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掃描｜維多利亞的秘密：時裝也是精緻的牢籠

整理：姚涵之

人們出席不同的場合會選擇不同的衣服，衣著得當乃是修養良好的表現；服飾可以傳達有關一個人的性別、身份、階級乃至性格方面的信息，它不但形塑著人們的身體，還形塑著人們的社會身份。

人類與服飾的互動，可以展示一個社會的諸多剖面，性別角色、社會風俗、經濟形勢等等。本期外刊掃描跟隨著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服飾的變化，來看女裝如何形塑著女性的社會身份，她們如何成為了「精美的奴隸」，又以何種方式進行著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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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奴隸：服飾「製造」出的維多利亞女性

整理自：「The Exquisite Slave: The role of Clothes in the Making of the Victorian Women」, Signs, Vol.2 No.3,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作者：Helen E. Roberts

相信看過電影《王牌特工：特工學院》的觀眾們應該很熟悉「知禮方成人（manners maketh man）」這句台詞，在19世紀的英國流行著一句類似的話，即「人靠服飾（clothes make the man）」。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這是一句對社會運轉方式深刻而意味深長的總結，服飾不僅能改變人的外貌，並且影響著著裝者和觀看者的行為和態度。在威廉·薩克雷（William Thackeray, 1811-1863）的作品《巴黎小品集》（Paris Sketch Book）中，他指出正是路易十四的衣服使他從一個瘦斜的、皺縮的、矮小的老頭變成一個偉大的太陽王，通過衣服的精緻剪裁，他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來感召所有的觀看者。另一方面，服飾也顯示了社會對穿著者的期待，象徵著他/她的角色，也傳達出責任、約束、限制等等內容。在19世紀的英國，借用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的話來說，服飾充當著「身份鑒定」的角色。

性別秩序和角色顯然也很大程度由服飾來形塑，在19世紀的英國和北美，男女扮演著不同的性別角色，因此服飾的差異很大。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曾經描述兩個小孩在看《聖經》中亞當和夏娃的插圖，其中一個問道：「哪個是亞當？哪個是夏娃？」，另一個回答說：「我不知道，我只能在他們穿上衣服的時候分辨出來。」比起區別兩性，服飾更多的功能在於定義兩性的差異，男性更嚴肅（深色系，少有裝飾物），而女性較瑣碎（淺而柔和的顏色，用絲帶蕾絲加以裝飾）；男性較積極（男裝方便行動），而女性更被動（女裝不方便行動）；男性更強壯（男裝強調寬闊的胸襟和肩膀），而女性較精緻（女裝強調細小的腰身、傾斜的肩膀和柔和的線條）；男性更有攻擊性（男裝線條明顯而直接），女性處在被動的角色（女裝輪廓柔和曖昧）。

女性氣質不僅受到女性服飾的形塑，而且在文學作品中不斷被強化。約翰·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心中的理想女人是「一隻奶白色的綿羊，咩咩叫著求男人保護」，而考文垂·帕特莫爾（Coventry Patmore, 1832-1896）在他的長詩《家庭天使》中描述了一個訂婚的女子，「在去往天堂之前的時光中，她歡喜地過著恭謙順從的生活/她最大的所有的智慧，就是愛著她身邊的男人」。而桃樂茜·內維爾（Dorothy Nevill, 1826-1913）呼應盧梭，也認為女性的角色應當是柔軟的、高貴的並且順從的。

除了順從之外，願意承受肉體和精神的痛苦也是理想的女性應該具備的品質。用莎拉·愛麗絲（Sarah Ellis, 1952-）的話來說女人最大的責任就是受難並且不斷堅持。威廉·薩克雷的姑姑在給他的信中曾說，這些作者和詩人心中的理想女性實則是「精美的奴隸」（exquisite slave）。「精美的奴隸」、「喜歡受難並堅持」、「甜蜜的被動順從」這些說法實際上都是某種程度上的受虐狂，通過被虐待來獲得性快感和性歡愉。精神分析學家安東尼·斯托爾（Anthony Storr, 1920－2001）指出，虐待和被虐待的目的並非想要造成和感受痛苦，而是渴望建立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而這當中的痛苦感受是最方便和直接的方式來表示一方願意無條件的服從，另一方則可以完全處在支配地位。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從小被教導，被動服從和痛苦是關聯在一起的，並且這就是女性的責任。

