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評論（三十九）

宋神宗元豐八年（乙丑，公元1085年）

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太后諭珪……遂宣制，立為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居士曰：宰相陳升之原名陳旭，因「旭」與「頊」讀音近似避諱而改。（參考公元1079年，按：中古音中，頊為疑母燭韻入聲，旭為曉母燭韻入聲，音相近而不相同。）而「煦」字為曉母虞韻上升，亦與「頊」字讀音相近，趙佣卻被命令改為此名，不知何故。是否古人避諱只避諱韻母相同，或聲調相同才做避諱？不懂。

王安石遂以富強之謀進，而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諸法，一時並興，天下騷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馴至靖康之禍。

居士曰：如果說趙頊招致了靖康之禍也並非沒有道理，他集權太久，導致內廷和外朝相互制約的皇朝格局被打破，章惇在趙頊去世時第一次奪權失敗，趙煦死時第二次奪權失敗。趙佶先生本非帝王之才，如果有皇朝格局作為制約，未必能將帝國弄得那麼糟。但皇朝格局被破壞後，只能聽任他剛愎自用，作威作福，靖康之禍由此而生。

宋哲宗元豐八年（乙丑，公元1085年）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向所當先者。光乃上疏曰：「……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皆不得責取副本，強有抑退。群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奸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從之。

居士曰：司馬光意見正確，除了極度反人權的言論之外，其他的言論不能論定對錯，因為沒有判別言論的尺度。如果解釋權在當局手裡，並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修飾語來掩飾，那跟使用陰謀的手段統一思想沒有任何區別。

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議者猶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乎！」於是眾議乃息。

居士曰：司馬光是把變法之罪推到王安石身上的第一個人，也是第一個承認高太后的統治權力的人。對於司馬光來說，他沒有更好的辦法，因為他必須為趙頊開脫，也必須為趙煦解圍。但此舉卻令高太后兼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被認可的政治權力，深深威脅到趙煦的地位，趙煦在高太后死後立刻為王安石翻案，正是基於此，兩黨之爭進一步深化。而王安石及其新黨則因司馬光的一番解釋成為了歸罪的淵藪，甚至被推以亡國的的責任，在歷史上的形象被越描越黑。

丙子，以資政殿學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在審人情而已……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塞通矣。」……召兼侍讀，加大學士。

居士曰：韓維的意見正確。所謂審人情就是從人的角度思考問題，換位思考下屬和民眾的基本需求。不能只用道德口號維繫，靠提倡社會價值和奉獻精神來換得下屬和民眾的道德服從。現在很多的企業領導者動輒對員工侈談夢想，要求對方有奉獻精神，其實質無非是用道德的口號為自己剩下工資支出，商業時代能做出如此舉動，尤其使人覺得愚蠢。

丁丑，宗正寺丞程顥卒。……弟頤序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居士曰：程顥雖然也古板，但行政能力和道德水平比程頤好得多，並且懂得權變，算得上思想家和實幹家。而程頤卻古板、沒有行政能力，將儒學宗教化以壓制人性。作為程頤的弟弟，在為哥哥寫人生總結的時候竟然不懂謙遜，反而將哥哥與儒學宗師孟軻相比，甚至將他聖人化，毫無道德可言。

庚寅，公著復上奏曰：「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群臣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

居士曰：與後來清算新法的人不同，呂公著更重視在技術上對新法進行修正。所以在這篇文章里，他針對每一條重要法案進行補充和修訂，一方面能看出他確實懂王安石改制的意義，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希望改革更加穩健，否則驟然撤除新法與驟然實施新法相同，一樣會騷擾百姓。

戊戌，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

居士曰：「神」在謚法上的意義有多種，但弟帝王謚號上的解釋只有兩種，一種出自《逸周書·謚法解》：「一人無名曰神，不名一善」，另一種為蔡邕《獨斷·帝謚》：「安仁立政曰神」，此處當指後者。

辛亥，遼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先是耶律孟簡自保州放還……謂同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蔚宗，俱罹殃禍，可不慎歟！」

居士曰：耶律孟簡的意思是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等人因言獲罪是因為他們不夠謹慎，遼代實錄的編纂思想由此可見一斑。