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冠李戴的「用筆千古不易」說

張冠李戴的「用筆千古不易」說 摘要：雖然趙孟頫「用筆千古不易」的觀點被很多人奉為金科玉律，卻是一個「張冠李戴」的觀點。他所意識到的千古不易者不是用筆而只能是用筆的共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類性）、類型（一般形式、基本形式、範式）、一般標準或規律（理）等，需要由一個「本質概念」來概括，但是由於趙孟頫沒有區分現象和本質的不同，以「用筆」這個「表象概念」來言說「用筆的本質」，就錯誤地把不斷變化的用筆指認為千古不易的用筆本質，而真正的千古不易者卻從他的言說中悄悄地溜走了，換言之，他的言說未能切中真正千古不易的對象。 關鍵詞：用筆 千古不易 張冠李戴 一 元至大三年九月（1310年）趙孟頫應詔入京，友人吳森（1250-1313年）同行，隨身攜帶了家藏的「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九月五日舟次南潯，天台人獨孤長老（名淳朋）趕來為趙孟頫送行，在南潯以北把自己收藏的宋拓「五字已損本」「定武蘭亭」拿給趙孟頫看，並答應了趙氏攜帶這本《蘭亭序》進京的請求。這樣，在32天的旅程中，趙孟頫就與這兩本珍貴的《蘭亭序》日夜相伴，他朝夕觀摩並不斷題跋，留下了著名的《蘭亭十三跋》。其中九月二十八日（公元1310年10月21日）寫于山東濟南的跋語說：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1] 「用筆千古不易」這句話已經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名言，七百年來被很多人奉為真理，只有少數人明確地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一方面，這一觀點擁有眾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還存在如下意見： （1）包世臣的觀點。一次吳熙載（號讓之）問包世臣：「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章法為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若引繩，此非必有跡象，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包氏說：「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2] （2）沙孟海的觀點。他有這樣一段話：「『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後世奉為金科玉律。一般稱『用筆』，包括執筆與運筆。趙孟頫的話,如指執筆,說明他沒有歷史知識。如指運筆,那麼變化更多,他說『千古不易』，更不對頭。」[3] 包世臣和沙孟海都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可以看作古今反對「用筆千古不易」說的代表。此外，元人劉有定說：「篆用直，分用仄，用筆有異，而執筆無異。」[4]雖不是對趙氏觀點的直接反駁，卻與趙氏的觀點相反。現當代的啟功、侯開嘉等也曾明確反對過趙氏的觀點。但是兩種意見長期對立，誰也沒有說服過誰。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呢？要弄清這一點，就必須考察一下「用筆」概念。 二 簡單說來,「用筆」就是「使用」「筆」，在毛筆書法語境下，就是「使用」「毛筆」。進一步說，「用」是「使用」、「運用」或「操作」的意思，「筆」是被使用的工具，用筆的主體即操作者是「人」。因此，「用筆」即拿筆寫字的活動，包括執筆和運筆。 書法史上出現的執筆法是多種多樣的：韓方明提出「把筆有五種」[5]；林蘊提出推、拖、捻、拽的四字「撥鐙」法[6]；陸希聲提出擫、押、鉤、格、抵「五字」執筆法[7]；孫過庭提出「執筆三手」[8]；戈守智提出撥鐙法、撥鐙枕腕法、平覆法、平覆枕腕法、握管法、單包（苞）法、捻管法、撮管法、提鬥法、三指立異法、兩指立異法、握拳立異法共十二種。