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經濟學的故事37－LTCM教訓：市場可以被連續超越嗎？

06-19

　　市場是可以被人們超越的嗎？換句話說，你能夠搶在市場之前找到實現供給和需求均衡的價格，以保證自己包賺不賠嗎？

　　我們生活的世界到處都存在著討厭的不確定性和不可知性。古代的許多人都相信除了「上帝」或者其他萬能的「神」，世上是沒有什麼能夠預知未來的主宰的，更不要說掌握未來了。但是為了擺脫令人厭煩的不可知性，那些醉心於「科學」的人們還是想方設法地去發現經驗、去總結規律、去發明「只要……就……」、「如果……那麼……」之類的認識範式。於是一門門學科被建立了起來。對於那些特別複雜的現象，專家們甚至建立起了基於嚴格的數量關係之上的精確的數學模型。這些模型的高明之處，也許並不在於其複雜程度甚至足以將許多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公民拒之門外，而在於它們在某些條件嚴格的特定領域內的極端有效性。關於中長期天氣預報的數學模型、計算機模擬核聚變的數學模型就是生動的例證。

　　1997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默頓和麥倫·斯科爾斯因為在「期權定價理論中的突出貢獻」，而被授予了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中默頓更是將理論運用於實踐——成為了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的高級管理者之一，用他的理論使自己和公司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大發其財。

　　美國投資基金業的明星——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儘管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加盟，並且也擁有包括從「小道消息」到複雜的數學交易模型以及超級電腦在內的「夢幻組合」；然而無論是交易模型，還是超級電腦，顯然都沒有能夠告訴這家依靠投機高風險的「垃圾債券」而大發橫財的暴發戶：信譽不佳的俄羅斯政府在1998年夏天的某個時候會拒絕償還到期的債務！這家基金也沒有能夠預測到，由此可能會對基金的整個財務狀況和包括整個金融衍生工具市場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所產生的災難性後果。

　　在此之前，甚至整個國際金融界也同樣沒有能夠預測到問題的嚴重性。像世界銀行這樣的權威機構在事發前認為全球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場的年交易總額不過3000億美元，但當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事發後，人們才發現僅此一家基金在當時未平倉的敞口頭寸就超過了1200億美元。在那次災難中，由於俄羅斯突如其來的「賴賬行為」，以精明著稱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大亡其財——42億美元的基金本金蝕掉了36億美元！在出事前，LTCM以50億美元的資本從各大金融機構借入了大約1200億美元，又以這1200億美元形成了總值12500億美元的金融衍生產品合約。以至於拖累得年事已高的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不得不親自上陣，調動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勸說」全球15家大銀行和證券商出面以借款的方式向瀕臨倒閉的基金注資37.25億美元，以避免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的破產，從而防止了整個國際金融界因其高達1200億美元的敞口頭寸崩潰而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在這件事上，尷尬的絕不僅僅是剛剛攻擊過香港特區政府「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直接插手微觀領域」的格林斯潘，也許還應該包括那些迷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們。

　　看來，無論是期權定價公式的發明者默頓，還是華爾街上的明星交易員們，無論是依賴複雜的數學方法，還是「了不起」的經濟學理論，都無法消除無時無刻不在的「不確定性」所帶來層出不窮的市場風險。事實再一次證明，市場本身並非充分可預測的。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投資者，面對「一望無際」的市場、變幻莫測的市場前景都不可能做出完全準確的預測。

　　這或許正應驗了另一位因為「對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而榮獲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在頒獎典禮上所發表的言論：市場是「一種整理分散信息的機制，比人們精心設計的任何機制都更有效」，「這種文明不是人的大腦設計出來的，而是從千百個人的自由努力中發展出來的」！

　　現在，我們實際上已經接觸到了那些寧肯毀掉籠罩在自己職業上的耀眼光環，也要讓政府從市場經濟中來一場永久性的「敦克爾克大撤退」的經濟學家們的中心思想了。在這些「不可知論者」看來，「知識有著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些被『勝利沖昏頭腦』的人們控制社會的不幸努力」，「不但會使他成為統治其同伴的暴君，而且很可能使他成為文明的破壞者」。這裡的「文明」，主要就是指的前面所提到的那個我們稱之為「市場」的，發揮自發調節作用的「通訊系統」，或者說「信號系統」。

　　既然市場可以被看作一個「信號系統」，那麼市場能不能實現信息充分？如果不能，那麼部分信息的缺損是不是必然會導致「市場失靈」？如果部分信息的缺損是普遍存在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外界力量，比如說政府的干預，究竟是加深了市場的失靈，還是幫助了市場恢復有效性呢？問題的關鍵要看政府掌握的力量，尤其是及時準確地掌握來意做出正確決定所必需的充分信息的能力，以及加工這些信息的能力。

　　政府會比市場知道得更多嗎？如果政府和市場知道的差不多，或者說政府與市場同樣「無知」的話，那麼政府在這種信息同樣不完全的基礎上做出的改變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的決斷，以及支持這些決斷的形形色色的經濟學說和預測模型又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呢？在不完全的信息基礎之上做出的決定會不會事與願違——反而加劇了決策者們想要克服的經濟波動呢？為了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失業率的最小化、貨幣和物價的穩定、國際收支的平衡，像政府這樣沒有「私心」的組織需要控制多少經濟資源？這些經濟資源和整個國民經濟從整體上來看有沒有一個恰到好處的「度」？如果有，我們能大致知道嗎？知道的依據又是什麼？政府能比市場，或者至少是像市場一樣在運用有限的經濟資源從而獲得產出的最大化的方面取得成功嗎？在政府這樣一個「巨無霸」衝進市場後，市場還能夠像理想中的那樣發揮「通訊系統」的作用嗎？或者說市場這個「信號系統」發出的「信號」依然是能夠有效引導資源配置的真實「信號」嗎？……？

　　這一個個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曾經被認為是已經找出了答案的問題，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沉寂之後，在20世紀70年代又被重新提了出來。主張政府對市場進行「需求管理」的干預主義者們日漸式微，就像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及其前後的論戰中將主張「政府的職業永遠都只是『守夜人』」的亞當·斯密主義者們打擊的聲名狼藉，落荒而逃一樣。

　　曾經歌舞昇平的經濟學界在人類即將跨入新千年之際，又戲劇般地回到了「春秋戰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