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關於上谷郡記載的辨析
一、關於上谷郡的設置和基本情況
華林甫著《中國地名學源流·（表一）戰國置郡一覽表》云：「上谷郡，燕昭王置，秦因之。以其地處大谷之上，因名。」《史記·匈奴列傳》云：「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東胡是指戰國至西漢時期的烏桓、鮮卑、肅慎等東北地區的民族。上述引文說明上古等郡原是東胡的活動區域，燕國通過戰爭獲得以後才在此置上谷等郡。
最初的郡和縣之間的關係，一是設置的地區不同，縣制起源於周的王畿，即內地，比較富裕；而郡設置在新獲得的邊地，即地廣人稀的荒僻之地。清趙翼《陔余從考?郡縣》云：「置縣本自周始，蓋系王畿千里之制。」「縣」字原作「寰」，指周天子直轄的王畿。《穀梁傳·隱公元年十二月》云：「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范寧註：「『寰』即古『縣』字」。二是郡與縣無統屬關係，甚至縣的地位比郡還高。《左傳·晉定公十九年》趙簡子率師伐鄭，其誓詞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可見當時（公元前493年）縣的地位比郡高。郡何時統轄縣秦統一之前無明確記載，《戰國策·秦策二》記載甘茂對秦武王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看來秦武王時（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7年）郡好像是比縣大了，這已經是戰國晚期了，但也沒說郡統轄縣。郡統轄縣是在秦統一之後實行郡縣制時，才確立了郡、縣地方兩級政權組織的管理系統。
下面我們談談上谷郡：一是上谷郡屬於邊地。譚其驤《長水集（上冊）·秦郡新考》云：「《匈奴列傳》，燕亦築長城，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三國」是指秦、趙、燕。而燕國的上谷郡正與匈奴左方王的地盤相對，東邊又與東胡相接，「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
二是秦時上谷郡只轄一個縣。《始皇本紀》、《燕世家》說，始皇二十一年秦定燕薊，因置上谷郡。據林榮貴主編《中國古代疆域史?秦朝的政區建制》云：上谷郡「郡治在沮陽（今河北懷來東南），下轄沮陽縣，計縣一。」以上說明，燕國早已設置了上谷郡，秦統一後因而置之，僅下轄沮陽一縣。《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云：沮陽縣，為秦置，縣治即為上谷郡治。西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周勃破盧綰軍於此。也說明燕時上谷郡尚未曾置縣，直到秦統一後才設置了一個沮陽縣。至於為何如此，譚其驤《長水集（上冊）·秦郡新考》說的很清楚：「《水經·水注》，薊縣，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以為廣陽郡。《漢志》缺，清儒顧氏炎武主《班志》以駁酈注，全氏祖望、梁氏玉繩主酈注以補《漢志》。全氏曰：燕之五郡皆燕所舊置，以防邊也，漁陽四郡在東，上古在西，而其國都不與焉。自薊至涿三十餘城，始皇無不置郡之理，亦無反並內地於邊郡之理。」這就告訴我們，上谷郡附近三十多城就顯得荒僻的多了。即使在秦代，沒有也沒有必要設置更多的縣。到了漢朝初年，才在上谷郡沮陽縣境內划出涿鹿、下落、潘三縣。《漢書?地理志》說上谷郡計縣十五，是經過了西漢近二百年的發展，幾經區劃調整才達到的，並非西漢初就有十五個縣。對比一下當時全國的情況就清楚了，西漢初年約一千個縣，到西漢末年達到一千五百八十七個縣，總數也是增加的。
三是上谷郡人口稀少。由於上谷郡處於華夏與北方戎狄的交界處，「北迫蠻貉」，加之「西周末年，中國北部大旱」（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第2頁）。造成荒僻不毛，人口稀少。一直到漢代，這種荒涼情況並無多大改變。《史記?貨值列傳》云：「上谷至遼東，地鋽遠，人民希，數被寇」。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全郡15個縣僅有：36800戶，117，768人。而當時（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全國人口為59，574，978人，上谷郡人口只相當於當時全國人口的五百五十分之一，平均每縣不足1萬人。而涿郡人口為782，764人，縣29，平均每縣27，000人。按人口說，涿郡的一個縣差不多相當於上谷郡一個縣的3倍。
