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承謦欬在吳中——羅洪與巴金的交往

出版《羅洪文集》是羅洪晚年的一個願望，她把它看作是從事文學寫作生涯七十餘年的一個總結。當下出版社都一味追求經濟效益，書稿整理好後多方聯繫未果。上海作協秘書長臧建民聞知後，熱情地牽線搭橋，功夫不負有心人，這部有著八十萬字的三卷本的出版有了著落，清樣印好後只差幾幅照片了，建民兄對我說，97歲的老人能出文集已屬少見，尚能握筆作文更為難得。因此，托我上羅洪家拍幾幅工作照，好讓讀者看看上海乃至全國最年長的女作家耐於寂寞、甘於清苦、勤於耕耘的風采。羅洪是一位很珍惜時間的人，心裡想做的事也很多，閑暇時，她也喜歡與人聊天，見到我時總會問起作協的老同事、老朋友的情況，也常談起她和已故丈夫朱雯與巴老家的交往。她用一口並不標準略帶上海土話的普通話，娓娓道來，讓人聽來輕鬆而親切。可是，此次憶及巴老時，她的心情尤為沉重，說著，說著，她把臉轉向擺放在柜子上的巴金瓷盤像說:「他是我的領路人。」聽罷，我感到突然，這還是第一次聽她這麼說。這大概是近來校閱《羅洪文集》清樣翻動了她埋藏在心底的另一本書……初次相識上世紀二十與三十年代之交，同為松江人的朱雯與羅洪在蘇州東吳大學和蘇州女子師範就讀，朱雯早在1928年便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和翻譯活動，並創立了文學刊物《白華》，羅洪要比朱雯稍晚些，她畢業後回到松江，雖與朱雯不在一地，但共同的愛好把他們的心連結在了一起，鴻雁傳書不斷，在信中談文壇的創作情況，傳遞文壇信息，交流對新作品的感受……一次，他倆被《小說月報》上一篇名為《滅亡》的小說連載給吸引住了，文中展示的人物靈魂、刻畫的人物性格、富有激情的語言和動人的場面都給他們耳目一新之感，作者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巴金。過後才知道這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說，是他在留法時創作的，完稿後寄給國內的一個朋友，後被葉聖陶看到，決定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巴金也因此走上了文學的道路。朱雯欽佩巴金的才華和膽識，想與這位素不相識的作家談談心，於是，他以讀者的名義給巴金寫了信，還向巴金提了許多問題以求作答，信是由出版社轉交的。沒想到，巴金很快就回了信，從此書信不斷，雖然素昧平生，但他們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多，就像是熟悉的朋友了。朱雯把每次通信情況都告訴了在松江的羅洪，讓她分享自己的愉悅，他們覺得巴金不僅講誠信，對社會也有很強的責任心。經商量，決定到上海去見見巴金。那天，朱雯、羅洪在上海北火車站會合後，一同前往巴金的居住地。「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巴金原住的寶山路14號被日軍炮火化為灰燼，搬到環龍路志豐里11號(今南昌路148弄11號)舅父家中暫住。朱雯、羅洪進了巴金住的二樓亭子間，見巴金只比他們長五六歲，也很年輕，他們心中的不安頓時消失了。屋裡除了一張床和寫字桌、椅子外，沒其它家什了。寫字桌上堆滿著書，中間鋪滿了文稿紙，能看出，巴金正忙於寫作。他說，目前正寫著一個長篇，要寫的東西很多。羅洪後從巴金寫的文章中看到:「……我坐在一張破舊的書桌前面創作《我底〈新生〉》……日也寫，晚也寫，經過兩個星期的夏季的日子後，終於完成了我底紀念碑……」現在看來，朱雯、羅洪來看望巴金時，正是他重寫《新生》(第一稿已毀於日軍戰火)之時。船上細飲不久，羅洪到蘇州工作，朱雯在蘇州東吳大學教書。他倆邀請巴金到蘇州一聚，巴金欣然答應了，他約了友人毛一波同來，還準備一起去蘇州中學觀賞在該校任教的友人楊人楩的京劇表演。其實，巴金對東吳大學也熟悉，1926年他三哥李堯林曾在這裡念過書，那年寒假巴金到蘇州來看望哥哥，還在學生宿舍住過一夜。朱雯、羅洪在蘇州吳苑以茶代酒為巴金、毛一波接風洗塵。毛一波經常為朱雯主編的《白華》寫稿，為稿子事常在通信聯繫，所以在一起很快就相談甚歡。分手時，朱雯、羅洪提議坐馬車送送巴金、毛一波，四人分乘兩輛馬車悠閑地瀏覽著姑蘇城的留園和虎丘，在的篤、的篤的馬蹄聲和車輪轔轔聲中別有一番情趣，一直送至閶門外才分手。