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中國文人與中國文化雜談

　　　　　　何謂文人，顧名思義就是有文化而又干文化事的人。然而，怎麼樣才算是有文化，卻是極不確定的概念。有的人讀了一輩子書也未解其中之味，不能算有文化，有的人雖然飽讀詩書卻滿身銅臭一肚子男盜女娼，也算不得有文化。即使算得上有文化，還得從事文化事。讀了一肚子聖賢書，乾的卻是打家劫舍的勾當，不是文人。而什麼樣的營生才算得上文化事，更難說得清。同在一個大學裡教書，有的人本分做學問自然當得起文人名聲，而有的人營蠅苟利斯文掃地，即使他是教授也覺得跟野獸差不許多。所以只是表面上從事文化界的職業還不行，文人須要有文人的精神，用時下通用的概念就是人文精神。　　　　　　　　　　文人是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的概念，用現代西方社會學的方法很難給出準確的定義。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存在這樣一個群落，這個群落的人士以文化為職業，以社會為己任，以天下蒼生為對象，終生以書為伴，讀書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終極目標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中國的文人群落。中國人對這個群落的人稱謂很多，書生、讀書人、知識分子，不一而足。為了更好地理解文人這一概念，按講古齋的習慣，我們從古來說起。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文人群落應該是東周以後形成的「士」階層了。周公訂立的分封制，將貴族劃分為諸侯、大夫、士幾個階層。諸侯又是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諸侯即有封地。大夫是為周天子和諸侯封國服務的貴族集團，一般是低等爵位的貴族或士擔任，高級大夫也有封地。「士」則是沒有爵位的貴族。士的形成有個過程，後代的士，一般是諸侯世襲的產物。諸侯爵位的世襲，也施行嫡長子繼承製。貴族爵位世襲給嫡長子，其他子嗣一般按低一級爵位分封。不斷世襲，代代裂土分封，到了男爵之下，已是無爵可封，無地可裂。這些無爵無封地的貴族，就是「士」。但是「士」也是貴族，也有貴族的特權，這個特權就是文化權。士掌握文化，進可以為「仕」，就是為周天子或諸侯、大夫服務，可以為大夫，甚至因功而封爵，改變士的身份。這就是「學而優則仕」的由來。　　　　　　　　　　到了東周，周公分封近五百年以後，「士」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階層，成為主宰周天下的社會中堅力量。春秋戰國幾百年歷史，說是諸侯爭霸爭雄的歷史，倒不如說是士階層表演的歷史大舞台。這些士，或者遊說諸侯，左右政局，或者自成一家，著述立說，教化天下。諸子百家，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無論是陰陽五行還是許慎的農家，莫不是「士」。「士」群落的發育和成熟，是春秋戰國社會一道蔚為壯觀的風景，「士」成了社會的主宰。春秋時期的魯國，都城陬邑也就是現在的曲阜，人口不過幾萬之眾，孔子門生高峰時就有幾千，而且這些弟子也都不是等閑人物，連魯大夫孟孫氏都是他的學生，可以想像孔子一個噴嚏，整個魯國就要感冒。孔子離開魯國，帶著學生浩浩蕩蕩周遊列國，在衛國時幾乎左右了衛國局勢，甚至有的弟子懷疑孔子有意要取衛君而代之。「士」的崛起，使當時社會形成了諸侯「養士」的風氣，能否得士，得士多少，成了衡量諸侯實力的標準。齊國的孟嘗君就以養士而聞名，為招養士幾乎到了低聲下氣的地步。馮援應該是一個既沒什麼名氣也沒什麼實際能力的士，來到孟嘗君門下，先是埋怨吃飯沒有肉，孟嘗君趕緊給他提高伙食標準，有了肉吃又抱怨沒車坐，孟嘗君又趕緊給他配車，有了車又覺得住的房子太小了，孟嘗君又屁顛屁顛地給他換了別墅住。孟嘗君是當時齊國的實際主宰，在這裡老闆卻成了窮酸書生馮援，孟嘗君象是跟班的。到了戰國後期，士的作用就更大了，蘇秦、張儀兩個師兄弟導演了戰國末期的十幾年歷史。蘇秦自己掛六國相印，就是把關東六國的公章揣在自己懷裡，在齊國跟人家的王妃勾勾搭搭，儼然成了六國諸侯的太上皇。　　　　　　　　　　春秋戰國的「士」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文人群落，對中華文化有極大的影響力。諸子百家的影響直到現在還是顯而易見，後世的許多人言必稱先秦就來源於此。自秦以後，再經兩漢，歷代統治者也都意識到，在皇權之外存在一個文化集團，文化權力與皇權在不斷的博弈中，既合作又分離。秦始皇焚書坑儒，說是力圖消滅法家之外的百家學說，而真實的目的不外是消除「士」階層對皇權的威脅。漢武帝說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根本上還是對以儒生為代表的「士」階層的一個妥協和利用。　　　　　　　　　　魏晉文人應該是春秋戰國「士」文化精神最忠實也是最後的繼承者。魏晉時期的文人群落，真正是特立獨行的一群人。他們繼承了先秦諸子百家對天下對國家和民族的關切，同時更偏重對自身價值的關注，因此也是注重個性解放的文化人群。就是這群特立獨行的人，卻創造了前無古人後難企及的文化。嵇康一曲廣陵散，之後再無音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至今也是天下第一行書。今天的書法者，不臨魏碑不算懂得書法真諦。著文作詩，不具魏晉風骨，就味同嚼蠟。