總括起來，有所謂龍眼、鳳眼、撥鐙、二指、三指、四指、單鉤、雙鉤、捻管、撮管、握管、雙鉤回腕等多種多樣。如果根據捏管手指的數量分類，有單苞、雙苞、二指、三指、四指等方法；如果根據執筆時虎口部位的形狀分類，有鳳眼、龍眼等方法；如果根據操筆調鋒的方式分類，有撥鐙、捻管、撮管等方法；如果根據持筆時手腕的基本姿勢來分類，有回腕和不回腕等方法。 寫字時具體運筆的變化更多。古人說：用筆要「有偃有仰，有欹有斜，或小或大，或長或短。」[9]「用尖筆須落鋒混成。」[10]「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有側筆、押筆、結筆、憩筆、息筆、蹙筆、戰筆、厥筆、帶筆、翻筆、疊筆、起筆和打筆等。[11]「用筆之勢，不可一概。雖心法古，而制在當時」，「用筆腕下起伏之法」有頓筆、挫筆、馭鋒、蹲鋒、揭筆等[12]；「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13]歐陽率更「用筆特備眾美」，而顏、柳「用筆復溺於一偏」[14]；用筆「常欲筆鋒在畫中」。[15]「用筆，毫釐鋒穎之間，頓挫之，郁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踴躍之，瀝之使之入，衄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掃，注之趯之，擢之指之，揮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掣之，收而縱之，蟄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蹙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瑩，鼓之舞之使之奇。」[16]其中所說的「用」就是「操作」或「運用」，具體方式則無窮無盡，充滿變化，名目之多令人驚奇。 所以從現象上看「用筆」不是「千古不易」而是隨時變化的，因此「用筆千古不易」的斷言未能屏蔽人們對用筆變化的感受。例如鄭杓、劉有定說「用筆有異」；袁裒說「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而「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17]；項穆說趙孟頫「筆」不正[18]；馮班說趙孟頫「避難從易，變古為今」，用筆「不古」[19]；朱履貞說「分書」「與真書『永』字八法用筆不同」[20]；包世臣指責趙氏的觀點為「陋」說，還說「二王真行草」「用筆之變備矣。」[21] 「用筆」之所以不斷變化就在於操作的主體是「人」而非「機器」，與擰緊了發條就按照既定程序機械運動的鐘錶不同，人的類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22]，他有生命、情感和思想，做任何事（包括用筆）都不會「千古不易」而是隨時適應、調整、變化和創造的。不同的人會因生理、心理、行為方式的不同導致具體用筆的差異，即便同一個人在訓練之前和訓練之後的用筆也是不同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23]，所以人的活動能力和活動方式會因為實踐而改變。在此，必須牢記用筆的是「人」，切不可忽視主體的能動性。因為具有「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的性質，所以人能夠選擇、調節執筆和運筆的方式，既可以單鉤執筆也可以雙鉤執筆，既可以讓毛筆的筆毫在紙面上順行也可以讓它逆行。就像人吃飯可以坐著吃也可以站著吃一樣，具體的人類活動絕不會「千古不易」。對「用筆千古不易」這一觀點有力的反駁，不是那些符合「書法」觀念而是那些不符合「書法」觀念的用筆的存在——沒有人能夠把「任筆為體，聚墨成形」的毛筆操作從「用筆」概念的外延中清除出去！因此，「用筆千古不易」是一個「見物不見人」的機械唯物主義觀點，根本不符合歷史事實。 