因此，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服飾一方面傳達出願意被動受虐的訊息，另一方面則形塑著女性的角色。在19世紀30、40年代，女裝的袖子遠低於肩膀，使得胳膊被包裹得非常緊，以致於幾乎無法抬高胳膊來做出什麼具有攻擊性或威脅性的姿勢。

裙襯

裙子也限制行動，瑪格麗特·奧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 1828-1897）在她的書《服飾》當中曾說："「除了女人沒有人知道，她的裙子是如何束縛著膝蓋，讓她加倍地感到疲憊，並且讓她完全無法運動。」在19世紀50、60年代，拖地長裙和裙襯使得腿部的動作變得更加困難，裙襯和配套的複雜工具使女人成為了牢籠中的小鳥，被鋼製的籃圈圍住，穿著裙襯移動的困難和煩惱顯而易見。更嚴重的是，裙襯的原材料具有可燃性，女性因而被置於危險的境地。

1863年的雜誌《圖聞天下》（Illustrated News of the World）就曾經警告婦女「穿著裙襯要格外小心，遠離火源。」英國的一份雜誌在1867年報道了3000名女性因為裙襯起火而被燒死，另有超過兩萬人因為裙襯受傷。儘管裙襯是如此的不舒適，並且還有潛在危險，但是英格蘭、歐陸和北美的大部分女性都這樣穿，直到19世紀60年代晚期才被緊身裙和裙裾取代。新時尚使得移動更加困難和辛苦，也更加固了女人的被動角色。奧利芬特稱這種裙子「使人根本邁不開腿，是一種人為的折磨。」

而在所有維多利亞時代出現的服飾中，無論是緊身的裙子還是過低的袖子，亦或是裙襯和裙裾，最為直接和生動地表現了女性的被動角色的就是束身胸衣。

整個19世紀的英格蘭和北美，穿著緊身的束身衣是極為普遍的。束身衣主要是為了改變身體的形態和線條來達到當時十分流行的理想女性身材——細腰。束身衣通過收腰來提升胸部並放大臀部，並且強迫女性用上半部的胸腔呼吸，將胸部變成小說里描繪的樣子。束身衣和其他服飾進行搭配，例如低袖、長裙等等，共同形成了當時最為流行的女性裝扮。為了可以擁有細腰，很多女孩子從小就開始穿束身衣，下圖即為1904年的一份兒童束身衣的廣告。

然而束身衣在追求細腰的同時，也在摧殘女孩的身體，勒得緊緊的束身衣使得女孩從小就沒有足夠的空間成長。《女王》（The Queen）雜誌社的通訊記者曾經寫道：「我為七歲的女兒準備的束身衣，將她緊緊地包裹在鋼絲骨架中，從上到下都緊緊地勒住，給她的腰極大的壓力，終於使胸看起來有一些曲線。」《英國女士家庭雜誌》（Englishwoman』s Domestic Magazine）的記者建議：「我們不僅應該在女孩子小時候就開始給她穿束身衣，而且應當把束身當成一種訓練。不能等到十四五歲開始發育再穿，那樣就晚了。真正的秘訣就在於越早越好。如果等到腰身長得粗壯結實再開始束身，那簡直太荒唐了。」但是當時的女孩子經常幾個小時坐著不動讀書或者縫紉，缺乏運動和鍛煉使她們出現各種病症，肌肉萎縮，脊柱側彎，慢慢地她們就只能完全依靠束身衣的支撐。

《英國女士家庭雜誌》曾經報道過一些較為極端的例子，一位母親曾經投稿稱自己「歡快的、活蹦亂跳的女兒」送到「倫敦附近的寄宿學校」之後她便出國，四年後她從國外回來，看到一個「高挑的年輕姑娘，慢慢地以一種端莊的步態走出來，並且陰沉地擁抱了我」，她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細腰，並開始解釋在這邊經歷的殘忍的束身練習。四五十個女孩子被禁止離開學校，並且每天進行束身，直到腰身達到時尚的要求。她的女兒已經無法離開束身胸衣，她的肌肉已經被胸衣謀殺，必須依賴胸衣生活。

