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放」與「錯判」的風險評估

無辜者一旦被疑罪「從有」、「從輕」或「從掛」，就會給公眾傳遞出莫名的恐懼，誰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因此必須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同時，要提高司法人員責任心，防止走向另一個反面。

三、必須使公民免於廣泛的恐懼

1764年7月，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提出了無罪推定的理論構想：「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無罪推定原則體現的是法律對社會每一個成員的精心保護，而不是過分強調懲治犯罪而使得公權力乘隙獲得恣意妄為的機會。當今，對公權力予以程序性約束和制衡，防止執法者和當權者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做法，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也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就此而言，人民法院具有一錘定音的最終權力，同時又是落實無罪推定原則的最終把關人。檢察機關作出起訴決定的前提是認為被告人有罪，而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必須敢於懷疑符合作案條件的所有人。偵查、檢察機關如果連懷疑的膽量也沒有，偵查、起訴工作就無從下手。竭盡全力查找犯罪人、竭盡全力搜集犯罪證據是偵查、檢察機關的職責使然，而竭盡全力避免出現冤假錯案則是審判機關的底線。我國法治建設任重道遠，出現冤假錯案的風險隨時存在，特別是排除非法證據的困難重重，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責任格外重大也特別沉重。

由於客觀事物的複雜性，每一個理性的人都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在刑事司法領域有三種情況隨時可能發生。其一，案件一時未破。世界上的確存在一時甚至長期未能偵破的案件，遭遇刑事案件本身就是一種不幸，如果案件長期未能偵破甚至失去偵破的條件，對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創傷將始終得不到撫慰。其二，法院作出疑罪從無的判決。就具體案件而言，甚至可能出現公訴機關認為證據確鑿，被告人連連喊冤，審判機關認為確有疑點但尚不足以認定，作出了疑罪從無的判決。其三，無辜者淪為冤枉的嫌疑人。無辜者與刑事案件因為偶然因素不期而遇，在某種巧合或者誤會的情況下，被莫名其妙地懷疑為刑事犯罪人，且得不到辯解的自由。概括地說，公安機關偵查破案是公正地找到作案人，檢察機關審查案件是公正地起訴被告人，審判機關的任務是公正地認定罪犯並予以制裁。公檢法三機關在實現公平正義的總任務之下有著各自不同的職責，必須恪盡職守，用自己的努力防止出現冤假錯案。由於公檢法機關各自的職能定位不同，在各自的履職過程中，隨時可能出現差錯。如果不採用無罪推定的原則嚴格規範訴訟活動，每一個公民都將生活在廣泛的、隨時隨地都可能降臨的恐懼之中。這是因為，當誤被懷疑的無辜者被按照「疑罪從有」（有懷疑就是有罪）、「疑罪從寬」（有懷疑就要適度從寬處理）或者「疑罪從掛」（有懷疑就要背負懷疑）原則處理，無論是成為「屈死鬼」的冤魂還是倖免一死而又活不好的人，傳遞給公眾的無疑是莫名的廣泛恐懼，因為誰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害者。

客觀地說，「決不放過一個壞人」的目標很難實現（當然，故意放縱犯罪不在此例）。必須退而求之，承認「寧縱不枉」原則的相對合理性，我們可能出現的錯誤就要少些、小些。特別是，我國當前的司法公信力不高，更要謹防用不切實際的口號「忽悠人」。「疑罪從無」所體現的也是公平正義，也不應當遲到。在多數情況下，越是證據不足的案件分歧意見越多，案件總不能久審不決，法院按照「疑罪從無」的原則作出判決是理性的。否則的話，無論是按照「疑罪從有」或者「疑罪從輕」的原則作出判決，客觀效果一定是既冤枉好人，又放過壞人。

四、必須進一步強化司法人員的責任心

顯然，「錯放」與「錯判」都會帶來歷史性的損害。在主觀努力已經盡到的前提下，「錯判」的損害遠大於「錯放」。按照「兩害相較取其輕」的原則，選擇「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儘管是一種無奈，但本質上是明智的。「錯放」只是無可奈何地犯了一個可能「錯放」犯罪人的不確定錯誤，「錯判」則是犯了冤枉無辜和阻礙真實犯罪人被揭露的兩個確定的錯誤。

我國憲法已經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具體地說，人權存在分為三種形態，即應有權利、法定權利和實有權利。人權作為人所應當享有的權利寫入憲法是歷史性的進步，更為重要的任務是如何把法定權利變為實有權利。

在目前中國，如何把法定權利轉化為實有權利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難中之難。以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為例，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侵犯往往是在「打擊犯罪的需要」、「維護社會治安的需要」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進行的。公民的權利就是司法機關和政府的義務，公民權利實現的水平取決於各級司法機關、政府履行義務的程度。公民合法權利的實現，首先是各級司法機關和政府不侵害公民的權利。尊重和保障人權是從根本上維護社會秩序，公民維護合法權利的主要責任在於司法機關和政府，公民及其維權組織的行為只能起到呼籲和發出請求的作用。當公民在誤被懷疑或者「疑之有理、定之無據」的狀態下，放與不放的權力完全在司法機關。「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的理性在於，由司法機關承擔起可能犯「錯放」錯誤的責任，也要避免因為「錯判」導致人人自危。個中的道理十分簡單，與各級司法機關、政府的強大無比的權力相比，公民個人的力量是分散且極其微弱的。我們常說「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公民權利在遭到侵害（特別是在遭到公權力侵害）時，體制內的救濟途徑必須有效運行；與此同時，在侵犯公民合法權利的局面即將出現時，公權力機關還必須有承擔「錯放」責任的勇氣，而不是要求公民為其「錯判」忍氣吞聲。特別是，審判機關對公民掌握著生殺予奪的權力，為此必須正確處理尊重和保障人權與司法權行使中的衝突，寧可自身承擔因為「錯放」導致「無能」的質疑，也不能因為「錯判」迫使公民蒙冤受難甚至人頭落地。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進一步強化司法人員的責任心，決不允許把「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當成工作懈怠的護身符。必須把「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與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怠於履行職責所造成的「錯放」，作出明確的區分。在強調「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的同時，也必須防止出現故意乃至精心設計「錯放」的司法腐敗。

（作者繫上海市法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