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文化-同具「劣根性」 魯迅沒資格獲諾獎

　　諾貝爾文學獎對於中國的意義用一個時髦的比喻，就相當於中國足球走向世界。一旦有同胞（包括加入了其它國籍的同胞）站上領獎台，盛大的節日就開始了。這種集體自豪感有些類似拉丁美洲。例如1967年的諾獎頒給了瓜地馬拉作家河斯圖裡斯，舉國一片沸騰，電視、報紙爆炸一般宣傳，而作家肖像猶如彈片飛向各個城市，甚至還出現在郵票與紀念章上。

　　假設瓜地馬拉的全民狂歡（相當於80年代初的中國女排五連冠）重演，那麼，中國的文學家們又會有什麼反應呢？走上街頭簇擁英雄凱旋？還是關在家裡避過這場暴風雨？不，一切都會過去，連諾獎這種象徵理想的東西也將歸於虛無。我們還得活下去，延續這種步步逼近、逐漸深入骨髓的絕症一般的苦難。

　　每個人都得死。天性高貴的作家們希望自己死得乾淨，但在這個露天茅坑一樣的精神環境中，每個人的皮肉都散發著惡臭。古人和今人的血，乾涸在我們的指甲縫裡。

　　連魯迅也死得不幹凈，他留下遺囑，不讓孩子從文。他本來可以捨生取義，成為文化與道義上的雙重巨人，但他沒有。他用他的後半生塗改、歪曲自己的前半生。這個前後矛盾的戰士，這把投槍、匕首，在盲目的搏殺中耗盡了自己的心力。

　　他沒有資格獲諾貝爾文學獎，因為在其好幾百萬字的著作里，有價值的東西不足五萬字。《野草》；《吶喊》、《彷徨》中的部分篇什；《為了忘卻的紀念》和《紀念劉和珍君》等直面血腥人生的雜文。

　　先生流著淚描述了中國孤墳一般的社會環境，一個過客走著，走著，他聽見了槍聲，專制政府的軍警衝過來，孩子們倒下了。這些溫和的文學青年，這些普通女生被射殺了。又過了許多年，慘案黯淡了，成為喜新厭舊者心中的煤，先生幾乎窒息了，他想從煤層里冒出來喘口氣棗在這裡沒有諾獎所提倡的「理想主義」，有的只是昏黑一片。

　　魯迅作為文化名流，在昏黑一片中，除了寫幾篇記錄血案的短文，又能做什麼呢？他上不了街，面對被白色恐怖嚇破了膽的百姓，面對無數的告密者，他殉不了一個民族的大道。這些壓在舌根下的絕望，他在文章里都寫著。

　　他生在這片混帳了幾千年的土地，與我們具有同樣的劣根性：心胸狹窄、太計較個人得失。他喚不醒我們，也就不屑於做這種嘗試。他不是一個殉道者，不是甘地；不是哈維爾棗從知識分子的圈子角色里走出來，坐牢，並提醒專制社會的奴隸們：「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歷史，誰也沒有權利剝奪普通人的歷史。」他更不是2000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木匠的兒子，被釘上血淋淋的十字架時，還在禱告：「主啊，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魯迅都沒有成為道義上的巨人，魯迅都保證不了始終如一地堅持普通的良知和慈愛，我們還有什麼臉面用懦弱的雙手去接過諾貝爾獎金？魯迅甚至沒體驗過黑牢的滋味，甚至沒像索爾仁尼琴那樣，用長達十幾年的服刑期，一點點搜集受難者的證詞，並冒著極大危險公諸於世，把「古拉格群島」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黑幕何止一個「古拉格群島」！魯迅本來可以一點點做，斷斷續續做一些年，哪怕開個頭也好。可惜他太性急了，太熱衷於在當時的報刊上打無聊筆仗了，太熱衷於團體活動和充當青年導師了棗後來，他的許多雜文走上了「繼續革命」的教科書，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他升格為「先驅和旗手」，其著作的印數僅次於「最高指示」。

　　他與新月派戰鬥，同胡適、梁實秋戰鬥，同一切不贊同自己觀點的文化人戰鬥，無論這些傢伙是右翼民主派，還是左翼騎牆派。就連政治態度含糊的純鄉土作家沈從文也被他痛斥。他反駁梁實秋的「文學無階級性」的檄文，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用來批判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痛打落水狗」成為當時最響亮的口號。而「賈府的林妹妹，也不會愛上焦大」演變成培養女闖將的至理名言，階級性從此壓倒了一代女孩追求美的「小資」天性。

　　魯迅遺產的被利用，是他生前始料不及的。只有在面對真實存在的鮮血和屍體時，他的筆才閃爍出憤怒而永恆的光輝棗這種淚滴綴成的光輝在蒼空里顯現出最高的人性魅力，是任何權勢者都拿不走利用不了的棗它的確接近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精神內核。可惜，它太短暫了，猶如慧星，一閃而過。

　　中國還要等待多少年，才能出一個超越魯迅的殉難者，一個記錄殉難道路的見證者，一個把自己徹底交出去的偉大的道義巨人呢？（摘自《珠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