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說中國古代兵書

1599年版《武經總要》的插圖十分精美，是了解古代軍事技術的重要資料。這張插圖展示的是古代攻城器械之一——行天橋。

1624年版《籌海圖編》書影。在這一頁的最上方，讀者可以清晰看到「釣魚嶼」的字樣。

提起中國古代的兵書，我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孫子兵法》。《孫子兵法》蘊含著深邃的戰略思想，它不僅為我們中國人所重視，也漂洋過海傳播到了日本、西方，得到了國外學者與軍事愛好者的關注。

《孫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期的齊國人孫武，他曾向吳王闔廬進獻兵法十三篇，吳王要求測試孫武的帶兵之才，考察他是否只有紙上談兵的本事。孫武帶兵以嚴明的紀律為先，執行軍紀毫不顧及他人情面。他認為：「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帶兵之將應首先向兵士申明紀律，申明清楚後，對不能嚴格執行紀律的兵士，應當予以懲處。

孫武進獻的兵法便是今天我們熟知的《孫子兵法》，現存最早的該書注文同樣出自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之手，他就是曹操。曹操盛讚《孫子兵法》道：「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1972年考古學者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挖掘出了一批漢代竹簡，其中便有《孫子兵法》和失傳已久的《孫臏兵法》。先秦稱「孫子」者，除孫武外，還有戰國時代齊威王的謀士孫臏，他是孫武的後代。田忌賽馬的故事可謂婦孺皆知，而想出獲勝之法的正是孫臏。孫臏也著有兵法，只是失傳已久，幸賴考古學者與文獻學者的辛勤之功，我們竟能在其失傳一千多年之後再次讀到《孫臏兵法》。

除了上面提到的兩種兵書，其實中國古代的兵書還有很多，下面我們再簡單介紹一下其他的幾種兵書。

提起《黃石公三略》，可能許多讀者都會感到陌生，不過黃石公卻與另一位我們熟知的人物有關係，這便是漢代的開國功臣張良。司馬遷在《史記》中講述張良的早年經歷時提到，有一天，張良走在一座橋上，有一位老者走到張良身旁，將自己的鞋扔到橋下，並對張良說：「小子，去把我的鞋撿上來。」張良又驚又怒，本想拳腳相加，以其年老而作罷。他將鞋從橋下撿上來，並按照老者的命令，為其穿好了鞋。老者要求他五天後的早晨還在橋上相見。張良五天後到約定地點時，老者已先他而到。老者對他說：「與長者相約，怎麼能夠晚到呢？」於是他要求張良五天後再來，雖然五天後的雞鳴時分，張良便起床赴會，老者卻還是先於他到達。又過了五天，張良夜半就守候在橋上，老者見之，欣然將一卷兵書送給了他，並說：「十三年後你到濟北時，谷城山下的黃石便是我。」老者送給張良的兵書是《太公兵法》，張良經過認真研讀，成為了劉邦身邊傑出的謀士。

也許是因這樣一段傳奇的存在，後世便有人托黃石公之名創作出了《黃石公三略》，此書在《漢書·藝文志》中不載，而在《隋書·經籍志》中卻有記載，文獻學家黃永年先生認為此書應是魏晉以後所作的。

《黃石公三略》共三卷，分為上略、中略、下略。它開篇即講如何做好一個主將：「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眾，故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敗家，失人也。」身為主將，首要的是得民心，唯此，有才之士才會紛至沓來，獻計獻策。而如何才能得民心呢？《黃石公三略》突出一個「德」字，這也是貫通全文的一條線索。

中國古代的第一部官修兵書誕生在宋代。宋仁宗深恐自己的將領「鮮古今之學」，即對古今戰史、戰法等不夠了解，以致不能克敵制勝、接續前輩的功業，遂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工部侍郎丁亮等人編撰《武經總要》。該書歷時五年撰成，書成之後，宋仁宗親為作序。

我們前面介紹的兵書篇幅都不長，而《武經總要》的篇幅卻可以用「洋洋大觀」來形容，它分為前後兩集，每集均有二十一卷，共計四十二卷。前集分為「制度」和「邊防」兩部分，主要記述了宋朝的各項軍事制度、作戰方法及邊疆形勢、應對策略等；後集分為「故事」和「占候」，主要記述了歷代用兵故事和預測氣候、吉凶的方法。《武經總要》中有許多兵器、營陣的精美插圖，可以說這些插圖為我們了解古代軍事制度提供了一條最直觀的路徑。

還有一點應當說明的是，宋神宗還頒布了《武經七書》，這是中國第一部由官方頒布的軍事教科書。它是七部古代兵書的合稱，也是中國古代兵書的精華之所在，這七部書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孫子兵法》《太公兵法》（又稱《六韜》）《黃石公三略》（簡稱《三略》，常與《六韜》合為一書）外，還有《吳子兵法》《司馬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

明代後期是兵書大量產生的時代。歷史學者李伯重先生在《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中寫道：「明代兵書數量之多，為中國各朝之冠，其中大部分又出自16世紀、17世紀。」這與明代後期倭寇的屢次進犯、北方邊疆形勢的波動有密切關係。

在對敵作戰中，火器已經成為明代軍隊最重要的武器，與一些人認為明代火器落後於西方的觀點不同，李伯重先生認為「到了16世紀、17世紀，西歐火器技術傳入，中國對此積極引進並加以改進和創新，使得中國火器技術水平進一步提高，從而與西歐的水平大體相當，使得中國和西歐成為當時世界上軍事技術最發達的兩個地區。」

明代兵書中記錄火器者甚多，其中何汝賓的《兵器》中的《西洋火攻神器說》一章，「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西方火炮技術的專著之一」，後來此章在1799年譯成了日文，對日本產生了影響。

在本文最後，筆者還想介紹一下明代一部與海洋有關的兵書，這就是成書於1562年的《籌海圖編》。此書是由當時巡按浙江的胡宗憲主持編寫的，其編纂目的即在有效應對倭寇進犯。胡宗憲麾下可謂人才濟濟，不僅有戚繼光、俞大猷這樣的名將，其中戚繼光也撰寫了一部兵書——《紀效新書》，而且還有鄭若曾這樣的布衣學者。

鄭若曾受胡宗憲委託，編寫了計有十三卷的《籌海圖編》。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部書用專章討論了倭寇的產生、他們習慣的作戰方式，並且在總結歷次大捷經驗的基礎上，系統提出了解決倭患的方法。《籌海圖編》還是一部重要的海防地圖集，它包括了一百多幅地圖，如廣東、福建、浙江、直隸（此處指的是南直隸，即今江蘇、安徽、上海一帶，明代還有北直隸，即今河北、天津、北京一帶）、山東、遼東沿海山沙圖、沿海地區州府城池圖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尤其應當提及的是，該書卷一的《福建沿海山沙圖》中描繪了釣魚島的輪廓，並將其稱為「釣魚嶼」，這是明代將釣魚島等島嶼作為中國領土納入海防區域的明證。（陳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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