但是問題還有另一面：在不斷變化的人類活動中確實有「千古不易」的東西，即人類活動的共性（類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基本類型（一般形式）和一般規律（理）等，同樣，在不斷變化的用筆現象中也有用筆的共性（類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基本類型（一般形式）和一般規律（理）等。因此，儘管趙孟頫的觀點不對，但他意識到有一種「千古不易」的東西卻是深刻、敏銳的，問題只在於它究竟是什麼？從哲學上講，它不可能是現實的、具體的、千變萬化的用筆，只能是用筆的本質和規律等，但趙氏的原理解是怎樣的？對此必須做出歷史的、具體的考察。 三 趙孟頫沒有留下進一步解釋「用筆千古不易」這一觀點的文字，只留給我們一個獨斷論的理論命題，對其作其他解釋的可能性似乎沒有了！但筆者在偶然間發現元人韓性《書則序》一文似乎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契機。其中說： 書果有則乎?書，心畫也。短長瘠肥，體人人殊，未可以一律拘也。書果無則乎?古之學者，殫精神靡歲月，臨模仿效，終老而不厭，亦必有其道矣。蓋書者聚一以成形，形質既具，性情見焉。異者其體，同者其理也，能盡其理，可以為則矣。三代之時，書以記事，未始以點畫較工拙也；然而鼎、彝、銘、志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芒發，是豈有意於工拙哉？亦盡其理，不能不工耳。秦、漢而下，以書名者何可勝數？盡書之理者，惟鍾元常、王逸少數人而已。……夫今承旨趙公，以翰墨為天下倡，學者翕然而景從。趙君仲德，嘗請書法之要，公謂當則古。無徒取法今人也。仲德於是取古人評書要語，輯為一書，名曰《書則》，以成趙公之意，而惠學者以指南也。好事者將取而列諸梓，仲德俾余為之序。夫書者六藝之一，儒者所當事也。書有自然之理，理之所在，學者則焉……。[24]簡言之，《書則序》講了一個故事：趙仲德曾經向趙孟頫請教「書法之要」，趙孟頫告訴他學習書法應該「則古」，後來他編了一本「成趙公之意」即貫徹和落實趙孟頫書法思想的書，名為《書則》。趙仲德請韓性為《書則》作序，序文指出形態各異的書法之「同」者是「理」。用現代哲學的術語講，「同」即「共相」或「共性」——即寓於同類事物所有個體之中的一般性，因為它在每一個個體中都存在，所以是「千古不易」的。這個理解與趙孟頫的原意是否一致呢？ 韓性與趙孟頫都是浙江人，而且是平輩的朋友。趙孟頫生活於1254-1322年，韓性生活於1266-1341年，因與趙氏家族相熟，韓性曾為趙孟頫的外甥王蒙《葛稚川移居圖》寫過題跋。韓性對趙孟頫比較了解，他研究「書則」並思考書法的「異中之同」是偶然的嗎？應該不是。 第一，韓性寫《書則序》是在趙孟頫「用筆千古不易」的觀點提出之後，他應該知道趙氏的觀點。表面看，趙孟頫於1310年10月提出這一觀點而韓性撰寫《書則序》的時間並不明確，但該文以「承旨趙公」來稱呼趙孟頫，只能是1316年以後的事，因為趙氏官拜「翰林學士承旨」是在元仁宗延祐三年，即1316年。從韓性熟知趙孟頫「以翰墨為天下倡，學者翕然而景從」一事推斷，這時候他應該已經知道趙氏的觀點。 第二，韓性為什麼要思考書法的共性，即其中千古不易的東西？從《書則序》的具體內容推斷，應與趙孟頫的觀點有關。《書則》本是貫徹和落實趙孟頫「則古」書法思想的產物，輯錄的是「古人評書要語」，即一些「理」、「則」。韓性把「理」看作書法的共性（同），而共性正是事物中的「千古不易」者，雖然沒有確切的史料作證，但按照邏輯推論，斷定二人的觀點有關是合理的。趙孟頫《蘭亭十三跋》強調「用筆千古不易」的同時重點強調了「古法終不可失」這一點，而「古法」就是「法則」，與韓性指出的「理」、「則」相吻合。因此，他們二人所思考的實際上是同一個對象——即書法中的「千古不易者」，趙氏說是「用筆」而韓氏說是「理」、「則」。既然「用筆」並非「千古不易」，那麼，是不是趙氏要講的東西正是用筆的「理」、「則」，只是在表達時用錯了概念呢？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釋，即，「用筆千古不易」是個張冠李戴的觀點。換言之，趙孟頫在X（用筆）中發現了一個Y（用筆的本質等），其中Y不等於X（X是不斷變化的現象，而Y是寓於X之中的不變的本質、規律等），但是他沒有恰當的概念可以用來規定和言說這個Y，就在不能區分X和Y異同的情況下把Y千古不易說成了X千古不易！