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0億元去哪了?瘋狂的高利貸!
2011-09-24 15: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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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媒體2011年9月22日報道,中國工行、農行、中行和建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款九月份頭半個月和8月底存款比較,減少了4200億元人民幣。有專家指出,這4200億很有可能流入民間借貸市場。這種高利貸如果吸引國有銀行捲入,則無法計算資金總數。一旦金融泡沫崩潰,將帶來社會動蕩。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博士分析指出,4200億元人民幣可能進入了民間借貸市場,現在這個民間借貸市場非常瘋狂。利息達到現在月息三分到六分到一毛五。年利率就得180%,就是高利貸了,超高利貸了。即借100塊錢,要還280多塊錢。現在開始在溫州和珠江三角洲很多企業現在這樣,有人專門以這個為生。對於出現高利貸的原因,謝田分析說,它從政府的銀行借不到錢,需要資金周轉,它就借高利貸。溫州那些民間借貸地下市場,現在據說,未償貸款總量已經達到8千到1萬億。而現在還有更糟糕的問題是國有銀行的那些很多存款,國有銀行的那個資金也流入這裡邊。現在中國大陸國有銀行,一方面資金不足,業務員到處去拉存款;一方面很多國有銀行資金就又看高利貸利息這麼高,也捲入了:「這個最終捲入數字有多大?我想連中共自己可能都不清楚,他也不敢報。」謝田認為,高利貸不僅對不能獲得銀行信貸的中小企業來說是一杯毒酒,而且對社會的傷害更大。要是卷進的錢的越多的話,泡沫滾得越大,就非常危險,會把中國金融給摧毀掉。越滾越大的時候,後面的錢跟不上,不能歸還前面借的錢的話,整個體系一下子就會垮掉。金融這個炸彈爆掉以後,下面的影響就可能要多大有多大,政府也控制不了了。
據媒體報道,江蘇省貧困縣——泗洪縣的大街小巷遍布寶馬、賓士、英菲尼迪、凱迪拉克、悍馬等各種豪車,其轄下的石集鄉被稱為「寶馬鄉」。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高利貸。泗洪縣並非孤例,全國各地到處泛濫著各種集資或套取中小商業銀行貸款的高利貸公司——各種地下錢莊,以及以擔保公司或投資公司為名的變相高利貸公司。據媒體曝光,在利益的驅使下,浙江溫州已出現了全民參與民間借貸的現象,而2011年9月初的珠三角,高利貸現象比想像得嚴重和可怕。珠三角高利貸的典型是,無數的中小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需要靠借高利貸來維繫。利息高到離譜的程度,5分月利息算低的,8分的已經很普遍了。不僅是企業主借高利貸,個體戶、小商小販也要借高利貸維持生意運轉。
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曾指出,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所謂「社會動蕩是指嚴重的社會衝突會威脅政權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會潰敗則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高利貸泛濫與此有莫大的關係。
至於高利貸中的高利息率,和美國高利率的垃圾債券一樣,風險越高,利息率越高。這是因為利息率取決於企業的經營風險與金融風險。因此,在一個社會潰敗的國家,秩序混亂,信用匱乏,風險極高,利息率必然隨之高漲。那些經營高利貸的人也非凡人,要保證欠賬能收到,要麼以高利息率借錢給信得過的親戚朋友,要麼通過黑白兩道聯手對借錢者進行各種或文或武的威懾,一般來說武的威懾才是追討欠債的主要保證與手段。