由以上三點說明，即使中國的歷史已經走到西漢這樣一個統一的、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里，這裡的人口依然這樣稀少，可以想見再向上溯三千年的五帝時代，這裡會是什麼情況？何來的「三祖」文化？正如著名專家謝飛同志所說：「時至今日，在涿鹿發現的與三祖文化直接關聯的考古文化遺存微乎其微，更沒有與三祖同期的大型考古遺址被揭示」（《中華文明從這裡走來》《河北日報》2016年5月20日）。
再者說，《山海經》全書共記載了284個氏族部落，是關於五帝文化的泉藪之書，黃帝在《山海經》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山海經》多處記載與黃帝有關的山川丘台。根據張步天先生的考察，《北次二經》中的管涔山到敦題山共17座山位於晉北、冀西北之燕、代、蒙境，包括上谷郡一帶。在這些山中，從《山海經》里找不到任何一座與黃帝、炎帝和蚩尤有關的山來。而且在這17座山中，有8座山「無草木」，可見這一帶是何等的荒涼不毛。
二、《史記·五帝本紀》關於「涿鹿之戰」記載的辨析
筆者在《從銀雀山漢簡和<孫臏兵法>兩段佚文看所謂「涿鹿之戰」的地望》中曾經說過，西漢初年的漢簡記載的是「黃帝戰蜀祿」，當時的官方文獻尚無「涿鹿之戰」一說。而且，從西漢初到司馬遷作《史記》之前，西漢傳世的文獻中都沒有「黃帝與蚩尤作戰於涿鹿」的說法。涿鹿縣的設置《漢書》雖無明確的年代記載，但推算在漢高祖「六年（公元前２０１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十二年周勃入定代地，破盧綰軍於沮陽，涿鹿縣的設置應在平定沮陽之後就開始了。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說：「涿鹿之戰」一說「蓋因《漢志》上谷有涿鹿縣云然」。自司馬遷始倡，種種註疏地誌從之若過江之鯽，林林總總不絕如縷，但這並不能說明問題。
應當說司馬遷作《史記》是相當謹慎的，從《太史公自序》看得是很清楚的，特別是《五帝本紀》之後的「太史公曰」說的更明確。一是到實地考察，「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二是閱讀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三是慎重選材，對於採訪到的長老之言、百家言黃帝不雅馴之文、以及「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既然如此，司馬遷為什麼還會在「涿鹿之戰」的地望上出現「郢書燕說」的說法呢？正所謂百密難免一疏。（1）《臨沂銀雀山漢墓發掘簡報》云：「一號墓的年代，當在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間」，「二號墓的年代，當在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間」。這個年代距司馬遷（前145或135年出生）的生活年代並不遠，距西漢設置涿鹿縣60年左右。說明從漢初到司馬遷之前這60年中，仍沒有把「蜀祿」當作「涿鹿」，也就是說，文獻書籍至此還沒有受到設置涿鹿縣的影響。（2）《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在《漢書·藝文志》里都有著錄，司馬遷是應當看到這兩部書的，對於佚文中的「黃帝戰蜀祿」是知道的。可惜的是，由於受設置「涿鹿縣」的影響而曲解「蜀祿」為「涿鹿」。（3）司馬遷的記載是有其歷史背景的，秦火之後漢初頒布除挾書令，整個知識界鼓舞欣欣。漢儒在搶救和恢復先秦典籍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疏漏和錯誤，風氣使然。當然也不排除有些漁利嗜奇之徒假託偽造行為。清人龔自珍就說過：「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龔自珍全集?家塾策問二》）。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先生曾作《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辯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漢代的此類問題。