在書法史上，有很多人把趙孟頫的話「講通」了，但是「講通」的邏輯是：A是B（B是非A——與A既有統一性也有差異性），B是千古不易的，所以A是千古不易的。譬如有人說：「用筆（A）」是「用筆之理（B）」，「用筆之理（B）」是千古不易的，所以「用筆（A）」是千古不易的。這就違背了邏輯同一律，出現了偷換概念的問題。 元代思想的主流是「理學」，它所認定的「終極存在」或「絕對者」——千古不易的東西就是「理」。當時，把「心」——即精神看作絕對者的陸象山「心學」在強大的程朱理學面前並未取得思想的統治權，直到明代王陽明「心學」出現才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狀況，所以當時的主流思想是理學，它以「道」或「理」為終極存在，而這兩個「異名同實」的概念從內容上看卻是同一個概念。趙氏曾稱敖君善、溫日觀、杜道堅和中峰明本禪師四人為「師」，由於四人分屬儒、道、釋三家，因此趙氏自稱「三教弟子」，但趙孟頫一生最敬重的老師是理學家敖君善，他自己也算得上一位「理學」學者。[25]這樣看來，趙孟頫所謂的「千古不易」者很可能就是「理」、「則」。 有一件事似乎能說明韓性與趙孟頫的觀點沒有矛盾，即元人對韓性觀點的態度。韓性的觀點提出後，首先是熟悉趙孟頫思想的趙仲德沒有提出反對意見，其次是在趙孟頫的影響十分廣泛，「學者翕然而景從」的環境中沒有人提出異議，意味著他的觀點得到了時人的認可。所以，趙孟頫要說的「千古不易」者可能就是用筆的「理」、「則」，但是在表達時用錯了概念，無意間以「用筆」偷換了「用筆的理則」這一概念，導致他誤將不斷變化的「用筆」指認為「千古不易」的，同時又未能把真正的「千古不易」者即用筆的「理」、「則」指出來，換言之，他的言說沒有切中他意識到的真正對象，真正的千古不易者從他的言說中悄悄地溜掉了…… 四 現在似乎可以認定趙孟頫所說的「千古不易」者就是用筆的「理」、「則」，其中包括他所謂的「古法」了！雖然趙孟頫本人沒有這樣說，但根據哲學上關於「個別」與「共相」關係的原理推斷，他所意識到的「千古不易」者只能是用筆的共性（類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基本類型（一般形式）和一般規律（理）等。 從邏輯上看，對「用筆千古不易」一說可能合理的解釋主要有兩種： （1）用筆的共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類性）、類型（一般形式、基本形式、範式）、一般標準或規律（理）千古不易； （2）符合書法理念的用筆，其共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類性）、類型（基本形式、範式）、一般標準或規律（理）千古不易； 第一種解釋從「用筆」概念出發，談的是「用筆」的共性；第二種解釋從「書法用筆」概念出發，談的是「書法用筆」的共性，兩個角度一大一小。前文說過第一種解釋，現在看第二種：如果趙孟頫要講的「千古不易」者是「古法」，那它依然是一個時間性的「法」而不是超時間的「共性」，它仍是現象而不是本質，不能拿來充當千古不易的筆法。因此，儘管用筆中確有千古不易的共性，但遺憾的是：不管是由於語言本身的缺陷還是由於趙孟頫思考的缺陷，都導致他沒有把「用筆」的「共性」講出來。他意識到了一個千古不易的對象卻沒有牢牢地抓住它，而是把一個不斷變化的東西誤認為是千古不易的…… 這使我想起洛夫懷念故國的詩句： 喏！你說，福田村過去就是水圍 故國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來的仍是一掌冷霧 ——洛夫《邊界望鄉——贈余光中》[26]趙孟頫就是這樣，他想伸手抓住那個「千古不易」者，但是因為用錯了概念，他抓回來的只是一掌「冷霧」。 結語 在用筆現象中千古不易的東西必然是用筆的共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類性）、類型（基本形式、範式）、一般標準或規律（理）等，這樣的結論可能會讓某些書家摸不著頭腦。他們比較感性化，覺得「用筆千古不易」的說法很實在，可以指導自己「則古」並取得實踐上的成功，理論的抽象結論卻令他們感覺無所適從。