這樣的戰略氣候，無可避免地阻礙了經濟的整合，屆時將出現更多貿易糾紛、貨幣戰爭和相互報復的保護主義。這將使國家之間缺乏共存共榮的觀念，也將出現更多摩擦與糾紛，而當有問題時，國家更難自我剋制。
強國的不和迫使亞細安國家選邊站，東南亞將再次成為代理人的戰場，正如上世紀60和70年代那樣。在這樣的情境里，不會有任何贏家。
兩個情境都可能，至於哪一個應驗取決於兩個關鍵因素。第一個是中美關係。對中美或其他國家而言，中美關係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正如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不久前所說，兩國儘管有摩擦和紛爭，卻有許多共同利益。雙方意識到必須在全球課題上合作，不管是處理朝鮮半島局勢，還是應對氣候變化。
另一個影響區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民族主義如何發展。它能否成為一種民族自豪感和自信的根源，促進國家之間和平與有益的競爭？抑或會成為一種惡性的民族主義，加劇防禦心理和不安全感，併產生敵意和緊張，從而讓歷史的包袱代代相傳？
潛在的導火線
兩個情境都假設下來20年沒有出現戰爭，不然的話全盤皆輸。沒有國家要戰爭，不過，這不意味著亞洲就不可能有戰爭。糾紛和摩擦會出現，事件可升溫，誤判也可導致意外的衝突。
其中一個導火線是針對尖閣諸島或釣魚島及南中國海主權糾紛與海上事件。過去兩年里，海上事件、水炮的相互發射和船隻相撞，這些糾紛有增無減。
這些都是讓人深切擔憂的發展。緊張的關係已使衝突方的關係鬧僵，並影響了整個區域的安寧和信心。如果某個海上事件中，有船隻沉沒或有人喪命，局勢很容易就失控。
另外一個火點是朝鮮半島。沒有人能說接下來20年會發生什麼事，很可能維持現狀，頻頻出現鋌而走險的現象和不時出現緊張紛爭，但希望不引發戰爭。更糟糕的結果也是可能發生。政權可能突然垮台，就如東德在1989年的遭遇。
又或，鋌而走險和誤判可演變成武裝衝突。不過，就算沒有戰爭，無法令朝鮮半島去核化都會持續構成風險。
朝鮮會繼續發展其核能力，假以時日將導致區域里的其他國家，包括日本，認真檢討它們的核武立場。如果另外一個國家也決定開發核武，這將使整個區域不穩定，導致無法預測和危險的結果。
對亞洲而言，接下來20年將是個歷史性的機遇。
面對的風險還不小，前路也不會一帆風順。不過，整體而言，相信會實現大部分的好結果，避開大部分不好的情境。
因為，美國不會放棄數十年來作為亞太強國的地位；也對中國抱有希望，相信隨著實力的增強，中國能找到繼續順利融入國際體系的途徑。
任何國家不論它們的政治和政策的推動力有何不同，最終亞洲的和平與繁榮是各國的共同利益。
大小利益相關者都有落實這個願景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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