對於個別企業來說,高利貸也許會是企業的救星。假設一個一文不名的私企老闆借2千萬高利貸,年利息率50%,即每年付給利息1千萬,2年後歸還本金。該企業所從事行業的銷售利潤率為20%,看起來企業似乎永遠都還不上錢。但只要資金周轉率高,1塊錢當10塊錢用,舉借高利貸的企業仍能賺取暴利。如果企業年資金周轉次數為10,也就是2千萬的資金在一年中可以當成2億資金使用,此時資本回報率將達到200%,兩年凈利達8千萬,企業還本付息後,在這種空手套白狼式的凈資本為零的財務高槓桿作用下還能凈賺4千萬。因此,資金周轉率與財富槓桿的高低決定了企業與企業老闆的生死。
但在實際的市場上,狼多肉少,競爭極為激烈,上面所舉例子純粹是理想狀況。對於絕大多數舉借高利貸的中小企業,企業經營變成在賭場擲骰子了,企業與個人都成為試圖一搏的敢死隊。中國大陸相關經濟法規規定,民間借貸利率超過同期法定貸款利率4倍以上不受法律保護。除黃賭毒等涉黑行為與穩賺不賠的各種與政府、國企有關的不正當交易行為外,絕大部分正常經營的企業根本無法承擔如此高的利息,除非企業老闆本身就準備賴賬不還或席款跑路,比如那些舉借高利貸的中小房地產開發商。相信在目前的形勢下全國95%的開發商都在擔驚受怕,晚上絕對睡不好覺。因此,全國性的高利貸泡沫遲早要破滅。
前幾年,浙江麗水全民參與的房地產集資就是高利貸泡沫破滅的典例。當時麗水價格高漲的房地產完全靠民間集資的高利貸維持。但最終因當年的房產調控與貨幣緊縮政策,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紛紛斷裂,那些信息通暢的權勢者均提前退出,但那些將全部身家都押上去的普通家庭甚至是將養老錢都押上的社會最底層則血本無歸。就在最近幾天,泗洪縣的高利貸活動也遭到了經濟規律的懲罰,當地由高利貸支撐起來的經濟繁榮一夜之間崩潰。當地村民形容「就像一個脹滿氣的氣球,針一紮就破了」。那個所謂的「寶馬鄉」——石集鄉則成為損失最為慘重的地方,窮困群體上億的血汗錢瞬間全都打了水漂。
目前,有證據顯示溫州投資者從房地產撤資,投向高利貸市場。央行溫州市中心支行今年上半年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規模約為1100億元,而2010年同期該行的數字顯示為800億元,這意味著過去1年間溫州有300億元資金湧入民間借貸領域。今年1-3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分別為23.01%、24.14%和24.81%,其中3月的利率水平創歷史新高。5月利率達24.6%,6月則為24.4%,「利率水平處於階段性高位」。另據該行調查顯示,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而所謂新興城市鄂爾多斯幾乎全民放貸,自從2011年上半年因為資金鏈斷裂出現多起金融案件,民間資本緊張無比,有報道稱,鄂爾多斯每一個房地產項目都會找民間資本借錢,一般是50%的資金來自民間資本,有些企業甚至一個樓盤的所有資金都來自民間資本。利率越高,刀口舔血以求一逞的人越多。
風險已經降臨,高利貸冰山岌岌可危,龐氏騙局出現崩塌前兆。
目前的高利貸市場大致存在兩種狀況:一是風險較小的短期資金頭寸調動,許多企業通過幾天的高利貸資金搭橋,繼續獲得銀行的信貸,這是較為安全的部分,但能夠獲得銀行貸款的企業數量越來越少;二是風險較大的高利貸長期融資,借貸的企業抱著最後一線希望,認為貨幣和財政政策將趨於寬鬆,或者政府將放鬆房地產調控,到時以房地產的溢價能夠償還高利貸利率。顯然,這是極端不靠譜的賭徒心態。可笑的是,有人將資金從房地產市場撤出轉入房地產金融,視作房地產健康發展的標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高利貸盛行是中國實體經濟與金融結構惡化的象徵。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可以輕易得出結論,沒有一個傳統製造產業可以支撐30%以上的利率,更不必說百分之百的年化利率,即使販毒也不行。一些實體企業或者房地產企業不惜飲鴆止渴,原因在於病急亂投醫。這些企業並非不懂常識,而是在進行一場豪賭。在經濟擴張周期的投資,由於資金鏈斷裂而成為爛尾工程,一些企業主不甘束手就擒,通過高利貸打通資金鏈。