當時有一些醫生是反對過分緊束的，安德魯·科布醫生（Andrew Combe, 1797-1847）指出束身衣和中國的纏足是類似的，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畸形，不僅擠壓器官，而且還會使盆骨、子宮移位，他們用各種圖片和分析來警告束身的後果。一位美國的醫師在1887年測試了55位女性，發現束身衣平均為女性的身體加壓22磅，而最高的記錄則是88磅。束身衣使得女性呼吸困難，勒得過緊幾乎是致命的，會使生命慢慢枯萎和消亡。

透視圖

穿著束身衣的女性對它也有很多抱怨，主要是那些因為束身衣而引發的病症。例如「我常常感到十分倦怠，不願走路」（來自《英國女士家庭雜誌》）、「大不列顛的女人如此沒有活力都是因為被衣服勒得太緊」（來自《維多利亞時代下的女性》）。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來說，束身胸衣、缺乏運動以及過重的裙子（一條裙子很容易就拿到15磅重），使她們形成了柔弱、無力以及被動的形象。

為什麼19世紀的女人願意忍受這些痛苦和不便呢？在一個無法單身，難以自由戀愛而好丈夫又難以尋覓的時代，女人不得不去扮演男人需要的被動的角色。《英國女士家庭雜誌》曾收到過一個貴婦人的來信稱發現自己的丈夫對於細腰十分鐘愛，於是「我去預定了一個新的束身衣，非常強力和堅硬的款式，腰身只有四英尺。在女傭的幫助下，我穿上了，並且將腰收到了八英尺。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沒有脫掉束身衣，因為不希望白天的努力前功盡棄。第二天，女傭幫我收到了七英尺，就這樣循環往複，終於使胸衣完美合上了。我這一段時間從不把它脫下來，並且每天都重新加固。在最開始，真的是疼痛難忍，一周後我開始能夠忽視這種痛感了，一個月後我已經可以自由穿脫。」實際上這本雜誌上經常刊發一些「養生法」，教女性如何把自己的水桶腰變成柳細腰。

穿著束身衣逐漸衍生出道德意涵，那些不穿束身衣的女性被認為是離經叛道、沒有道德觀念的人，進而被人疏遠。很多人將幼女進行束身練習稱為「學習紀律」，而那些能達到細腰要求的女人被認為是「嚴格自律」、對情緒也能「張弛有度」的優秀女人。胸衣和道德之間被建構出了直接的聯繫。

童年就開始練習、身體肌肉萎縮產生依賴、道德意涵以及女性榜樣的被動角色，種種因素使得束身衣大為流行。而女性的穿著也反映了一個家庭的財富和身份，1847年的「Quarterly Review」這樣形容女性的職能：「妻子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她的穿著顯示了她的丈夫能夠為自己的虛榮心投入多少。」19世紀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也發現「顯示她的家庭購買力」慢慢成為了女性唯一的職能。因此，人們開始著迷於上等的材料、高貴的品味、精良的剪裁製作出來的衣服。

在19世紀末期，由於女性開始追求事業以及運動，服飾開始變得簡約一些了，服飾改良運動在倡導了一個世紀之後終於開始看到成效。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並非不運動，但是當時的運動主要是走路、舞蹈和舉啞鈴，等到了19世紀末，女性得以參與到更多種類的運動中，例如籃球、板球、曲棍球、長曲棍球、游泳、划船等等，使得女裝不得不隨著這樣的潮流而改變。

懷孕的窘境：19世紀的孕婦裝

整理自「Cross the Bearing Straits: Women』s Maternity Dress in the 19th Century」,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Vol.21 No.31, Popular Culture Association in the South, 1998.

作者：Lori Duin Kelly

據奧森·福勒（Orson Fowler, 1809-1887）描述，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最偉大的使命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育。她們即便懷孕也會穿著華麗的服飾，儘管這對她們自己和對腹中的胎兒都是不健康的，為何會這樣？一方面，時尚華美是那個時代對女性的要求和期待，擁有細腰使女人可以離開家庭，參與到公共場域中去；另一方面，當時的孕婦沒有什麼選擇，只有華美的時裝。因此，儘管那時的醫生不斷勸告時裝對於孕婦和她正在發育的寶寶有多麼危險，尤其是束身衣，但是這樣的勸告被另一種聲音淹沒，那就是那些時尚雜誌不斷地告訴女人，美麗的服飾不僅是維多利亞時代女性身份的象徵，而且能夠給她更多的資源和空間。所以這些孕婦們還是在懷孕期間不顧生命危險，穿著美麗的衣服。