然而，這只是不習慣概念思維所造成的困難，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困難，因為「理」、「共性」或「共相」等也能在思維中不斷地具體化。例如「筆法不外方圓」的說法將筆法分為方、圓和方圓兼備三類就是具體的，只要在紙面上寫字，筆畫兩端的形態就不外乎方形、圓形和中間形態三類，而對應的寫法也是三類；又如按照毛筆在垂直於紙面方向上的運動方式來劃分，又不外乎提、頓等，這都是千古不易的。這種具體化的思想同樣有助於書家的實踐。此外，既然用筆的「共性」和「共相」不僅在未來而是在過去的用筆活動中就有所體現，那麼要把握它的捷徑恰恰是「則古」，是從書法經典中來認識和把握它。因此本文的結論不會影響書家臨摹經典的信心和熱情，反而是在提醒人們要尊重書法史。注釋：[1][8]黃天美點校《松雪齋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127頁。[2][21]包世臣《藝舟雙楫（第二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43、63頁。[3]沙孟海《沙孟海論書叢稿》，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頁。[4][5][6][9][10][11][12][13][14][15][16][18][19][20]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425、286、289-290、28、28、34、220、355、386、388、497-498、532、557、608頁。[7]《宣和書譜》，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子部「卷四『陸希聲』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42頁。[17][24]崔邇平選編《歷史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196-197頁。[22][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57頁。[23][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9頁。[25]李鑄晉《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9-36頁。[26]藍海文選編《當代台灣詩萃（上）》，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頁。補充一：「用筆」概念的三環節。（1）抽象的「名」（普遍）。（2）抽象的判斷——關於用筆的抽象認識（特殊）。（3）具體的「實」（個別）。現實存在的「用筆」，是千變萬化的「實」，但是它有一個共用的抽象的「名」（一般性質）和對其（實）的一些抽象判斷（特殊）。有人只看到「抽象的名」，說「用筆千古不易」，是的，「名」不變，所有「用筆」的「具體的『實』」都有同一個「名」，但是「名」不變，「實」卻在變。有人只看到「抽象的判斷」（關於用筆的抽象認識），也說「用筆」不變，這是抽象性質等不變。有人看到「實」，說「用筆」變，但有一個不變的「名」和抽象的一般性質等（全是思想認識）。一般，就這樣蘊含在具體的現實中（個別），具有一些自身的類性。割裂後只抓住抽象之「名」和「抽象認識」，就會說它不變，割裂後只抓住「實」之表象，就會說它只變，沒有不變。但是全面看：是「實」變，而基本性質和抽象的「名」不變。對應的詭辯方式：（1）撇開「實」，拿「名」沒變來作詭辯的理由。如兀齊的詭辯是：這一次「用筆」結束，還有下一次「用筆」，如此類推，以至無窮，所以，用筆沒有變。在這裡，沒有變的是「名」，但是，每一次用筆的內在差異——如狀態等等的不同，被兀齊撇開了，這就是以「名」沒有變遮蓋具體的用筆現實已經變化的事實。這是第一種詭辯方式。（2）撇開「實」【現實存在的用筆】和「名」，單獨拿「用筆」的本質屬性沒有變作為詭辯的理由，如說用筆遵循「陰陽之理」、用筆的某些性質不變等作為理由來論證「用筆」不變，實際上，「用筆」的確是遵循「陰陽之理」和一般規律，具有共性和共相，但要緊的是：它不僅僅包括這些東西，還有具體的現實現象。