唐劉知幾在《史通·敘事》中云：「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匪類。若《史記》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者。」梁玉繩評此語曰：「非妄詆也。」我們認為，二位先賢之語實乃過甚，但也不乏有中的之處。
三、《逸周書·嘗麥解》之「涿鹿」為後人所「孱入」
前面講到，上谷郡涿鹿縣與黃帝、炎帝和蚩尤風馬牛不相及，為什麼《逸周書·嘗麥解》會有「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的說法呢？這是一個歷史迷案，需要我們對先秦文獻進行辯偽。前面我們已經就《史記?五帝本紀》中的「涿鹿」問題進行了澄清。其實，「先秦是我國傳世古籍中經籍文獻和諸子文獻的成書時期，當時這兩類文獻皆有作偽與辯偽的問題」（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第162——163頁）。
袁宏點校本《逸周書·序》中說：「愚嘗玩其文義，與《尚書》周時誥誓諸篇絕異，而其宏深奧衍，包孕精微，斷非秦漢人所能彷彿。」這就是說《逸周書》是周人的史記，是不用懷疑的。但是由於「唯其闕佚既多，又頗有後人孱入者」。現代學者佟大群在《清代文獻辨偽學研究?緒論》中說：「劉重來的《關於的一樁懸案》（《西南師範學院報》1983年第1期），黃懷信的《篇辯偽》（《文獻》1994年第2期）等，探討了《逸周書》的真偽問題。周玉秀的博士學位論文《<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200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從語法、句法、音韻等角度，認定其為『西周時代文獻』的同時，也發現該書有戰國乃至漢代人的增竄改寫。」不弄清楚這個問題，就無法解釋周代「始於文、武，終於穆王、厲王」的史官們怎麼可能寫出漢代的地名來。成書於公元前841年以前，怎麼會記載出幾百年以後才有的地名？讓古人按著後人的口徑說話，豈非咄咄怪事！漢代人的「增竄改寫」是先秦文獻《逸周書?嘗麥解》中出現「涿鹿之戰」原因之一。《逸周書?嘗麥解》云：「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逸周書·史記解》云：「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併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我們對上述兩段引文作一下分析，《路史?炎帝紀附蚩尤傳》云：「阪泉氏蚩尤」。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云：「蚩尤曰阪泉氏」。清全祖望《經史問答·八》亦云蚩尤乃阪泉倡亂之人。所以《逸周書?嘗麥解》所云「阪泉氏」即蚩尤。在同一書中同是蚩尤一人，一說在「涿鹿」，一說在「獨鹿」，顯然「涿鹿」不是「獨鹿」。《荀子·成相》云：「剄而獨鹿棄之江。」楊註：「獨鹿與屬鏤同。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獨鹿」似應為劍的出產地名，那麼，吳王夫差絕不會到涿鹿來的。因而《逸周書?史記解》中「獨鹿」作地名，也不會指「涿鹿」。《逸周書》作為周代的史書，在涿鹿縣設置的前幾百年前是不會說出「涿鹿」地名的。因此說高亨著《古字通假會典·侯部第十》所說「獨與涿」可互通假是錯誤的，《周禮?秋官?序官》：「壺涿氏」。鄭註：「故書涿為獨。」說明鄭玄看到的原書是「獨」字。《逸周書》在《漢書?藝文志》中有著錄，儘管司馬遷沒明說他參考了《逸周書》，但照理說他是應該看到此書的，而且這位「考信於六藝」的老先生本應該對這一矛盾的說法作一番推敲，可他又把「獨鹿」當成「涿鹿」了。這就為他人「增竄改寫」《逸周書》提供了依據和借口。實際上，「蜀」、「獨」、「涿」這幾個字是不能互通假的，「蜀」字很古老，先周甲骨文、周中至戰國金文、戰國簡文都有該字；「涿」字出現也很早，甲骨文、周中金文和秦印文都出現過；「獨」字在戰國簡文中有發現。三字彼此音義上都沒有相互關聯。
一千多年前東漢王充就對於「增竄改寫」問題及其嚴重性深惡痛絕，他在《論衡?對作》說：「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不得已，故為《論衡》」。每當看到王充的這些案劍瞠目的議論，聯想到「涿鹿」之偽，深有共鳴之感慨！難道我們不應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寫出今天的《論衡》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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