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良史傳統滋養文藝創作（文藝觀與歷史觀叢談1）

　　在中國，小說起自官方對民風民情有意識的史料徵集工作，這也是小說有「稗史」別稱的緣故，它原本就是歷史書寫系統的一部分

　　歷史題材作品的優勢在於，能提供給觀眾和讀者以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其故事和人物往往植根於民族精神傳統，猶如枝繁葉茂的大樹，每片葉子的紋理都向你訴說一種由來

　　歷史題材文藝創作雖不必以「良史」的標準苛求，但大原則、大方向也應不悖於此：不能連歷史常識都不具備而隨意染指，不能罔顧基本史實而任意胡編，不能拿淺薄、錯誤、有害的歷史觀引導觀眾和讀者，也不能昧著良知顛倒黑白，以歷史為妾婢呼來喝去

　　察諸中外，歷史從來都是文藝創作的一個偉大來源。幾千年來，歷史向文藝源源不斷地輸送養分，孕育了一部又一部典範之作，賦予一代又一代作家藝術家以不竭的靈感和激情。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作品荷馬史詩，便是由歷史所釀的甘醴；及至中世紀，文化凋敝，僅留存下來的少數文學創作，庶皆仰賴歷史的饋贈，例如講述騎士羅德里格·迪亞茲事迹的《熙德之歌》、講述查理大帝軍隊與摩爾人戰爭的《羅蘭之歌》、講述馬克王后戀情的《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講述亞瑟王圓桌騎士故事的《帕西法爾》等；近現代以降，藉重大歷史事件或人物而生的文藝巨制，無論小說如《九三年》《戰爭與和平》、戲劇如莎翁歷史劇、音樂如《英雄交響曲》、美術如《自由引導人民》，更不勝枚舉。歐洲文藝創作與歷史的關係雖已如此緊密，而若相比於中國，則又小巫見大巫。

　　發達史學孕育優秀小說

　　中國人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最早達成穩固的農業——定居文明，在思想和知識上獲得了一種對自然知順能馭的理性，從盲目臣服和悚栗中「脫魅」，將關於存在的探問抽離於神秘主義，更多切入人類自身，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在古代諸文明中宗教不發達而史學特別發達的原因。今天，我們可以確知，最遲在周代，王朝已備專門的史官（傳說中黃帝之史倉頡、沮誦等姑且不論）；我們的上下五千年有連續不斷的歷史記載，且自公元前841年起一直有確切的歷史紀年。這兩條，除中國外沒有別的國家做到。

　　史學這樣發達，對於文藝不能不產生深刻影響。在很多國家，宗教是文藝創作的主要誘因和題材，但在中國居此位置的是歷史。例如，中國小說史有無可比擬的輝煌，不遲於8世紀（唐代），短篇小說已臻精美成熟，而歐洲敘事文學則尚未掙脫詩體束縛、實現散文體的解放，兩者的簡繁桎放不可同日而語；長篇小說方面，14世紀中期（元末明初），中國已誕生《水滸傳》《三國演義》，其人物之眾多、結構之完善、時空之開闊、技巧之精湛，置之古今任何小說傑作之前皆無愧色，而歐洲首部較為成熟的長篇小說《堂吉訶德》直到17世紀初才面世出版，無怪乎歌德讀到清代一部並非優秀的長篇小說時卻喟然嘆道：「中國人有成千上萬這類作品，而且在我們的遠祖還生活在野森林的時代就有這類作品了。」

　　之所以如此，追根溯源即在史學的發達。《漢書·藝文志》對中國小說的起源這樣記載：「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所造也。」對此，魏人如淳解釋說：「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可見小說在中國古代，起自官方對民風民情有意識的史料徵集工作，除以正史錄載廟堂之事，也注意訪求庶黎野史以備覽，這也是小說後來有「稗史」別稱的緣故，因為它原本就是歷史書寫系統的一部分。

　　文藝涵養民眾歷史意識

　　說完小說，再看詩歌。世界上許多其他民族史詩發達，實際是史學欠發達的表徵，他們以詩代史，其歷史記載的客觀性和準確性不能不大打折扣，中國則因為史學很早成為獨立的領域，自然不再仰賴史詩作為歷史記憶的方式。在中國，詩與史的關係重新修正為「以史益詩」，即憑藉歷史的滋養，提升和豐厚文藝創作的思想、情感、道德與意蘊，其傑出代表首推杜甫。杜甫人稱「詩聖」，其作品又被視為「詩史」，這兩點互為表裡：因其創作浸透著歷史的精神、體現了歷史的高度，故而達到「聖」的境界。「聖」繁體作聖，楊樹達說：「『聖』與『聰』義近，故從耳」，本義就是聰明睿智。中國人認為，知史使人心明眼亮，杜甫以「詩史」之作而為「詩聖」，其解在此。由於杜甫的垂範，中國詩歌形成了一種傳統，特別注重歷史意識的灌注。這種歷史意識，不表現為以詩行作為歷史敘述的替代工具，而是追求在詩行中滲透歷史的感悟、時代的憂患。所以中國舊詩，雖無「史詩」之作，但「詩史」精神卻是一根粗壯主線，以致後來詩選家，屢有斷代式的《唐詩紀事》《宋詩紀事》《清詩紀事》之編，它們固然是詩的選集，又何嘗不是一代史事的搜薈？