今天的中國文字，自魏晉以來，從字體到筆畫就沒怎麼變過，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漢字還是魏晉文人為我們畫定的。　　　　　　　　　　說來奇怪，中國歷史上幾次文化思想的繁榮鼎盛，都處亂世。春秋戰國不必說了，魏晉時期也是朝代更迭戰亂頻仍。其實，春秋文化的昌盛，是武王伐紂立周之後，承平盛世五百年的文化積聚，才成就了孔子和老莊。自秦以後，兩漢又是幾百年，也是近五百年的積累，促就了魏晉的文化繁榮。民間常說，歷史上五百年出一個大人物，其實五百年出的不是秦皇漢武，而是文化的集大成者，這個集大成者不是哪個聖人，而是一群文化的大師級人物。　　　　　　　　　　魏晉之後，歷經南北分裂，五胡亂華，傳統上作為貴族的「士」階層，就徹底消亡了。但是，「士」的文化精神並沒有被消滅。自唐以後，隨著唐科舉的興起和儒文化的發展，一個新的文人群落代之而起。這個新的文人群落，就是「儒生」，儒者成為中國文人精神的傳承者。盛唐幾百年的積累，雖經五代十國戰亂，至宋，又呈現了文化的繁盛景象。儒學的發展，雖偏於理學的禁錮，但催生了儒生集團最終成型。宋以後，明清以來，儒生成了中華文化延續的主流。　　　　　　　　　　儒生群落毀譽參半，特別是清亡民國興，國人把中國積貧積弱歸咎於儒家，也自然不放過儒生們。新文化運動，學習了西方思想的新文人，高舉打倒孔家店的旗幟，對以儒生為代表的舊文人大加韃伐，一個新的文人群落誕生了，以西方的概念，這個群落叫「知識分子」。新文化運動的這些知識分子，無論從哪個方面講，都是大師級的人物，應該也是那種五百年才出的人物。講古齋常想，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應該是被我們低估了，而那些大師們也應是被輕視了，再過多少年，當人們翻檢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誰又能說這些大師不是盧梭、孟德斯鳩式的人物。　　　　　　　　　　說到知識分子，年紀稍長些的人並不陌生。建國後，我們從階級分析的方法，把他們劃分為小資產階級。一段時間，特別是文化革命時期，總力圖改造知識分子，要把他們改造為工農。最不濟的時候，知識分子成為「臭老九」，跟蒙古人的元朝差不多。改革開放撥亂反正以後，為了給知識分子正名，我們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總起來一句話，就是要消滅作為獨立階層的知識分子群落，使之融於工農。　　　　　　　　　　今天的人們已經不太記得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這倒不能歸功於文化革命我們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政治上的改造，並沒有使知識分子消亡。使知識分子不能稱其為知識分子的，還是市場。文人自己消滅了自己。　　　　　　　　　　要說文人已經消失，很多的人估計不服。畢竟現在有文化的人是越來越多了。講古齋讀大學時，大學還是象牙塔，一百個應屆生也就有一兩個考上。現在，大學多了，又不斷擴招，升學率百分之八九十，遍地都是大學生，怎麼能說文人消失呢。古往今來，文人之所以成其為文人，除了有文化讀過書之外，最重要的還得有責任有擔當，有那麼一種文人的精神。何謂文人的精神？　　　　　　　　　　首先，文人應該是獨立的，如果不能在經濟上獨立，精神須得獨立。現在的文化人，不能與春秋時的「士」比，那時的士人總還有點封田，即使沒有，找個諸侯還能給些食祿。也不能與古時的儒生比，古時的儒生大多有點祖業，即使沒有，賣字，開個塾館，也能謀生，不必為五斗米折腰。現在的文化，如果不商品化，就不能變現，文化人總得要找個謀生的差事，只要能謀生也就顧不得文化不文化了，經濟上獨立難，但精神上要是獨立的。當時下，一個教授拿了人家的潤筆費，什麼偽科學的文章都敢做，什麼厥詞都敢放，把學問當商品賣了。這就談不上獨立精神了。　　　　　　　　　　為了體現獨立之精神，就須得保持批判的態度，而文人所獨具的批判精神，正是社會公義人間正道的保證。任何一個社會要健康有序的行進，需要一個文化力量的評判，如果這個文化力量缺失，就會導致社會功利主義盛行，功利取代文化，就是我們所擔心的一切向錢看的社會弊端大行其道。現在的人們，不管有沒有文化，有誰還有點批判精神呢，講古齋未見。　　　　　　　　　　文化人要正確行使對社會的批判，就得有對社會對人類的關切，有所謂的人文精神，起碼得有人文理想。宋儒張橫渠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點要求太高，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只掃門前雪，心中既無天下，又無黎民，甚至老婆孩子都不顧，這樣的人文化再高，又怎麼與古之文人可比。時下社會風氣，誰有理想跟稀有動物差不多，成為別人取笑的話柄，誰還敢說自己有理想。而沒有一點理想和精神的人，一旦為官必是貪官，一旦經商即是奸商，就是為民也是刁民。　　　　　　　　　　中國人對文人有許多似是而非的概念，一個極妙的稱謂就是「讀書人」。這個稱呼貼切的很，孔乙己每被人揭偷人書的短處，便漲紅了臉說讀書人的事，竊書算不得偷。孔乙己先生很清楚，自己是個讀書人，讀書人總不同於不讀書的人。魯迅先生筆下的文人就這般的邋遢和不濟，誰還敢說自己是文人。眼下，文人成了一頂不雅的帽子，誰要說你是文人，恨不得回道：你才是文人，你全家都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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