高利貸盛行說明資金鏈出現斷絕,在高速增長期所作實體投資,已經無法獲得金融支撐,宏觀調控時緊時松讓企業在無所適從之下,走上高利貸絕路。高利貸盛行同樣說明社會資金在通脹背景下,不願意進入實體投資領域,轉向通過「玩錢」的方式,賺取暴利;高利貸如此盛行,更說明目前的管理體制出現極大的失衡,有關方面只關注正規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對於近在眼前的民間金融火山視而不見。一方面是高利貸狂歡陷入集體瘋狂,另一方面是正常的民間金融被刻意忽視,民間資金在歧視之下走上不歸路。中國財富生成之地50%以上的人從事高利貸,風險不容忽視,中國的高利貸是影響金融穩定的可怕堰塞湖。
福建泉州農商行董事長黃斌先生說,只有放開,才能治理高利貸亂象;只有納入管理,才能為民間金融正名。一味的打壓,即便用吳英血祭,中國的民間金融堰塞湖只能越來越高,為了應對政策風險,所要求的利率也會越來越高。民間金融興,則中小企業興;民間金融衰,則中小企業衰。一旦民間金融崩潰,中小企業將遭遇一場浩劫。
中國著名學者、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於軾日前撰文說,「因為沒有理出問題的頭緒,是非沒搞清楚。以我看來,民間借貸肯定是利大於弊,非常值得推廣的事。」因為近來整個金融業資金供應緊張,中小企業紛紛求告於民間借貸解決急需資金的供應,造成借貸利息率高漲,企業負擔加重,極不利於它們的生存和成長。茅於軾稱,對民間借貸非議的第一個理由是利息率這麼高導致許多企業破產;利息率高是不好,但難道企業借不到錢倒能不破產?事實上民間借貸避免了許多中小企業的破產,而不是相反。由於銀行體制僵化,無法給中小企業融資,能眼看它們不幸倒閉而最後拖累銀行嗎?所以銀行很希望民間借貸能夠幫助中小企業走出困境。說因為民間借貸造成更多企業破產是毫無根據的。第二個理由是民間借貸充滿風險,一旦爆發後果不堪設想;這種說法完全是想當然。事實上民間借貸是最沒有風險的金融業務,因為他們都是一對一的借貸關係,如果發生毀約只涉及兩個人,絕不可能波及他人。不像大的金融機構,涉及面廣,一旦倒閉會發生連鎖反應,造成大面積破產,而且經驗證明,民間借貸的毀約率遠沒有大家所設想的那麼高。如果謹慎從事,毀約率只有百分之一二,大大低於國營銀行過去的壞賬率。道理很簡單,個人借貸無不謹慎從事,因為借出去的是自己的錢,要不回來是自己受損,哪能不謹慎小心。第三是對利息率的錯誤描述,不恰當地誇大高利貸的危害性;利息率高達180%(年息),這是極為個別的例子,不足為憑。當今的利息率一般約為30%上下,這種借款都是短期的,它們用於在邊際上十分緊迫的用場。所以民間借貸的利息率和企業的利潤率是不同的兩種性質的資金,沒有可比性。而且民間借貸多半是高質量的借貸,沒有抵押或擔保,手續簡便,很快就能拿到錢,沒有回扣中介等費用,還款自由,就相當於活期存款,萬一延期歸還,懲罰條款比較寬鬆。這些條件有利於借入方,所以貸款利息率就應該高一點。
茅於軾稱,民間借貸唯一的壞處是利息率太高,成了高利貸。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有三:首先是信息溝通不夠;明明有低利息的資金可用,但是供需不能溝通,借了高利息的資金。這一現象現在利用互聯網可以得到解決。比如出借方可以在網上發帖,說明自己有多少錢,可出借多久,期待的利息率是多少,徵求借入方;借入方也可發帖,說明自己需要多少錢,借多久,願意支付多少利息率。雙方的信息透明誰也欺騙不了誰,網上能找出大體上的供需均衡利息率。高利息第二個原因是出借方的供給太少,有限的資金供給不能滿足借入方的需求,供不應求就會漲價;解決的辦法是鼓勵更多的人參與民間借貸。中國大陸銀行有二十多萬億的居民儲蓄,他們只能享受不到4%的存款利息,如果有合理的利息率,他們都會參與放款,利息率肯定會降下來。第三個原因是放款方不放心借貸的安全性;這一點是很難解決,本來金融業就是有風險的,不可能萬無一失。
