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散發溫暖——猶太人的財富智慧02

金錢散發溫暖——猶太人的財富智慧02雙重屬性的金錢錢的「准神聖」地位的確立，為猶太人追求物質利益的活動清除了在其他民族中常見的各種非理性的路障，使猶太人得以最為自由地施展自己的賺錢才幹。但是，任何自由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自由。個人都享受無限制的自由，最終只能導致每個人都由於相互限制而處於完全的不自由中。謀利行為帶來社會衝突的現實可能性，使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完全信奉「唯利是圖」意義上的錢的「神聖性」。錢作為一種人為產物，天然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錢的發生、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另一方面，錢又是人類自覺自主行動的產物。謀利行為必須置於一定的社會約束之下，這在猶太民族和其他一切民族都是完全一樣的，區別只在於約束的著眼點及相關的機制上，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猶太民族表現出同其他民族有著明顯區別的、最符合真正的錢的邏輯的特性。猶太教沒有把現實世界分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兩大部分的做；猶太民族以一本《聖經》作為民族範本，而《聖經》完全是一個「道德與法律」的統一體；猶太人以遵守上帝律法作為民族身份，而上帝對他們守法的回報，就是始終賜之以福，讓他們生養眾多、財產豐饒。在這樣一種文化安排的背景上，「應不應該謀利」的問題是不存在的。猶太教典藉《塔木德》上明確寫著：「如果人沒有惡的衝動，應該會不造房子、不娶妻子、不生孩子、不工作才對。」惡僅僅因為有利於人類，也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利本身還會有什麼問題嗎？這意味著，在猶民族那裡，對謀利行為的限定已經從「形而上」的層面轉到了操作的層面，證而不明、議而不決的無謂思辨、轉化為可以具體探究實證地解決的程序與方法。原先的一個「應該不應該謀利」的問題，現在轉化為或者分解為兩個具體問題：「應該如何謀利」和「應該如何再分配謀得的利」。第一個問題，即「應該如何謀利」的問題的提出，表明現在有關謀利行為本身的正當性問題已經成了一個純粹形式上的問題。只要形式上正當的行為就是正當行為。這一命題可以由猶太人自己的一則笑話而得到極為明晰的證明。摩西走進紐約市的一個廁所，坐上馬桶之後好一會，才發現廁所內沒有準備衛生紙。於是，他便隔著牆問鄰座用廁者：「請問您那兒有衛生紙嗎？」傳來的回答令人失望：「沒有，我也正為此犯愁呢。」「請問您手邊有報紙、雜誌之類的東西嗎？」「什麼也沒有。」「那麼我用10美元的鈔票與您兌換小票好嗎？」鈔票在這裡做什麼用，大家都清楚，用10美元的鈔票兌換小票的目的，大家也清楚，但這種明顯的轉嫁損失的做法，僅僅因為一個「自願的等值交換」的形式上的正當，也就成為一種不正當而聰明的「謀利行為」。正是從這則笑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猶太民族對謀利行為的「方法論」限定的意義：猶太人在意的不是消極地維護人的秩序，而是通過維護謀利活動的秩序來達到維護人的秩序的效果。打個比方，一味著意於維護人的秩序的人會因擔心汽車軋死人而不許汽車上街。猶太人則聽任汽車上街而到處設立交通規則，在汽車暢通無阻的同時保證不軋死人（當然偶爾的交通事故也不能排除）。因此，猶太人不但使經濟秩序得到了保證，也使社會上那部分活力最強的人的謀利積極性得到了保護和調動，而在規定形式的範圍內的「唯利是圖」，更使猶太人的經商智慧得到了大大的開發。一個經濟良性運行模式，就是在所有這一切條件得到滿足時共同構成的。在這一個模式中，資本無疑可以得到最為適宜的發展條件。同樣，第二個問題，即「如何再分配謀得的利」的問題的提出 ，更表明現在人的秩序與謀利活動秩序的協調是通過直接的錢的轉移而完成的，人理與事理的融合是在錢上面達成一致並完成的。錢作為人類社會生活的最基本媒介的特性，在這樣一種安排下，可以說最充分地發揮了，而這種最符合錢的邏輯的安排，又恰恰與猶太民族古老而且持之以恆的慈善傳統是一致的。在兩千多年前，猶太民族就已把「捐獻1/10的收入」列入上帝的律法，即使在大流散的歲月中也從未中斷。所謂的「慈善」不是猶太人的說法，在他們眼裡，這樣的行為只是一種「公義」：捐獻，即一定數量的錢的轉移是每個猶太人必須履行的「公共義務」。其強制性這大，足以構成另一則關於猶太人的笑話：有一個乞丐去找施主，要求每月一次的施捨。他敲了幾次門，才見主人開了門，神情暗淡的。「出了什麼事了？」乞丐問他「你不知道？我破產了。我欠了10萬元的債務，而我的資產才1萬元。」「這我知道。」「那你還來問我要什麼？」「按照你的資產，每1元給我1角。」雖然長時期中，猶太人的慈善安排主要服務於猶太人內部，對他們寄居國的社會大環境沒有直接的作用，但這種安排可以即時發揮其作用，從而加速這一過程。所有這一切無非說明，猶太民族由於其起源、歷史遭遇以及由此而創設的文化機制，而孕育了現代主義的基本要素。因此能夠隨著人類社會商業發展和合理性的增強而不斷高速和成長，表現出高度的同步甚至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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