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輝華：我們只需要1％的學者研究經濟學

經濟學的研究方式可以分為兩類：理論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和經驗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中國的一些經濟學者習慣於將後者稱為「實證研究」（positive research），這是不準確的。因為實證研究是和規範研究（normative research）對應的。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都是一種實證研究，然後可以得出規範結論。若根據庫恩（Kuhn，1970）的定義，規範研究甚至不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方式。因此，將經驗研究稱之為「實證研究」，似乎是說理論研究不是實證的，這是對理論研究的誤讀。

在美國，大部分經濟學者都是從事經驗研究或者應用理論研究的，只有極少數經濟學者專門從事理論研究。這極少數人通常是一流大學的教授，他們發表的5％的理論文章，被至少95％的本領域的理論和應用研究者閱讀。所有經濟學主要分支的奠基性工作，除了計量經濟學，都是由少數幾個大師級經濟學家提出和發展的理論框架奠定的。因此，一方面，成為知名的理論研究者相當困難；另一方面，理論研究者的地位明顯高於應用研究者和經驗研究者。事實上，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設立以來，在40次頒獎中至少有30次是頒發給了理論研究者。但「文人相輕」。理論研究者通常看不起經驗研究者，他們認為經驗研究如果支持了理論假說，那是理所當然的；反之，如果不支持理論假說，他們認為那可能是樣本偏差所致。從終極意義上講，任何經驗研究都無法「證明」理論研究，而最多只能在特定背景下「證偽」理論研究。但經驗研究者也有時看不起理論研究者，認為後者的結論通常都是「常識」，不同的是對常識添加了一些限制條件。可是，要區分限制條件本身卻需要依賴經驗研究。

在中國，關於中國學者究竟該不該從事理論研究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方認為，中國學者不具備理論研究的水平，得到的理論要麼是沒有新意的，要麼是錯誤的，因此應該從事經驗研究或者應用理論研究。反對者認為，如果不鼓勵理論研究，那麼就可能錯誤地應用理論或錯誤地檢驗理論；而且，中國經濟學者不可能等到某個特定的時刻，突然就變得可以研究純理論了。也有中間立場的學者認為，年輕人剛畢業，對現實情況並不熟悉，因此選擇以理論研究為主，至少可以夯實基礎，等有了經驗之後可以再從事應用研究和經驗研究。

以我個人的有限經驗來判斷，我贊成吳敬璉的那句話：「我們能夠正確地理解和應用現有理論就不錯了。」不是我自卑，我認為，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經驗研究，中國大陸在總體上距離世界一流水平都有光年般的距離。這決定了一個殘酷的事實，99％的國內經濟學論文在學術上都毫無價值，或者最多只有練習的價值。如果中國經濟學的進步必須付出代價的話，我認為這個代價太大了。我們至少應該砍掉99％的經濟學刊物。實際上，我們只需要1％的學者去研究經濟學——不管是理論研究還是經驗研究，99％的學者應該去傳播經濟學。與此對應，我們只需要1％的大學成為研究型大學，99％的大學應該成為教學型大學。對中國來說，傳播經濟學——讓公民理解現代經濟學所蘊含的自由、競爭、法治思想，比提高經濟學更重要，也明顯更有比較優勢。如今，我們有全世界數量最多的博士，但是有一項重大科研成果是我們創造的嗎？我們可能很快會有全世界數量最多的論文（按中文算的話應該有了），但是我們有幾篇世界級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