認為民間借貸是剝削,這是妨礙民間借貸事業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障礙。認為它是剝削的理由是「不勞而獲」。但是要知道,整個金融業就是不勞而獲,金融業的人不從事生產勞動,但他們賺了很多錢。如果金融業賺的錢是剝削,就應該把金融業關閉。以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來看,金融業所賺的錢是財富的創造,因為它把錢調動到了最有效的地方去使用。整個金融業,不管是銀行、證券、保險、股票,都是為了提高錢的使用價值。茅於軾稱,一個有效的金融業能夠避免把錢用錯了地方,去支持虧損的項目,去搞政績工程,搞重複建設或低效建設;民間借貸恰好能夠滿足這些條件,是大大值得提倡的事。它幫助企業促進生產,自己也增加了收入,是財富的創造,對全社會都有利無害。而中國大陸執行超低的存款利息,允忍資金的低效使用,既不利於泡沫經濟的治理,又剝削了存款人的應得利益。有人計算過因此而損失的財富創造每年可達幾千億元。至於民間借貸是否合法的問題,茅於軾認為個人之間的借貸往來政府無權干涉,只有保護的義務。現在規定的「超過法定利息率四倍算是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不明白這個四倍的規定是如何計算出來的。為什麼四倍以內是好事,一旦超出就變壞了?有理由懷疑這個規定完全是拍腦袋定出來的,是毫無根據的。只要資金供給充足,利息率自然會降下來。總之,要掃除一切不利於發展民間借貸的各種障礙,從根本上提高中國大陸金融業的整體效率。
茅於軾稱,現有的金融風險是貨幣政策大開大合的客觀結果,而金融政策又是要配合增長、刺激以及抑制通脹等政策目標。但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就覆水難收,而且情勢日趨複雜艱險。因為貨幣政策的「大開」造成了地產泡沫和通脹基礎,而快速收緊則吹起民間興盛的借貸之風。現在若要降低民間借貸成本以杜絕高利貸蔓延,需要貨幣政策放鬆,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放寬信貸規模限制等。中國通脹壓力揮之不去,食品價格仍在走高,房地產市場也無鬆動,一旦放鬆貨幣,通脹與地產泡沫或繼續膨脹。這是一種兩難境地。
但若剎不住民間借貸的風潮,大規模的資金鏈斷裂與壞賬可能成為首個攻破中國金融安全堡壘的地方。這是因為國際環境日趨惡化,中國製造業成本又居高不下,實體經濟的利潤逐漸被侵蝕,現有的企業借貸不過是維持脆弱的資金鏈條,如果宏觀經濟形勢稍有惡化,企業盈利有了問題,信貸鏈條首被衝擊,形成壞賬。業界趁機要求民間金融合法化的呼聲更高,就是因為此前金融業門檻過於嚴格,導致中小企業貸款困難以及民間合法金融機構極度缺乏,才會擠壓出不正常的民間資金需求與供給,並且冒著缺乏法律保護的風險。
大力發展民間金融是必要的制度建設,但現在高利貸大有金融傳銷、擴大放貸的態勢,必須優先制止高利貸的蔓延;貨幣政策進退兩難的現狀又讓相關部門無可奈何。放鬆必會刺激通脹,而緊縮則鼓勵高利貸蔓延,兩種前景都存在極大的風險。茅於軾建議,央行應該放鬆數量控制而提高利率,這樣既可滿足真正的信貸需求,降低民間借貸收益,又會防止地產與通脹反彈,只是可能會降低增長速度而已。政府需要大幅削減投資性開支,將更多的財政資源轉移到公共領域以及用於平台還款,進一步為企業減輕稅負,並及時有效的改革金融體系。……