事過半個世紀，在祝賀巴老八十華誕時，朱雯還特為此作「臨江仙」詞一首，稱道:「五十三年彈指耳，相看策杖扶筇。初承謦欬在吳中，隆情傳彩筆，微意獻瑤錘。」數月後，朱雯、羅洪喜結連理，婚禮設在上海三馬路上的孟淵旅館，他們邀請了巴金、沈從文、施蟄存、趙景深、穆時英等熟悉的朋友。當時施蟄存已在上海編書、辦刊物了，但仍住在松江，緊挨著羅洪的家，施蟄存與朱雯、羅洪經常串門，所以，既是同鄉，又是文友，彼此關係都很密切。巴金在施蟄存籌辦的《現代》雜誌上發表過文章，但只有書信往來，從未見過面，在朱雯、羅洪的婚禮上還是初次相見。1934年，朱雯夫婦住在松江，他們知道巴金每完成一部中長篇，便會外出旅遊或會會朋友。於是，他們便約巴金到松江和佘山遊玩。接到邀請後，巴金坐上火車就來了。事先，朱雯、羅洪雇好了一條「碼頭船」，還準備了酒菜，菜肴中自然少不了松江的特產四鰓鱸魚。三人游完佘山回到松江，朱雯、羅洪送巴金到新松江社下榻，仍覺意猶未盡，又與巴金一起品茗聊天至深夜，翌日清晨，把巴金送上火車，依依作別。第一本書抗戰中，松江連遭日軍飛機轟炸，朱雯、羅洪從浙江桐廬一路顛簸來到廣西桂林，一天，在豐子愷寄寓的旅館裡聊天，當聽說巴金也到了桂林，朱雯、羅洪喜出望外，立刻到桂林各家旅館尋找，最後，在灕江東岸福隆街的一家小旅館裡找到了巴金。同時，還見到了正在與巴金熱戀的蕭珊。巴金在異鄉客地見到久違的朱雯夫婦倍覺高興，第二天，他與蕭珊約上魯彥和朱雯、羅洪一起遊覽了象鼻山……無論在廣州還是桂林，後來又轉輾昆明、成都、重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都遇到過因戰爭造成的紙張缺乏的困難，但文化生活出版社一直注重培養、扶植青年成長，據我所知，劉白羽、蕭乾、陳荒煤等的第一本書都是經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羅洪也是巴金推薦的眾多作家中的一位。一天，巴金主動向羅洪問道:「我看你發表了不少作品了，夠出一本集子了嗎？有五六萬字就夠了。」接著又說:「有空把它編起來。」羅洪的第一本小說集在巴金的關心下誕生了，被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短篇小說叢書第五輯中，名為《兒童節》。「雪中送炭」解放前後，巴金與朱雯兩家都定居在上海，五十年代初，華東作協成立，巴金任作協副主席，作協下屬的《文藝月報》(《上海文學》前身)創辦時，羅洪任小說組長。她家住在與作協同一條馬路上的景華新村，巴金家在淮海路上的淮海坊，兩家離得不遠，巴金時常會上朱雯家坐坐，有時與蕭珊同來。大家圍坐在一起，一邊喝著咖啡，一邊談些感興趣的話題，有時也談各自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感受。早在三四十年代，朱雯在翻譯德國作家雷馬克的長篇小說《凱旋門》、《流亡曲》時，經常寫信與巴金探討，後在巴金的關心下，兩部譯作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後出版了。那時，朱雯正潛心翻譯著蘇聯阿·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苦難的歷程》(三部曲)，所以，他與巴金、蕭珊在一起時，談論俄羅斯文學要多些。當時，朱雯手頭只有一種英譯本，他想找一部俄文版，但走遍各大圖書館都沒找著，無意間與巴金談起此事，巴金聽了也沒吱聲。使朱雯不曾想到的是，巴金下次登門時把一本裝幀精美的俄文版《苦難的歷程》交到了朱雯手中，朱雯一時激動得無以言對。在翻譯時，他用英譯本和俄文版兩相對照，所以，1957年由朱雯譯的《苦難的歷程》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受到譯界同行及讀者的好評，被公認為是譯得最好的一種譯本。羅洪後從蕭珊口中得知，搬到武康路新居後，巴金專門僻出邊上的副樓作書庫，只要新書出版，書店按時會送書來，因剛搬家不久，還沒來得及整理，朱雯需要的那本書是巴金從眾多的藏書中翻找出來的。浙江採風最令羅洪難忘的還是1959年9月隨巴金、蕭珊等文友的浙江之行。那時，正值國家遭受自然災害，上海作協組織巴金、蕭珊、魏金枝、何公超、唐弢、柯靈、王辛笛、羅洪到正在建設中的新安江水電站參觀。負責接待的浙江省宣傳部見來了那麼多在文壇上有聲望的作家尤感高興，想讓他們多走走，多看看。所以，把行程排得滿滿的。儘管時間緊，但蕭珊還是約上羅洪去看望熟悉的朋友方令孺。