單獨挑出「用筆」的一般規律、遵循陰陽之理等來論證「用筆」不變，是撇開了用筆的具體現實和歷史發展過程來談的。這是第二種詭辯方式。（3）撇開不變的「名」和「本質」、共性等，單獨拿現實現象的變來論證「用筆不是不變的」，如鄉愿，就堅持這種片面的觀點來反對趙孟頫，以此來來遮蓋、否認用筆中不變的一面——即名、普遍性質等。鄉愿表面上堅持用筆有變的一面和不變的一面，但是，僅僅拿太極圖的運動形象來談，就拒絕了對「變的一面」和「不變的一面」進行界定，實際上，太極圖的確有變的一面，有不變的一面，但是，不變的一面和變的一面，都是可以指出的：不變的是太極圖整體上的圓形、內部的陰陽魚的基本形態，變的是陰陽魚的具體位置——它是運動的。但是鄉愿拒絕說明「用筆」中變與不變的一面各自是什麼。因為一旦指出：就只能認定變的一面是「面目」【現象】，不變的一面是「本質」和一般規律等。這樣，鄉愿就落入了我所提出的邏輯。全面看名、實、性質，不能不說用筆是變的，也不能不說其中有不變的性質。而談「用筆」，則必須涵蓋名、實、本質和一般規律等，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名」、「本質」、「一般規律」等，都寓於現實的用筆身上（所謂一般就在個別之中），所以，它們是不可分離的，猶如「鹽」的「白」和「咸」是不可分離的一樣。不能籠統地說「用筆千古不易」，而只能落到實處——是規律、共性不變，就說規律、共性不變，這樣才能落到實處。籠統說「用筆千古不易」就把現實存在的，不斷變化著的用筆的實際狀態的差異性抹殺了。恰恰是在一般規律不變的情況下，因為人的個性、情感、意志、書寫狀態的不同，導致了具體的用筆不斷變化，書法才具有了表情達意的空間。也就是說：在「用筆」方面，儘管有不變的一般規律和一般性質存在，在這個前提下，人仍有採取各種不同用筆方式的活動空間，可以體現不同的個性和情意，雖然說同為「用筆」的性質不變，但是每個人的操作卻是千差萬別的，無論是具體的用筆狀態還是用筆方式是有具體變化的，唯有如此，才產生了具有豐富變化的書法筆畫。總之，堅持用筆千古不變和只有變化沒有持久不變的內在東西，都是片面的看法，是將用筆的本質、一般規律、具體方法和具體狀態拆開來看，並使之處於對立的時候才能得出的結論。實際上，「用筆」的「狀態」變化、「具體方式」變化和「本質」不變、「一般規律」不變等，都是「同時為真」的命題，它們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在具體的、現實的用筆中統一著的東西。誰割裂了這些方面，使之陷入不可調和的對立，誰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補充二：為什麼籠統說「用筆千古不易」是不對的。這是因為：「用筆」有名稱、有本質、有規律、有形式、有方法、有狀態、有情感、有意志……，在這些東西中，名稱、本質、規律等是不變的，但是具體形式、操作方法、使用狀態、運用的心意等是變化的。所以，籠統說「用筆千古不易」，就意味著它的名稱、本質、規律、形式、操作方法、操作狀態、運用心意都不變，這是不加分析地「一網打著滿河魚」的做法，肯定是不對的，因為這樣的觀點忽視了用筆的變化因素——具體方法、運用心意等。但是，籠統說用筆只有變化也是「一網打著滿河魚」的做法，因為它忽視了用筆的不變因素——本質、規律等。只有清楚地區分這些不變因素和可變因素，說清哪些變哪些不變，才能真正理清問題。補充三：「用筆」的結構要素分析。「用筆」的基本組成要素：執筆、運筆。「用筆」中不變的因素：一般規律、共性、共相、一般本質等。「用筆」中可變的因素：具體方法、具體狀態、用筆的具體形式等。導致「用筆」變化的因素：情感、意志、操作能力、書寫目的等。補充四：「用筆」既由如此多的可變因素和不變因素組成，所以，籠統地說「用筆千古不易」是不對的。經仔細考察，可知趙孟頫所說的用筆中的「千古不易」者確實存在，那就是用筆中不變的那些方面，而不是用筆。趙所意識到的東西，不是「用筆」，而是用筆中那些不變的因素，但是他不小心誤用了「用筆」概念，這是「張冠李戴」。此外，在趙孟頫《蘭亭十三跋》中，使用「用筆」概念時，出現兩種不統一的內涵和外延，這樣，就在「異名同實」的概念符號下，關聯了兩種不同的意識對象，屬於改變了概念內涵和外延的問題，屬於偷換概念。補充之五：從人類活動的性質看「用筆」狀態、具體方法等變化的原因和具有不變的共性、共相等的原因。