　　總之，我國文藝所受歷史的滋養，以「浹髓淪肌」來形容是不為過的。舊說「文史不分家」，這在中國確為真實寫照。戲曲曾是我國受眾最多的藝術形式，而其所演內容，90%以上為歷史題材。京劇號稱「唐三千，宋八百」，其實何止唐宋，中國曆朝歷代故事和著名人物，幾乎都有劇目。我幼年讀過一套《京劇彙編》，有百十來本之多，劇目上起周秦下迄明清，我最初的中國史知識就從它而來。雖然史實是文藝化的，夾雜了不少主觀的憎愛褒貶，與嚴格歷史真實並非一物，但基本的歷史線索、脈絡、流變仍足觀其大概。不妨說，過去大多數中國人的歷史教育就得之於戲文講史之類。明末有個人物叫左良玉，此人一介武夫，目不識丁，但他後來卻頗有一點歷史政治立場，從哪兒來的呢？歷史題材文藝作品。當時有位說書巨匠柳敬亭，到左良玉幕府做賓客，成天給他說書，灌輸儒家歷史觀，終於使他發兵去討南京的「權奸」馬士英、阮大鋮。錢謙益詩贈柳敬亭，稱「千載沉埋國史傳，院本彈詞萬人羨」，「此時笑噱比傳奇，他日應同汗竹垂」，談的是柳氏以史說書可致萬人空巷，稱讚此事讓柳敬亭自身彷彿也變成傳奇，與歷史共傳世。

　　歷史題材作品婦孺皆悅、老少咸宜，自古以來為民眾喜聞樂見。在中國這樣歷史情懷深厚的國度，歷史題材作品受歡迎程度有時在現實題材作品之上，其優勢在於能提供給觀眾和讀者以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其故事和人物往往深深植根於民族精神傳統，猶如枝繁葉茂的大樹，每片葉子的紋理都向你訴說一種由來。我曾見過一些史料，清太宗、世祖間組織翻譯《三國演義》為滿文，以供了解中原文化：「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本朝未入關之先，以翻譯《三國演義》為兵略。」可見在中國，文藝創作既受歷史滋養，反過來，與歷史水乳交融的創作成果又轉而對歷史本身發生某種作用。

　　歷史題材創作要敬惜歷史

　　雖然歷史作為文藝創作的寶庫毋庸置疑，雖然我國的歷史題材文藝創作擁有悠久傳統，但想把這件事情做好，並不容易。劉知幾曾為史家列出三個先決條件：史才、史學、史識，後來章學誠又加上一條——史德。「才」是文采，「學」是學問，「識」是見地，「德」是品性。前兩條無遑多論，「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乾巴巴的東西不能吸引人，而學問不足、錯訛百出，則將為人訕笑、自取其辱。它們難度不小，卻還是治史者在個人範圍內可以做到的事；真正難的是識與德。識，是秉持正確的歷史觀，德則體現為對歷史事實的忠實、對史家道義的信守。這兩條，一面得之於自身修為，一面得之於與流俗物議等外在壓力的砥礪相抗，既要敢于堅持真理，又要勇於擯棄謬舛，很多時候這已不是個人可以了斷的事，而涉及與現實、與權威、與各種流行思想趣味的關係，只有真正不苟且、不苟同、不苟免的人才能做到。同時就個人自身而言，識與德也要相輔相成，不失衡、不偏廢，否則，有識無德會矯史就己，有德無識則會執迷溺誤，可見「良史」之不易。歷史題材文藝創作雖不必以如此高的標準苛求，但大原則、大方向也應不悖於此：不能連歷史常識都不具備而染指歷史題材創作，不能罔顧基本史實而任意胡編，不能拿淺薄、錯誤、有害的歷史觀引導觀眾和讀者，也不能昧著良知顛倒黑白，以歷史為妾婢呼來喝去。近年中國歷史題材文藝作品，無論影視劇，還是文學中的非虛構寫作，乃至網路文學，都呈方興未艾之勢，這固然重新驗證了歷史作為文藝創作寶庫的價值，但時而流露出的對歷史不知敬惜的心態也令人心痛。中國「良史」傳統回歸任重道遠，要從根本上拗救此弊，唯有培育一種「歷史應如鏡，勿使惹塵埃」的意識。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當代室主任）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一批革命歷史題材文藝作品再次引發關注。文藝與歷史的關係，文藝創作應秉持何種文藝觀、歷史觀等問題，也重新進入公眾視野。我們就這一話題，約請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交流。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