民間借貸市場乃至高利貸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經濟問題,筆者囿於知識淺薄,置喙餘地不多。但所有的問題,都最終指向中國大陸陳舊腐敗的體制,卻是毋庸置疑的。筆者倒是對茅於軾於2011年7月份在該研究所在北京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提出中國要避免和以民主、法制、平等、自由為內容的普適價值發生衝突的觀點,表示無條件的讚賞和支持。是時,茅於軾表示,曾被當作普適價值的共產主義已經失敗了,公有制、計劃經濟也不行了,現在即使是高層也不見得相信共產主義。對此番言論,人們注意到他用的是「普適」即普遍適應或普遍適用的普適,而不是人們一般講的「普世」,即全球的、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觀念。關於普遍適用的價值還是普遍世界的價值的爭論一直存在,這是因為大陸官方總灌輸說,共產主義在很多國家適用,而把其引申為普遍被世界接受的價值。但是茅於軾明確表示:曾被當作普適價值的共產主義已經失敗了!共產主義從出現的時候開始就受到很多國家和人民,正義人民的抵制,並且實際上共產主義流行的地方,前俄羅斯也好,中國大陸也好,越南、柬埔寨、朝鮮這些國家恰恰是最貧窮落後的國度才會有這種思潮的泛濫,今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正在全世界迅速的消亡。
所以,茅於軾說「曾被當作普適價值的共產主義已經失敗了」,也即表明「普世價值」就是全人類、全世界應該奉行的價值。茅於軾提出,中國人要回歸普世價值,也就是回歸道德。作為經濟學家,他提出了普世價值對經濟的保護作用,比如那些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由於有了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所以人們制定經濟政策和法律規章的時候,才會保證公平的競爭,公平的市場,沒有欺詐現象的發生,也不會出現壟斷,這樣這個社會才處於真正比較和諧的狀態。而發達國家則通過教會、家庭倫理觀念、及政治權力制衡制度來把普世價值,也就是道德保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上。但中國大陸,普世價值和社會經濟發展是衝突的,人民的價值觀念承載都被摧毀了,也造成經濟並不能按照一個正常社會的經濟一樣公平的發展。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翼曾指出,「文革」時期對儒家思想、佛教、道教等的過分批判和否定,導致中國年輕人的思想文化傳統被完全打破。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誠表示,如果沒有道德或規範的約束,弱肉強食,追求野蠻的經濟形態,將不利於經濟的平穩有序發展。也正是因為道德的缺失,使這個社會出現了這樣多的有害的食品,就是不計一切的去賺錢,完全不顧對社會的危害,也不顧對環境的危害,看這些人過起來完全不知道有明天,不在乎明天會怎麼樣。但從歷史到現代,各個國家人民普遍奉行的價值有真誠,善良,忍讓等,這些真正的普世價值和中華傳統文化是一致的。中國傳統的思想認為,高尚的人在個人利益面前,首先要考慮這是否符合全社會的道德準則。……
回到民間借貸市場乃至高利貸問題,毋庸置疑,在社會大面積潰敗的局面下,中國已成為投機泛濫的高利貸之國。那種單一的貨幣政策,只是一刀切的極為粗糙的調控工具。人們更應該從微觀視角出發,通過一定的方法來甄別各種性質不同的中小企業,同時降低金融機構與中小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便於扶持一些有前景、做實事的中小企業。至於那些一門心思盼著投機暴發甚至因在樓市上火上澆油而資金短缺的企業老闆們,相關的主管部門該放手時還是放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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