不管怎樣神秘化用筆，它都是一種具體的人類活動，作為人類具體活動之一的性質，決定了「用筆」必然發生變化。拙文說：「用筆」之所以不斷變化就在於操作的主體是「人」而非「機器」，與擰緊了發條就按照既定程序機械運動的鐘錶不同，人的類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他有生命、情感和思想，做任何事（包括用筆）都不會「千古不易」而是隨時適應、調整、變化和創造的。不同的人會因生理、心理、行為方式的不同導致具體用筆的差異，即便同一個人在訓練之前和訓練之後的用筆也是不同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所以人的活動能力和活動方式會因為實踐而改變。關於人類活動的變化性質，無需過多饒舌。在此，不妨重提康德解釋人類實踐時提出的兩種行動的原因：自由和自然。人是自然的產物，不得不遵循自然的規律，如生老病死，是人所難免，但是人也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行動主體，能夠根據自由意志去行動。即便在不能不死的情況下，具體的「死法」也是不同的，有人一任自然，但有人可以跳進昆明湖。「用筆」變化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人類的實踐活動，要受生命、情感和思想所影響，會因當時當地的生理、心理、行為方式的不同導致具體用筆的差異。具體到用筆，王羲之精於提、按、使轉，並不是人人都會的。在這裡容易出現一種詭辯，就是撇開人類活動的性質，將「用筆」扭曲成「用筆」的抽象觀念，然後謊稱「用筆」不變，兀齊先生就是這麼做的。補充六：前述思維「用筆」概念時的三個環節，並指明有三種對應的詭辯方法。一種是將「用筆」抽象觀念化，舉例如下： 兀齊一方面將「用筆」說成「定在」，一方面又說它是「真無限」者，將有限存在說成了無限存在。在談「用筆」時，兀齊悄悄拉來了黑格爾的「真無限」概念，他說：「真正的無限毋寧是『在別物中即是在自己中』，或者從過程方面來表述，就是：『在別物中返回到自己』。」這段話是抄來的，沒有錯。但是兀齊把這個理論用錯了：「真無限」是黑格爾哲學中的基礎概念，是「概念之概念」，實際上就是「自由概念」。兀齊慌亂中拉來這一概念來談「用筆」，造成兩個明顯的問題： 問題一：兀齊說「用筆」是「定在」，「定在」就是「限有」，是有限存在，但是，他現在為了將他的抽象「用筆」觀念捧得高高在上，拉來了「真無限」概念，把「有限存在」說成「真無限」【他的原話是：「這就是說：之於書法而言，『用筆』是一個『真正的無限』】，是不是又一次無邊無際了？…… 問題二：「真無限」的根本特徵在於——內在超越性，它自己超越自己，不斷有內在的差異在發生，像老子所謂的「道」，就是這樣的「真無限」。但是，這樣一來，也就是說「真無限」是不斷有內在的變化的。當兀齊謊稱「用筆」是真無限時，他再一次毀滅了趙孟頫本人的觀點。 這樣，趙孟頫的觀點在兀齊的努力下至少死了三次： （A）在兀齊將「用筆千古不易」解釋為「用筆須變化，千古不易」時，趙孟頫的觀點已經死了一次； （B）其次，在兀齊用「真無限」這個不斷有內在差異發生的概念來界定趙孟頫的「用筆」概念時，趙孟頫「用筆千古不易」的觀點又死了一次。 （C）最後，在你的純粹的、抽象的「定在」觀念前，趙孟頫的這個觀點不得不再死一次……補充七：介紹一種詭辯方式——一鍋粥化的詭辯方式。這就是不能清晰區分「用筆」各構造要素，不能區分「用筆」與「用筆之理」、用筆本質、用筆規律等等的做法，籠統說用筆有變的一面不變的一面，在思維上缺乏徹底性，不敢對變的一面和不變的一面作出清晰的區分。的確，「用筆」的一般性質、共相、規律等，就寄寓在個別的用筆活動中，但是，卻不同於這種個別的用筆活動本身，有的人將事物的本質屬性和事物混為一談，這就是一鍋粥化。這種人將說：「用筆有變的一面有不變的一面」，問：變的一面和不變的一面各自是什麼？他拒絕回答，不敢回答。這一種，屬於分不清「事」和「事理」、「物」和「物理」的做法，可以叫做鄉愿式詭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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