《服裝》（Dress）雜誌社的編輯安妮·米勒（Annie Miller）對於束身衣抱有著很大的擔憂，她認為就算束身衣一點點勉強地被放鬆，那些重量驚人的裙子和其他配飾還是逐年累月地在發揮作用，她認為這些服飾最終會影響女性的消化、循環和再生系統。芭芭拉·艾倫萊希（Barbara Ehrenreich, 1941-）指出束身衣平均給女性增加了21磅的壓力，因此束身衣使空氣無法自由進入肺部的同時也將重要的臟器擠出了它們原本該在的位置，使這些器官擠在一起並共同對骨盆造成壓力。而束身衣的壓力，加上厚重的裙子從腰部開始施壓，最終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肋骨挫傷或斷裂，肝臟移位以及子宮下垂。曾有一位醫師的屍檢報告展示了一個年輕的時尚女性，肝臟已經完全擠在一起無法區分，而肋骨則緊緊地包住內臟，沒有縫隙。

除了健康上的危害，束身衣和厚重的拖地裙在孕婦懷孕和生產期間都造成了嚴重的困擾，很多醫生都發現，由於衣著不便，懷孕很快就成為了非常可怕和危險的事情。儘管孕婦在家的時候，可以稍微地將裙子放寬，但是一旦出門，社會風俗或者說「時尚潮流」就蓋過了一切，松下的螺絲又重新被擰緊。《美國女性醫學口袋書和護士建議》（The American Lady』s Medical Pocket-Book and Nursery Adviser）指出這種不舒適的服飾不僅損害了孕婦的健康，也逐漸影響了她們的生育能力。而當時各種各樣的醫生和手冊都如此三令五申地進行警告，醫生們希望孕婦可以犧牲一時的美麗換來孩子的健康發育。

對於醫生的意見，有一些人開始設計孕婦專用的束身衣，《美國女性醫學口袋書和護士建議》提出一種較為寬鬆和簡便的束身衣，另外還有一種可以將裙子的重量分擔到肩膀上的束身衣，以防止子宮的下垂。

維多利亞時代的孕婦著迷於時尚潮流而忽視身體健康的現象，有一部分是時尚雜誌的風靡造成的，這些時尚雜誌只刊登細腰長裙的美女，逐漸形成社會風潮並融入了社會文化中成為了一種權力話語。女性通過穿著華美，展示自己的優雅和美麗，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以及獲得更多資源，當服飾和權利、資源聯繫起來之後，針對孕婦的時裝的缺少令孕婦有焦慮和危機感。在維多利亞時代，領域分離的概念非常興盛，女人本是被指定只能在家庭中活動，但是隔絕的生活十分壓抑，而懷孕期間身體的變化和不適更使得很多孕婦歇斯底里。穿著華美的時裝出門進行社交成為很好的選擇，時裝成為了她們能夠脫離孤立、隔絕的家庭場域的工具。

於是，懷孕在19世紀對於女性來說成為了危險的事情，懷孕期間穿著時裝對身體的侵蝕給生產過程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如果一個孕婦想要一個健康的懷孕期，這不僅意味著她懷胎十月都無法出門，徹底失去了自由，而且她的生活只得完全依賴他人，她因為懷孕而變得臃腫的身材、不再纖細的腰肢和肩膀是無法進入公共場域進行社交的。

但是孩子出生後，才是女性真正責任的開始。就像奧森·福勒醫生所言：「孩子，是女人最終極的命運，懷孕、生產、照顧和教育，直到他們可以獨立成人。」一些醫生則建議母親應該放棄所謂的時尚和快樂的生活，「她要麼選擇完全將孩子拋棄丟給護工照顧，要麼就必須心無旁騖地傾注她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因為孩子是上帝給她的最好的禮物了。」

維多利時代的女性，選擇用時裝來間歇性地逃離壓抑隔絕的家庭生活，華美的衣裳是她們走出公共場域的門票，即便這會傷害她們的健康和身體，所以即使在懷孕期間，她們也不願意將其放棄。如此的選擇，我們看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迫切地想要逃離社會文化的限制。家庭可能是她們的文化中被指定給她們的空間，而母親的身份則是上帝給予她不可推卸的角色，但是懷孕的女人們不願意脫下她們的束身衣和長裙，更是一個值得深思和考慮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