巴金每次來杭州都會上方令孺家坐坐。久居市廛的羅洪、蕭珊見方令孺不出家門就能靜聽山泉的潺潺聲，對庭院里的那條生生不息、流淌不止的小溪羨慕不已。談話間，方令孺還憶起了兩年前在蕭珊陪伴下到羅洪家作客的情景。方令孺是安徽桐城派方苞的後裔，那次在羅洪家看到掛在書房的桐城派姚鼐的行書條幅格外親切，但已記不得錄自何人的詩句了，當羅洪告知是明代王世貞的《雙梅影》時，方令孺笑著連連稱是……次日，參觀團驅車趕到建德縣，天色已晚，新安江水電站工地上靜悄悄的，工人們已下班，但大家在紫金灘招待所稍作休息後，就急著來到工地，蕭珊對眼前的事物都感到新奇，不時向陪同人員問這問那，有時還用筆把它記在紙上。回到招待所，大家毫無回房休息之意，都聚在巴金的住房內談論著觀感。此時，可能是旅途疲勞，羅洪只覺得眼前天旋地轉，知道多年未發的美尼爾症又犯了，她怕掃大家的談興，便悄悄地回到房間休息，但還是被細心的蕭珊發覺了，她不時地進屋詢問病情，用手撫摸羅洪的面額，噓寒問暖，體貼備至。這次出行，蕭珊與羅洪同住一室，兩人在一起時總感到有說不完的話，通過交談，羅洪對蕭珊了解得更深，也更透了。「文革」遭難蕭珊喜愛俄羅斯文學，在建國初短短的幾年裡，先後翻譯了《初戀》、《奇怪的故事》、《阿霞》、《別爾金小說集》，還同巴金合譯了《屠格涅夫短篇小說集》。但蕭珊對此並不滿足，想走出家門，為讀者多做些實際的工作，為社會多做一點貢獻，巴金也很支持她。六十年代初，她到《上海文學》當了一名不取任何報酬的義務編輯，上班地點在作協主樓三樓的一間辦公室里(即現在的302室)，巧得很，座位被安排在羅洪對面，在同一張桌上看稿，羅洪與蕭珊從此不僅是朋友而且是同事了。蕭珊雖屬編外人員，但同編輯部其他人員一樣每周來二次，從不脫班。編輯部里還有楊秉岩、施燕平、歐陽翠、王若望等，她見人手少，來稿又很多，常對羅洪說:「你們忙，讓我多看點稿子。」她對每一篇來稿都看得很仔細，上班沒看完，就拿回去看，時常看到深夜，她感到有水平可發表的稿子就放在羅洪桌上，讓羅洪再看。她還利用朋友關係不斷地給外地的作者寫信為編輯部組稿，有時，她興沖沖地跨進辦公室就向大家說:「你們知道嗎，我接到××的來信，他答應給我們寫一篇稿子。」可是，好景不長。沒過幾年，「文革」開始了，羅洪還清晰地記得蕭珊最後一次到編輯部上班時的情景。1966年初夏，蕭珊步履匆匆地來到編輯部對羅洪說:「昨天紅衛兵來抄家了，巴先生倒還算鎮定，我看到屋裡被兜底翻，翻得一塌糊塗，真正被他們嚇壞了。」羅洪面對這位向來用善良的眼睛看待別人的朋友，不知用什麼語言來安慰她才好。她知道，蕭珊自小就很堅強，在困難面前從不肯低頭。但誰能料到，在顛倒黑白的年代裡，連蕭珊為編輯部灑下的辛勤汗水也成了一條罪狀，被誣陷成巴金控制編輯部的「特派員」，還冠以「坐探」的頭銜，面對厄運，她感到迷惘。羅洪再次見到蕭珊是她排在作協「牛鬼蛇神」的隊伍中，只見她低著頭，先前的那雙明亮的眼睛變得黯淡無光，臉色也很難看。後來蕭珊因身體不好，又是編外人員，便不再到作協來了。以後，羅洪又聽說蕭珊身體越來越差，心中更是惦念著她。一次羅洪見巴金在作協大院里打掃衛生擦玻璃窗，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思念，靠近巴金，與他一起擦，邊擦邊問巴金家中的情況，巴金只說了一句:「蕭珊身體確實不好。」便匆匆地走開了……心中的書在羅洪家，我無意中看到她卧室里張掛著一幅放大了的黑白照片，上前一看，原來就是四十七年前羅洪與巴金、蕭珊、魏金枝、唐弢、柯靈、辛笛、何公超等參觀新安江時的合影。羅洪告訴我，「文革」中所受的磨難對她來說算不得什麼，最令她痛心的莫過於被造反派查抄、散失的早年和巴金交往的信件及在一起的合影。後在朋友處尋覓到了這張照片，她如獲至寶趕緊找人翻拍放大後掛在床頭，朝夕相對。這幅珍貴的照片不時勾起她無盡的緬懷和美好的回憶。如今，當年八位友人中已走了七人，惟獨她尚健在，想不到的是，照片中站在她身後年紀最輕的蕭珊卻走得最早，在病困交加中離開了人世，年僅五十四歲。想到此，羅洪生出一種:「甚矣我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的悲涼之感。但轉而看到那一張張熟悉的笑臉，她彷彿又置身其中，又回到了那個令她嚮往的年代……

何公超、唐弢、魏金枝、羅洪、蕭珊、浙江省宣傳部同志、巴金、柯靈、王辛笛(自左至右)1959年夏攝於新安江水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